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伟章 日期：2016-03-17 11:46:41
罗伟章：四川宣汉人，现居成都。著有长篇小说《饥饿百年》《不必惊讶》《磨尖掐尖》《大河之舞》《太阳底下》《世事如常》，中篇小说集《我们的成长》《奸细》，中短篇小说集《白云青草间的痛》，散文随笔集《把时光揭开》等。四川省作家协会巴金文学院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本书简介：
日军猛烈轰炸重庆，怀揣英雄梦的热血青年孙康平，却毅然前往求学，并成为重庆高校里活跃的学生领袖。因为一场游行，他和同道被捕入狱。所有被捕者都很快得到释放，唯孙康平在狱中苦挨——他被遗忘了。阴差阳错又理所当然地，他陷进了社会的“裂缝”。两年过后，他走出监狱，呈现给他的，却是人、物两非的世界。他拖着病弱的身体，黯然回到故乡。故乡的衰败、冰凉与戾气，使他刚刚走出有形的监狱，又立即踏入无形的监狱。他因此饱受孤独和绝望，但又苦于无助，只能独自进行内心的战争，白天黑夜，都在现实与幻象的纠缠中，思虑、挣扎、沉沦、反抗……但最终，他被忽视，被跨越，辉煌的英雄梦连同他萎谢的肉身，在扭曲错动的“裂缝”中，被深深埋葬。
作者简介：
罗伟章：四川宣汉人，现居成都。著有长篇小说《饥饿百年》《不必惊讶》《磨尖掐尖》《大河之舞》《太阳底下》《世事如常》，中篇小说集《我们的成长》《奸细》，中短篇小说集《白云青草间的痛》，散文随笔集《把时光揭开》等。四川省作家协会巴金文学院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一部 一 八年前，孙康平跟两个同乡一道，坐船去重庆考学。那时候，宜昌以下的长江，早被日本人封锁，幸好宜昌至重庆段，即人们俗称的川江还在中国人手里。这座名叫渡口的小城，离宜昌不远，在川江尾子上，常有货船去重庆，船上装的，是上海、武汉等地兵工厂卸下的机器部件。这些机器去年就该运走了，去年的宜昌码头，货物、难民和西迁的学生，把栏杆挤垮，把石条压断，民生公司的大小船只，逆水而上，将其运往西南之都。川江暗礁丛生，怒涛如煮，日本人的飞机又日夜盘旋，见船就炸，真是寸步难行。公司老总卢作孚预感到，宜昌很快就会陷落，如果一趟一趟直运，根本不可能运完，经请示，先把主要物品——兵工厂的机器部件和中央大学等高校的教学用具——转运至川江沿岸，比如渡口、巫溪、奉节、泸州。日机再凶狂，川江毕竟有巫山在，有大巴山在，不像宜昌下游各地，暴露在平平坦坦的青天之下。他的预感是对的。从今年初开始，一直都在派船接运，谁想去重庆，也顺便搭他们的船。早在前年，日军就开始对重庆实施无差别轰炸，今年愈演愈烈，刚刚投入使用的零式战斗机，携带着炸弹、燃烧弹和毒气弹，从武汉W基地起飞，每天三四趟，每趟数十架次，往重庆扑。太过沉重的轰鸣声从高空坠落，震得地皮发抖，遍布山城的大火，把长江烧得流血。那些炸死的，烧死的，毒死的，还有在防空洞里闷死的，堆如山积，尸体焦糊的恶臭蔓延数十里。如此，重庆反不如川江沿岸别的地方太平。渡口城也挨过一些炸弹，那是去年，日机追杀江上的船只，偶尔误投几颗，烧毁了数十间房屋和七只套着链子的狗，今年以来，日机就没到过渡口上空。因此，川江沿岸几乎没人想去重庆。说几乎，是因为还有，比如孙康平和他的两个同乡。孙康平的父母，特别是母亲邱大，也想过让他求取功名，但即便是鸡蛋真能碰碎石头的功名，鸡蛋总得审时度势。孙康平只有两个姐姐，没有兄弟，是孙家的独苗；从他爸孙祥开始，孙家就只有一根独苗，尽管孙祥有个双胞胎弟弟，可弟弟出世不满三天半，就得“嘬口疯”死了。孙家相当于两世单传。父母不让走，可孙康平不知道自己是鸡蛋，也不知道自己对孙家的传宗接代是负有责任的，家可以不要，命也可以不要，只一门心思往重庆奔。前两年他就想走了，前两年那些西迁的学生，扎笋子似的挤在甲板上，见到低空飞行画着醒目太阳旗的日机，就挥舞拳头，齐声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船被炸得稀烂，歌声也没停止，直至彻底沉没，江面旋转、下陷，陷出一个巨大的赤色天坑，紧接着，洪波涌起，水山壁立，水和水的撕裂摔打之声，响彻霄汉。这是渡口人第一次见识战争。多年以前，一个生活在中国的美国人说，战争就像大地、天空或流水，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只知道有就是了，但它总是显得那么遥远，也总像只在遥远的地方发生，然而，如同惊风骤雨从天而降，战争突然逼到了眼前……那些日子，孙康平常在江边徘徊，恨不能双脚一蹦就跳上船去。去年的七月初五，要不是他二舅发现及时，他就混迹在纤夫的队伍里，打算磨破双脚走到重庆去了。说来也是不该出事，初四那天，他二舅受他外公外婆指派，从六十里外的普光镇来到渡口城，要把姐姐一家接走，避避风头，邱大夫妇丢不下生意，只叫他把康平接到乡下。孙康平完全不明白，他这时候为什么不是去血与火的战场，去可能让他光荣牺牲的地方，而是像缩头乌龟那样躲起来。早在泸沟桥事变以后，特别是南京陷落以后，他就常常做英雄梦，想象战友们全部阵亡，他浑身鲜血水一样泼洒，却还独自坚守阵地，终于，弹尽粮绝，敌人冲上来，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自觉站成若干纵队，集体接受他的蔑视。这只是众多想象版本中的一个，还有无数个版本，每个版本最后的结局，都是他体体面面地为国捐躯。父母为他哭泣，更为他骄傲，所有知道他名字的人——举国上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都为他骄傲。他任由这种想象燃烧，燃烧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母亲只一句话就把他拉回到卑微的现实之中。母亲说：“坐过去些，看瓦片掉下来砸了你。”那时候家里正请来盖匠翻瓦，孙康平坐的地方，头顶刚好闪出一片长方形的通天亮光，亮光边缘，露出盖匠两只裹满阳尘的大赤脚。真扫兴。当孙康平迅速跑开，站到安全地带，才发现扫兴的不是母亲的那句话，而是自己脱兔般逃避危险的动作。但他还是对母亲含着隐隐的怒气。母亲揭穿了他。此后他照旧做英雄梦，照旧做得天花乱坠，只不过没有先前那么充沛的底气了。二舅进屋的时候，他想象中的敌人正胆怯地后退，因为他撕开外衣，露出了捆满躯干的炸药；他已无力用眼神蔑视敌人，只能用炸药去吓唬。二舅说：“你热不晓得去外面吹风啊？闷在家里蒸烧白呀？”他吓得心脏咣当一声，往下坠落两寸，以为真来了敌人。待看清二舅那张蓄着小胡子、永远笑眯眯的无忧无愁的圆脸，心才归了原位。二舅说要接他们走，而且父母都不走，只叫他一个人走，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侮辱。不能——他不愿承认不敢——上战场，至少要去重庆完成学业。他不想等到明年中学毕业再去，只想立即动身。重庆正遭受有城市史以来最密集的空中轰炸，能部分地契合他的梦境，并因此证明他的勇气。“我也不去普光，”他说，“我还要读书呢。”母亲去给二舅拿来一把大蒲扇，递给二舅之前，先哗的一股凉风扇在他脸上：“明明放假了，你读啥书？”他一时语塞。面对家人，尤其是面对母亲，即便有理，他也常常陷入尴尬的沉默。何况他没理：学校的确放假了。而他在同学面前不是这样的，他是同学们公认的幽默大师，自上中学过后，就是习惯成自然的演讲冠军。当二舅摇着蒲扇，把脸上的汗水赶得四处乱躲的时候，他才说：“那也要等两天，我把作业做完再说。”对此二舅也很乐意，抢在姐姐姐夫之前，马上同意了外甥的意见。他本就是个快乐的花花公子，每来一趟城里，总希望腾出足够的时间，闹出一点既可以让自己舒坦，也可以向朋友吹嘘的风流韵事；安全问题不必担忧，渡口城并不是乡间传言的那样危险。当时的中国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静止的，一种是移动的，日本人似乎对那个移动的中国更感兴趣，不计成本地把炸弹往铁轨上扔，往江里面扔。二舅来的当天晚上，哪里也没去，尽心尽意地陪姐姐一家吃饭，唠家常，第二天却大清早就出了门。他的猎艳手法带着乡绅的古朴和直接，选择早晚去江边遛达，如果碰上跟他一样无所事事只为遛达的女人，立即作出判断：这个是幸福的寡妇，那个是忧伤的弃妇，这个是寂寞的贵妇，那个是压抑的荡妇，这个是随时准备自我放逐的怨妇，那个是吃撑了还不肯放碗的淫妇……于是他上前安慰她们，先是心灵，接着是肉体——方便时去女人的家，不方便就开旅馆。不管你觉得这办法有多离谱，他常常得手却是事实。开旅馆都是由女人掏腰包，而且他拒不承认自己抠门，因为他觉得，男人不掏腰包跟女人上床，是爱情支配下的做爱，以掏腰包的方式跟女人上床，就沦落为性交了。当然，虽然他常常遭遇神圣的爱情，却也并非次次都不落空，要是最终没有那样的女人出现，或者出现了却装模作样不搭他的茬儿（只要不搭理他，他一概认定是在装假，是在进行毫无意义的自我折磨），也没关系，无非是沦落一下罢了：离开姐姐家时，姐姐总是要给一点钱的，让他带给父母，他就揣着这些钱，先去城西得月楼，从得月楼出来再搭车回镇上。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得月楼都是红牙碧串，妙舞轻歌，尽管前些年就颁了“禁娼令”，但令行而禁不止的事，又不只是在娼妓业，所以得月楼还是得月楼，照样风光无限。他在那里受到热烈欢迎，群芳簇拥之下，他将长衫一撩，在绣墩上坐下来，翘着二郎腿，悠悠闲闲啜下几口浅绿色的清茶，再挑选一个表面很可能看不出来、骨子里却风情万种的卖春妇，搂住她宽肥或扁窄的腰肢，爬上曲尺形的楼梯，在永远也看不清颜色的晦暗床铺里颠鸾倒凤。那天，他刚走到江边，还没来得及开展工作，就见一队纤夫从芦苇丛中匍匐而出。来渡口城他没少见过纤夫，但这一队纤夫还是让他震惊，他感觉他们就是一堆扭动的力，没有言语，没有表情，只有承受，他们拉着的船，被石头一样的浪涛阻挡，远远地落在后面，看上去不过是苍蝇那么大的一个小黑点，却将十余人的筋骨磨得嘎嘎作响。他竟然忘记了自己这么早出门是干什么的，目不转睛地盯住他们看，像他的目光也能帮他们使劲儿似的。正是这时候，他发现其中一个纤夫特别怪异，这人双腿奇长，站直了差不多有两个人那么高，关键是周身上下穿得规规矩矩，——纤夫们都只穿内裤，内裤之外寸纱不粘，到了三峡地段，两岸人烟稀少，就连内裤也不穿的；他们虽是在岸上走，却被风吹浪打，湿漉漉的衣服连续数日乃至数月裹在身上，会咬烂皮肉。那个怪人根本就不会拉纤，只占据一个肩扣，屁股撅着，腰身塌着，头深深地垂下去，却看不出用力的迹象。他纯粹是出于好奇，把头垂得更低，低得在沙地上压出了一只耳朵的模型。这足以让他看清那张藏在阴影里的长条脸。他想起昨天夜里，姐姐骂外甥最近像着了魔，老想往重庆跑，顿时冷笑一声，站起身，捯动着将军般豪迈的步伐，走到那人身边，将松松垮垮的肩扣一卸，抓住他的头发就拖回了姐姐家……可他还是去了重庆，只不过延了一年。去重庆不是什么好事情，这是早就知道的。开始孙康平还经常写信回来，说他准备报考重庆大学了、终于考上了、被录取了、开学了，跟他同去的两人也考上了，一个读中央大学，一个读中央工业职业专科学校，校址都在沙坪坝区，中央大学还是在重庆大学借地上课。他对大轰炸只字不提，这倒也叫家人心安，可他在后来的有一封信里，说那两个同乡不见了。“不见了”是什么意思？邱大拉着男人，立马去那两家询问详情。两家一姓郭，一姓张，在城南门对门住着；说是门对门，其实隔着一条宽可跑马的青石板甬道，因此也有了一个很静美的名字，叫青石巷。他们正打算相约去孙家探听呢，因为两家父母一直在等儿子的消息，可把光阴等出皱纹，也等不来。听见邱大在郭家像呼喊那样说话，张家也过来了。邱大把孙康平信里的话一公布，两家人即刻闻到了死亡的气息。早在二十天前，这气息就日夜兼程，跑数百公里路，凭血质里的祖传密码，各自准确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但它们担心惊吓主人，都没敢立即现身，而是躲进屋脊上的瓦沟里——渡口的地势跟重庆相类，起伏不平，房屋也跟重庆相类，大部分是竹木结构，上覆芦苇或茅草，俗称“捆绑房子”，只有少数人家才能起砖房，盖青瓦。现在，邱大成了第一个传递坏消息的人，死亡气息才松下一口气，带着日晒雨淋的疲惫和悲怆，从瓦沟缓缓垂落。硫磺的气息。毒蛇的气息。花圈的气息。张家和郭家捉对儿抱头痛哭，郭家还单出一个，是郭家还没出阁的小女，她差一点就去抱住了邱大，但就在伸出双臂准备扑上去的瞬间，适时地打住了。她不能把死亡气息传给了邱大娘，那对跟哥哥一样同在重庆的孙康平，是不吉利的。那段时间，邱大失魂落魄，生意停下了，染缸久不打理，发出阵阵酸臭。婆婆去世后（公公去世得更早），她就以不可动摇的意志，接管了这个家。她把男人肚子里的话，一大半抢过去说了，把男人该做的事，一小半抢过去做了。但这并不等于说，她男人就有了许多空闲，可以像城里大多数爷们儿一样，出门喝清茶，听川戏，打秋牌，在酒香里谈论国事，偶尔还去一趟得月楼。她的男人孙祥，基本没出过门，即使无事可做，也在家里的马鞍形弯凳上坐着，随时听候她的指令。她现在发出的最多、也最严厉的指令，是叫孙祥去重庆。“去把那狗日的给老子揪回来！”她说。自从她接管家政，男人就心甘情愿地听从她，因为他早在自己母亲对她实施的暴行里，就对她低下了头。他觉得他欠她的，他要替自己母亲还债……不必说，孙祥只恨自己不是一艘船。因为江面上没有船。好长时间没有船了。把那些捆扎起来装进大木箱的机器部件全部运走后，世界上的所有船只，仿佛都忘记了这段被称为川江的长江。连江南江北的渡船也停开了。日机还来不来，什么时候来，是否像他们自己鼓吹的那样，他们的飞行员能驾驶战机在几十米宽的峡谷地带长时间低空飞行，等等等等，都是没有确证也无法预计的事情。川江显出前所未有的荒凉。没有船，就只能步行去重庆，沿着江边纤夫踏出的脚印走，不要回头，一直上行，总有一天会走到不是战场却战火纷飞的陪都。可那要多少个时日？关键在于，现在正汹涌着满江大水，水吼的声音像垮了天，纤夫的脚印早被淹没，而瞿塘峡两岸，全是令飞鸟也要愁出白发的悬崖绝壁，绝壁上那段唯一可当成路的古栈道，也在去年十月被日机炸毁。他是无路可走。好在水终于消下去了，男人不需指令，就开始收拾行李。邱大默默地看着他收拾。当他把装着麦饼、草鞋和一套换洗衣服的褡裢背上肩，邱大一把扯住了他。“你敢走！”她说。“你敢！”她又说了一遍。分明知道重庆是火坑，她不能把两个人都搭进去。孙康平的信越来越少了，后来干脆没有了。没有他的信，也就是他“不见了”。希望彻底破灭。那本就是无望的希望。早有消息说，重庆全都成了废墟。可五年过后，抗战胜利了。胜利来得如同梦幻，如同一个沉入深渊的人，睁开眼睛一看，自己正躺在床上。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城里到处都在放礼花和鞭炮，鞭炮告罄，就敲脸盆，甚至把用了几辈人的坛坛罐罐抱出来，朝地上扔，只为听到响声。这时候的任何一种响声，炸出的都是“胜利”两个字。大街上彻夜游荡着酒鬼们的歌唱，酒鬼们见任何一个路人经过，都一把揪住路人的胸膛，指着鼻子问你：“日本鬼子投降了你晓得不？”你说晓得，他就把手松开，朝你笑，朝你竖大拇指；你要是故意摇摇头，说声不晓得，一拳就打断你的鼻梁，根本不管你是男人女人，也不管你是老人孩子。 二 日本投降二十多天后的某个下午，孙康平突然进了家门。那时候父母亲都不在家，两个姐姐早在他离开前，就嫁到了川南内江——大姐嫁过去后，觉得内江比渡口好多了，主要是不像渡口那样因地处长江水道，成为日本人觊觎的对象，随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也不像渡口那样热天暴热，冬天暴冷，就着手在内江为二姐找了婆家……父母不在家，意味着门应该是锁着的，但是没有锁，连门鼻儿也没扣上，轻轻一推就开了。这小小的细节告诉孙康平，这个家已经败落，再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大将军”把守。“大将军”是当时通用的门锁，形如猫头鹰，浑身黑铁，重得要两只手捧。果然，染缸干得起壳，陈旧的缸壁纹路，已被积垢填平，但里屋外院，打扫得相当干净。母亲是个很爱干净的人。只是，先前的干净和现在的干净，给孙康平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现在的干净让他觉得，这个家早就习惯了没有他的日子。父亲先回来。看见孙康平坐在天井里抽烟，如同人们想象的那样，孙祥愣住了。天井被四角房檐遮挡，阴暗潮湿，铺在地上的石板本来很厚，看上去却像浸入水中的纸。孙康平飘忽在水上。一个水鬼。日本人在对重庆长达五年半的轰炸中，制造了数不清的鬼魂，那些“如冷冻的沙丁鱼”般的尸体，绝大部分集体掩埋，可有一些散尸，只能远离死亡现场，黑乎乎地随江飘荡，他们生前或许是个旱鸭儿，死后却个个都熟悉了水性，在波浪的引领下，一顿一顿的，很有节律地前行。自从儿子没有信来，这个在老婆面前甘心认输的男人，例外地没等老婆的指令，常常独自出门，去下游三里处的回水荡，认领那些尸体。几年来，他先后认领了二十三具，都郑重其事地把他们埋了。那些日子，说不准什么时候，他就要去买一副棺材，因此，与孙家相距二百米的棺材铺老板侯建州，见到他和邱大，就像见到爹娘一样亲，老远就打招呼，就跑出来把他们拉进屋，为他们泡茶、抓葵花籽。侯建州头上铮亮如镜，根毛不长——不是剃掉了，是从小就不长——胡子却又黑又密，他便很珍惜地把胡子蓄了尺多长，像小孩吃饭时挂在胸前的嘴围子，他由此得了个雅号，叫“倒栽葱”。孙祥先后去“倒栽葱”那里买过九副棺材，后来再也买不起，就为死者裹上几层麻布，再裹上一层防潮的油布。麻布和油布也都不便宜。是东西就值钱，只有钱不值钱，人不值钱。除了在吃上有些手松，别的一切方面都勤俭持家的邱大，竟也没有反对，而且克服因尸臭和残肢引起的生理上的痉挛，亲自装殓。他们在等着一个特殊的……（夫妻俩不愿说出尸体或死人两个字，却又不知如何表达），又害怕等到。现在他自己回来了，以另一种形式。在孙祥眼里，变成鬼魂的儿子比在生时瘦多了——是的，孙康平那时候就瘦，只是不像后来瘦得那样触目惊心。不仅瘦，还老。把他“不见了”的这段时间加起来，他也只有二十五岁，就老得不成样子了。阴间是没有太阳的世界，难怪他老得这么快。孙祥自然不知道，在儿子眼里，父亲才真正老得不成样子，满头枯涩的白发，额头和鼻梁上，到处写着“川”字。父亲明明白白就是一个老头子了。孙康平叫了一声：“爸爸。”叫声里带着热度，让孙祥猛然醒悟：事情或许有另一种可能。他向这种可能逼近一步。孙康平站起身，扔了烟头，想了想，又弯腰把烟头拾起来。他不能因为自己一个小小的恶习，破坏了家里的整洁，破坏了父母早就习惯了的生活。父子俩相距咫尺。父亲说：“康平。”儿子说：“呃。”父亲说：“……你咋抽起烟来了？”儿子说：“我想抽，爸爸。”孙祥把儿子手里的烟蒂接过来，扔了，然后两只手掌在儿子身体两侧拍打，先是腰，再是髋。他在儿子的裤兜处拍到了异物，便把手伸进去，掏出了半盒烟，很不灵便地揪出一支，塞进儿子翕开的嘴里，又从儿子另一个裤兜里掏出洋火，在药皮上划。火柴和药皮老是接触不到。孙祥自己不抽烟，他的祖祖辈辈都不抽烟，无论是鸦片烟还是通常意义上的香烟，正因此，孙家才从订做皮鞋的小手艺人，积攒出几大间房子，还开了染坊，家产虽不能与城南青石巷的张家和郭家平起平坐——他们可是这城里有名的大户——至少能过上日子。不抽烟并不等于不会用洋火。可孙祥今天真不会用。他的两只手无师自通地跳着舞蹈。当终于听到滋的一声，幽蓝色的火苗喷溅而出，他简直吓了一跳。得益于母亲的遗传，孙康平比父亲高出许多，他把腰勾下去，弯着脖子，在父亲的掌心里把烟点燃。孙康平咳起来，父亲也咳起来，腊黄色的烟雾在两人之间推来荡去。这时候母亲回来了。母亲的及时出现，终止了父子间的进一步交流。这正是他们需要的。两人的眼里都有了泪光。他们心里清楚，尽管这泪光完全可以说成是咳嗽惹的祸，但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彼此都有些拘谨，都怀着因不善表达引起的含羞带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