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红日 日期：2015-11-04 14:25:18
★讲述“清水衙门”文联的“**”生活，超越小说想象力与幽默感的边界★一辆报废不了的车、一笔报销不了的钱、一条总也修不好路★找钱时我不像人，找到钱时我已不是人★这是三个文人特殊的宦海故事，面对无法逃避的困境，左手情怀理想，右手财富欲望，如何抉择，如何权衡，如何运筹帷幄★直视沉疴和所谓“游戏规则”，给出你意想不到的对策★作为有骨气的文人，我们要有文人的胸怀，要有文人的情怀★红日继《述职报告》后又一力作，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入围作品，2014年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创作篇目本书简介：
《同意报销》以文联的工作为线索，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面，《报废》写换车，《报销》写还债，《报道》写修路，这三件事情在其他地方、其他部门和单位、甚至在其他个人，或许都不可能存在，或者说是“小菜一碟”，解决起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在文联这样经费极其拮据的“前列腺”部门和龙骨村那样偏僻穷困的山村，则事关重大，关系到生计存亡，关系到民意民心，而解决起来则比登天还难……本书收录了红日曾在《小说月报·原创版》上发表的三个中篇小说，《报废》《报销》《报道》。内容轻松幽默又充满积极豁达的态度，将制度、人性、处事智慧融于一炉，讲述知识分子令人啼笑皆非的文联生活。其中《报废》入围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报道》为2014年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创作篇目。
作者简介：
红日，本名潘红日，广西都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河池市文联主席。已出版长篇小说《述职报告》，小说集《黑夜没人叫我回家》《说事》。曾获“金嗓子”广西文学奖，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花山奖”。被公认为广西作家群中最接地气的作家之一。
目录：
报废报销报道能够以小见大是小说家的本领。《报废》一部车辆艰难复杂的报废过程为线，写出了当下平淡生活的戏剧性和深刻性。单位一辆车报废，重新买一辆新车，本来算不上什么事，但作者却敏锐地捕捉到了它所包含的制度性因素，精细地描绘了简单事物的复杂性，深刻而戏剧性地揭示了规章制度中僵化、教条和陈腐的一面。这是许多问题小说想做都没有做到的。
——师力斌《以小见大的本领——读红日小说报废》，摘自《文艺报》
我庆幸读到了《报废》这篇小说，因为它让我看到了许多隐藏在深处的东西，并在一个开始变得寒冷的季节让我感到了阳光的温暖。对于此时的我来说，我正需要一缕冲破寒冷的阳光。感谢红日老师，《报废》来得很及时。
——读者宋俊卓
能够以小见大是小说家的本领。《报废》一部车辆艰难复杂的报废过程为线，写出了当下平淡生活的戏剧性和深刻性。单位一辆车报废，重新买一辆新车，本来算不上什么事，但作者却敏锐地捕捉到了它所包含的制度性因素，精细地描绘了简单事物的复杂性，深刻而戏剧性地揭示了规章制度中僵化、教条和陈腐的一面。这是许多问题小说想做都没有做到的。——师力斌《以小见大的本领 ——读红日小说<报废>》，摘自《文艺报》 我庆幸读到了《报废》这篇小说，因为它让我看到了许多隐藏在深处的东西，并在一个开始变得寒冷的季节让我感到了阳光的温暖。对于此时的我来说，我正需要一缕冲破寒冷的阳光。感谢红日老师，《报废》来得很及时。——读者宋俊卓 《报废》的叙事旅行在作者可贵的情感宣泄中完成，这感情深沉、压抑、悲哀、沉痛。这完全由于在作者敢于大胆地进行剖析，一方面描绘出在当代中国文坛上，知识分子的艰难时世，一方面却又对其进行思考，坚定不移地秉承了文化的批判反思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本文实现了“讽喻”（irony）的目的。——马慧茹、冶进海《消费社会中“大写”的物与“谦卑”的人——试论红日的中篇小说<报废>》 如果说在《报废》中，我们看到了李主席在一路荆棘中“换车”的极其艰难的历程，那么，在《报销》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章主席“还债”的步步艰辛，而且还看到了他所遭受的心灵折磨与人性摧残。主人公章富有的确如作家在创作谈《小曲好唱口难开》中所说的那样——“找钱时我不像人，找到钱时我已不是人”。由此而论，《报销》更深入到人性的深刻层面。《报道》中文联干事文丕为龙骨村修路可谓尽心尽力，直到最后那篇凝聚血泪和生命的报道终于使龙骨村公路有望修通。文丕的身上闪耀出异乎寻常的人性光辉，同时，又始终保持着作为纯粹文化人的个性与良知。——温存超《“清水衙门”的相关故事——评红日的“文联三部曲”》 红日善于挖掘和披露小职员、小官员隐秘的内心世界，他饱含悲悯的叙述，向读者展示了在官场中奔突的人物另一面不为人知的秘密。在这里，报销的意思已经改变，成了“报废”。为了还债，主人公“消费”了太多东西：诚实、人格、情感、名声、道德。这些人性中最纯洁的东西，现在被消费掉了，那么我们要问：消费的钱可以用发票报销，消费掉了的人性，又该拿什么来“同意报销”呢？——石肖永《关注体制下弱势者的人性挣扎——评红日系列亚官场小说》报废 正式进入这个话题之前，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我们单位的基本情况。我们单位是一个“前列腺炎部门”，所谓“前列腺炎”，就是用一分钱像排一滴尿一样困难。尽管是这样一个困难的部门，我们单位每年还是不断有人调进来。我记得我刚进我们单位的时候只有六个人，现在我们超编在岗已经有十八个人了。人数正好跟样板戏《沙家浜》里十八个伤员一样。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伤员，而且身体都基本健康，就像十八棵青松一样顽强屹立。“前列腺炎部门”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我们单位具体是个什么单位呢？司机小黄同志后来车祸骨折在家休养，一个小偷撬进门来。坐在轮椅上的小黄大喝一声，别动！我是文联，不是残联。小偷闻声落荒而逃。小黄同志是我们单位的，我们单位叫文联。最近，我们单位一直锁着的“主席办公室”的门，在一天早晨的鸟叫声中敞开了，我们单位迎来了第六任主席。新任主席姓李，名乃高。起初单位的人以为是我的亲戚，其实在此之前我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说过。李主席是“60”版，白白胖胖的，梳一头三七开的西装发型，白衬衫黑西裤，皮鞋锃亮得一尘不染，白皙的手腕上戴着一只金表，无名指上套有一只金戒指。关于这只金戒指，李乃高同志后来在集体学习会上还作了专门的解释，那是母亲临终前从她的手指上摘下来给他的。那是家宝，也是传统，传统是必须继承的。李乃高同志原在一个“用钱像开水龙头一样的部门”当“二把手”，提拔调到我们“前列腺炎部门”来当“一把手”。稍微懂行的人都清楚，这是明升暗降。坊间一个比较集中的说法是，李乃高同志在市里某次会议上不断地打电话发短信，散会后市委书记亲自找他谈话，要他做出深刻的检查。李乃高同志回到单位，就用毛笔在宣纸上龙飞凤舞一番，然后把自己的检讨书递交上去。市委书记看到的不是检讨书，而是一幅书法作品。市委书记喜出望外，说市文联主席的职位不是一直空缺吗？找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这家伙不正是最佳的人选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写得一手毛笔字的李乃高同志，就这样调到我们单位来当主席了。按照组织上的说法，属于人岗相适。但凡新官上任，总要烧它三把火，李主席当然也不例外。李主席烧的第一把火就是要换车——把我们单位目前这辆“羚羊”牌小车换了。我听说早些年朋友碰面就问一句：换了？据说现在朋友碰面也问一句：换了？前者是换人，后者是换车。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换的内容也在不断地更新或者变化。这就是时代的潮流。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根据司机小黄同志透露，李主席提出换车的动议，是由于两次尴尬的遭遇。第一次遭遇发生在李主席上任后第三天去南海参加一位领导的告别会。我们的“羚羊”一进入殡仪馆大门，就被门卫就拦住了。门卫在前面不断地招手“导航”，直到小黄把“羚羊”开到殡仪馆火炉房附近，门卫才停止他那嚣张的手势。李主席像摇柴油机一样摇下车窗，一脸不高兴地责问门卫，我的车为什么不能停在外面？门卫理直气壮地回答：你的车只能停在这里！李主席不大文明地骂骂咧咧地下了车，他妈的！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合，都到了火葬场还比阔气讲排场？好车又怎么样？好车速度越快，抵达这里就越快！头一次遭遇李主席蔑视速度，而第二次遭遇却是速度让他丢尽了脸面。不久，李主席随考察团到外地考察，我们“羚羊”的编号是“16”号车。车队驰上高速公路不久，前面的先导车就不断地喊话：“16”号车请保持速度！请保持速度！小黄说当时他已经开到一百二十迈了，油门也踩到底了，实在是无法跟得上整个车队的速度。结果由于我们的“羚羊”速度跟不上，导致整个考察团的行程被耽搁了三个小时，预定的晚饭时间被推迟到晚上九点，饿坏了一群开好车的人。小黄道出实情，这两次遭遇让李主席心里很窝火，很没面子。返程的路上李主席就说了，回去就换车，马上就换车。李主席所谓的换车，当然就是重新买一辆新车。据了解，李主席在原单位坐的是一辆“尼桑轩逸”，排量为2.0。我们单位的这只“羚羊”，能跟“尼桑轩逸”比吗？当然没法比。我们单位的“羚羊”，排量只有1.3。如果按照人的饭量来衡量，我们的“羚羊”不能算是大人或者成年人，只能算个小孩。据说“羚羊”这个牌子的小车，现在已经停产了。当然这没有什么奇怪，现在小车停产，就像学生语文课本上的范文被删除一样正常。 前面我说我们单位是一个“前列腺炎部门”，用一分钱像排一滴尿一样困难。这是一种形象的表述，至于困难到什么程度，我认为有必要展开一下。我们单位十八个人，一年的办公经费是六万元，人均三千三百三十三元，后面还有五位小数点我就省略了。这六万元，就是我们单位一年全部的经费。此外，我们没有收费、罚款和上级拨款等各种各样的收入。年初盘子下来，扣掉报刊费预存一年的水电费电话费车油费之后，我们办公室的电话就只能接听不能往外打了。虽然打一个市内电话也就是几毛钱，但是严峻的经济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勒紧裤带，自觉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乃至每一个电话。炎热的夏天，我们的电风扇也是很少开的，尽管电风扇吹出来的风是亚热带季风气候的风，风湿且热。我们手里宁可摇着一把纸扇，也不开那电风扇。手上的纸扇都是艺术品，不是美术，就是书法。书法居多，上面的词句都是自己题写，自己创作的。比如本人纸扇上面写的是：黄昏人静。我老了嘛，快要退休了嘛！要是突然有某个兄弟单位要来造访，我们只能统一这样的口径：很抱歉！我们的领导下乡去了，改期吧！然后，我们就不断地改期下去。改期多了就没有一个兄弟单位来造访了，连上级部门的领导也很少下来了，怕给我们增添麻烦。如此尴尬的处境，就连城府很深的包老主席也自叹自己混得像个乞丐。说真的，路边乞丐有时候比我们还义气，还经常聚在一起烧烤。你想想看！这样一个连电风扇都不敢开连电话都不能往外打连一餐饭都招待不起的单位，还能换车吗？这岂不是异想天开！你以为一辆车就像一只电饭锅或者一台电风扇那样，可以拿去参加“家电换新”活动，拿一样旧的去换一样新的回来。据说“别克”汽车公司也推出“以旧换新”举措，但是，我相信“别克”公司的老总绝对不会傻到让你开一辆伤痕累累的“别克”进去，再开一辆光鲜艳丽的“别克”出来。虽然这些年汽车的价格直线下降，可是要买一辆新车，买一款像样一点的新车，最少也要十五万元以上，还不包括上户、保险等各种各样的费用。买一辆新车对那些用钱像开水龙头一样的单位来说，不过是添了几样健身器材。然而对我们单位来说，那是相当于柬埔寨造航母了。…………报销很多朋友可能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无论领导们（当然是一把手）写字写得怎么差劲，但是他们在发票上面写的“同意报销”这四个字，绝对写得龙飞凤舞，气势磅礴，你叫书法家们来写，还不一定写出那种韵味那种境界来。大多数领导也承认他们这辈子写得最好的字，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同意报销”这四个字。这当然是千锤百炼的结果，用书法家的话说，那些发票就是平常练字所用的毛边纸。这一沓一沓的、一摞一摞地“练”，你说能写得不好吗？何况他们所“练”的就那么四个字：同意报销。然而，“同意报销”这四个字并不是所有的领导都能写，都能随心所欲地写，也不是所有的领导都写得潇洒自如，下笔如有神。也有面对一沓一沓的一摞一摞的“毛边纸”无法下笔或者下不了笔，甚至焦头烂额的，比如H市文联主席章富有同志，就因为无法写下这四个字已有一个多月没在单位露面了。章富有同志不是闭门“临帖”，他是躲债躲起来了。尽管距离年底还有一个多月，但过年的气氛已经蠢蠢欲动，像提前躁动的青春期。各种购物卡开始陆续发放，各个商店在为团购忙得不亦乐乎。有些单位年终饭已经吃了好几餐了，团拜会也开了好几场了。人人嘴上泛着油光，一脸的权贵和富庶。有能力发放购物卡和组织团购的，自然是那些有实力的部门，手里掌控着财权、物权和人权。光有实力还不够，还要有智慧，他们是绝对不会在年底时凑热闹的。年底凑热闹那是突击花钱，那是顶风作案。各种年终总结会、检查评优会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办，H市文联已经得到了做好上报年终总结和新年工作计划的通知。当然，他们也只是得到这样的通知，那些购物卡和那些团拜活动跟他们是沾不上边的，就连一张商家年终优惠活动抽奖活动之类的广告，也没夹在报纸里送来过。这个时候蠢蠢欲动的还有餐馆、宾馆和名烟名酒店的人，他们也不想等到年底才结账，他们希望欠款的单位在这个时候把所有的发票都报销了，免得到年终时欠款单位就以上面有规定不能突击花钱为借口，把债务又拖到下一年。他们聪明得像阿拉斯加的棕熊，知道什么季节能吃到鲑鱼。购物卡之类没送到H市文联来，欠账的发票却陆续送上门来了。其实，章富有面对的“毛边纸”，也就是欠账发票，不是一沓一沓的，一摞一摞的，也才那么四张：一张是威运大酒店会议餐饮费、住宿费以及公务接待费，计五万四千六百元；一张是“俞平夫打印店”打印、复印文件材料费，计八千九百元；一张是“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板报比赛制作费，计两千七百元；一张是“努力推动文艺事业大发展大繁荣”横幅标语制作费，计五百元。四张欠账发票，总额为六万六千七百元。这六万六千七百元，实际上也是H市文联本年度的公务开支费用。可以看出，其中没有一笔出国出境开支，没有一笔外出考察开支，没有一笔福利开支。翻开威运大酒店发票后面附上的菜单，还可以发现上面没有一瓶酒超过百元。作为一个拥有十一名干部职工和十个下属协会的正处级单位，这六万六千七百元的公务开支，应该不算高的。而且这四项开支也是必须的，符合规定的和问心无愧的。章富有无法在这四张发票上爽快地签上“同意报销”这四个字，肯定有他的原因。原因是目前H市文联的账面上只有四千三百元。而这四千三百元，一分也不能动了，要在“荒月”的时候动用。提到“荒月”这个词，也许上了一定年纪的人还能记得，是指过去田里地里的粮食还没有收成或者正在等待收成的那几个月份。在那几个月份里，农家里往往青黄不接，上顿接不了下顿，上月接不到下月。过去“荒月”存在于农村，现在“荒月”出现在机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这“荒月”出现在哪些机关呢？出现在那些没有账外收入、没有非税收入、没有罚款收入统称就是没有“小金库”的“弱势群体”的单位。H市各单位每年的办公经费市财政局通常在次年的四月才拨付到各单位的户头来，就像到了四月才进入雨季一样。这就是说，从年底到次年的四月份财政是没有经费安排的。这几个月就是他们的“荒月”了。H市文联目前账上这四千三百元，便是衔接这几个“荒月”必不可少的诸如水电费、电话费的开支，是“保命”的钱，是滴在病人体内维持生命的液体，你说章富有同志能动吗？客观问题要摆足，主观问题也要讲透。章富有是画画的，画国画。他画母鸡下蛋，那个鸡蛋画得比母鸡的个头还大。一个把鸡蛋想象得比母鸡还大的人，他的思维本身就有问题了。可想而知，这种形象思维已经严重地摧毁了章富有的理性思维。这就导致他不会量体裁衣，不懂得看菜吃饭。明明H市文联一年只有四万块钱的办公经费，那你就老老实实地做四万块钱的事情嘛。你就不要作秀，就不要搞形象工程，就不要劳民伤财，就不要像画母鸡下蛋一样企图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还有，章富有作为一个文人，情感脆弱，容易冲动，常常犯有感情用事的毛病。年初到扶贫联系点走访，章富有看到村里群众一锤一锹地修公路，鼻子就酸涩了大半天，回来后班子会没开就自作主张把四万办公经费中的两万拨给村里买爆破材料。你看看，你饭都没吃饱，还要支援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话说回来，支援肯定是要支援，但要力所能及地支援。在村里送来的发票签上“同意报销”四个字时，章富有的眼睛眨都没眨一下，仿佛他签的不是两万而是两百，根本就没考虑到严重的后果，根本就没考虑到眼前这个被动的局面。今年的天气有些异常，眼下的季节是一个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季节。天气说冷不冷，说凉不凉。走在大街上的人，有西装革履一丝不苟的，也有短衫短裤嘴唇发紫的；有风衣礼帽玉树临风的，也有短衣短裙花枝招展的。五花八门，多姿多彩，生动地体现这个季节的暧昧特征。章富有这一段时间一直没露面，不等于他躲在家里不出门，他却是经常出门的，只不过没到办公室来而已。说章富有躲债躲起来了也不确切，他确实有躲的嫌疑，但没有躲债的动机。他始终都在想办法如何还债，还那六万六千七百元。………… 报道十多年前报道那个扶贫英雄的作者名叫文丕。那个文丕就是我。那年我刚从报社调到文联，年前我在下乡采访途中遭遇车祸，摔断了右腿。我的上司俞平夫社长认为我不适合再当记者，他把我推荐到市文联。市文联主席陈真味先生那时正为一年上缴五千元残疾人保障金而头痛，我来了就等于文联养了一个残疾人，以后这五千元就不用再上缴到市残联。换句话说，我到市文联后每年可以贡献五千元。当时我三十二岁，我干到退休的时候可以为市文联贡献十四万元，就这样陈真味主席双赢地接纳或者引进了我。陈真味主席既是一位从事喜剧创作的剧作家，又是一位善于精打细算过紧日子的领导。我到市文联参加的第一个会议是研究选派工作队员到扶贫联系点去扶贫。此前市文联的老黄和老章轮流下去了，只有新来的我和陈真味主席没下去过。陈真味主席当然不能下去，他是单位一把手，他下去了文联就得关门。中国是一个没有领导就会乱套的国家。再说陈真味主席这样一个正处级领导干部到村里去当工作队员，县里的书记县长怎么摆布他。于是，我责无旁贷地说我下去吧。我的新上司陈真味主席嘴上叼一只烟斗，那只烟斗和他的脸色一样蜡黄,仿佛陈年的腊味。陈真味主席的目光落在我的拐杖上，停留了一锅烟的工夫，他说可是你的腿脚不方便啊！陈真味主席这句话明显地带有照顾我的成分，当然也是因为我腿脚不方便才需要开会研究。但是陈真味主席这句话却伤了我的自尊心，自从我的右腿摔断了以后，我就特别的敏感和要强，我不能接受别人把我归入残疾人之列，尽管只要我承认我是一个残疾人每个月就可以领到一百多元的补贴。要知道我当时尚未婚恋，人家女孩要是知道我不怎么健全，我就是写一万句“我爱你就像爱我剩下的唯一的一条腿”，也不会有哪个女孩被我的豪言壮语所打动。我当即站起来，在原地健全地走了几步。事实上我的右腿也不是完全丧失了行走的功能，它只是需要拐杖助力，就像领导需要秘书一样。我说从某种角度来讲我比健全人还牢靠，因为我有三条腿，我比健全人还要脚踏实地，立场坚定。我说我孑然一身无牵无挂无后顾之忧，是最佳的扶贫工作队员人选……陈真味主席打断我的话，他说最佳的标准不是工作队员的思想素质，而是工作队员所在单位的经济实力，我们文联的财力物力注定我们根本不可能为联系点做任何一件需要花钱的事情。陈真味主席说既然你执意下去，我就全力支持你，当然你下去了也不可能为联系点做出什么贡献，但去与不去是态度问题，有没有贡献是能力问题。陈真味主席鼓励我说，你也不是什么事情都干不了，你手里不是有一支笔吗？你可以为他们写宣传报道嘛，物质上帮扶不了，那就精神上帮扶吧。十多年来我一直牢记陈真味主席的这番话，它曾经是我驻村期间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我一直用它武装头脑，指导实践。陈真味主席是搞喜剧创作的，但我发现他现实生活中的台词却相当严肃，当然是残酷的现实迫使他严肃。我们全体工作队员胸戴红花下村的那天，市政府中心广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十多年了，我还记得那个激动人心让人饱含热泪的场面。市里一位领导亲自给我戴上大红花，那朵大红花占据了我胸脯三分之二的面积，它像一团火焰一样熊熊燃烧。陈真味主席破例用单位的小“羚羊”把我送到那个乡府所在地清水街，以前老黄和老章都是自己坐班车下来的。此举是陈真味主席对我的特殊关照，当然也是对扶贫工作的高度重视。乡府一位穿迷彩服的干部像接收一件可有可无的救灾物品一样接收了我，他看了我的介绍信后喊了一声：老跛，你过来，你村的工作队员文同志到了。叫老跛的一个中年人，有些不情愿的一瘸一瘸地迎上来。事实上屋檐下的老跛一直在观察我或者说一直观察我乘坐的小“羚羊”，饱经沧桑伤痕累累的小“羚羊”，让老跛一脸失望。但是当他见到我从车里伸出一根拐杖出来时就一脸的灿烂了，老跛神采飞扬地握着我的手，文同志，你是残联的吧？我说我是文联的。老跛就不做声了，失落重新爬上他的麂皮脸。老跛挑着我的行李，一瘸一瘸地走在我的前面。我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跟在他身后，我们俩一瘸一瘸地走在羊肠小道上。老跛左腿有疾，我是残在右腿上。我俩要是合成一体，就是一个健全的人。老跛问我，你怎么不是残联的？我跟老跛解释，不是残疾人都到残联去，何况我不是残疾人！我告诉他市残联覃主席就长得牛高马大、端端正正的。当然，别的部门也有残疾人，主要是脑残。我问老跛，我是残联的又怎样？老跛说残联牛×啊！残联有很多钱，去年他们为隔壁的龙头村修了两条四级路。我说我晓得，我们文联的老黄和老章在龙骨村住了两年，半截路也没修成。我当时确实不知道市文联没有钱，我以为市文联跟报社一样有钱，报社当时一年登载治疗梅毒的广告就有五百万的收入。市文联不是也有一份刊物吗，为什么只搞精神食粮不搞点福利创收？我后来才知道文联一年只有两万元的办公经费，连确保机关正常运转都难。别看老跛只是个村干部，他对国家机关部门的情况了如指掌。老跛说你们不就是几个联吗？你这个联，残联，还有妇联、侨联、工商联，怎么你这个联跟那几个联不一样呢？我说我初来乍到，情况还不了解。我后来才知道别的部门从上到下都有一根线连着，唯独文联系统没有。这根线就是钱，就是经费。我后来还知道别的部门之间的关系是纵向关系上下关系，文联系统是横向关系平行关系。老跛换了话题，他说真是为难你了，你们文联就不能派一个腿脚方便一点的人来吗？我心里也想说一句真的为难你了，你们龙骨村难道就不能找一个腿脚方便一点的人来当村主任吗？当然我没说，也不能这样说。我对老跛说为难的是你而不是我，我下来时领导一再交代不要为难群众，我今天一来就为难你了，恐怕以后还要继续为难你。老跛说为难谈不上，我只是觉得你没必要下到村里来跟我们搞什么“三同”，你只要到乡府露个脸就行了，年底我保证给你盖章填满勤。我当时不明白人家老跛是把我看作累赘了的，我们文联没有扶贫项目，没有援助经费，人家却要白白地伺候我，我不是累赘也是个包袱。我对老跛说，我既然下来了，是真心想办些实事，你不要以为我们文联什么作用都没有，我们某些方面的作用别的部门是没有的。那时候我们正好爬到山坳口，老跛把行李担子架在一块石头上说休息一下，前面还有五个峒场的路程。我支着拐杖，从行李包拿出一沓稿纸来，我说你们不是要修路吗？我把这一沓稿纸变成一沓钱来给你们修一条路，你信不信？十多年来我都弄不明白我当时哪来的胆量或勇气，说这样的大话居然毫不含糊，今天就是把我推上主席台给我麦克风我也讲不出这种激动人心催人奋进的报告来。老跛一句话也没说，抢过我手上的稿纸默默地放进行李包里，挑起行李担子一瘸一瘸地重新赶路。我追着老跛，连连追问你信不信？老跛被追问急了就说，我信我信，我都信！老黄下来时说要写一个剧本，到时拍电影了政府自然会修路进山来，我信了。老章下来时说要画一幅画，待他把画拍卖了，别说修一条村级路，就是修一条柏油路都完全有可能，我也信了……我一时无语，老黄和老章都是文联精英文艺界的名人。前者是知名编剧，写过很多谍战剧本，后者是著名画家，有画作被国家博物馆收藏，而我不过是一个写“豆腐块”的跛脚记者，我这点能耐算个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