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庆军 日期：2016-03-06 18:49:13
★入木三分的”儒林新史“，艰难的知识分子突围。★扎实的生活质感。《我从海德堡来》长于写城市中的知识阶层，但郝庆军的视角并非空中楼阁和自说自话。多年的基层生活经历，让他的作品充满了扎实、细致的生活质感，在光怪陆离中触碰到生活的深层与人性内在的肌理。田守卓（《两个教授的故事》）、任子厚（《我从海德堡来》）等小说中的形象设定，既有后天生活养成的文化精英气质，又不脱少年成长中的乡土经历。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存共生中，郝庆军的小说从容地跳出了”学院派“的”掉书袋“，而是带有刚健、质朴的真实与能量。
★自觉的身份思考。郝庆军以学人的身份，自觉思考自身存在与周遭世界的关系，以学术乱象和精英沦陷为突破口，反思当今都市中产知识阶层的精神危机与道德黑洞，在批判中一并直面自身的焦虑与身份困惑，是一代人的中年之思和炉边独语。
本书简介：
★基层乡镇工作的经历与杂志主编的身份，赋予了郝庆军透析生活本质，揭示人情世相的能力，《我从海德堡来》集中体现的这一特质。在这部以高校、文化科研机构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主要聚焦对象的小说集中，郝庆军并不止于揭露出当下文化、学术界的一些弊病和乱象，而是着重表现他们精神领域的焦虑、困顿、挣扎和深深的幻灭感。小说中的主人公多已人到中年，对自身、工作、情感、生活激情不再，急于逃离现有“围城”；而职场的不确定因素，都市生活的多变节奏也加剧了他们的焦虑和彷徨。对于他们，这是一场艰难的突围。★在乡土传统深植的当代中国，想要讲好一个都市故事并不容易，因为，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外省人”，也是不由自主的“异乡者”。然而新世纪十年以来的中国都市，却集中体现了整个时代的巨大裂变。状绘都市生活，揭示人的存在，是“异乡者小说”书系的文学追求和潜在使命，第一辑5种重点聚焦当前都市生活集中性、话题性的现象，如房子、婚姻、教育、医疗、学术乱象、扶不扶、拆迁补偿等，展示时代深处的“炸与裂”，这既是一组当代浮世绘，也是笔尖下的“心灵史”。
作者简介：
郝庆军，1968年生于山东。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文学》主编，副研究员，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出版专著《诗学与政治：鲁迅晚期杂文研究》《二十世纪文学史论（近代卷）》，发表论文40余篇。2008年开始发表小说，迄今出版、发表长篇小说《批评家》《艺术家》两部，中短篇小说十余篇，共计八十万字。其作品以写都市知识分子见长，善于发现知识人的人性弱点和转型期都市人的心态变化，手法细腻，可读性强。
目录：
总序
导读/当代都市生活的多棱镜
锦瑟无端
书香
两个教授的故事
我从海德堡来
迟来的春天
后记前言“异乡者小说书系”总序
郝庆军
作家都是漂泊者。即便本人始终未离开过自己的故土和家乡，但作家们的心也是始终“在远方”。生活在别处，不只是一种哲学之思，而是一种切实的现代感。&“异乡者小说书系”总序 郝庆军作家都是漂泊者。即便本人始终未离开过自己的故土和家乡，但作家们的心也是始终“在远方”。生活在别处，不只是一种哲学之思，而是一种切实的现代感。“故乡”是一个镜像，你通过这个镜像，反观自己，确证自身。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异乡者，但随着迁徙的频繁，流动的常在化，却没有多少“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倒是更多“住在哪里哪里便是家”的自在和潇洒。鲁迅先生有过“走异路，逃异地，寻找别样的人们”的生活经历，于是有了《呐喊》中的精彩小说；王蒙先生如果没有强烈感受“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的时空变换，也许不会有《蝴蝶》和《杂色》。20世纪中国文学起伏跌宕，曲折回环，虽历尽坎坷，却始终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历史变革。作家虽然到处流浪，到处漂泊，却感时忧国，给他们的创作带来无穷无尽的动力和素材。每个作家都有一个异乡，他们的笔下都有一群异乡者的人物形象。从郁达夫的零余者、寄寓者形象，到巴金笔下反抗封建婚姻的觉新、觉慧们，再到路遥小说中的高加林、孙少平们，这些异乡者的典型形象，反映了20世纪中国人精神层面中的某些重要特征。到了21世纪，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迁徙、大流动、大变革，尤其是牵动几亿人口的中国城市化运动的兴起，为作家的创作带来一个巨大的课题和丰富的题材，那就是如何描绘中国城市化运动中新群体、新社区、新生活和新精神状态。前不久，湖北女诗人余秀华一首诗《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之所以引发轰动，感动了大半个中国的中国人，就是因为这首简短的诗高度概括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和人生境遇，说出了亿万异乡者的内心独白和感情深处最柔软、最真实、最基本的诉求。文学的伟大力量在这里突然显现，就是因为文学具有直抵人心的特殊功能。事实上，我们的小说家也并没有失职。21世纪以来的许多优秀小说家一直在观察和思考新世纪城市化进程中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变化。2005年以来，以《那儿》为代表的底层文学的兴起，为新世纪小说增加了新的亮点和新的审美取向。底层文学实际就是另一种乡土文学，是另一种异乡者小说，它继承了鲁迅、沈从文开创的写实主义文学传统，不隐恶，不阿世，直面惨淡人生，忠实描写底层人民的喜怒哀乐。底层文学的描写对象多是底层打工者和混迹城市边缘的城乡建设者，因此有人把底层文学又称作打工文学。当然，当底层文学呈现出其意识形态倾向的时候，往往又接续了二是世纪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的传统，表现出同情穷人、厌恶权贵的价值取向。发展到极端，这一取向往往表现出简单化与脸谱化的问题，立场为先和概念先行的创作模式往往使得某些底层文学变得艺术粗糙，表现力弱化，走向现实主义的反面，变成另一种空疏与虚假的文学。人性是复杂的，社会是多元的，底层人民中也有丑类，上层社会也不乏善良本性。由于中国社会变化太快，阶层也不太固定，城乡之间开始打破壁垒，上下阶层开始互动转换。许多底层人士也会摇身变为富豪，一些精英人士因贪婪与放纵也会变成为人不齿的贪官污吏；知识分子固然受人尊敬，但在利益面前若无约束，也会变成“叫兽”。位卑者未必下贱，位高权重者未必高贵，同样，身居下僚也不见得情操高尚，上流社会不一定都是下流痞子。中国百年来的历史变化太快，而且这种变化还在加剧，所以，许多在城市打工的异乡人都有可能上升为富贵者，也有可能沦为底层人士，一切都有可能。我们欣喜地发现，小说家在描写这些现象的时候，已经打破了过去的老旧眼光，他不会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些现象。不会太“左”，痛恨富人，把富人们描写成洪水猛兽；也不会太“右”，把底层人士看得一文不值，把一切美好的价值都归功于成功人士或少数精英。他们深受五四精神的洗礼，也警惕精英文化的傲慢与偏见，身上有了强大的免疫力，所以，他们笔下的人物，都是活的中国人，充满了中国精神，镌刻着时代印痕。主编这套“异乡者小说书系”，并不刻意表现什么，也没有野心标举什么，而是因为一些志同道合的小说家自然相遇，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已。第一辑收录了包括我在内的五位小说家的小说集，既是一种尝试，又是一种期许。尝试着建立一种模式，一种新的工作方式，把一些优秀作品推出去，集中向读者展示一种风度，一种魅力，一种人生态度。至于期许，自然是期许更多的同道小说家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向着前面的光亮，举起手中的火把，共同出发。★李云雷（著名文学评论家）：郝庆军小说的长处在于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无论是乡镇生活还是都市生活，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官场故事，他都能驾驭自如，以自己对生活的深入理解，呈现出生活的“原生态”，以及其中不同人物的性格与命运。★疏延祥（安徽大学教授）：郝庆军的小说总是聚焦知识分子，小说充满生活质感，艺术形象有一定的真实和概括性，意在反思精英的堕落，走的是《儒林外史》和《围城》的路子，但又有时代内涵和新的艺术探索，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艾自由（青年诗人、学者）： 郝庆军通过对知识精英的批判，揭开了知识界、学术界、艺术界等领域鲜为人知的神秘面纱的一角，凝聚了作家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深刻批判，令人警醒，发人深思，也表达了他对代表社会良知和追求真理的真正知识分子的深情呼唤。锦瑟无端一周五上午的编辑例会散了之后，喻茜从抽屉里掏出手机，看到了钱效甫发来的短信。已经习惯了，每次开例会的时候，喻茜总是事先把手机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这缘于她的几次尴尬经历。两年前，刚毕业分配到国风出版社上班的时候，在第一次编辑例会上，喻茜听邱社长讲编辑的政治敏锐性问题。正当社长刚刚进入角色，渐入佳境的时候，喻茜的手机惊心动魄地响了。在大家的一片愕然中，邱社长立刻停止讲话，定定地望着坐在前排的喻茜。大概有两分钟的时间，全场鸦雀无声。喻茜的羞愧与懊恼自不待言。她在那两分钟里像临死一般难过，只觉得自己的手心和后背嗖嗖地冒寒气，冷汗溪水一样顺着脊背往下直流。虽然邱社长没有说什么，之后继续热情地讲编辑的政治敏锐性问题，但编辑室魏主任在会后对她说：“喻茜，开会的时候，把手机关掉或打在振动上，这个你不懂啊？”初来乍到的喻茜虽然感到委屈，可到底是自己粗心大意，犯错误在先，便唯唯答应下次注意。问题是在第二次的例会上，喻茜的手机照旧在邱社长情绪激昂的时候铃声大作。她的确又忘了关机。当时可以用魂飞魄散来形容喻茜的感受。邱社长照旧没有当场责备她，照旧停顿了两分钟之后继续演讲。第三次发生这样的尴尬是在一个月以后。那次邱社长当即说：“喻茜，你以后开会不要再带手机了，或者你以后干脆别再来开会了。”他的语气虽然不重，但谁都听出邱社长真的生气了。其实喻茜不是那种马大哈的女孩，只是她刚从学校毕业，还没有完全进入角色。原来读博士的时候，经常是晚上读书写作，白天睡到下午一点多。懒散惯了，对出版社这种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不太适应。那段时间，她整天恍恍惚惚的，像梦游一般。最关键的原因是，毕业以后离钱效甫远了，喻茜便感到有些孤单，感情方面有些空虚，钱效甫给她打手机的次数就更加频繁了。虽然都在北京，但一个在海淀，一个在丰台，并不能像在学校那样时常见面。两人约定，每星期见一次面。每逢周五，钱效甫便给她打电话约定晚上见面的时间，在哪儿吃饭，在哪家宾馆开房。恰逢例会的时间，那三次倒霉的电话毫无例外地都是钱效甫打来的。为了避免类似尴尬的事情再次发生，每逢例会，喻茜牢牢记住先把手机扔在抽屉里，手指笨拙的钱效甫也学会了拼音输入法，改用短信的形式联系她。时间真的飞快。眨眼间，她毕业将近两年，已经二十九岁了。想想第一次来国风出版社上班，第一次开会时手机突响，自己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的那份狼狈的场景，喻茜便有点隔世之感。翻开手机盖，调出钱效甫的短信。内容极简短：“晚6点，华都咖啡，然后去你那里。”喻茜呆呆地望着手机，有些酸酸的感觉。他的眼前晃动着那个矮矮胖胖的秃顶男人。钱效甫，今年五十四岁，B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全国著名的唐代文学研究专家，当然也是喻茜的博士导师。五年前，喻茜从湖南一所师范大学跑到北京，慕名报考钱效甫的博士，在英语成绩一分之差的情况下，被钱效甫破格录取，实现了喻茜的博士梦想，毕业后她顺利留京工作，成为一位真正的北京人。钱效甫是改变她命运的重要人物。四年前她用身体回报了他，一直到现在。该结束了。她想。可是怎么开口呢？喻茜颇犯踌躇。午饭后，在班上看了一会儿正在编的一部书稿，竟一个字都读不进去。喻茜感觉恹恹的。老是想着钱效甫的事情，想着怎样跟他说分手。她想起了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