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姝 娟 日期：2015-11-04 14:23:31
以波谲云诡的谍影暗战巧妙地再述了历史上这个众说纷纭的《田中奏折》事件。
本书简介：
此书以瞩世“悬案”的“田中奏折”作为枢机结构全书，据此展开了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和人性因素的博弈，并集中塑造了秋良这一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使本书既超越了通常的历史书写，又迥异于一般的“小说家言”。如同《红尘芬芳》《心滴》一样，此小说亦显示了作者卓越的历史想象力、洞察力。姝娟在这部小说中并不依持单薄的文字虚构，而是着力将更多叙述置于历史本事及其真实逻辑的引力场，使这场波谲云诡的谍影暗战触目惊心。
作者简介：
姝娟，诗人，小说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多年从事文史、宗教哲学及灵修的研究。视野广泛，兴趣瑰玮，谋生亦谋死。著有《雪际的玫瑰》《冰月亮》《结束柔情》等六部诗集；中短篇小说《月迷西贡》《意外的夏天》《三分之二电影院》《虎针》《八月照相馆》等百万余字；长篇小说《摇曳的教堂》《红尘芬芳》《心滴》。
目录：
第一章1第二章65第三章79第四章118第五章156第六章196第七章262 不是尾声290
前言不是尾声
《画图百鬼夜行》是日本江户时代浮世绘画家鸟山石燕的第一系列作品，完成于永安五年（一七八一年）。后又出版了《今昔画图续百鬼》《今昔百鬼拾遗》等妖怪画卷，诠释出一个个散发着诡秘、黑暗光华的故事，同时确立了今日所见到的日本妖怪的原型。
时隔一百五十年，形形色色的妖怪们，再次风生水起，各路“夜行百鬼”又有了续篇。
那位恶迹昭彰、阻挠中国统一的田中义一，强行阻止南北妥协失败后，不仅对“满洲”政策遭受挫折，关税交涉完全陷于孤立，出兵济南泥足深陷，而且因炸死张作霖的交叉点时间在国会被穷追猛打，裕仁天皇也动怒追问，以床次竹二郎为首的在野党指责其挥舞战刀早已丧失威力，日本的威信急剧下降……这一切遂使田中内阁内外交困，田中义一被迫辞职。
在其倒台后不到八个小时，滨口首相便组成了“速度内阁”。他幻想把世界从对立的“冒险时代”拉回到“安定时代”，起用币原喜重郎为外相。币原一上台，便想改变田中不是尾声《画图百鬼夜行》是日本江户时代浮世绘画家鸟山石燕的第一系列作品，完成于永安五年（一七八一年）。后又出版了《今昔画图续百鬼》《今昔百鬼拾遗》等妖怪画卷，诠释出一个个散发着诡秘、黑暗光华的故事，同时确立了今日所见到的日本妖怪的原型。 时隔一百五十年，形形色色的妖怪们，再次风生水起，各路“夜行百鬼”又有了续篇。那位恶迹昭彰、阻挠中国统一的田中义一，强行阻止南北妥协失败后，不仅对“满洲”政策遭受挫折，关税交涉完全陷于孤立，出兵济南泥足深陷，而且因炸死张作霖的交叉点时间在国会被穷追猛打，裕仁天皇也动怒追问，以床次竹二郎为首的在野党指责其挥舞战刀早已丧失威力，日本的威信急剧下降……这一切遂使田中内阁内外交困，田中义一被迫辞职。在其倒台后不到八个小时，滨口首相便组成了“速度内阁”。他幻想把世界从对立的“冒险时代”拉回到“安定时代”，起用币原喜重郎为外相。币原一上台，便想改变田中内阁“强硬外交”带来的被动，任命佐分利贞男为驻华公使，以期“刷新日中之国交”，打开僵局。佐分利贞男追随币原喜重郎的“协调外交”——即日本不单独侵略中国，奉行“妥协政策”，主张缓和同中国的矛盾，被军部攻击为“币原的宠儿”。在其后不久的回国述职时，莫名其妙地“自杀”于箱根的旅馆。子弹自左颞部射入，从右耳部贯出……对此，某日本公正人士认定这是“反张（学良）、反华”团体的秘密谋害，或许不是凭空猜测。在此之前，下野后的田中义一曾扬言东山再起，在一次参加政友会干部晚餐会、观看艺伎表演后，兴致大发，信手写下“尝博红楼狭美人”的条幅，当晚返回爱妾富子处下榻，次日晨，因心脏病猝发而亡——至此，他的“动武”计划，便只好拖到两年之后。 *** 一九三○年九月，经建川美次的穿针引线，日本陆军的一些法西斯分子成立了军中秘密组织“樱会”，专门策划“国内改革”——夺权活动和“武力解决满蒙问题”，扬言为此不惜打一场世界大战。参加者，大都是裕仁亲信军官集团成员。他们很快就根据闲院宫载仁亲王的意图，拟制了三份侵略满蒙的纲领性文件：《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对满蒙方针和策略》和《一九三一年度形势判断》。其纲领，归纳起来只有一句话：“也许在一九三一年度内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采取军事行动时需要哪些兵力，与关东军协商后由参谋本部作战部提出计划。”次年春天，到了要把进军日程定下来时，建川美次先后派遣了军事侦查员佐久间、森纠和长勇三个大尉，到“满洲”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把必不可少的兵要地志做一番核实与校正。最后，为要安排好进军时亲日王公的策应活动，彻底弄清“满蒙心腹地带”的兴安地区情况，便又派出了中村震太郎大尉去做最后一次勘测，作为进军的前奏。中村震太郎从陆军大学毕业后，曾在贝加尔地区充当军事间谍，后来一直在中国班任侦察员。签证上的假身份是“东京黎明学会会员”；旅行目的是“土壤农学调查”；目的地是“从洮南到齐齐哈尔”。就在这份签证的背后，印着中国地方政府的声明：“为防范土匪，禁止外国人到洮（南）索（伦）地区旅行。”此时的中国东北：板垣征四郎受命主持召开关东军情报会议，研究下一步的对苏作战计划（课题表面定作《对苏作战结局之研究》，实是为了对北满地形进行实地军事探测），制定了《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畑英太郎邀请其弟、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畑俊六（后任日军第十四师团长，担任对北满抗日军队的“清剿”任务）少将到中国东北活动……四月二十二日，辽宁日本宪兵队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调查中国方面军政情况；五月一日，日本驻辽宁独立守备步兵第二大队一部，在沈阳至昌图、沈阳至苏家屯、沈阳至抚顺区间进行演习；八日，日本退伍军人同浪人起事，并准备援助蒙古独立；十二日，日本守备队在浑河北岸演习，将手榴弹投落冯庸大学南门；二十三日，侵驻延边日本警察逮捕朝鲜垦民，并向华警挑衅；二十六日，日本从国内征新兵一千一百二十人由神户搭乘宇品丸轮船赴大连，编入南满沿线之驻屯守备队……以上仅仅是一个月之内的不完全统计。至此，日本帝国主义挑衅行为不断升级，在东北接二连三地挑起事端，蓄意制造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其中较大的事件有“万宝山事件”（日方大规模残杀旅朝华侨）和“中村（震太郎）事件”（日本一个特务失踪）。就在即将爆发日本侵华战争的危急时刻，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始终未把抵御日本侵略当作头等大事，相反，却正忙于指挥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同时还在忙于击破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反对派。蒋介石从维护自己政权统治的角度出发，宣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武力统一政策，并于八月十六日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这就是著名的“铣电”。接下来，建川美次亲自出马，到处做题为《帝国国防与满蒙》的报告，日本朝野和民众团体一窝蜂般地总出动，争取天皇和政府各部门批准和支持侵华战争。七月二十三日，“满洲青年联盟”发表了一份题为《满蒙三题》的宣传资料。其中有这样的字眼：“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正在崛起，日本一旦丧失了中国这个市场，就即将破产……”这个“青年联盟”还组织了大批律师回日本游说，批评币原喜重郎的“冷静外交”政策为“一个法学学生头脑的外交。”并挖苦关东军“是不是已经忘记了怎么拔军刀了！”八月二十日，日本陆相南次郎召开师团长联席会议，磨刀霍霍，讨论如何贯彻建川美次炮制的《一九三一年度形势判断》；九月十四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给外相币原喜重郎发密电：关东军集结军队，携出物资弹药，有采取军事行动之势。十五日晚，在沈阳特务机关，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召集花谷正、今田新太郎、三谷清、川岛正、小野正雄、儿岛正范、名仓梁等共九人开会，拟定提前十天动手！选派河本末守（居然又姓河本）担当爆破铁路的重任。而此时的土肥原贤二，正在东京向军部报告“中村事件”的解决进度。九月十六日，日本军部吁请国人觉醒，共赴国难，勿坐视中国侵夺大和军人百战所获权利。同日，建川美次连拍密电给板垣征四郎，示“万分紧急”。随后披挂上阵，到沈阳活动。由此，战争机器全部运转。九月十七日，沈阳的日军“在乡军人”（退役军人组成）臂缠黑纱，手握关东军提前发给的枪械，于当晚在沈阳“日本站”附近的“忠魂碑”前举行大会，呼喊出了“为保障满蒙之既得利益而洒军人之血！”“以后死人之热血慰先灵之哀魂！”“打倒侵犯日本权益的张学良！”等口号。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日本关东军制造了“柳条湖事件”，并乘机袭击东北军驻地大本营，一夜之间占领了沈阳。“九一八”事变爆发，一个令亿万炎黄子孙永远不能忘怀的日子到来了。从此，揭开了日军侵华战争的序幕。一九二六年，秋良到北京旅游时，花门票大洋一元，参观了一次故宫。当时，故宫还未正式开放，却有一部分特别珍贵的古物，先在文华殿和武英殿公开展览，名之曰“故物陈列馆”。但是，那次展览，并没有古籍、书画，也没有一般的典章文物。在武英殿陈列的是各种精制的钟；在文华殿陈列的，则全部是珠宝玉器——除了一大部分用珍珠、钻石、翡翠、各色宝石镶嵌而成的玩具、用具以外，各种玉器，都按大小、颜色，分别陈列在许许多多的玻璃橱窗内，可谓稀世珍品，琳琅满目。其中，秋良印象最深的，当属翡翠玉白菜和东坡肉形石。翡翠玉白菜，是由一块半白半绿的翠玉为原料，依照颜色顺势而为，绿色部分雕成菜叶，白色部分雕成菜帮，看上去栩栩如生，鲜活欲滴。精巧的是，白菜叶上面还停留着两只虫子，一只蝗虫，一只螽斯虫。东坡肉形石，则是一块天然石头。底座是纯金的，色泽纹理天然形成，怎么看都像是一块连皮带肉、肥瘦相间的东坡肉。而“肉”的肥瘦层次分明，肌理清晰，毛孔宛然，没人会把它当成硬邦邦的石头。为了满足读书人精神被洗练的舒快感，秋良还去了当时在全国藏书最多的北京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见到不少珍本，善本乃至孤本。另外，还有一个“松坡图书馆”，设在西单以北的某一胡同内，是梁任公为了纪念他的学生蔡松坡而创办的，约有藏书十数万册，大多是较难得的珍本。离开北京时，秋良购得了七大箱书。回到奉天，很长一段时间，都感到耳边总有梵音密咒伴随。尤其是，当人渐失内心的平静时，终究还是有“万卷书”可供朝暾夕曛，获得些许通天彻地的力量。叔叔秋一元亦由此得知这位东京帝国大学高材生深在的精神苦闷，他引侄子的话，称这趟赴京之行是“疗愈之旅”。 翌年，秋良重温“疗愈之旅”，游览了颐和园。那时，位于北京西郊十五公里处的颐和园关闭已久，只半公开售票，门票高达六毛。园里的长廊、石舫、佛香阁、宝云阁、大戏楼等到处都是彩绘凋零，油漆剥落，一片残败景象。唯仁寿门外南北九卿房所陈的铜龙、铜凤、铜鼎等，雕制极其精美。或许，还会有什么。结果，一路缅怀着，出了大门。这不能算是回忆，因为他根本没有见过父母。他是怀着敬仰的心情前来凭吊的。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继承并体现了祖父的思想衣钵，但是在秋氏家族中作为承上启下桥梁的，是叔叔秋一元。交秋早凉，有些拉洋车的，背晒阳光坐着，一面看报，一面等生意。大概因为北大、师大进步学生长期办工人识字班的结果，北京劳动人民识字的，远比别的城市普遍。而较之文人骚客，他们才更能欣赏盛筵易散与月缺花残吧。再看他们手中的报纸，均是《群强报》——据说日销五万份以上。它的特点是文字通俗易懂。军政大事，提纲挈领，还大抵是抄袭隔天晚报而加以通俗化了的。例如，“世纪婚礼将在沪上演，蒋宋联姻轰动中外”。比较详细的是社会新闻和经济新闻。社会新闻方面，诸如晚清名妓赛金花一生三次嫁作人妇，又三番沦入烟花，晚年贫困潦倒、接受过很多人接济的生活情况，详细报道了好几天。还有，哪家舞场的舞女舞姿大有可观，哪里庙会的开放盛况，以及目下北京乞丐的内幕规则，强讨恶诈、各占各巷之情形等，均记载甚详；而所谓的经济新闻，无非是粮价的涨落，蔬菜的上市情况，等等。当然，最受欢迎的当属戏目预告。不仅有当天的，且有两三天以后的，占全部篇幅的一半以上。除开明戏院较经常由梅兰芳剧团演出外，其余如吉祥、华乐、中和等演出场所，经常由各戏班掉换演出，比如今天是程砚秋，明天是马连良，后天有可能就是荀慧生。那一次，秋良还为叔叔秋一元购置了红结子瓜皮帽，纺绸长衫，羽纱马褂及一袭皮裘。叔叔身居日本东京，平生有幸做了大清的三年顺民，便终生深爱京戏京服，甚至请回的厨师都是给梅兰芳掌过勺的。有时还袍褂俨然地喊来朋友拉胡琴，放开嗓子唱京戏，哼哼《空城计》《四郎探母》《定军山》什么的，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衣锦还乡”。 一九二八年，秋良因故在北京作短暂停留，他游历了中南海。此时，奉军退出北京，张作霖乘专列经皇姑屯被炸死。大元帅府垮台后，中南海曾一度辟为公园——即殿阁亭台，假山廊榭所组成的水岛景区。但不久，便被国民党的机关占用了。以前，曾见到过《燕京八景》这样的专书，惜乎当时没有找来对看。金朝时，在中南海的北半部有太液池和大宁宫，“太液秋波”为形成于金朝的“燕京八景”之一。问了几个路人，几乎没有人知道，就是知道的也语焉不详。袁世凯称帝时期，中南海曾改名“新华宫”，同时宝月楼拆外墙，更名为新华门。从此，新华门取代西苑门成了中南海的正门。秋良怀着遗憾，出了中南海正门，兴致减了许多。逛旧书摊和古董铺，买些古书文具，又在东岳庙的戏台上，观赏了两出“文明戏”（话剧）——《印度亡国恨》和《安重根暗杀伊藤博文》。颇费解的是，“文明戏”开演之前，毛巾的戏剧就开始了。旁边通道上的杂役，把浸湿的毛巾掷给中间通道上的侍者，侍者又把用过的毛巾抛了回去。因此，在整个演戏过程中，明亮的观众席里，充满了湿毛巾急急旋转的飞舞，实可谓台上余韵不尽，台下动魄惊魂。接下来，等待日落。到了日落，皮影戏就可以上演了。结果，走了两三个演皮影戏的地方，都没有“映戏”。戏院老板解释说，早前二百多个皮影戏班子，现只剩下了三个，均被美国的古董商人收买了去——他们除了伪造古董，藏好行将灭迹的优伶，连中国的影子也都买去了。随日落而来的另一种营生，即是把青铜的烟具、佛像、鸭绒椅垫、丝质衣裳换成现钱的机会——当铺常常就在对角——差不多每一个街角上，都有一家没有窗户、呈半圆形建筑的当铺——却还是常常人满为患。 华灯初上，秋良找到前门外的一家英法式西餐馆。虽说是西餐馆，因比较迁就中国人的习惯，所以不能说地道，但是质精量大，原料和手艺都非常讲究，门面也是十足中国味，黑光漆描金字的竖匾“撷英番菜馆”五个大字，堪与对面“内联升靴鞋店”的金字匾相媲美。来这儿吃饭，是因为他所礼敬的鲁迅先生在《华盖集》（北新书局出版）中，曾记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在这里请客，策划抢占学校阴谋。而时下刚刚卸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前往日本避难的郭沫若，也在《创造十年》中提及此处。“尺水兴波，寸山起雾。”基本上可以认为这是秋良性格中必须有的。此外，秋氏家族的别一种传统，如秋一元所言，“……这里特别指出的是文人，因为以文人身份为掩护的间谍不需要训练，仅凭着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文化事业的热爱，就能敏锐而执着地进行战略情报之搜集。”文人生活的展开，尽是不受社会习俗约束的出入自由。而叔叔秋一元的那番话，对于秋良来说，犹如千军万马的援兵。联想到夏目漱石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我是猫》，“今夜开始吃夜酒”，猫醉酒后误入水缸中溺亡……秋良不知不觉，堕入一种虚幻的境地，以至于相信，叔叔秋一元身上的“中国乡愁”，作为在日本东京出生的台湾人——自己也开始有了。确实，深为中华风物吸引，使气性上与中国人相投契，这样的认识理所当然。其根底，还是中国人，只是长期置身在外、力所不及而已。在这个问题的态度上，叔叔秋一元更为彻底。“重视清人学问”，全然是中国自己的文化，明乎这一点，十分重要！晚清徐珂编的《清稗类钞》一书，对于西餐及进餐礼仪做了基本界定：‘国人食西式之饭，曰西餐’、‘食时，勿使食具相触做声，勿咀嚼有声，勿剔牙’……秋良正琢磨着这家西餐馆的店名如何保留了老话“番菜”二字时，法国红酒和中国小吃，也就到了嘴边。小吃，便食，日本人称为鸟食。中国人一曰西餐为大餐，不知是否相对小吃而言的。说不清什么原因，在“遥远的”地方赏风弄月，静听鸦噪风吟，认真领略，体物交感，必有契心之处。秋良这种执拗的“独自旅行”，似乎瞬间就有了某种既悲壮、又细腻耽美的意味。晚清秀才王桐龄，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日本视察记》。里面说日本人对中国人很了解，他们搞了《汉文大戏》和《支那省别全志》，把中国每个省都罗列出来，每种几十册，每一册几十万字；而有位周作人先生，三年前就说过：从中国的位置而言，对于了解日本是有特别的必要的。 “宁做太平犬，勿为乱世人。”谛视熟审，中国人忧生，日本人崇死，还是深彻而显然的。时隔多年，许多人感激于叔叔秋一元的志节，感叹他最后的“牺牲”，如同他此生的其他时刻，尽是浓墨重彩，高雅动人。这一点，从其保存的馈赠字画中，略可见一斑。但是，在秋良看来，所有这些真诚隆重的言辞，都难以表达他复杂的情感于万一。就像那位“梦幻般歌颂十月革命”的作家博尔赫斯所说，“一切的荣誉，都是对生命的简化。”正所谓这个世界，“真相”是如此之多，看到的人总是很少。秋良有理由认为，“唐心”“汉意”、“以身殉美”、“保持中国士大夫风范”，才是叔叔秋一元毕生的追求。且不论其政见如何，士大夫我行我素的狂狷之气，总是有遗传的。据此，秋良一生保持书生本色。然而，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决定，却绝不只是一个“文人”的决定。历久不息的追慕与怀想，也饱含了叔叔秋一元的殷殷长念。四十年光阴荏苒，秋良终得机会重游北京故宫，到处寻找翡翠玉白菜和东坡肉形石，但是，悄然而来，蹑足而去，再也没有寻到。 不欲人知之善，却不经意为人所知，乃是最大的喜悦。回台湾祭祖之时，秋良已年逾八旬。垂暮之年，闻杜鹃啼，云收雨霁。意外地，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发现了那批暌违数十载的稀世珍品，其中就包括翡翠玉白菜和东坡肉形石，已然成为镇馆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