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尔维娅·普拉斯 日期：2016-06-26 23:38:01
这是一位才貌双绝的美国女诗人描述自己人生经历的自传体小说，小说女主人公就是普拉斯本人的写照。普拉斯以诗的语言讲述青春期的叛逆与躁动，又以自己的一死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和真实性，使她在世界女权主义作家行列中留下独具一格的悲怆之美。
本书简介：
本书系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1932—1963)在其短暂一生中创作的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和她才华横溢的诗集《巨人》《爱丽儿》一样，《钟形罩瓶》也在美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被视为美国现代文学经典之一。小说描述了一位美丽的美国女大学生埃丝特·格林伍德与男友威拉德、男友母亲威拉德夫人以及自己母亲的情感冲突，坦率地表达了自己作为一名现代女性对于爱情和事业的双重追求，以及这种追求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所受到的压抑。女主人公为摆脱这种压抑做出了惊人之举——自杀，“因为不论坐在什么地方——轮船甲板上，还是巴黎、曼谷的街头咖啡馆里——我都像罩在同一只玻璃钟形罩瓶之下，呼吸自己的酸腐之气，备受煎熬”。
作者简介：
作者介绍：西尔维娅·普拉斯(1932—1963)，美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20世纪60年代美国“自白派”诗歌代表人。8岁写诗，兼习短篇小说和绘画，少女时代就开始发表作品，才貌双绝，名闻美国诗坛。1956年，邂逅英国著名诗人休斯，二人一见钟情，并结为伉俪。婚后的普拉斯不堪生活重负，为情困扰，时常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写出了忧伤的传世之作。1963年，其自传体小说《钟形罩瓶》出版三周后，31岁的普拉斯选择了离开，不是离开休斯，是离开人世。译者介绍：黄健人
曾用笔名黄建人，中南大学教授。1989年获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出版译作逾四百万字，其中《洛丽塔》在海峡两岸同时出版，《飘》被节选收入国内多种翻译教材，《简·爱》《苔丝》《爱丽丝梦游仙境》《霍桑短篇小说选》等均获读者好评。
赵为
自由职业翻译。武汉大学德文系学士，哲学系硕士，德国美因茨大学FTSK翻译学院硕士。现从事英汉、德汉笔译及同声传译，单独或合作发表译作有《沙漠之花》《卡萨诺瓦回忆录——去巴黎》《斑比的孩子们》等，译文数十篇，逾百万字。
目录：
001命如珍珠的普拉斯（代序）⊙沈东子
001第一章
014第二章
024第三章
037第四章
049第五章
061第六章
072第七章
085第八章
098第九章
112第十章
127第十一章
141第十二章
155第十三章
171第十四章001命如珍珠的普拉斯（代序）⊙ 沈东子001第一章014第二章024第三章037第四章049第五章061第六章072第七章085第八章098第九章112第十章127第十一章141第十二章155第十三章171第十四章186第十五章197第十六章206第十七章217第十八章227第十九章240第二十章第二章（节选） 拿什么跟我换，我都绝不愿错过莱尼的家。他家虽安在纽约的公寓楼里，内里却彻头彻尾像农场。他说他敲掉了好几面分隔墙，好扩大空间，然后又要人给墙壁钉上松木板，再专门订做了一个马蹄形的松木吧台。我觉得地板铺的也是松木。脚下踩的是大块的白熊皮，除开好些铺着印度毯子的矮榻之外没有其他家具。高悬在墙上的不是画，而是鹿角、水牛角和一只兔头标本。莱尼伸出拇指，拨弄了一下兔子柔软的灰嘴和僵硬的长耳“这是我在拉斯维加斯开车时轧死的。”他走到房间的另一头，马靴的脚步声回荡，犹如手枪鸣射。“这是声学设计的效果。”他说，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远处的一扇门后。音乐突如其来，响彻空中每个角落。随后忽停，我们听到莱尼的声音：“我是各位十二点的主播莱尼？谢泼德，为你们带来排名最前的流行歌曲。本周第十位正是炙手可热的金发小妹——请听她独一无二的《太阳花》！”我生在堪萨斯，长在堪萨斯；哪天结婚时，我出嫁也在堪萨斯……“这人真有意思！”多琳说，“你说呢？”“当然。”我说。“艾丽，听着，帮我个忙。”多琳似乎真以为我现在就叫艾丽了。“没问题。”我说。“别走好不好？他要动什么歪脑筋的话，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你留意到他那浑身肌肉了吗？”多琳咯咯地笑。莱尼从后头的房间里走出来。“那里头有价值两万美元的录音设备呢。”他溜达到吧台边，摆出三个玻璃杯、一只银色冰桶和一把敞口壶，调起鸡尾酒来。娶个真正的蓝血姑娘，她许诺会等我——她是太阳花州的太阳花。“不赖吧？”莱尼走过来，手里托着三个杯子。杯子上凝结了大大的水滴，出汗似的。莱尼把杯子分给我们，冰块碰撞，发出清脆声响。音乐戛然而止，我们又听到莱尼的声音宣布下一首歌。“听自己说话的感觉真是爽得无与伦比。嘿，我说，”莱尼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弗兰基溜了，该找个人陪你。我打电话叫个朋友过来。”“没事的。”我说，“你不用叫人来。”我可不愿坦言要他找个比弗兰基大上几号的人来。莱尼似乎松了口气：“你不在乎就好。我可不愿冒犯多琳的朋友。”他满脸堆笑，对多琳说：“你说呢，宝贝儿？”他朝多琳伸出手，两人二话不说，跳起了吉特巴舞，手中还握着杯子。我架着二郎腿，坐在矮榻上，努力保持专注却无动于衷的表情。有一回，在观看阿尔及利亚肚皮舞演出时，见过一个生意人，他正是这副神气。然而，我刚把背靠到挂着兔子头的墙上，矮榻便向客厅中心的方向滑去，于是我干脆坐到熊皮上，靠着矮榻。这杯酒喝起来水嗒嗒的，一点劲道也没有，越喝越像陈年水。玻璃杯的中段绘有一条粉线，点缀些黄色圆点。我喝了一大口，杯中酒降到粉线下头约两公分处。等会儿再喝的时候，酒却又回升到粉线的位置。莱尼的声音猛然响起：“为呀为呀为什么，我离开了怀俄明？”音乐间隙中，那两人仍不停地旋转舞蹈。置身于成堆的红白毯子和整片的松木木板之中，我仿佛逐渐萎缩，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化为地上的一个洞。两人越来越痴迷彼此，目睹此情此景，旁观者总不免心灰意冷，尤其你又是唯一在场的见证人。这就好比坐在快速驰离的列车守车里回望巴黎——每一秒钟，城市都在变小。但在你心里，却是自己在以每小时一百万英里的速度，被辉煌的灯火和迷人的新奇甩开，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孤寂。莱尼和多琳不时搂作一团，接吻，转个圈，喝上一大口，然后再搂作一团。我暗暗盘算，要不干脆自己在熊皮上倒头睡一觉，等多琳想回酒店时再说。莱尼大吼一声。我刷地坐起来。多琳的牙齿还咬在莱尼的左耳垂上。“快松开，你这疯婆娘！”莱尼一弯腰，多琳噌地腾空而起，被他背到肩上。玻璃杯从她手上飞了出去，撞到松木板，清脆的破裂声好不滑稽。莱尼仍在咆哮，疯狂旋转，转得那么快，我连多琳的脸都看不清了。与平日注意他人眼珠颜色一样，我忽然注意到，多琳的双乳从裙子里挣脱出来，微微晃动，犹如两只饱满的棕色蜜瓜，而她的肚子贴在莱尼的肩膀上，被莱尼扛着转圈圈，两腿在空中乱踢乱打，她在尖叫。随后二人笑成一团，慢了下来，莱尼正欲透过多琳的裙子去咬她的屁股，而我不等看下文，便跌跌撞撞，冲出莱尼的家门。两手紧扶栏杆，半拖半走才下了楼梯。摇摇晃晃走到街头，我才悟出莱尼家里开了空调。街头，积攒了整整一个白昼的热浪，滚烫沉闷，扑面而来，宛如给我的最后一记沉重侮辱。我完全不知自己身在何方。我沉吟片刻，要不要坐出租车，去杂志社安排的酒会转转？最后决定作罢。舞会可能已经收场，我可不愿置身空荡荡的大厅，枉对满地五彩纸屑、烟头，和团团纸巾。用一根指头顶着左侧房子的外墙，保持平衡，我小心翼翼走到下一个街角。抬头看清街道标识，从手袋里拿出纽约地图。我离酒店正好四十三又五条街之遥。走路向来难不倒我。朝着正确的方向，默默数着走过的街口，迈入酒店大堂时，酒意彻底清醒，只是双脚有些微肿——自作自受，谁叫我不穿长袜。守夜人在亮着灯的亭子间里打瞌睡，挂钥匙环和静默的电话机围绕着他。除此而外，大堂内空无一人。我溜进无人照看的电梯，按下我住的楼层。电梯门从左右两侧咬合闭紧，犹如悄无声息的手风琴。随后我耳朵里响起怪声，一位身躯肥大，眼周污黑的华人妇女目光空茫，正盯着我的脸。当然，电梯里其实只有我自己。我惊恐地发现，自己看起来满面皱纹，落魄颓丧。走廊里人影全无。我开门进了房间。房里烟雾腾腾。起初我还以为这烟从天而降，预示着对我的某种审判。细想起来，原是多琳走前抽过烟，便摁下按钮，打开窗户上的排风口。人家把窗户都焊死了，你就没法子敞开窗，把身子探出去。不知为何，这让我怒火中烧。站在窗户左侧，我把脸靠在木窗框上。眺望市中心，联合国大楼颤颤巍巍，矗立夜幕当中，泛着奇异的绿光，宛如火星上的蜂巢。我还能看到，红红白白的灯在沿着车道移动，不知名的桥上也亮着灯光。这般沉寂令我沮丧。这不是万籁俱静的沉寂。这沉寂源于我自己。我明白，车辆在发出声响，车内的人在发出声响，大楼那座座亮灯的窗户后面，人们在发出声响，河流也在发出声响，然而，我听而不闻。整座纽约市平坦铺开，好似一张招贴画，悬挂在我窗外，灿烂而闪烁。可它在与不在，对我，又有何意义？ 第七章（节选） 不出所料，康斯坦丁个头太矮，不过帅得自成一格，浅棕色的头发，深蓝色的眼睛，表情丰富，自信而充满挑战。他的模样几乎就是个美国人，皮肤晒得黝黑，牙齿整齐洁白，不过我一眼看出，他不是美国人。他身上有种东西，我从没在哪个美国男人身上看到过，那就是直觉。康斯坦丁很快猜到，我不受威拉德太太的荫庇。我不时翻个白眼，冷笑一声，很快就和康斯坦丁沆瀣一气，尽情嘲讽威拉德太太。我想：这个康斯坦丁不会在乎我个子太高，不会在乎我懂的语言不够多、没去过欧洲。他能洞穿纷繁的表面，看到真正的我。开着他那辆老旧的绿色敞篷车，他带我去了联合国总部。褐色的座椅皮面绽裂，然而十分舒适。车篷敞开着。他告诉我，之所以晒得这么黑，是因为常打网球。明亮阳光下，一条又一条街，我们飞驰而过。他握住我的手，捏了一下。我开心无比，连九岁那年和父亲一道，在滚热的白沙滩上奔跑都没这么开心。那个夏天之后，父亲便撒手人寰。康斯坦丁和我坐在联合国大楼的一间会议厅里，这儿装修豪华，人们刻意保持安静。我们旁边坐了一位神情严肃，肌肉结实的俄罗斯女孩，她素面朝天，和康斯坦丁一样，也是同传译员。坐在这里，我暗自思索，自己单纯彻底的开心岁月，只到九岁——为何一直没意识到这点呢？真奇怪。九岁之后，尽管母亲省吃俭用，供我去夏令营、学钢琴、学水彩画、学跳舞、学航海；尽管大学准许我在早餐之前，驾船穿过清晨的迷雾；尽管吃了那么多巧克力脆饼底蛋糕；尽管每天脑海中都闪烁着无数奇思妙想，可我再也没能敞开心扉，纵情欢乐过。我愣眼直盯那位穿双排扣灰西装的俄罗斯女孩，她讲的语言深奥无比，嘴里蹦出一个接一个惯用语——康斯坦丁告诉我，惯用语是俄语口译最困难的地方，因为俄语的惯用语和我们无法一一对应——我全心全意渴望能钻到她的身体里，用尽余生，大声吼出一个又一个惯用语。尽管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快乐，但技能就像小石子，恒河沙数一般，至少我又多捡了一颗。我历数着自己不会做的事。首先不会做饭。外婆和妈妈都是烹饪高手，我心安理得，把什么都推给她们。她们总想教我做菜，而我只是袖手旁观，嘴里嘟囔：“哦，哦，知道了。”其实，她们的教诲水一般淌过我的脑袋，点滴未留。真动手时，我还故意弄成一团糟，从此再没人让我做饭。我还记得乔迪，她是我大学头一年最好的朋友，也是唯一的朋友。一天早晨，她在家里给我做了一道炒鸡蛋。味道别具一格，我便问她里头加了什么料，她告诉我加了奶酪和蒜味盐。我问这是谁教她的，她说没人教，自己想出来的。话说回来，她从来脚踏实地，读的是社会学。其次不会速记。这意味着我大学毕业之后，很难找到好工作。我妈总叨叨，才没人会雇用英语专业一无所长的毕业生呢。但会速记的英语专业毕业生则是另一码事，炙手可热。年轻的男创业家都会争相雇佣，而她会在他们的指示下，敲出一封又一封文采飞扬，激动人心的信函。问题在于，我痛恨给男人们服务。我渴望听从自己意愿，自己写出文采飞扬、激动人心的信函。妈妈给我看过一本速记教材，那些小符号跟时间是t、总距离是s之类物理符号毫无二致，都令我反胃。单子越列越长。我跳舞蹩脚；唱歌跑调；毫无平衡感，每次体操课要伸展胳膊、头顶一本书走过窄窄的木板，我一定会摔下去。我既不会骑马，也不会滑雪，尽管无比渴望掌握这两项运动，但学费太昂贵。我说不了德语、读不了希伯来文、写不了中文。而坐在我面前的这些联合国雇员们，来自五湖四海，各种偏僻国家，其中大部分我在地图上都找不到。坐在联合国大楼这隔音的核心位置，一边是既会打网球，又会同声传译的康斯坦丁，另一边是通晓那么多惯用语的俄罗斯姑娘，有生以来，我头回感到自己百无一用。问题在于，其实我从来都如此无用，只是以前不曾意识到而已。我唯一拿手的是获奖学金和得奖，而这个时代行将结束。我像一匹赛马，生活在没有赛道的世界里；又像一名大学的橄榄球冠军，突然被扔到了华尔街上，身上套着西装，辉煌岁月萎缩成壁炉上的一尊小小金杯，上面篆刻着一个日期，恰如墓碑上的生卒年月。我看到我的人生，就像那篇小说中的那棵无花果树，枝繁叶茂，在面前伸展。每条树枝的尖梢上，都挂着一颗肥美深紫的无花果，那便是一个美好未来朝我招手。一颗果子是丈夫、快乐家庭和小孩；另一颗果子是成为著名诗人；下一颗是荣膺教授，功成名就；再下一颗是做伊·吉，那位了不起的编辑。一颗无花果是欧洲、非洲和南美，另一颗无花果是康斯坦丁、苏格拉底、阿提拉诸如此类，有着奇怪名字和出格职业的情人们，还有一颗是奥运会女子航海项目冠军，在众多果子上方，更远更远处，还有好多好多别的果实，我无法看分明。我看见自己坐在这棵无花果树下，拿不定主意到底要摘哪一颗果，只好饿以待毙。每一颗果子我都想摘，可摘一颗就得放弃其他所有。就这样，我坐在树下，犹豫踟蹰，而那一颗颗无花果，逐渐起皱变黑，扑通扑通，接连坠落，掉到我脚旁。康斯坦丁挑的餐馆，飘着各色香草香料和酸奶油的味道。我在纽约这些日子，但从未发现这样的餐馆。我总去“汉堡天堂”连锁餐厅，他们供应巨大的汉堡、当日例汤，一尘不染的柜台里还陈列着四种装饰华丽的蛋糕，面对一长条明亮的镜子。我和康斯坦丁在迷蒙的灯光中，走下七级台阶，才进了餐馆。被烟熏黑的墙上，贴着许多风景招贴画，仿佛打开了许多窗户，眺望着瑞士的湖泊、日本的山峦、非洲的草原。瓶子般粗大的蜡烛上蒙着灰尘，仿佛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不停流淌着烛泪，红、蓝、绿，层层叠叠，交织成精美而立体的蕾丝图案，在每张桌子上投下光环，而人们的面孔似乎也在漂浮，发光，宛若火焰。如今已不记得自己吃了什么，但咽下第一口食物，心情顿时好了很多。我嘀咕，先头眼前出现无花果树和大只无花果枯萎坠落的幻景，大概只是因为饥肠辘辘。康斯坦丁负责倒酒，杯中的希腊红酒，甘醇且带松树皮芳香。我发觉自己叽叽喳喳，跟他聊着我要学德语，我想去欧洲，想做一名跟玛吉·希金斯①[①■玛吉·希金斯（MargueriteHiggins，1920——1966）：系美国战地记者，曾亲赴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及越南战争采访，因其深入战场的报导与成就声名远扬，并成为荣获普利策奖的首位女性。]一样的战地记者。我如此轻松愉快，等酸奶和草莓酱甜点端上来时，已然决定，若康斯坦丁想引诱我，我不会拒绝。自从巴迪·威拉德坦白了和那女服务员的风流事之后，我一直琢磨自己也该出门找个人，和他上床。跟巴迪上床不能算数，因为那样的话，他还是比我领先。我必须跟别的人上床。我只和一个男孩讨论过上床的事。那是个耶鲁男生，来自南部，长着鹰钩鼻，一副忿忿不平的相貌。一个周末，他来我们学校找他约会的女孩，不料发现人家前一天和一位出租车司机私奔了。那个女孩就住在我们宿舍，那天晚上正巧只有我在，让他振作起来的重担便自然落在我肩。一家本地咖啡店里，我们蜷缩在隐蔽的高背厢座上，背板木头上刻着好几百人的名字。我们一杯又一杯灌下黑咖啡，讨论男女性事，开诚布公。那个男孩——大名埃里克——说我们学校那些女生，要么四散站在门廊的灯光下，要么毫无掩饰，站在灌木丛中，在夜里一点宵禁到来之前，和男友搂搂抱抱，疯狂亲吻，故意让路人看个一清二楚。他觉得如此这般很是恶心。埃里克口气怨毒，质疑都经过了一百万年的进化，我们成了什么？还是动物！随后，他坦陈自己头回与女人上床的经历。埃里克以前在南部的一所预科学校念书，这学校专门培养全面发展的绅士。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个男生在毕业前，都必须“结识”一个女人。《圣经》意义上的“结识”，埃里克说。就这样，一个周六，埃里克和他的几个同班同学，乘大巴去了最近的一座城市，找了间臭名昭著的妓院。埃里克叫的那个妓女连裙子都懒得脱。她一身横肉，人到中年，头发染成红色，嘴唇厚得很不自然，皮肤粗糙，还不肯关灯。因此，埃里克只好在一个粘着苍蝇的二十五瓦灯泡下和她做爱，感觉完全不像传说中的畅快，简直乏味得像上厕所。我说，也许钟爱一个女人时，做爱就不会如此乏味了。可埃里克回答，一想到他爱的女人也和动物没什么两样，他便兴致全无，因此，他若爱上了什么人，绝不会跟她上床。实在难耐时，宁可去招妓，也绝不玷污心上人。我当时动了念头，觉得埃里克也许是个上床的合适人选，他已有过经验，而且说起性事来一点不像别的男孩子，要么猥琐，要么傻气。然而，后来埃里克给我写了封信，坦言他也许真会爱上我，我那么聪明伶俐、愤世嫉俗，却有一张和善的脸，正像他的姐姐。看过这封信，我知道自己的算盘要落空，我正是他绝不会与之做爱的类型。于是，我给他回了信，告诉他，很遗憾，我已经和青梅竹马的男孩有婚约。 第十一章（节选） 戈登大夫的诊室悄无声息，满眼米黄色。墙壁米黄色，地毯米黄色，软垫椅子米黄色，沙发米黄色。四面墙上没挂镜子或图画，只有不同学校颁发的证书，拉丁文写着戈登大夫的大名。茶几、咖啡台、期刊桌上，摆满蕨类和颜色更绿的带刺植物，呆头呆脑。起先我还奇怪这屋子为何令人感觉如此安全，很快就明白是因为没有窗户。空调叫人凉得打战。我身上还穿着贝特西的白衬衫与紧身连衣裙。这身衣裳有点儿垮了，因为在家三星期我都没洗过，浸透汗水的棉布一股酸酸的友好气味儿。我三星期没洗过头。我七天没睡着。我妈跟我说，我肯定睡着过，那么长时间不可能从没睡着过，可是就算我睡过觉，眼睛也睁得溜圆，因为整整七个夜晚，我目光一直跟着床头柜上那只小钟发亮的秒针、分针和时针转圆圈和半圆圈，一秒钟、一分钟、一小时，未曾错过。我不洗衣裳，不洗头，因为这么做好像太傻。我眼看着一年的日子在面前伸展，如同一大溜明亮的白盒子，分隔一只只盒子的是睡眠，犹如一片黑色的阴影。只不过于我而言，那分隔一只只相邻盒子的长长阴影突然砰地消失，于是我眼前就只剩下日复一日的白昼，刺眼地发亮，犹如一条宽广、孤寂的白色大道，无穷无尽。头一天刚洗过，第二天又得洗，好像太蠢。想想都觉得累。我凡事都想一劳永逸，彻底了结。戈登大夫转动着一支银色的铅笔。“你母亲跟我说你心烦意乱。”我深深陷入皮沙发，目光越过擦得锃亮的大写字台，对着戈登大夫。戈登大夫在等待。他用铅笔——嘟、嘟、嘟——在他绿色的记录本上来回敲。他的眼睫毛好长好密，像假的，黑色塑料芦苇丛一般，环绕着两潭池水，绿幽幽，冰凉凉。戈登大夫的五官这么完美，简直漂亮得像个女人。踏入这道门那一刻，我就讨厌他。我的想象中，医生该是一位和善、丑陋、机敏的男人，他抬起头来，“啊”地叫一声，能给人鼓舞，好比他能看到我看不到的东西，那样的话我就能找到言辞，告诉他我有多么害怕，就像正在被越来越深地塞入一只不透气的黑麻袋，无路可逃。然后他就会朝椅背上一靠，十个指尖相顶，做出一只小尖塔，告诉我，我为何睡不着觉、读不进书、吃不下饭，人们做的一切事情为何看起来如此愚蠢，因为到头来他们只会死。接下来，我原以为，他就会帮我，一步，一步，恢复自我。可是戈登大夫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他年轻，英俊，而且我一眼就看穿他还很自负。戈登大夫书桌上有张照片，嵌入一只银相框，一半对着他，一半对着我的皮沙发。是张家人合影，一位黑发美人儿，没准儿是戈登大夫的妹妹，在两个金发孩子的头顶笑逐颜开。我猜一个是男孩，一个是女孩，但也许两个都是男孩或者都是女孩，孩子太小，说不清。我想照片里还有条狗，在相框底部——是条万能埂或金毛犬——但也许只是女人裙子上的图案罢了。不知为何，这照片令我怒火中烧。真不明白照片为何半对着我，除非戈登大夫想立刻叫我明白，他已娶了位魅力四射的女人为妻，我最好不要有非分之想。接着我就想，这么个戈登大夫如何能帮得上我，有这么个漂亮太太，两个漂亮孩子，还有条漂亮狗，犹如圣诞卡上的天使，围绕他的身旁？“你能不能试着跟我说说，你觉得哪里不对劲。”我翻来覆去，琢磨字眼儿，就像摆弄一把被海水抛光的圆石子儿，仿佛它们会突如其来生出一只利爪，摇身变成别的东西。我觉得自己什么地方不对劲？这听来好像没有什么当真不对劲，一切不过是我自己凭空想出来的。我的声音迟钝，呆板——表示我并未被他的漂亮相貌和家人照片所迷惑——我告诉戈登大夫自己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读不进书。没说那个写不成字的事，这事才最让我揪心。那天早上我曾试图给多琳写封信，她远在西弗吉尼亚州。我打算问问她我可不可以去她那儿和她住，没准儿能在她就读的学校找份工，端盘子或干别的。可是捉起笔，写出的字母又大又歪，就像小孩的笔迹，而且线条在信笺上一路下滑，从左到右，几成对角线，犹如一个个线圈躺在纸上，有人过来吹了口气，吹歪了。我明白这样子的信不能寄出去，就撕成碎片，装进钱包，挨着我万能的小粉盒，以备心理医生要看。可戈登大夫当然没说要看，因为我没提这档子事，我为自己的聪明劲儿窃窃自喜。觉得只需要告诉他我想说的事，藏掖这个，说出那个，就能把控他对我的印象，而大夫从头至尾还自以为是。我说话的时候，戈登大夫一直低着头，仿佛在祈祷，除了我沉闷平淡的声音就是他的铅笔在绿色记录本的同一处“嘟、嘟、嘟”地敲，如同一根原地踏步的手杖。我讲完，戈登大夫抬起头。“你刚才说你在哪儿上大学？”我大惑不解，回答了问题。不明白上哪所大学有什么关系。“啊！”戈登大夫朝椅背上一靠，凝视着我肩膀上方的空气，一脸若有所忆的微笑。我以为他会告诉我诊断结果，以为对他的判断也许太匆忙，太刻薄。可他只说：“你的大学我记忆犹新，战时我在那儿待过。那儿驻扎过一个陆军妇女军团，是不是？还是叫妇女志愿紧急服役团来着？”我说不知道。“没错儿，是驻扎过一个陆军妇女军团，现在想起来了。派驻海外之前，我给她们看过病。老天！好一大群漂亮姑娘呀。”戈登大夫哈哈大笑。随即，一个优雅动作，他站了起来，绕过桌角朝我走来。不知他有何企图，我也站了起来。戈登大夫伸手拉住垂在我身体右侧的那只手，握一握。“那就下次见。”枝繁叶茂的榆树们，朝共和大道沿街的黄砖、红砖门脸投下一道长长的阴影。一辆电车顺着光滑银色的轨道，蜿蜒而行，驶往波士顿。我等电车过去，穿过轨道，朝对面街边停放的那辆灰色雪佛兰走去。能看见妈妈的脸，焦虑，灰黄，如同一片柠檬，透过挡风玻璃在注视着我。“呣，大夫怎么说？”我拉上车门，没扣紧。往外再推，再往里拉，砰地闷闷一声，关好了。“他说下星期再见。”我妈叹口气。戈登大夫一小时诊费要二十五美元。 第十三章（节选） 我就是知道该怎么做那件事。一等我妈的车嘎吱嘎吱离开我家车道，发动机声音消失，我就跳下床，三下两下穿好白衬衫、绿花布裙和黑雨衣。雨衣潮乎乎的，头天刚用过，不过很快就无所谓了。我下楼，从饭厅桌上拿起一只淡蓝色的信封，在信封背面费劲地涂写大大的一串字母：我出去散个长步。我把信封立在妈妈一进门就能看到的地方。随即哈哈大笑。我把一件最要紧的事给忘了。我跑上楼，将一把椅子拖进我妈的大衣橱，爬上去，伸手去够顶层那个绿色的珍宝箱。本可以徒手撕掉金属盖子，锁很不牢靠，可是我想把事情做得有条不紊。我拉开妈妈书桌右手的顶层抽屉，从那方好闻的爱尔兰亚麻手帕下面轻轻抽出藏在底下的那个蓝色珠宝盒，从黑天鹅绒上摘下别在上头的小钥匙。然后打开珍宝箱，取出那瓶新药丸，药丸比我预想的多。至少有五十颗。要是我等着妈妈夜复一夜，一颗一颗，慢慢给我服用，就得等上五十个夜晚才攒得够。而五十夜之内，学校就会开学，弟弟也会从德国回家，那就太晚了。把钥匙别回珠宝盒，和那些并不昂贵的项链、戒指做伴，把珠宝盒放回抽屉，塞到那方手帕下面，再把珍宝箱放回衣橱的顶层，最后把椅子放回我拉走之前的准确位置。然后，我下楼进了厨房。打开水龙头，用玻璃杯接了一大杯水。再端着杯子，拿着那瓶药丸，下到地下室。地下室几只窗户的缝隙透进一点点黯淡如海下的光芒，那台油炉背后墙上露出一道漆黑的罅隙，大概齐肩高，伸到通风廊下面，不见了。通风廊是地下室挖好以后才增建的，就建在这道秘密的，底部为泥土的罅隙之上。几根年深月久腐朽的壁炉木头堵住了洞口。我把这些木头往后推推，把水杯和药瓶并排放在一根木头平坦的表面，再把自己的身子用力向上提。我花了好长时间，试图爬进这道罅隙，试了多次，到底成功，蹲进漆黑的洞口，如同一个洞穴侏儒。泥土在赤裸的双脚下相当友好却冰凉。不知这方特殊的土壤有多少年没见过阳光了。接着，我拖动那些灰仆仆、沉甸甸的圆木，一根又一根，横过洞口。黑暗厚重，犹如天鹅绒。我伸手拿过水杯和药瓶，低着头，小心翼翼爬向最远的墙壁。蜘蛛网上几只柔软的飞蛾碰到我的脸。紧裹身体的黑雨衣，就像自己温柔的影子。旋开药瓶盖，我开始快速吞药丸，一颗接一颗，一大口水，再来一大口水。起先什么动静都没有，但药瓶快见底时，眼前开始闪过一道道红光与蓝光。药瓶从手中滑落，我溜倒在地。沉寂大浪般退去，挡住那些卵石与贝壳，那些我生命之船触礁之后的所有碎片。 第十五章（节选） “我吸烟，你介不介意？”诺兰大夫边问，边靠向紧挨我床边的椅子后背。我说不，我喜欢烟味。我想，要是诺兰大夫吸支烟，就能待得久些。这是她头一回来和我交谈。她一走，我就会重陷原来的空虚。“跟我说说戈登大夫吧，”诺兰大夫突然提起，“你喜欢他吗？”我警惕地看大夫一眼，觉得医生们肯定沆瀣一气，而且在这家医院的什么地方，隐秘的角落里，也藏着一台机器，跟戈登大夫的那台一模一样，时刻准备把我打得魂飞魄散。“不，”我回答，“完全不喜欢他。”“那倒有意思。为什么呀？”“不喜欢他对我做的事。”“他对你做什么啦？”我告诉诺兰大夫那台机器，那些蓝色闪光、那重击和啸叫。我说这些的时候，她深深沉默。“那是错的，”后来她说，“不应该那样子。”我盯着她。诺兰大夫说：“治疗要是做得正确，病人就会像睡了一觉。”“谁要是再那样对付我，我就杀死自己。”诺兰大夫肯定地说：“在这儿，你不用做电击治疗的。即使要做，”她补充一句，“我也会事先告诉你。我向你保证，绝不会像你以前做过的那样。咦，”她最后说，“有些病人甚至还喜欢这种治疗呢。”诺兰大夫走后，我在窗台上发现一盒火柴。盒子不是普通大小，而是极小。打开一看，是一排粉红头的白色小棍。我试着点一根，结果断在手里了。想不明白诺兰大夫干吗要给我留下一盒这种蠢东西。也许她想试试看我会不会交还给她。我仔细把这些玩具火柴藏到我新羊毛浴袍的褶边里头。要是诺兰大夫问我要，我就说我以为火柴是用糖做的，给吃了。 隔壁病房新来了位女病友。我琢磨她一定是楼里唯一比我来得更晚的病人，因此她就不会知道我病得有多厉害，不像其他病人那么了解我。我想也许应该进她屋子看看，和她交个朋友。她躺在病床上，身穿一条紫色长裙，用只贝雕胸针把裙子系在脖子上，裙子长到她膝盖与鞋子中间。她的头发铁锈色，挽成一个女学究式的发髻，一根黑橡皮筋上挂着一副镶薄银边的眼镜。“你好，”我在她床边坐下，跟她搭话，“我名叫埃丝特，你叫什么名儿？”她纹丝不动，尽管瞪着天花板。我很受伤，心想也许她初来乍到时，瓦莱丽亚或者别人已经告诉过她我有多蠢。“哦，你在这儿呀，”护士对我说，“来看望诺里斯小姐哪。多好呀！”话音一落就消失了。不知自己在那儿坐了多长时间，定定地看着这个紫色的女人，纳闷她那粉红的嘴唇何时会张开，若真的张开，又会说出什么话来。终于，一声不吭，也一眼不看我，诺里斯小姐抬起身，将那双穿着带纽扣的高腰黑皮靴的脚甩到床铺另一侧，走出病房。我猜她也许想以狡猾的方式摆脱我，就悄悄拉开一段距离，跟在她身后，顺走廊朝前走。诺里斯小姐走到餐厅门口停住脚。一路上她走得非常精准，两脚一直踏着纵贯地毯正中的那些你缠我绕的洋蔷薇图案。这一刻，她等了一会儿，然后先迈一只脚，再迈另一只，越过门槛，进了餐厅，仿佛跨越了一道看不见的高及胫骨的阶梯。她在一张盖着亚麻台布的圆餐桌旁坐下，打开一块餐巾，铺到腿上。“离晚饭还有一个小时呢。”厨师打厨房喊了一声。可诺里斯小姐不回应，尽管直视前方，神情还彬彬有礼。我拉开她对面的一把椅子，也坐到餐桌旁，打开一块餐巾。我俩都不言不语，坐在那儿，在亲似姐妹的静默中，直坐到走廊响起晚饭钟。“躺下，”护士吩咐，“我要再给你打一针。”我在床上翻身趴下，拉起裙子。然后脱下丝睡衣的裤子。“哎哟，瞧你底下都穿了些什么呀？”“睡衣呀。这样我就不用老是穿了脱，脱了又穿的。”护士弄出回避的小声音。接着问：“打哪边？”这是个老笑话。我抬头回望一眼自己的光屁股，两侧臀部都已被针打得又青又紫，左边看起来比右边颜色更深。“打右边。”“你说打哪儿就打哪儿。”护士的针头猛地扎进去，我畏缩一下，品咂着这一下小痛的快意。一日三次，护士给我打针，每次打针后约一小时，再给我一杯加糖果汁，而且站在旁边看着我喝下去。“你运气好呀，”瓦莱丽亚说，“在给你用胰岛素呢。”“什么效果都没有。”“哦，会有的。我已经用过了。等你起反应了就告诉我。”可我似乎从没起任何反应，只是变得越来越胖。妈妈给买的那些本来嫌大的新衣裳已经撑得紧绷绷。我瞧瞧自己胀鼓鼓的肚皮，圆溜溜的屁股，觉得吉奈太太没看到我这副尊容，真是好事，因为如今我样子就像个快生宝宝的孕妇。 第二十章（节选） 又一场大雪覆盖了精神病院的大地——不是圣诞节那种纷纷扬扬，而是足有一人深的元月暴风雪，那种扑灭学校、办公室、教堂和树叶，一天甚或多天的暴风雪，在回忆录、记事簿和日历上留下一张完全的空白页。一周内，我要是通过了与医院董事会的面谈，菲洛米娜·吉奈的黑色大轿车就会载着我向西飞奔，一直把我送到自己学校的锻铁大门前。寒冬料峭！马萨诸塞州将会陷入大理石般的宁静。我想象着一座座摩西奶奶①[①■摩西奶奶（GrandmaMoses，1860——1961）：本名安娜·玛丽·罗伯逊·摩西，以“摩西奶奶”闻名于世，是美国一位德高望重的民间艺术家。]画笔下的村庄，雪花飘飘；大片大片沼泽地里，干枯的猫尾草，哗啦哗啦响；一座座池塘里，青蛙和鲇鱼在冰鞘下、战栗的树林中，做着香甜的梦。然而，在迷惑人的洁净平板岩下，地形依旧。而我，没能到旧金山或欧洲或火星上去，将重新熟悉这古老的风景，小溪、小山、树木。某种意义上说，六个月时光流逝之后，从曾经决然停步的地方重新开始，不过小事一桩。当然咯，我的事也会人尽皆知。诺兰大夫已相当坦率地提醒过我，很多人可能会对我小心翼翼，甚至退避三舍，像遇到佩戴响铃的麻风病人一样。我妈的面孔浮现在脑海，犹如一轮苍白责备的月亮，自我二十岁生日后，那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疯人院探望我。有个女儿在疯人院！我竟那样伤害了她。然而，她显然已决定原谅我了。“埃丝特，咱们从中断的地方重新来过，”妈抚慰道，一脸和蔼可亲，志士仁人的微笑，“咱们就把这一切当作一场噩梦。”一场噩梦。对罩在钟形罩瓶里的人来说，如同一具死胎，毫无表情，这世界本身就是一场噩梦。一场噩梦。一切都刻骨铭心。我记得那些被解剖的尸体，多琳，无花果树的故事，马科的钻戒，共和大道的水手，戈登大夫手下那个眼镜片厚得像墙的护士，跌碎一地的体温表，送饭黑人和他的两种豆子，还有使用胰岛素时增加的二十磅体重，那块鼓在天海之间犹如灰色头骨的大礁石。也许忘却，如同一场大雪，可以令人麻木，可以掩盖它们。但它们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我自己的风景。“有个男的来看你！”一位笑意盈盈，雪白帽子的护士把脑袋探进门来，懵懂的一瞬间我还以为真的回到了学校，这白色的云杉木家具，这俯瞰树木小山的白色风景，比我原先房间的裂口椅子和桌子，比俯瞰光秃秃的院子强多啦。半年前，“有个男的来看你！”值守宿舍电话的女孩也曾经喊过。我们，在贝尔塞茨的人们，与在学校里玩桥牌、扯闲话、读书学习的女孩子有何区别？而我就要从贝尔塞茨返回学校了。那些女孩子也坐在同类的钟形罩瓶之下。“请进！”我回应一声。只见巴迪·威拉德手握卡其布帽子走了进来。“嗨，巴迪。”我打个招呼。“嗨，埃丝特。”我俩站在那儿，四目相对。我期待哪怕一点点情感，最朦胧的一丝喜悦。却没有，只有一种大大而友好的厌倦。巴迪那卡其布夹克下的身体似乎变小了，并且与我毫不相干，犹如一年前的同一天他背靠那根褐色的杆子，站在滑雪跑道尽头一样。“你怎么来的？”我到底挤出一句。“开我妈的车。”“这么大的雪还开车？”“呣，”巴迪咧嘴一笑，“陷在外头雪堆里了。小山太难爬。什么地方能借把铲子吗？”“咱们可以找园丁师傅借一把。”“那好。”巴迪转身就走。“等一下，我和你一起去，帮一把。”巴迪这时看看我，眼中闪过一丝奇怪的神情——那种混合着好奇与小心的神情，与曾到精神病院探访过我的，那位《基督教箴言报》女士，我从前的英语老师，以及那位一神教牧师眼中的东西相同。“哎呀，巴迪，”我大笑起来，“我病已经好啦。”“哦，我知道，我知道，埃丝特。”巴迪忙说。“你不该刨车的，巴迪，我来吧。”巴迪真的让我干了大部分的活儿。汽车在通向精神病院的光溜溜山坡上打滑，后退，结果一只轮子越过车道边缘，陷入一个陡峭的雪堆。太阳从灰色裹尸布般的云层后面露出头来，以夏日般的绚烂照耀在原模原样的山坡上。停下手，我眺望那片广阔清新的冰天雪地，感到与欣赏树木、草地、齐腰深的洪水同样刻骨铭心的快乐——仿佛世界惯常的秩序有了几分改变，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谢天谢地，有这辆车和这堆雪，阻挡了巴迪想问的我的问题，我知道他想问的，并且他到底还是问了。在贝尔塞茨喝下午茶的时候，他压低嗓门，紧张兮兮地问了。迪迪从她的茶杯口觊觎我们，好似一只眼红的猫。琼死后，迪迪曾被搬到威马克去了一阵，如今又再次回到我们中间。“我一直想知道……”巴迪笨笨地把杯子放回茶碟，弄出铛啷一声。“想知道什么呀？”“一直想知道……我是说，我以为你也许能告诉我些东西。”巴迪迎上我的目光，我觉察，头一回觉察，他变得有多厉害。他那往日召之即来，频率很高，犹如摄影师灯光般的自信微笑无影无踪，如今一脸沉重严肃，甚至迟疑不决——就像那种时常得不到想要东西的人的脸。“要是能够，我会告诉你的，巴迪。”“你觉得我身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让女人发疯啊？”我忍不住了，纵声大笑——许是因为巴迪那一脸严肃，与“发疯”这个词通常的含义，放到那样一个句子中的缘故。“我是说，”巴迪费劲地解释，“我先和琼约会，后来又和你约会，结果，先是你……进了医院，后来琼又……”我用手指尖，把一点蛋糕皮推进一滴湿漉漉褐色的茶水滴。“当然不怪你！”我听到诺兰大夫说。我曾经找她谈琼的事，记忆中她就这一次说话带气。“谁都不怪，怪她自己。”诺兰大夫接着告诉我，他们的病人当中，也发生过曾为最好的心理医师的自杀事件。如果要怪罪谁的话，就该怪罪他们这些大夫。然而，恰恰相反，大夫们都不认为自己该负责任。“巴迪，我们的事与你无关。”“你肯定？”“绝对肯定。”“呣，”巴迪吸口气，“那我就心安了。”他随即一口喝干杯里的茶，喝补药似的。…… “我这儿有份账单，欧文。”我在精神病院办公大楼的主大厅里，对着付费电话的话筒轻轻地说。起先，我担心那个坐在总机旁的接线生会偷听，但人家忙着插插管、拔插管，眼睛都不眨一下。“是吗？”欧文回应。“账单20美元，是12月某日挂急诊和一周后复查的费用。”“是吗？”欧文回应。“医院说，他们把账单寄给我，是因为寄给你的账单没回应。”“好吧，好吧，我现在就开支票。给他们开一张空白支票。”欧文的语气忽变微妙：“我什么时候再见你？”“真想知道吗？”“很想。”“永不。”言毕，我咔嗒一声决然挂断。我拿不准听了这句话，欧文会否还往医院寄支票，但很快就觉得他当然会的，他是数学教授——不会留下任何疏漏。我感到膝盖说不出的发软，如释重负。欧文的微妙语气对我一钱不值。自从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后，这是我头一回和他说话，我相当肯定，这也是最后一回。欧文绝对没办法和我联系，除开去找肯尼迪护士的公寓，而琼死后，肯尼迪护士就搬了家，无影无踪。我彻底自由啦。琼的父母要请我参加葬礼。吉林先生说，我曾经是琼最要好的朋友之一。“要知道，你可以不必参加，”诺兰大夫对我说，“可以写封信告诉他们，还是不参加为好。”“我要去。”我说，并且真的去了。朴素的葬礼过程中，我一直在琢磨，我正在埋葬的到底是什么。祭坛前，棺材阴森森的，环绕在雪一般苍白的花丛中——有个东西的黑色阴影不复存在。我周围排排坐椅上的面孔像被烛光涂上了一层蜡，那些松枝，圣诞节留下的，给袭人的寒气再添一股阴森森的香味。我身旁，乔迪的脸蛋如花绽放，是那种上等红苹果，小小的送葬会中我认出了来自学校和家乡的几个女孩的面孔，她们都认识琼。迪迪和肯尼迪护士在前排，手帕掩面，低着头。随后，在棺材、鲜花、牧师及悼亡者面孔的后面，我看到家乡小镇墓园的草坪，起伏延伸，覆盖着齐膝深的白雪，块块墓碑从中耸起，好似座座不冒烟的烟囱。梆硬的地面将砍出一道六英尺深的黑沟。那条阴影将与这条阴影相融，我们当地特有的黄土将用白色封住这道伤口，再来一场大雪，抹去琼这座新坟的一切痕迹。我深深地吸口气，倾听心脏那相识已久的吹嘘。我活着，我活着，我活着。大夫们正在举行每周一次的董事会——处理老业务、新业务、病人入院、病人出院事宜，进行面谈。在医院的图书室里，我视而不见地逐页翻着一本破破烂烂的《国家地理》杂志，等待面谈。几位病人在护士陪同下，在藏书架之间转着圈子，跟病院的图书管理员低声交谈，管理员自己也是这家病院的毕业生。我瞟她一眼——近视，老姑娘，自卑——我纳闷她怎么知道自己到底毕业没有，而且，她怎么知道自己人格完整，身体健康，与她的读者们不同？“别害怕，”诺兰大夫叮嘱我，“我会在场，你认识的其他大夫也在，还有几位来访的客人。全体医生的领导——维宁大夫，会问你几个问题，然后你就可以走了。”然而，虽有诺兰大夫的话宽心，我还是担心得要命。我原指望，在离开的时候，会信心十足，对前面的路成竹在胸——毕竟，我已被专家们“分析”过了。但此刻，看到的只有无数问号。我不断朝董事会那张紧闭的门投去焦急的目光。长筒袜的接缝笔直，黑色的鞋子有些破损，但擦得锃亮，红色羊毛套装华丽如同我的种种计划。一点旧的，一点新的①[①■一点旧的，一点新的：引自民谣Somethingold，somethingnew，somethingborrowedandsomethingblue，根据西方传统习俗，新娘婚礼当天要穿一点旧的，一点新的，一点借来的，和一点蓝色的，以期带来好运。]……可我并不是要结婚。我想，为庆祝自己的新生，应当举行一个仪式——我被拼接过了，修补过了，获批准了，可以重新上路了——正努力想象一场合适的仪式，诺兰大夫忽然从天而降，碰碰我肩膀。“埃丝特，该你了。”我起身跟着她，走进那道敞开的门。来到门口，我停下脚，好快快吸口气。我看到了来这里头一天见过的那位满头银发的大夫，他曾对我大谈河流呀，清教徒呀；还有休伊小姐，我想我早已认识她白口罩下的那张坑坑洼洼，活像死尸的面孔和那双眼睛。那些眼睛和那些面孔全都转向我，在他们的导引下，仿佛被一根具有魔力的绳子牵着，我踏进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