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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介绍

我们的命是这么土


作者:袁凌  日期:2015-12-13 14:21:23



这是腾讯年度非虚构作家、南方传媒两届年度致敬记者、著名媒体人袁凌辞职回乡数年写就的一份记录。
  这是献给这个时代沉默大地和大地上的人们的文字。
  重新凝视千百年来供养与安顿我们的土地,
  那个曾经丰盈、充满灵性和坚韧生命力的乡村能否回来?
  这是他们的命运,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命运!
本书简介:
  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八仙镇,这是袁凌的家乡,也是这部小说集中每个人生活的地方。他们当中有在煤矿事故中失去眼睛,一身伤痛地回到家乡的中年人;有一身旺盛青春在大山深处犹如困兽的年轻男人;有出国打工染上艾滋病客死异乡的年轻女人;也有翻越大山只为打一个电话给自己安排后事的老婆婆……这些故事来自土地,也终将被埋入土地,而袁凌用深情而克制的文字写下了他们的命运,使之得以被见证。这样的乡村在当下中国并不罕见,这片土地曾经丰沛鲜明而神奇,而现在,它黯淡、受损、贫瘠,但几千年以来至今,这片土地依然在为生活在其中的人提供庇护与慰藉,也在为看似遥远的城市文明提供生存根基――如同我们大多数人的家乡。而那些人,他们沉默地挣扎着、卑微地祈求着、也郑重地感激着,他们不乏尊严,正如那些与我们血肉相连的父老乡亲。我们需要一支犀利的笔写下中国乡村现状,我们更需要这样充满温度与细节的文字带我们重新回到乡村,重新认识土地上的人们。因为家乡从未真正关闭通向她的道路,认识他们,也是认识我们自己,他们的命运,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命运。愿我们都成为寻路者中的一人。
  作者简介:
  袁凌,1973年生于陕西平利。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知名记者,曾发表有影响力的调查和特稿报道多篇,代表作《走出马三家》和《守夜人高华》获得2012、2013腾讯年度特稿和调查报道奖,暨南方传媒研究两届年度致敬。《南方周末》和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在《小说界》《作家》《天涯》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数十万字。出版《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从出生地开始》等书。腾讯书院文学奖2015年度非虚构作家,新浪2014年度好书榜入围,归园雅集2014年度散文奖。
  目录:
  怕读袁凌的几种理由(郜元宝序)世界空山国风哥哥幺姑一家小吴过年少女之死千里之外我家的种植史(附录)写给家乡簌簌的土(后记)前言后记:
  写给家乡簌簌的土
  我常常遗憾,我和生身家乡的关系,不如我的童年伙伴们那样深厚,他们留在那里的时间更长,根扎得更深。他们的老屋或许已经空了,但没有卖掉。母亲已经老了,但还在世。总有一副床铺在等着他们,尽管春节回家后或许在熬夜打麻将。他们也有人开私家车回家,离开时在后备箱里毫无心理压力地捎满了土产。
  但世事就是如此,熟悉内情的人们不出声,身处边缘的人在写。就好像地头那个姑且端茶送水的人,内心注定充满愧疚,一辈子也无法真正懂得土地。这样也就使他可以写上一辈子。很难讲这件事对于谁有意义,写东西的人、干活的人或者沉默的土地。写作者和真实世界的关系总是浪子式的半心半意,但这一半心意或许和掏心窝子来得同等困难。这可能是上帝原谅回头浪子的原因。
  这个集子里的九篇小说,不大近于真正的小说,只有一些寡淡的故事。它们的共性是都和土有关,大致产生于一次回头的尝试。2005年,我辞去了北京的工作回到八仙镇乡后记:
  写给家乡簌簌的土
  我常常遗憾,我和生身家乡的关系,不如我的童年伙伴们那样深厚,他们留在那里的时间更长,根扎得更深。他们的老屋或许已经空了,但没有卖掉。母亲已经老了,但还在世。总有一副床铺在等着他们,尽管春节回家后或许在熬夜打麻将。他们也有人开私家车回家,离开时在后备箱里毫无心理压力地捎满了土产。
  但世事就是如此,熟悉内情的人们不出声,身处边缘的人在写。就好像地头那个姑且端茶送水的人,内心注定充满愧疚,一辈子也无法真正懂得土地。这样也就使他可以写上一辈子。很难讲这件事对于谁有意义,写东西的人、干活的人或者沉默的土地。写作者和真实世界的关系总是浪子式的半心半意,但这一半心意或许和掏心窝子来得同等困难。这可能是上帝原谅回头浪子的原因。
  这个集子里的九篇小说,不大近于真正的小说,只有一些寡淡的故事。它们的共性是都和土有关,大致产生于一次回头的尝试。2005年,我辞去了北京的工作回到八仙镇乡下,这一举动来自于春节回家的感受。在一次散步中,我看到大河转弯的坡岸上建起了一排小楼房,代替了从前的土屋,水泥的外表没有装修,在暮色中很像是卡夫卡笔下的城堡。大河还在平滑地流淌,但断裂的危机感立刻抓住了我。
  实际上,从我第一次看到小溪边有人家修直排厕所,危机感已经开始,直到那一刻蜕去了心痛的感触,剩下断然的确切。我想不论如何应该回到这里,至少是呆上几年,留下这个时段的见证。
  回到八仙之后,我在乡下呆了一年,起初是和一位算命先生栖居废弃的粮管所,后来是在前妻家的路旁小店里,依旧是半心半意地完成了见证的过程。路旁的好地到处起了楼房,梯级水电站大坝截流,上下游的河道干涸风化了。原来大河转弯汹涌的险滩变成了一个库区。熟悉的长辈老去,进入土中,大多有疾病,有的出于绝望而自尽。路上很少遇到年轻人。土里埋的人越来越多,活人的数目却在削减。或许世事并没有变得更坏,但却也像是超出了最坏的设想。
  我在粮管所和小店里写下了十来篇和土地有关的小说,但没有一直呆下去。许多次我坐在千百年流淌的河道上,心想着要陪伴它最后的岁月,却没有亲眼见证截流的那天。也一再起心买下某座土屋和几分田地,真正过农人的日子。一种不可抗拒的压力,或许是来自于断层本身,最终使我离开了那里。我仍旧是一个浪子,没有真正回到土里,也没有当好一个见证人,尽管算命先生让我对自己的生辰八字有了一份迷信:八个字里面有六个属土,父亲给我起名时又不小心加上两个。
  真正土命的,是那些已经进入土中的人,包括算命先生和店里坐诊的老医生。他们的生涯缺乏曲折性,很多时候都用不上形容词和比喻,仅有的情感表达也显得匮乏或暴烈。对一个外来者来说,他们生活外表的脏污性、语言的粗鲁性、情感的扭曲性可能更引起注意,但他们的本性是土地,也就是劳作。一年到头绝大部分的时间在土里,以前住也是在土房里,这个事实已有足够的说服力。一篇小说如果没有着力去写土,写出那种簌簌的松散又凝聚的质地,那也就没有真地去写农民。
  我想,一篇真正写农民的小说,也具有田地一样疏松又凝聚的结构,以及语言。这也是我敢于把这九篇散淡文字叫做小说的原因。
  既然当初回乡的尝试半途而废,就让这几篇只有一半成色的文字,作为我们土命的一份记录吧。
  自然,家乡从未关闭通向她的道路。从深层来说,不管已经有了多大的变动,改变的还是我们自己。田土的质地仍旧可靠,也就提供了出产和安顿的可能性。除了纸上的记录,我们更需要地上的寻找。我愿自己是寻路者中的一人。
   袁凌的语言和叙事,因对大地生活的凝神关注而绵密细致,如清泉缓流,点滴注入,持久涤荡。人物因此充满情感并富于层次,乡村也因此重又恢复它的丰盈、灵性和坚韧的生命力。――著名作家梁鸿
  袁凌的写作,无论散文与小说,都是一种“在场”的态度。他始终直面底层社会的冷与无奈,冰刀般地划破时代表象之华丽。在众多写作者都调脸不顾脚下这块土地之凉薄时,他依旧扑匐其上,尽其体温以图敷热那些悲寒之生命。――著名作家野夫
  如果你熟悉鲁迅、废名、萧红、沈从文、汪曾祺、贾平凹,也许能看出他们和袁凌之间的某种联系。――著名评论家郜元宝
   我家的种植史
  一
  沙坝大梁子上,我家有一块地。
  不知道我家的地为何要在这,挂在陡坡顶上,边缘像是随时会掉下来。挖土豆的时候,要倒着往上挖,把泥土和土豆一块勾起来,免得土巴洒到坡下,沙土地本来薄,经不过洒,要是不注意,这块地就慢慢都没有了,到了坡下姚家的沙坝里。
  收小豆的时候更要注意,手一碰到荚壳,小豆粒粒迸出来。提篮稍微没拢住,沙土留不住东西,咕噜噜滚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人只能看着,再也不能挽回。这块地皮太陡,长不了高杆子的苞谷。牛到不了这坡上,人负着重,只能挨着坡走。风从山上下来,一扫之下就全倒了,只有种趴地的土豆和小豆。小豆用来干什么,似乎并没有出现在碗里,其实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小豆收回家里到哪里去了。一块地如果实在没有其它用处,才会派得上种小豆。
  那么应该是实在没有其它地可分了,我家才分到这块地。背土豆的时候,不管是从上边去从下边去,都要走绵长的边坡路,阳光暴晒,感觉坡地和人都要风化了,没有留下一丝水分,也没有一块完整的土巴,都像沙子一样聚不起来。土豆一旦刨出来,身上的潮气就像一层阴影立刻褪掉了,能够看出从脚到头褪掉的过程,就像湿锅烧干了,锅底上最后一点湿意慢慢退去。等一下就和沙土一样烫起手来。
  有时候我弄不懂,那几年母亲和我们哪有足够的汗水可流。靠着一顶草帽,脸在帽檐下通红透明了,汗珠挂在帽绳子上坠落,像是雨天晾衣绳上的悬吊的水珠。人湿过几道,干过几道,就透明了,在阳光下找不到影子,快要失去知觉。但是豆叶的微芒落进了脖颈,感到尖锐的痒痛,流汗的皮肤其实在变得更为敏感。多年后知道,是因为我们分泌了盐分。但那些年我们的汗水并不是很咸,或许因为菜里没有放足够的盐。
  在这样一无隐蔽的坡上,地中心有一棵核桃树。它像是在地中心的核桃树应有的样子,树枝在长久的年限之后,没有往高处冲起去,似乎贴着地面伸展,尽可能地遮住了一片荫凉。在这里,我们不计较它挡住了多少窝土豆的光线,影响了收成。那时候,也没有一家想到去砍掉地中或者地头的核桃树,它们是和土地一起到来的古老的树木,是分不开的搭配。我们不用抬头就望见了它,克制着到它底下去的心思,直到母亲心里为我们规定的歇气时候。时间长得无比,只有母亲能坚持这个期限。除了下巴不停淌下的汗珠,她像是个全无知觉的人。但是每当她来到了心里的那个时限,直起腰来望望那棵树,又望望我们,她总是不自禁地发出一声拉长了的“哎呀”,这样我们就知道时候到了,可以暂时放下已经增得过于沉重的锄头,走向那棵大核桃树下,挨个拿起铁缸子,从茶壶里倒出早上从家里提来的凉开水喝。但是一茶壶水并不够,往往还要哥哥下坡去姚家水井提上一茶壶凉水,他总是乐于此任务,而我因为力小得不到而郁闷。
  以后我觉得,这块地就像在遥远的高原上,供我们掮着板锄薅耙去朝拜,和那些磕长头的牧民一样。在这块地的阳光下,能够完整体会农活的意思。但不能是所有的地都这样。否则,我们生命的水分就会很快消逝。
  我家在河滩里还另有一块地。和坡地中心的大核桃树不一样,河滩地中心有个大石头。
  这个大石头的规模近于我们家的房子。在我不记事的时候,它就成了我的干爸。据说我出生时一泡尿朝天撒,这是犯了将军剑,命里多灾星。两岁时我烫伤了手臂,皮从手腕蜕到肩膀,当医生的爸爸费劲心力保了下来。当年长冻疮又烂坏了脚背。这以后母亲找了高家姨爹,画符奠酒,叫我认了这个石头干爸,说能够挡住我命里的灾星。队山已经有几块大石头做了小娃子的干爹,它们都是在修大寨田垒坝之中炸不掉幸存下来的。我记事以后,每年过年,要去给石头干爸磕头,贴一小片红纸,并且拿一小勺饭,很郑重地喂到石头上面一个罅隙里去,请干爸爸吃口团年饭。干爸爸长满了青中带黑的苔藓,不知道在这田中多少年代了,在它亿万年的寿命里,收过这么一个小干儿子,为它喂过几次饭。
  大约正是因为这个干爸的原因,包产到户之时,这块地分给了我家,它显得似乎有些太大了,应该分作两个田坎,以大石头为界。可是它只是像一块起褶的床单,这么搭着,我家点出的每一行苞谷或者洋芋笼子,都拖得老长,中间要经过一个坡度的转折。大石头侧下方还有一股沁水,引出一条排水沟。无论如何,这不能算是一块好地,我记得的除了大石头,只是还在没有包产到户的时候,有次我跟着母亲和姐姐去干活,那时妈妈算一个劳力,姐姐十二岁,刚刚开始算半个,这是我家总的劳力。队上一个叫杨当归的舅娘,她自称是给我逢生的人,有点什么了不起似的,经常把我“猛娃子”的小名谐音喊成“鸡母”,因此我对她素无好感。她看见我就说,你也能掮得起板锄啊。这使我心里很难为情,不愿搭理她。似乎是谁替我辩解了一句,说我早跟着家里干活了。我为了回敬她,也就努力拿出合格的使锄姿势来。
  那些包产到户以前的年份,最多的记忆,是在门前的自留地里。如果说我家所有其它的地是不好的,这块地却把一切补偿回来了。它全然不同。
  二
  开头我种的,是在自留地边缘又给小孩子开出来的“自留地”。家家都有这么一小片地,大人特意留下两板锄,给孩子正式干活前练习。这种古老的风俗,在大集体的年代仍旧保留着。
  我第一年得到的种子是六颗苞谷籽,两块洋芋。两块洋芋像是从一个整洋芋上剖下来的,它们连在一起的样子很完整,只是还缺一个豁口。六颗苞谷籽,一窝丢两颗。按照我们这里套种的规矩,我先拥有了两窝洋芋,又在旁边种下三棵苞谷,在小学课本上分别叫土豆和玉米。当然不是按照自留地里严格的套路方式。
  自留地里的套种太整齐了,就像姐姐们在春天的头发间一丝不苟梳出来的纹路。她们梳头发总是那样精心的,“梳子梳来篦子刮”。开年十五以内,先开挖下种的是洋芋行,已经给苞谷留出了行垄,饱满地鼓了起来。洋芋行则往下陷,要往土里点深一些,免得逢开春落雪冻凌了。洋芋种要蹲下来,往窝里按,要把新切开的一面压在土里,让在石板屋阁楼上发出来一点点的芽子朝外。
  比这更早的活路,是烧火粪。它的烟子似乎是和着除夕的炊烟一起,在自留地里冒起来的。
  那个年代里没听说过化肥,那种晶亮闪烁的东西,似乎很难和泥土有关系。不像火粪,就地从土里烧出来,又撒回土里。天生是黑色的,只是把土更深处的土拿了出来。心里也奇怪,一样的土,经过这么一烧,怎么就有了神秘的肥力,能催生庄稼呢。后来明白,那些堆起来烧掉土巴的树条子和茅草,不只是烧掉了土巴,也把它们自己烧进去,难以分开。
  这就像一头猪或者狗死去埋掉的地方,地上的草木庄稼总是比别处茂盛得多。要是一个人死去就地埋掉,也会长出浓密茂盛的草木。坟头的茅草总是长得像一座房屋。
  火粪堆就像一座临时的坟,是和垒坟一样一层层垒起来的,最下面是树条茅草,上一层是泥土,再上一层又是树条,一层土一层树枝,到顶是一层土。树条和茅草从远处的坡上砍来,因为要砍很多堆的,要走到大莓梁。要砍下通草花、杨柳和糯米条,也有猫刺和刺苔。点火的一层要有干枯的蕨叶,留下一个烧窑似的凹槽。拿火把从最底下点起后,等蕨叶染红了,引燃了灌木,带着水汽的青条子唏溜溜地烧起来,冒着泡沫,有时通草花纸条爆了气,嘭地一声。猫刺则是哔哔啵啵不休,墨绿光滑的叶片很快地卷曲变黑,起火,引不起大动静。但最吓着人的,是土里没筛净的小石子,在逐渐变黑的土中,默默承受发热的压力,会忽然像子弹一样迸出来。大人不让小孩子站近看。
  晚上的火粪堆是好看的,火苗从里面现出来,又黑又红,就像人们只为着取暖点燃的大火堆,周围好远的一圈地方都感到热力。自留地里有三处火粪堆,就像三座点燃了的草房子。但比起点燃的火堆或者遭灾的房子,火粪堆含着层层的泥土,要克制得多,它不能熄灭,也不能一下子燃尽,只是在熄灭和燃烧之间找到界限,持续地烧上几天的时间。这样它的火苗要埋在心里,只些微地透出,就像一个人决心长期默默地单恋,偶尔有石子椎心的痛苦,却被它自己强行压下去。就算一阵细雨也不能熄灭它,只是把它显出的火苗变成烟,把烟压低在地面上,贴着地面匍匐移动,成了化不开的乳白色。
  火粪堆燃上了头,顶上的土巴一圈变黑了,心里的火也就熄了。它和起初抽着青枝嫩芽,露着新鲜泥土的样子不同,变成了衰弱温和的老人了,也再不会有自内心迸裂而出的危险。所有的人都来接近它,像面对猪圈里一个松软的真正的粪堆那样,拿着薅耙板锄耙倒了它,一箬箕一背篓地就近撒进洋芋垄里去,和已经丢进去的猪屎粪混合。在自留地里冒出了几天的火粪堆消逝了,化在一整块地里。洋芋和苞谷就在肥料中假寐,很快地萌芽醒过来。
  我的自留地里没有分到猪粪,只有两把火粪。在这件事上,大人真实的心意显明了,他们并不在意孩子微小的自留地里长出多少粮食。虽然其外,一切显得正式,譬如小自留地的土是特地从大地里匀下来的。那时还没有几家养猪,像所有稀少的事物之间,猪粪和口粮之间的距离很小。猪粪里的粪少草多,猪吃的也主要是草,因此猪粪虽然是黑色的,却有一股草香,和牛粪差别不大。倒是火粪因为是烧焦的,有一种别于土巴的烟味。
  我没有僭越的心思,火粪足够了。
  我对第一窝洋芋印象不深。苞谷子点下后,过了几天,似乎还下了雨,至少是有湿气,至少是我的心里想着是这样,苞谷苗长了出来。就像在一场不真实的事情中应有的样子,虽然见过了年年大人的地里长出苞谷苗,这件事的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在属于自己的地里,甚至不只是自家的地,自己播种的手下,长出苗来,感觉还是有些忐忑,不是完全可靠的一件事情。毕竟小孩子和大人不一样,大人那样若无其事,是有着某种别的能力。
  不过它现在是长出来了。就和竹子发笋子一样不容分说,无需人力,一下子铺满了整个自留地边缘。
  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
  接下来是散苗。窝里长出两棵苗,不能留下来。总要除掉那棵相形小的,留下大的才能长得好。这里从大人处来的道理,无可怀疑。我却有了犹豫。
  同一窝的两棵苗都是我种出来的。也算不上有大有小,只是一棵比另一棵稍粗一点儿。或者也稍高一点儿。既然这样,当时为什么不只丢一颗。但丢两颗是规矩。
  把苞谷苗拔出来的过程是要忍着心动的,小小的苞谷苗,才往开的长,根上带着小小的苗儿耗去了养分瘪了的苞谷籽,它已经尽责。却要被拔掉了。家里养孩子不是这样的,大的小的都要心疼,我是小的。
  轻轻地一拔,苗就离了土,拿在手心里了。但我不知怎么办。它现在还青翠新鲜,跟没离开土时一样。丢在被太阳晒热的土上,它会很快发殃,扭起来,变成一个死去的东西的样子。我想到把它栽下来,它还能活。但我的地太小,没有地方。
  这是它的命。就像三舅家丢了的二女子。不知道她长到现在会是什么样,或许是跟所有人不一样的一个少女。或许她会带来和玉表姐莲表姐完全不同的东西。可是她丢了,就什么也没有。这棵散下来的苞谷苗只能丢掉,甚至不能稍微埋在土里,怕它还阳,一定要在地面上暴晒死掉。
  我忍着心肠这样做,有些疑心挑选留下的几棵,并不会得到好处,却也会随之死亡,让我颗粒无收。但它们好好地立着,果然比以前更快地长了起来。
  从种地那一刻开始,意味着我稍稍有点长大了。我得学会忍心,这是一件大人的事。
  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心里有了事,我和也种自留地的哥哥,很快有了小小的争执。
  我们的地界相邻,感觉我地里的土被破到了他的地里去。整整一块土的起走,这不是小事情。我立刻同他吵了起来,并在清晨无人的时候从他地里挖回来。早晨有湿气,他立刻发现了泥土被挖走的印子,又挖回去。我们就这么争执起来。
  实际也可能完全相反,他根本没有挖我的,我只是出于疑心先挖了他的。或许我心里看上了他地里的土比我厚,苗长得比我深,就像他的人个子比我高,这是我起疑心的来源。我们的争执只好通过大人调解。
  那些充满湿气的早晨,禾苗和瓜叶青得要滴出水来。我特意走到自留地边上,用晨尿给它们带来营养。这是我比大人们要有利的地方,他们无法精心地照顾几棵苗。
  苗在一寸一寸地长,快得和我的生长不能比,我吃了东西却不见长。它变得越来越粗壮,失去了原来的灵秀,在踏实的同时似乎有一点惋惜。后来,它竟然超过了我。在我的小自留地里,也长出了大庄稼。它像没种过痘的杨家坪女娃子一样出了天花。到开始背驮,意味着它真正成人了,我培育了一株比我成熟的东西,这个结果让我几乎有些不安。它的生命似在我掌握之中,却并非我能理解把握的。我看着它的驮一点点充实起来,变成了长圆棒子,冒出大人的胡须,胡须又变黑了。它有点像个老人了,那些男性的老先人。对于老先人我总是躲得远远的,他们的手里有敲人脑壳的烟锅子,身上挂着烟袋。这个老人,我却要掰弯它的头,摘下它身上的东西。苞谷就一无所有了,忽然变成那些女性的先人们,身上的衣服簌簌作响,腰除下了重量,像是生过了孩子,再也伸不直。哦,我拿走的是苞谷的孩子。就像有人从妈妈怀里拿走了那时的我。
  我自留地的两窝洋芋由我自己挖掉,纳入了家里的洋芋堆。苞谷则由我自己烧掉吃了,分给了家里人一份。只想分给妈妈,但她当然是会分给全家的,包括也有了自产的哥哥。姐姐已经过了这个年龄,她的劳动归入了大地里。哥哥的出产也同样。让我有点失望,我结出来的苞谷并不大,就和我的人一样。什么样的手里栽出什么样的粮食,哥哥的就比我稍大一些。实习之后,我们的小块地并入了大自留地,我独立种植的历史结束了,这是我唯一一次种只属于我的庄稼。
  当然,它实际上属于全家,就像过年考试成绩好,爸爸买的奖励炮子由我炸,实际上是属于全家的,我也不敢去炸。毕竟,我是这个家里的人。我的小自留地属于大自留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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