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棉棉 日期：2014-08-24 11:26:00
一对年轻的情侣，各自允许对方可以有“第三者”，
这“开放式的关系”一直走到第十个年头某个下午，
他们开始玩一种“编故事接龙”的游戏，
他们通过一起虚构故事来猜测对方生活中的秘密。
故事中的party一场接着一场，私人的，公共的。
故事中每一个女孩都在说“上海就缺大海”，
每一个女孩都跟男主人公有特殊关系。
故事高潮处出现了一种病毒，病毒把城市人分为两种：
一种不害怕没有性生活；另一种害怕没有性生活。
作者简介：
棉棉：作家，曾经的partyqueen，隐居在亚文化深处，有时住在上海。代表作《糖》曾在世界范围成为一种“文学现象”，是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其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十五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并被选入一些国外大学教科书。2008年在24小时网络音乐电台电音中国www.udancecn
目录：
时间是个幻觉
星期天的下午：M餐厅
丽丽阿姨的葬礼之后
妹妹的葬礼之前
“你在10月30日万圣节那天干了什么？”
附录《声名狼藉》最后部分如果我们曾经读过的《糖》(2001年L’Olivier出版)是第一本关于中国夜生活的书，那么PANDASEX就揭示了一个更加朦胧与暧昧的深夜。在这些朦胧与暧昧之中，在破裂的碎片中，晦涩的细节奇迹般地集合在一起，让人再一次看到棉棉的天才！事实上，真正使得读者屏住呼吸的，不是那时空是个幻觉
棉棉
2010年3月上海
2004年出版的有图片的《熊猫》和2009年出版的《声名狼藉》讲的是同一个故事。这是一个严重功能失调的人写的爱情故事。据说切开药物依赖致死者的脑子，会发现那种人的脑子里有很多小洞。我虽然没有“药物依赖致死”，但我的脑子肯定是一张漏眼的网。所以，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功能失调过，那么请别看这个故事。
我一直都懒得跟人解释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克特阿婆的故事。再版《熊猫》是一个机会，让我试着把一些事情说清楚，并再次为这那些岁月挑选照片。
这个故事说的是一对相爱了十年的爱人同志最后分手的过程。我试图在这个故事里为爱情打开很多门，我想看清楚当所有的大门打开时爱情到底还剩下什么。在《熊猫》里男的职业不明，女的是一位“无产阶级作家”。到了《声名狼藉》，男的是《糖》里的摇滚乐手赛宁，女的是《糖》里的作家红。在两个版本中他们都曾有过一个约定，这个约定的大致内容是他们可以跟第三者发生恋情（在《熊猫》里更清楚说明只是可以发生“一夜情”，到了《声名狼藉》里则是“短暂的恋情”）。发生恋情之后他们都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告诉对方但对方不可以嫉妒和因此提出分手。另一种选择是不告诉对方，但必须做到永远不让对方查出来，否则一旦被对方发现就分手。他们坚守着这个规定并始终保持着彼此高度的精神联系。到第十个年头的某一天他们决定玩一个“编故事接龙”的游戏。这个游戏是一种他们自己发明的只属于他们之间的沟通方式。因为在看似开放和自由的爱情关系里，有些时刻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直接对话，因此他们通过编故事来进行交流并解决问题。这对情侣在《熊猫》和《声名狼藉》两本书的最后都是以分手结束。
《声名狼藉》中赛宁和红在“一夜之间突然成名”后，开始参加资产阶级的晚会，喝着资产阶级的香槟，试图理解资产阶级的娱乐。一支“由最年轻的简单粗暴、聪明绝顶、目光温柔的艺术家及时装模特组成的”狗仔队不断公布这对情侣与各种“第三者”的绯闻，最终导致他们的关系和意志都濒临崩溃。在红答应塞宁的求婚后，他们决定做这个“编故事接龙的游戏”。
两本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这对情侣一起玩“编故事接龙游戏”时虚构的故事。故事是关于一个男人跟五个女孩的故事。这个男孩般的男人在2004年版的《熊猫》中是个开服装店的，叫Lino。而在5年后出版的《声名狼藉》中他的职业是演员，他的名字也叫演员。从录音地点的标题（再版时加上的）我们知道这对情侣去了一个又一个party，他们一直在录音和编故事，现实与虚构互相交错。根据《熊猫》出版多年后的一篇有关评论所统计，《熊猫》除了一个带有科幻色彩的电视机外，故事先后涉及了数码相机、录像带、对讲机、电话、电脑、摄像头、照片、摄像机、手机、电子信、8MM摄影机、太阳眼镜上的针头摄像头、MP4摄像机、独立电影、傻瓜照相机、投影仪等各种媒介。故事高潮处出现了一种病毒，谁得了这种病毒谁一年只能做两次爱。最后，这对情侣筋疲力尽地来到热带风暴人造海滩。女孩说：我们被病毒充满，病毒是关于我们恐惧一个名词。男人说：你的微笑是一个我不愿与陌生人分享的病毒。
在这对情侣共同虚构的故事中的五个女孩，她们分别是开地下麻将馆的、开唱片公司的、研制香水的（写小说跟研制香水是同一件事情）、赞助商、广告制作者（在《声名狼藉》里变成了“上海地下电影的公主”）。这五个女孩都说了同样的一段话：“你知道上海缺什么？上海就缺大海。我们需要经常在沙滩边坐坐，有蓝色的天空，好朋友坐在身边看书，我在那里晒太阳，发呆，什么也不想，休息，我需要休息。”。
《熊猫》最早是一个电影剧本。后来出书时，我之所以安排她们说同样的话是因为我想用庄杰拍的那张我在迈阿密海滩的照片作封面。后来我“发现”安排她们说同样的话也可以暗示这五个女孩其实是同一个女孩。这五个女孩其实都是我。《熊猫》让我第一次发现其实我是没有一个固定的“自我”的。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自己是一个多么好的演员！
（青春期的第一次“觉醒”很可能是因为在杂志上第一次看到“自我”这个词，很多年我们为“自我”而挣扎，最后发现其实“自己有很多个我”。）
在最早的时候文学对我来说曾经只是一种带有幸福感的写作。但很快就再也不是了。开始写《熊猫》时正是写作给我带来巨大名声的时候。在写《熊猫》的那几年我完全把生活当成了文学。我意识到生活本身就在写着它自己的小说，而我们所有的人其实都住在一个小说里。我那时觉得文学全部的魅力就是在于虚构与纪录的混合。那时我总希望自己可以精确地记录当下的现实。跟情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在记录，在酒吧喝酒的时候我在记录，我总是在各种酒吧的纸巾上写作，我完全被生活本身的真实及无常所吸引，我觉得那就是文学。那时我从不真正地放松，我至今保存着大量的偷偷录下的谈话录音带，大部分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一次我无意之间听了我几乎忘了的一段录音，那是我和我当时“爱”着的男孩在北京中国大饭店房间里的一段录音，其中还包括长时间的沉默及当时房间电视正在播放的内容。在被录下的谈话中，我听到一个令我厌恶的缺乏安全感的不诚实的恋爱中的我。其实我一直害怕在录音里听到自己，因为那个自己是那么不真实。可能这是最大的一个原因为什么大部分的录音我没听过。
从一开始我就热爱将虚构与记录混合，写作因此而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糖》是一部虚构的自传。但我的虚构总是同时反应出我当时的生活，反应了我在那个时候是个什么样的人，正在听什么样的音乐，和谁在一起，他们都说了些什么。我的作品里大部分美妙的句子都是我纪录得来的。我只是一个DJ，把这些材料混合得真假难辩。
《熊猫》并不是“纪录片”，书中那些对话是我重新写成记录风格的，有很多是从“纸巾记录”里抄过去的，也有一些是直接从我的E-mail信箱里抄过去的。我本来以为记录会让写作变得容易很多，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真正令人发疯的并不是我的写作，而是现实本身。
《熊猫》写的是很少一部分人的城市，那里有多少盏灯就有多少颗破碎的心。《熊猫》带着沾沾自喜、狂欢、怪异、肤浅的气息，因为我当时的生活就是那样的。我的写作有虚荣的成分，但我从来没有想要炫耀我的生活。
再版《熊猫》的全部摄影作品都由庄杰拍摄，他是我当时的邻居，我们当时都住在东大名路的北外滩。他就像电影里或传说中的那种人，一个生意人，喜欢艺术，善于观察，颓废而享乐，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界名人在他家开派对，他的邻居是一个女作家。那时他跟我一样相信记录的力量。这次选的照片都是在我写《熊猫》的那些日子拍的，其中那些比较夸张的都是在我家的party上拍的。
那时我们喜欢去俱乐部喝酒跳舞，那时有很多时间可以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那时有很多上海女孩会在俱乐部里戴着墨镜，那时我确实有早上睡前看《教父》的习惯，也听DJBobby说过组织DJ罢工的想法，那时YY’S确实有过那样一个意大利男人，他曾经在YY’S写下过一份”合同”，“合同”上写着他要每年送我生日礼物一直到我死后。
那些日子的最后，我执著了三年的男孩告诉我他人格分裂，我父亲被告知将不久于人世，Partyisover！
时空是一个幻觉。每个好孩子都有糖吃的意思就是，每个孩子都将在最后获得真理。对我来说烟酒和狂欢从来都不是因为放纵和颓废，我曾经相信那是接近真理的一种方式，就像我们一直相信爱情的全部内容是爱。过去我所做的所有的努力，就是在打开“那扇感知的大门”。我相信漫长而多变的无法总结的混乱，直到有一天我开始进入一种崩溃，我发现我们所有的人其实都没什么好的主意，关于生活的，关于艺术的，关于爱情的。我想其实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是非常局限的，或者说完全错误的。
现在我很少去YY’S阴阳酒吧了。现在我相信祈祷的力量。大部分时间我都独处和无语。我曾经说了太多的废话，也曾经有太多的吻在城市中被浪费。
再版《熊猫》中黑体字的部分是我新添的，我想尽量保留那些日子的痕迹，但还是有些小地方情不自禁地做了删改。原版《熊猫》的最后部分在再版中被换成《声名狼藉》的最后部分放在附录里。你们可以看，也可以不看。随书附送的唱片第一首曲子是我为大家阅读我的文字而准备的，建议你们戴上耳机并把这首曲子设置成重复。《熊猫》其实无所谓看不看得懂。《熊猫》是关于那些严重功能失调的夜晚的妄念，是关于所有与爱情有关的概念最后全部破碎之前的那一个夜晚，所以随便翻开哪一页怎么看都行。
再版《熊猫》并不是为了怀旧，也不是为了将来。现实本身就是正在发生的虚构（小说）。对于相同的故事我们内心总是有“无数个”版本。我固执地认为，对于某些作品的反复修改、再版、“翻拍”，这些事情本身就很“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