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浩明 日期：2016-03-14 10:49:40
千万册销量级历史小说名著。唐浩明最新重修足本。独家补充近10万延伸阅读文字。增为四册，独此一版，空前绝后。唐浩明继《曾国藩》后又一部历史长篇小说巨作，晚清三部曲之二。毛泽东非常称道的人物，他曾说“我们最不应该忘记一个近代人物，他就是张之洞。”动荡的时代，动荡的中国，激烈的中西矛盾，官场角力。最具阅读价值和收藏价值的版本。政要巨商学者名流都在读。
本书简介：
本书是名家唐浩明的代表作之一。大清晚期国势日衰，列强纷纷染指中国，张之洞以五品微末小官向慈禧上书，并通过醇亲王的关系，被授予山西巡抚之职，后又升迁两广总督，在任上他政声鹊起，抗法保国有功，转迁更为重要的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职，直到入阁拜相。他领袖洋务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奠基人。他同时与翁同龢、李鸿章等各朝廷重臣进行官场角力，巩固自己的权力。他也不负清流名士的声望，促进文化，提倡中西合璧。他经历了八国联军之乱、戊戌变法，在万难中终于无力回天……
作者简介：
唐浩明，著名作家，湖南人，湖南省作协主席，岳麓书社高级编审。以《曾国藩》一书蜚声海内外，获奖无数，出版国际国内各种版本十余种，总销量上千万。后又推出长篇小说《张之洞》《杨度》等，屡受好评。
目录：
第一章清流砥柱
一张之洞拍案而起，愤怒骂道：崇厚该杀001
第四章晋祠知音
第五章清查库款
一为获取赈灾款被贪污的真凭实据，阎敬铭出了一个好主意243
二胡林翼被洋人气死的往事，震撼张之洞的心253
三终于找到了藩司一伙贪污救灾款的铁证262
四巡抚衙门深夜来了刺客268
五刺客原来是藩司的朋友275
六借朝廷惩办贪官之机，张之洞大举清查库款整饬吏治281
目录：
学的方方面面。这里既有他的博览功夫，也见他的选择眼光。正因为两者俱佳，故此书近代以来，在读书界影响甚大。鲁迅是不大赞成读旧学的，也不大看得起旧学研究者，但说过若要研究旧学，则须读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这样的话。对于张之洞的学问，鲁迅算是给予格外的肯定。然而，张之洞又不是那种皓首穷经的学究，他同时也很有才情。他写了不少好诗，尤其善于射覆、打诗钟。射覆本是古代的一种游戏：预先将一物覆盖，猜中者获赏。后来发展为猜文字中的寓意，或用一种巧妙的方式将此文与彼文予以联结。如有一覆，道是“伯姬归于宋”。这句话出自《左传》，须射唐人诗一句。其所覆之诗为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老大嫁作商人妇”。为什么是这句诗呢？原来，伯者，老大也。伯姬即鲁国的长公主。归者，女子出嫁也。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把商旧都周围地区分给商纣王的庶子启，定国名为宋，故宋国为商人后裔聚族之地。这样一剖析，伯姬归于宋，不正是老大嫁作商人妇吗？这个覆制得有学问，能射中者得既有学问又聪明。这样的游戏的确显得高雅，很能表现出一个人的博学与机敏，文人圈中也可凭此令人信服地定出高下档次。张之洞是此中高手。传说一次京师文人聚会，才子潘祖荫制一覆，曰“东邻女登墙窥臣三年”。这句话出于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射唐人诗一句。张之洞射中，他的答案是李白《子夜吴歌》中的“总是玉关情”。在李白的诗里，玉关即玉门关，长安捣衣妇情系的是玉门关戍卒。但张之洞将“玉关”拆开为“玉”与“关”。“玉”即宋玉，“关”即关联。宋玉是有名的美男子，东邻女登墙窥视是因为宋玉貌美的缘故。制覆者与射覆者的博学与机敏，都令人叹服。所谓打诗钟，是兴起于清道光年间的文人游戏。它是这样玩的：任举两个字，在一个限定的短时间内做两句七言格律诗，或引两句前人的七言格律诗，两句诗里得分别嵌进这两个字。当时的计时方式是燃香。用一根细线系一枚钱，钱下置一盂，线系香上，香燃线断，钱落盂中，发出一声响，如同撞钟一样，这就叫作打诗钟。据说曾有人想为难张之洞，以京师天广寺禅房塔射山房中的“射”与“房”两字来打诗钟。这两个字极不好作诗。但张之洞未被难倒，线断之前他已做好了：射蛟斩虎三害除，房谋杜断两心同。前句说的是周处射蛟，后句说的是房玄龄、杜如晦的事。野史上还说张之洞善制一种名曰无情对的联语，即上下二联看起来毫无联系，若仔细推敲，则又字义相扣关联甚紧。传诵最广的张之洞的无情对是：木未成才休纵斧；果然一点不相干。在所谓的“同光中兴”年代里，先前的内乱平定了，后起的外患尚未爆发，京师又迫不及待地闹起文恬武嬉来。文士们喜欢设诗酒雅会，诗酒雅会上射覆打诗钟必不可少，此中的风头人物则为一时名士。名士须具备四大要素：功名、学问、才情、快捷。这四个方面，张不但具备，且都要胜人一筹。于是，他自然而然地成了名士圈中的名士！在京师名士圈中，有一些人并不只是射覆打诗钟而已，他们更热衷的是谈论国是，议论朝政。这些人除个别的占据要津外，大部分都是没有实职实权的闲散官员，其中又以翰林院、詹事府等文化部门的官员为多。这些人，出发点或许各有不同，但最终都在一些共同点上汇集：谴责时弊、批评朝政、弹劾大员、主持正义、对外强硬、与权贵保持距离等等。他们与东汉时期太学生们的行事相仿佛，于是被称为清流党。清流党的牵头人物为大学士李鸿藻、尚书潘祖荫，骨干成员有邓承修、张佩纶、陈宝琛、吴大澂、王懿荣、宝廷、黄体芳等。张之洞虽是名士中的名士，但他“平生志趣，雅不欲以文人自居”，其志在“经营八表”。于是，他又成了京师清流党中的骨干。“流”与“牛”谐音，清流党又被叫作青牛党。时人将张之洞与张佩纶比之为青牛的两只角，可见张之洞在这个圈子中所起的作用。清流张之洞做过几件漂亮事。一是对吴可读尸谏所表示的鲜明支持慈禧的立场，一是对四川东乡冤案渎职者的强烈谴责，一是委婉批评慈禧对午门禁军的错误处置，一是在伊犁条约签订前后对沙俄所持的强硬态度。这几件事都发生在光绪五年至七年这两三年时间内。张之洞二十七岁开始做官，以后长时期在外省做学政，远离朝廷，直到四十一岁回京时还只是一个翰林院的低级官员，仕途可谓不顺。从四十二岁即光绪四年起，到四十五岁即光绪七年，这三四年中，他年年升官，有时一次连升几级，很快便跻身朝廷大员之列。光绪七年更外放山西巡抚，被托与方面重任。官运为何又这样亨通了？这很可能是清流名士给他带来巨大社会声望的缘故。二从光绪七年底到三十三年秋，长达二十六年的时间里，张之洞先后出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在山西巡抚任内，他严厉禁烟，大力革除衙门陋规，参劾贪腐官员。他还邀请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来山西用机器采煤。李提摩太对中国的友好，以及他本人的科技知识，让这个深受清流圈内仇外情绪影响的名士巡抚，在思想认识上对洋务有了很大的转变。光绪九年末，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爆发，一向以国是自期的张之洞对万里之遥的战事甚为关心，连连上折朝廷，献策献谋。他的这种表现，得到当政者的嘉许。光绪十年四月，他奉调总督两广。对于张之洞来说，这次调动，既是职务上的提拔，又是使用上的重视。朝廷对他的信任，显然非比一般。张之洞没有辜负朝廷的信任，与来到前线的兵部尚书、湘军名将彭玉麟密切合作，起用老将冯子材，全力支持冯的用兵计划，又联络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给刘以充分的信任，最后终于取得镇南关大捷。这是近代史上中国战胜西方列强的最重大的一次战役。张之洞因此声名大著，而这场血与火的战争，也给张之洞以彻底改变身份的洗礼，即从高蹈的清流派完全转变为务实的洋务派。光绪十五年，张之洞载誉来到武昌，开始他的湖广总督之任。在湖督这个职位上，他整整待了十九个年头，以辉煌灿烂的洋务业绩，在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张被调任湖广，是因为修建铁路的缘故。在当时所提出的兴建国内腹部干线的多种方案中，张拟定的从北京芦沟桥起，中经河北、河南、湖北，以汉口为终点的芦汉线被采纳，并负责督建此线南端的修筑。芦汉铁路于一九〇五年全线通车，百余年来，成为贯通中国腹部的一条大动脉。除铁路外，张之洞还大办洋务局厂。其中最为重要者，当数湖北铁政局与汉阳枪炮厂。湖北铁政局乃武汉钢铁公司的前身。鉴于张之洞为中国冶金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搞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的话。至于汉阳枪炮厂，在日后的战争年代里所起的作用更为明显。辛亥革命之所以爆发在武昌，其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那便是当时的革命者看中了这个枪炮厂。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大量使用的武器，仍然是“汉阳造”。除军事工业外，张之洞还在武汉大力兴办民用工业，著名的湖北四局即湖北纺纱局、湖北织布局、湖北缫丝局、湖北制麻局，都是张在光绪十五年至二十四年这段时期内陆续开办的。这些民用官局与左宗棠的兰州织呢局、李鸿章的电报局、轮船招商局等，一道开风气之先，为中国民用工业奠定最初的一批基石。为使中国强大，张之洞在署理两江总督时，还创建一支名为自强军的新式军队。这支军队聘请德国军官为教练，按德国陆军的操典予以训练。自强军常与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被一道提起，成为那个时代中国新式军队的代表。办局厂，办军队，都需要大量的新式人才，学政出身的张之洞遂在湖北办起一批新式学堂，如自强学堂、农务学堂、蚕桑学堂、师范学堂、工艺学堂、方言学堂等，其中最有名的学校当属两湖书院。这所学堂后来又改名为两湖大学、两湖总师范学堂。两湖书院不仅培养了许多洋务人才，还培养了一大批反清志士。著名革命家黄兴、唐才常等人都出于这里。张之洞还大量派遣留学生。当时，湖广所派出的留日生，居全国之首。尤为难得的是，张之洞将他的导中国于富强的治国方略上升到“中体西用”的理论高度。随着阐述这一思想的《劝学篇》的奉旨刊行而累计发行量达二百万册，“中体西用”于是成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为通俗最易为国人所接受的改革中国的广告词。庚子年间，张之洞与刘坤一等人发起东南互保活动，使得东南诸省在那场混乱中尽可能地少受损失。次年，他又与刘坤一会衔连上三道奏折。其中所提出的种种变法思考，实际上已画出晚清新政的蓝图。因兴办洋务的重大影响，也出于制约袁世凯的政治考虑，光绪三十三年，七十一岁的张之洞被内召进京，以大学士、军机大臣的身份参知朝政。光绪三十四年十月，皇帝病危，慈禧召集三位大臣商议立嗣大事。这三位大臣即醇王载沣、内务府大臣世续及张之洞。载沣是光绪帝的亲弟，世续是皇室的大管家，均为满人，张之洞是唯一参与此等绝密事的汉人。给载沣以监国摄政王名义，定国号为宣统，皆出于张的建议。为人臣者做到这种地步，也可谓登峰造极了。 三有趣的是，身为国之重臣的张之洞，却依旧不改早期那种清流名士的本色。他不习惯按官场的作息制度上下班，平时说话办事，也不大循官场套路，常常率性而为，喜怒皆形于色。对于平庸的属员，他多半不假辞色，而对于有真才实学的士人，则又格外有好感。时人批语他“起居无时”“号令无节”“面目可憎”“语言乏味”。他听到这些话后并不恼怒，坦然承认有“无时”“无节”的毛病，但对自己长得丑、不会说话的缺点，却不认可。不过，据《清史稿》本传说，张“短身”。从传下来的照片看，他的脸尖，鼻子大。这样看来，张的确够不上英俊。他出生在贵州，史册上说他“终生操黔语”。在流行官话的官场上，黔语乃土音。说他语言乏味，也不是没有根据的。总之，这四句流行很广的评语，对张之洞来说，应该较为准确。野史上有不少关于张之洞名士做派的记载，其中有些也颇有意味。如他在山西做巡抚时，为着一个县令替他解决“公”字与“勾”字通假的疑问，他就将此县令升官。又为着一个县令不能与他畅谈诗书，便判定此人必腹中草莽，遂将此人降级使用。直到晚年，他还因酷爱古董，在琉璃厂高价买了一个假货，成为京师官场上的一大笑话。在粤督任上，为筹措银子，他竟然开禁闱赌，引起士林广泛不满。在湖督任上，他又听信诗人陈衍的建议，大铸以一当十的铜元，造成通货膨胀的严重后果。终于，他的这些不循常规的做法，招来了严厉的指谪。光绪十九年，大理寺卿徐致祥上了一道措辞激烈的奏疏，参劾张之洞用人不当、于事不察、滥用罚捐、靡费钱财、狂诞谬妄、有名无实等种种不法情事，建议对张的使用是“外不宜于封疆，内不宜于政地，惟衡文校艺，谈经征典是其所长。”这话的意思是，张之洞不堪做国之重臣，只能做清流名士。这就是所谓光绪年间的大参案。但最后，张之洞还是平安无事地度过了这场风波，其关键的原因是张为官廉洁，不贪不捞。《清史稿》中的《张之洞传》上说他：“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由此看来，廉洁是为官的一条重要原则。守住这条原则，即便遇到一些麻烦事，也可以从容应对。张之洞虽然名士习气严重，但他又绝不像历史上有些名士那样狂狷与刚烈。如他思想上倾向维新，赏识康梁，但朝廷的风向变化后，他便立刻撇清与康梁的关系。辜鸿铭说他之所以著《劝学篇》，是为了“绝康梁而谢天下”。他甚至还偷偷派人将自己先前写的有关维新的题联抹掉。又如他对袁世凯本无好感，当袁竭力逢迎他时，他又关照袁。最后还为袁说情，保住了袁的性命。他有一个“十六字为官真经”，道是：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于是，便有人骂他“巧于仕宦”。不管怎么样吧，张之洞在朝为清流，外放为能臣，在晚清官场上，算是一个既能说又能做的官员。可惜，这种官员，官场上太少了。张之洞早年所在的清流党中的大部分人，便是只能说而不能做。与他当时关系最为密切的三个朋友张佩纶、陈宝琛、宝廷便属于此类。他们都出身清华，少年得志，胸中堆积满腹经纶，笔底似有千军万马，一时间名震海内，令作奸犯科者闻之发怵，也让慈禧太后另眼相看，将他们视为国家的栋梁之材。结果，张佩纶在马尾战场一败涂地，遭革职流放，后半生抑郁潦倒。陈宝琛外放会办南洋大臣，被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曾国荃所参劾而罢官，在家一住便是二十年，直到六十多岁时才任即将退位的光绪皇帝之师傅。宝廷惧怕别人报复，后来借娶船妓自劾。从此隐居香山，不知所终。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严格地说，这三个人都无实绩可言。批评别人的时候，慷慨激昂，头头是道，轮到自己亲手办事的时候，又比别人还不行：或胆小怕事，临阵脱逃；或师心自用，缺乏与共事者的协调能力；或意志脆弱，没有孤身坚守的定力。如果说，张佩纶所缺在“胆”、宝廷所缺在“识”、陈宝琛所缺在“能”上，那么，同为清流名士，张之洞在这三个方面显然比他的朋友们要强得多。或许，正是这些必要的人格素质上的健全，才成就了张之洞从清流名士到国家重臣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