作者：许倬云 日期：2015-05-21 14:13:28
本书的起因，乃是有一位朋友提出一个问题：“我”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不是一言两语可以解决的。本书的陈述，从新石器文化开始，结束于帝制皇朝退出历史。这漫长的时距，不下于一万年，乃是概括我们这一个复杂文化共同体演变的过程……在这几千年来，世界第一次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审察自己的归属和认同，也审察族群归属和认同的原则，应是非常严肃的课题，庶几我们不被狭窄而偏激的族群狂傲挟持，迷失了自己往前走的方向。——许倬云许倬云教授以系统论的方法，围绕着“中国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从新石器时代谈起，一直到清朝结束前夜，讲述“华夏/中国”这一个复杂的共同体是如何不断演变的。本书的结构体例、行文风格，均属于“大历史”的范畴，没有铺陈细节，也没有繁琐的论证，而是选择每个时代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关键点，以及相互间的互动，来勾勒出各个时代的面貌，其中多有令人击节的真知灼见，也不时流露出作者对中国文化和当代社会的深切关怀。
作者简介：
许倬云，1930年生，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荣誉退休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2004年荣获美国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美国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主要作品有《汉代农业》《西周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万古江河》《我者与他者》，以及《历史大脉络》《从历史看管理》《从历史看时代转移》等。
目录：
自序我们究竟是谁？
绪论在全球化的时代审察自己
第一章新石器时代族群的分合
第二章夏商周：核心的形成
第三章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夷”观念
第四章天下帝国：关键性的秦汉时代
第五章秦汉时代的扩张
第六章天下国家模式的衰坏
第七章隋唐的天下国家
第八章宋、辽、金和西夏的时代
第九章金、元时代的外族征服
第十章明代：专制皇权（上）
第十一章明代：专制皇权（下）
第十二章满清时代：最后一个征服王朝（上）
第十三章满清时代：最后一个征服王朝（下）自序我们究竟是谁？绪论在全球化的时代审察自己第一章新石器时代族群的分合第二章夏商周：核心的形成第三章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夷”观念第四章天下帝国：关键性的秦汉时代第五章秦汉时代的扩张第六章天下国家模式的衰坏第七章隋唐的天下国家第八章宋、辽、金和西夏的时代第九章金、元时代的外族征服第十章明代：专制皇权（上）第十一章明代：专制皇权（下）第十二章满清时代：最后一个征服王朝（上）第十三章满清时代：最后一个征服王朝（下）第十四章后论：复杂共同体的形成（上）第十五章后论：复杂共同体的形成（下）附录《说中国》·解说（葛兆光）“华夏/中国”不是缺乏历史，而是历史太多，它不是只有一个历史，而是拥有好多个彼此交错的历史，这个历史再给现在的历史学家出难题。许先生的笔下，是一部大历史，有“截断众流”的大判断。我相信，许先生无疑深感现实世界的刺激，他担心的是，在世界文明存在（Being）和变化（Becoming）之大潮中，中国如何自处。
——葛兆光
复旦大学教授
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是人们最难回答并答案众多的问题，就像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人？也有着各种各样的研究和不同的结论。许先生则从人的种源、文化的建立、社会的结构，最终到国家的概念和形成，从另一个视角提供了一种分析，有助于让我们从黑暗中寻找光明之路的指引。
——任志强
著名企业家
“华夏/中国”不是缺乏历史，而是历史太多，它不是只有一个历史，而是拥有好多个彼此交错的历史，这个历史再给现在的历史学家出难题。许先生的笔下，是一部大历史，有“截断众流”的大判断。我相信，许先生无疑深感现实世界的刺激，他担心的是，在世界文明存在（Being）和变化（Becoming）之大潮中，中国如何自处。
——葛兆光
复旦大学教授
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是人们最难回答并答案众多的问题，就像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人？也有着各种各样的研究和不同的结论。许先生则从人的种源、文化的建立、社会的结构，最终到国家的概念和形成，从另一个视角提供了一种分析，有助于让我们从黑暗中寻找光明之路的指引。
——任志强
著名企业家
人们常说美国是个大熔炉，许倬云先生的《说中国》告诉我们，其实中国也是一个大熔炉，中华民族是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融合而成的文化共同体。许先生还告诉我们，正是包容、开放，铸成了这个共同体，一旦失去了包容开放的气度和天下的格局，中国就停滞不前。读这本书，有助于我们学会以平常心看待自己、看待世界，破除狭隘的种族偏见，以积极的态度拥抱全球化。
——张维迎
北京大学教授
我们是谁？一直以来，我们以为自己知道。看了倬云先生的书，才明白，其实我们基本不太知道。先生行走与书写都不便，却让思考走到最远，穿越了历史与成见。我们的不知道，正是一种对他致敬的方式！
——白岩松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绪论：在全球化的时代审察自己
自序中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什么人？”这个问题，确实有待思量。我们对于自己是谁，常常视为理所当然。用今天社会学、人类学的名词来说，这是一个认同和归属的问题。归属的圈子，并不一定是国界，因为国界经常会变动。也并不一定是族群的理念，因为族群本身毕竟是按照基因区分的，属于生物学上的判断，而且每一代都可能有外来的血统进入这一个群体，究竟我们是按照哪一种标准来传承：父系？母系？或者按照语言、文化学上的理念来区分？或者根据文化本身的定义，按照我们的生活方式、共同持有的价值观念等，作为定义的标尺？而上面这几个参照标准，从语言到价值观念各项，也经常在变动。人群与人群之间会互相学习，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和信仰，包括交谈的工具（语言、文字），两代人之间都未必一样，何况长期的演变更极有可能使得这些因素累积、转变，最终发展出完全不同的一套文化体系。由此可见，上述的大问题，并不是一言两语可解决。这本书就是为了思考这个问题，描绘出一些关于“我们自己何所归属”这个问题的发展过程。从系统论的观念来看，每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内部各种变量之间不断地互动，互动之后能够得到一个总体相。然而，时间永远在前进，没有任何总体相可以长久不变。任何复杂系统，也都不断地扩大或缩小其涵盖的范围—在某一个时期，在界外的部分忽然进入界内；同样的，本来在界内的部分，可以忽然被排除在界外。中国古代的名学，有“飞鸟无影”“轮不辗地”等观念，意指飞鸟和车轮都是具象的观念，然而，他们留下的痕迹却是不可能被定格的。因此，在本书提出关于我们自己所属的系统，我宁可从过程方面着眼，讨论其变化，而不从“定格”着眼，咬定某一个时期的体相作为归属所在。任何复杂的系统，无论是宇宙或者是花朵，是世界或者是沙粒，都包含不同的部分，其间又不断因为各自力量强、弱而发生对抗、分合等“函数关系”。在一个大的人群体系之中，我打算以文化理念、政治权力、社会力量和经济制度为研究视角，以这四个方面作为考察的基本变量。中国历史观念中的朝代，毋宁代表的是政治权威；可是，任何政治权威都无法独立运作，政权必须倚仗经济、社会和文化理念三个方向的维系，才能具体地将这一个政权所统治之下的人群结合为一个共同体。共同体也不是旦夕可以形成。以雨滴或者雪片比喻，水分子必须要有一个可以结合的核心，才能扩大成为一个大水滴，其重量才足以降落成为雨滴。大而言之，我们所属的太阳系，也必须有一个太阳作为核心，这一串行星才能构成一个星系。因此，在上述变动的过程之中，我们必须要从“成核”开始。在本书中，我们从大概一万年前开始讨论。那时候，东亚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群体有比较固定的居住点，这个共同体内，开始出现若干文化圈，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形成中国复杂系统的“颗粒”或“粒子”。考古学上，结合各个新石器时代的地区文化，以及文献传留的传说，二者互相印证以界定这些“粒子”，然后才讨论到由此分合、演化，最后形成的一些较大的地方文化。凡此分合、迎拒的过程，在传说部分，呈现为拟亲属的文化群传承谱系。接下来我会再谈到，为何在今天的黄河流域中游会出现一个核心，以及夏商周的连续融合如何将四周的地方文化吸纳于内。接下去，春秋、战国时期两阶段的演化，将这一核心推展到黄、淮、江、汉，形成中国文化共同体坚实的“核心”，堪称为其本部。秦汉时代，一个庞大的共同体网络终于形成。这一“天下”格局，以其开放性不断吸收与消化外来的影响。这一共同体，从此长期屹立于东亚。在共同体之内，文化、政治、社会与经济四环互相制衡，具有自我调节的功效。东汉以后，大批外族进入中国，同时中国的主流族群转移于南方。这一调整过程经过上百年，吸收了南、北两方面的新成分，开启第二次具有“天下”格局的隋唐时代。在这一时期，亚洲中部和西部出现强大的游牧文化圈，以及由此孕育的伊斯兰文化。位居东亚主流的中国复杂体系，面对西、北两方压力，收缩到这一共同体的本部。宋代中国虽然仍旧以“天下”自居，其实已经缩小为列国体制中的一个国家。辽、金、元与最后的满清，几度出现的征服王朝，对中国人的心态产生严重影响。自从秦汉时代以来，中国基本上是编户齐民的社会，没有永久的阶级。征服王朝的主奴区别，改变了统治权力的性质，集权专制的皇权抹杀了儒家人本思想对皇权的约束，也淡化了社会/文化精英的影响力。明代虽是汉人王朝，夹在蒙古和满清之间，但其皇权的专制集权，却与那些征服皇朝的君权并无二致。因此，中国经历了四五个世纪的集权统治，相当程度地丧失了过去政治/社会/文化三环互相制衡的结构。以上各阶段的变化，将在相关各章分别陈述；也将在后论，阐述共同体内各部分之间的分、合、消、长。我不拿族群作为“唯一变数”来考量，因为族群本身是个人的综合体。由于新陈代谢、个别成员的生死，群体内容不断变化；个人是会移动的，个人成群移动，无论移出迁入，都不断引发族群的内涵及主客间关系的变动。如果按照族群某一时空的情形界定该族群，这个复杂的族群系统将很难被观察。因此，讨论认同与归属，不能仅仅从族群下手。……在今天东亚的中国地区，长久以来并没有形成西方“民族国家”的观念。也就是说，政治共同体是一个天下性的大结构，在这个“天下”的下层，才有各种其他的区块。这个区块在没有进入中华圈以前—甚至以后—可能都是以自己的文化作为归属。在中华大圈子之内，所谓“百姓”，这“姓”字其实就相当于英文中的“nation”，而不是今天的“surname”。这种基本观念上的差异，使中国人在讨论民族意识时常常有和西文用法不太一致的地方。这是我们这本小书讨论中华民族问题时必须理解的一个大前提。在下面各章，我们将从新石器时代各个地方文化之间的接触、交流、冲突与融合，讨论到文化的扩散和重组，间接也可以反映人类可能因应文化的开展而发生的各种迁徙与混合。然后，我们会在历史时代找出几个关键的时期，针对这些时期的战争与贸易及因此引发的人群迁移和融合，讨论到各地族群之间的混合，以及一些孤立的“口袋地区”所呈现的地方特色。前面我们提到复杂体系的“成核”过程，也意指此处各种移动与混合。整体言之，中国五六千年的内外变化，犹如各种不同的豆类被倒在一个锅内，不断地搅和成腊八粥；假如把它们磨成浆，则出现的将是混合的豆浆。这种混合，可能就是新加坡学者报告指陈的：现代中国人基因呈现的高度一致性。长期混合的结果，不同于选择刻意保存某种基因的“纯种”。我们必须理解：天下没有真正的“纯种”，跑马场上的纯种马，都是特意保留的单纯基因组合，有其一定的长处，但是也有更多遗传的弱点。人类将来走的道路，也是在不断地交流与融合之后，逐渐构成一个共同的人类种属。其中，个别的人会呈现不同的外表，而他们的基因却是上述“豆浆型”的混合，那才是所谓“现代人类”。本书的章节也会讨论到“汉人”或是“汉族”这些字眼发生和演变的过程，以及后来例如“秦人”“唐人”“明人”等类似名称，为何都不像“汉人”这个词一样，有如此长期的生命力。这一串名称，如所众知，乃是从皇朝的名称延伸而来。这些名词并不是根据血统或者基因的不同而产生的，而应当是与文化认同关系密切的社会结构及国家性质有关。在下面有关的各章，我们会谈到，为什么“秦人”在西方文字里面会成为“China”，而在中国的历史里面，“汉代”这一皇朝称谓则存在得更持久，代替了“秦人”成为中国的另一名称，甚至于后世的唐、明皇朝竟不能取代“汉人”。最后，我们也必须要严肃地面对下述问题：为什么过去“中国”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能将许多外围的文化吸入华夏圈内？从另外一方面看，华夏圈又如何保持足够的弹性，吸纳外围的文化与族群？今日，我们要考察的课题正是，为什么到了近代，中国丧失了过去的弹性和可塑性，以至于到今天，我们不得不认真地审视本书的主题：中华、华夏和汉人？世界在改变，中国也在改变。在这几千年来世界第一次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审察自己的归属和认同，也审察族群归属和认同的原则，应是非常严肃的课题。庶几我们不被狭窄而偏激的族群狂傲挟持，迷失了自己往前走的方向。中国人能如此自我审察，对世界是有益处的；邻近的其他国家，在中国的自我审察过程中，不能责备中国，认为中国是以民族情绪威胁他们；中国也因为对自己有所了解，不至于产生大国沙文主义，也会因此消减四周邻居的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