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特哈罗， 赵兴辰 日期：2015-11-05 11:31:42
在谈到《慰安妇》这本小说时，作者多次重申：“我写这本书是为了抵抗遗忘。”她写这部长篇小说，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德国读者了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强征慰安妇的这段历史。美安的经历，虽然是作者虚构的，但是，作者是研究慰安妇历史的博士，小说是依据她掌握的大量史料写成的。小说在德国出版后，引起很多德国读者对慰安妇历史的关注。
本书简介：
小说共有三条线索。一是在日本法庭，当年的“慰安妇”林美安，现在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起诉日本政府当年强征慰安妇。
在审理期间，美安回忆起过去的痛苦经历。她于1924年出生在中国浙江省的一个小村庄。她的父母是种植水稻的农民，她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哥哥。家里比较穷，但是从来没有遭受饥饿。美安度过了一个愉快的童年。1938年，美安13岁的时候，她的父亲病得很重，不能工作。美安不得不辍学寻找一份工作。在这个时候，她看到某公司登在报纸上的广告，寻找年轻女孩做简单的工作，美安就此被骗进了日军的“慰安所”。作为慰安妇，她每天都要遭受很多日本兵的强奸、殴打。在度日如年的五年之后，美安终于有机会逃了出去，辗转到了上海一个有钱人的家里当了保姆，却被来访的其中一名日本兵认出。美安只好连夜逃亡。历经艰辛，她终于回到了家。她不敢向亲人吐露真情。在家人的催促下，她嫁给了一个同村人。她的慰安妇历史被村里的人知道后，美安遭到了家人和全村人的鄙视，后来家庭破裂，她被迫迁到村边的破房居住，最后美安决定背井离乡，去一个无人认识自己的地方。美安来到南京，当了售货员。
另一方面，德国留学生丽莎在前往南京留学的过程中第一次听说了“慰安妇”这段历史，决定以此进行研究。在写作论文的过程中，丽莎结识了一些相关人士，其中就有与曾经的“慰安妇”林美安相依为命的女孩苏和平。在得知丽莎的计划后，和平邀请她认识了自己的养母。在和平与丽莎的劝说下，美安同意前往日本，作为当年被日本强征成为“慰安妇”的中国妇女代表，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经媒体报道，又有几位健在的“慰安妇”主动说出实情，加入了美安起诉日本政府的行列。
作者简介：
德籍以色列裔汉学家鲁特哈罗博士于1957年出生在以色列，1980年移居德国。1994年进大学开始学习汉语、戏剧、媒体科学，后曾赴南京留学。她的硕士论文《拉贝在中国》2008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翻译出版。
哈罗博士于1994年开始在德国学习中文，1997年前往中国，在南京大学学习汉语。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她决定着手研究关于“中国大陆及台湾慰安妇”现状的问题。在阅读了相关的西方和日本作家写作的书籍后，作者发现它们大多只提及韩国“慰安妇”，认为有必要对这种现象进行深入研究。
2001年12月，她特意赴荷兰海牙旁听了与“慰安妇”问题有关的国际法庭的审判，结识了上海大学历史系的苏智良教授，并在他的帮助下于2002年前往武汉与三个当年的“慰安妇”幸存者见面，同时进行了采访。在中国期间，哈罗博士与中国的历史教授和作家就该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获取了不少第一手材料。2011年，哈罗博士根据自己的研究写成博士论文，获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博士学位。
目录：
法庭上
美安的故事：童年的小鸟飞走了
法庭上
美安的故事：一个懂事的女儿必须帮忙养家
法庭上
丽莎：蓝玫，一个为真相奋斗的战士
法庭上
美安的故事：欢迎来到地狱
法庭上
丽莎：蓝玫的母亲
美安的故事：生活在地狱里
丽莎：与高教授初次会面
美安的故事：两个逃跑者
丽莎：王德华，时代的见证
法庭上
美安的故事：童年的小鸟飞走了
法庭上
美安的故事：一个懂事的女儿必须帮忙养家
法庭上
丽莎：蓝玫，一个为真相奋斗的战士
法庭上
美安的故事：欢迎来到地狱
法庭上
丽莎：蓝玫的母亲
美安的故事：生活在地狱里
丽莎：与高教授初次会面
美安的故事：两个逃跑者
丽莎：王德华，时代的见证
美安的故事：自由的念头
法庭上
丽莎：和一名幸存者会面
美安的故事：孤身来到大城市
法庭上
丽莎：旧观念的束缚
美安的故事：往日阴影的追随
丽莎：高教授与亚洲妇女基金会
美安的故事：再度逃亡
法庭上
丽莎：幸存者永远的恐惧
丽莎：示众者
美安的故事：日本人走了，战争仍在继续
法庭上
美安的故事：新的生活
法庭上
丽莎：两个重新遇见的人
法庭上
美安的故事：新生活
法庭上
后记
致谢
一本不同寻常的、感人至深的小说处女作。鲁特哈罗以平实但同样有力的语言，以不同的视角叙述了一位前“慰安妇”寻求司法公正的令人痛心的斗争。——《纽伦堡晚报》
法庭上
几小时过去了。对面墙上的大钟耐心地走着。指针似是从容不迫，缓缓挪动，但它仍在走着。
我心想，耐心点，你的时刻已经来了。正义很快就会降临，指针就在向着那一刻直直走去。今天，判决就要落定。最坏的都过去了，昔日种种终将归于宁静。也许现在我可以把一切都忘掉了。漫长的审讯已经结束。刚开始的时候我着实对它心怀畏惧，连想都不敢想自己能熬过来。
早晨去往东京地方裁判所的路途对我而言仿佛无穷无尽。尽管我们住的酒店离东京市中心不太远，然而要穿过一条条熙熙攘攘的街道却让那段车程显得尤其漫长。我坐在出租车里，两股思想在内心纠缠：一边是无论如何都要得到正义，另一边则只想离开。后一种想法锁住了我的双眼，把窗外的街道和忙碌的行人遮蔽起来。司机突然用日语对我说话，吓了我一跳。再次听到这门语言几乎无疑是种痛苦，我只求马上远离这个让我憎恶的地方。窗外是花园里的樱花树，枝上开满了异常美丽的花，好看极了。我们慢慢穿过一片粉色和白色樱花的海洋，穿过这座冷酷的城市里依稀尚存的美景。难道这片土地也值得拥有如此美丽的花吗？
我的内心深处沉浸在黑暗里，不见任何一丝闪烁的光芒，唯余丁点火花似的希望仍在燃烧。
外面温暖如春，我却感到寒冷。启程之前和平跟我说，只需要带些轻便的东西就够了，东京不会冷的。和平说得没错，但我还是颤抖起来。要是我们现在在家该多好啊，我想回中国，回到我们在南京的那个小房子。想象中，我看见自己坐在靠窗的沙发上，和平给我端来一杯茶。她真是个好女孩，安安静静地照顾着我，如同降临到我生命中的礼物。
长安挽着丽莎，和高教授、蓝玫一起在裁判所大楼前等候我们。高教授是个好人，没有他我们就不会站在这里。他衣着得体，还打了一条领带。丽莎微笑着，对我表示鼓励。
当初，丽莎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个“外国人”，是我们中国人说的“高鼻子”。在那之前我没见过几个欧洲人，看见她也有和中国人一样深黑的头发总感到惊奇。她笑着对我说，只有很少数的欧洲人是金发的。后来她和蓝玫成了朋友。
蓝玫的母亲曾是与我共患难的姐妹——今天她已经无法出现在这里了。我们现在是少数人，却比从前要坚强许多。我们必须坚强起来，否则一切牺牲和付出都将是徒劳。我的目光落在长安身上，她紧紧抓着丽莎的手臂。有个念头一瞬间在我脑中闪过，我觉得她就像一个溺水者。她看起来跟我一样很不舒服，面容如此苍白，显得异常瘦小和脆弱。我不由自主地问自己，我是不是也像长安那样，以一副特别怯懦的形象展示在众目之下。可是，今天，我们是不允许显露出任何一点软弱的。
我跟着和平走进楼里，这是座庞大的建筑物，冰冷的石头仿佛一直伸向天空。我们踏进入口大厅，身处其中，显得我们十分矮小。一位身着西装的年轻人朝我们走来，他是日本人，却友好地用中文与我们打招呼。他脸上是虚伪且不由衷的微笑。总之我看到的就是这样。裁判所委托这位年轻人作为我们的翻译。他带我们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29号厅，指了指我们的座位。又是一道栅栏！我只意识到这一点。但凡我遇到日本人的时候总会有栅栏。我现在又成了他们的囚犯吗？隔离栏后面的长椅上坐着许多记者，一走进去记者们就开始对着我们拍照。我不由得低下了头。这不是我想要的。
和平和丽莎坐在我旁边，长安、蓝玫和高教授则在后排。长椅上还坐着其他几位妇人，法院相信我认识其中几个人。
一个严厉的声音突然惊到了我。翻译给了我们一个暗示，“全体都要起立！”他低声说。我们听从了。法官席伫立在一片宽阔的基座上，基座后方那扇厚重黝黑的大门打开了，一个上了年纪的日本人走了进来。他穿了黑色的长大衣和日本法官制服。“立见法官”，高教授对我们低声说。立见在裁判席我们的左手边落座，其他人依次坐在其他位置上，然后我们才被允许坐下。
我不会说日语，但有时候我也能明白几句。多年的囚禁生活让我多少学到了那么一点，然而，今天，如果不依赖翻译我却一句都听不懂了。
法庭审理即将开始。我们是原告——六位中国女性。被告是日本政府，由酒井冈本律师代理辩护。起诉书如下：在此出庭的来自南京的林美安、白长安女士，来自上海的常茂瑾、杨珠德女士和来自武汉的闵稻苏、闫晨丽女士声称，她们曾被迫沦为日军慰安妇，现要求被告发表官方道歉声明并承担经济赔偿。
我感到我的胃在痛苦地收缩。他们在这里把我们称为“慰安妇”，反反复复，一遍又一遍。这是怎样的耻辱，怎样的亵渎，慰安妇！为什么要如此称呼我们！那时没有人是需要被安慰的，只有我们，我们！被奸污、被迫成为妓女、成为奴隶的我们！我们那时还只是孩子，是无辜的孩子啊！
我闭上了眼睛。
美安的故事：童年的小鸟飞走了
我出生于1924年，那时正值夏天。我家在中国南方，那个小村庄坐落在浙江省南部，被称作“大叫的公鸡”，离它最近的大城市是杭州，大运河的终点。我们村的大多数人都是农民，以种植水稻或养蚕为生。我的父母与他们的父辈、祖辈们都是农民，我相信他们一样是在此地土生土长，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家乡。我父母没有受过学校的教育，那时我的祖父母供不起。他们也是穷人，依赖子女的帮助，为了生存，需要家里每一只手的劳动。种植水稻是大人们唯一能教给孩子的东西。尽管祖母为她的子女不能上学而感到伤心，却从不轻易表露出来。她说，一个女孩子只要能照顾好父母，操持家务，以后最好嫁个富裕的农户，再与之生儿育女，这样就足够了。
从父系的方面来说，我祖父也认为教育不太重要，奉养父母，好好干活，才是儿子应尽的义务。
我母亲是个很美丽的女人，长发乌黑闪亮，光彩夺目。为了不干扰繁重的劳作，她总把头发挽成一个发髻，下地干活的大多数时间都穿着海蓝色裤子和黑色衬衣。她的年纪越来越大，背也愈显弯曲。她扛在肩上的担子，那一个一个装满稻子或者盛满水的桶，对她瘦削的脊背而言实在是太过沉重的负担。可她别无选择，必须苦苦劳作来养育我们。即便生活艰辛，我母亲仍然保持着姣好的面容，皮肤像丝绸般光滑，大眼睛，瞳仁深邃，再加上她的高颧骨，完全符合那个时候人们理想中美的典范。她说起话来轻声细语，从不对谁大声嚷嚷。我一心想要变成她的模样，发自内心地钦佩她。母亲是我最大的榜样。
我父亲身高一米八，人高马大。周围没有谁像他这么高，他因此很受其他人尊敬。他不如我母亲好看，长着宽鼻子和干瘪的嘴唇。人们能从我母亲的目光中认出善良和她的热心肠，而我父亲的眼睛则黯淡无光，不会泄露任何一点他的本性。他也深受背部疼痛的煎熬，与我母亲一样，生活全被劳作填满了。晚上他经常和朋友们在村里坐坐，一起抽烟喝酒，在这一点上我母亲没有说过他什么，不过我倒是时常心想，他本该多帮帮母亲的。我母亲从不指责他不在家，显然，她甘心忍受，而且觉得父亲不过是一时如此，男人本来就是这样子。父亲有时很暴躁，跟母亲截然相反。他会对我们咆哮，愤怒地挥舞着胳膊，做出夸张的手势，眼睛暴突在涨得通红的脸上，以至于还是孩童的我一直很害怕那对眼睛会不会突然就掉出来。父亲当然是爱我们的，但他并没有多少耐心留给孩子，他更愿意在一份独处的宁静里抽抽烟。他有时候喝得烂醉，摇摇晃晃地回到家，冲我们野蛮地大吼大叫，还训斥我母亲。而母亲则放任他堕落的样子，也不去制止他嘴里骂骂咧咧的责备，无论那些话是多么的不可理喻。我心里清楚，他们彼此深爱对方。他们就是注定要生活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
我父母和村里的多数人一样靠种水稻维持生活。那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辛苦，唯有种稻人自己明白。我们只种湿水稻。在山上开垦梯田，人工灌溉之后再按均匀的间距插上秧苗。水稻是圆锥花序，依不同品种在水中分别生长三到九个月。过了开花期，梯田的堤坝会被打开，让水流走。一旦水稻成熟，收获就开始了，收好的稻子散布在阳光下面加工晒干。等稻子足够干了就要打谷，让谷粒从穗里脱出。那时候我们没有机器，完成这项吃力的劳动仅仅靠肌肉的力量。从小我们就站在水里种稻。如果天降好运，恰逢适宜作物生长的好时节，我们一年甚至能高高兴兴地获得超过两次的丰收。然而，好运不是时常能碰上的。如果遭遇久旱，颗粒无收，所有付出的心血都会化为徒劳，这简直是一个家庭的灾难。所幸村子里的庄稼人们一直彼此相助，我们家不至于沦落到真正闹饥荒的地步。尽管很少有肉吃，我们却没挨过饿，天天吃米饭，觉得有米饭已经足够了。若是因为气候恶劣，没有收成，吃不上大米就吃些蔬菜。我们有几个邻居是种菜的农户，另几个经营养猪。逢水稻收成不好的年份，邻居们便用蔬菜和猪肉来接济我们。我们家和村里大部分人关系都不错，他们善良且乐于助人。可是还存在着一些人，自我幼时起就傲慢过人，我尽量避开他们。“对你身边的人要以尊重相待，”父亲总是这样跟我说。但我不懂，为什么对那些看不起我们家的人我也要报以尊重，就好像我们欠了他的情一样。
我和两个手足一起成长，一个哥哥，一个妹妹。我哥哥行甫1922年出生，比我大两岁。妹妹筱芙1927年出生，比我小三岁。哥哥长得很像父亲，也是又高又瘦。我那甜甜的妹妹对我来说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孩。我喜欢给筱芙梳头，给她编辫子，和她一起玩耍。我为她带来许许多多的欢笑，她的笑声在我听来宛如音乐。我深爱我的哥哥和妹妹。虽然生活拮据，一贫如洗，甚至有时无以果腹，因为拥有彼此，我们也还是幸福的。父亲母亲给予我们爱、生命，给予我们理解和包容，我无法想象有一天我要与这个家分离。
我们不知道，1931年日本人侵略了中国北方的满洲里，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他们称为“满洲国”的傀儡国家。那只是日本在中国一连串漫长征战的开始。在我们这里，人们继续着自己的劳动，发生在遥远北方的一系列事件好似与南方的我们没有关联，也不知道那究竟意味着什么。满洲里实在是个太远的地方，我生活在我的童年里，没有敌人，没有战争。
我过完六岁生日后不久就应该和哥哥行甫一起去学校念书了。然而上学是件很昂贵的事情，对有我们三个孩子的家庭来说太过昂贵了。所以父母决定让我和哥哥在家教筱芙。我相信筱芙在这件事情上是非常伤心的，因为她不被允许去上学。但她从不抱怨，她知道这是钱的缘故，她应当知足。我和行甫喜欢去上学，每趟往返学校的路途对我们都已然是一件大事。我们不得不在梯田里爬上爬下，跃过湿漉漉的大石头，踩着河中唯一平坦的地方涉水而过。我们每人只有一双鞋，无论严冬酷暑都得踏着仅有的一双鞋走过。夏天我们在河里玩耍。浙江南部的冬天寒冷却短暂，罕有下雪。夏天是亚热带式的漫长，非常炎热和潮湿。
每晚入睡时分，母亲都会在床前为我们唱一支美好的谣曲。我最喜欢的那首唱的是一只寻找父母的小鸟：
我是一只小小的鸟，
刚刚孵化到世界。
很快我学会了飞翔，
飞过高山和亭台。
我是一只好奇的鸟
我爱大自然。
恐惧？不安？
不留丝毫在心间！
于是我掠过宝塔，
又飞越湖海。
我有骄傲的勇气，
危险？我通通忽略！
而有一天我飞回家，
发现父母不见踪影。
我经历了飞翔，
他们也早已迁徙。
失去心中所爱，
我怎能生存？
我需要他们的爱，
我要他们的温暖，
缺少他们的慈爱，
丢失温暖的巢穴，
痛苦是仅存的感觉。
现在我这只小小的鸟
我们的生活里没有特别的高潮和低谷。日复一日，我们去上学，父母去田间，日落后一家人吃顿朴素的晚饭，坐在一起聊聊天。
唯有到了节日的时候才能打打牙祭，吃到丰盛的大餐。我们最重要的节日是春节，始于传统农历正月第一个新月那天。对于农人们和其他劳作的人来说，这是一年里仅有的一段真正从无休止的劳动里解脱的日子。母亲说，城里过年要庆祝三天，我们农村就更长了。过春节的时候家人团聚，礼尚往来。为了置办些吃食，父母破例要去一趟城里。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想跟着去，父母却不准。母亲总是念叨，小孩子到大城市里去太危险。
我们没有礼物。但爸爸妈妈一整天不用外出劳作，三餐都能同在桌边与我们分享，就是最好的礼物了。连平日素来对我们缺乏耐心的父亲也在过节时笑得更多了，甚至和我们一起玩闹。大多数时候我们要在春节吃鱼，一整条摆上桌面，象征年年有余。许多年轻人趁着此时成婚，在良辰吉日为婚姻讨个好的彩头。母亲在门上装饰好红色的春联，写上新年愿望和其他的祝福。菜都要在前一天准备好，因为据说春节当天劳动会带来厄运，做饭当然也算劳动。美好的饭菜香弥漫在整个房子里，我们的口水开始在嘴里打转。所有新鲜的食材，鲜嫩多汁的桃子，芳香扑鼻的香料，填充着许多特殊配菜的鲜美的鱼，我们的这顿饭充满了令人陶醉的气息。桌上少不了的还有父亲最爱喝的茅台酒。那是种很独特的烈酒，用小麦和高粱配以高浓度的酒精酿制而成。平时母亲嫌它碍眼，但过节的时候一切都另当别论了。那天父亲也不允许我们手里拿刀具或者剪刀，因为那同样会带来厄运，它意味着把运气都剪掉了。我那么爱我的父母，我想一直当个孩子，永远不结婚，永远不离开我们的家。
法庭上
和平抓着我的手，也许这样她会觉得好一点。她是我的支柱。一切都进行得很迅速，审理已经完全进入程序了，可翻译说的话我还没听懂多少。我们的名字被反复提到，我的就有两次。我将要作为第一个证人。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法官面前的证人席的。一位日本律师站起来，开始询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