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国军 日期：2016-08-03 21:31:18
《明代志怪传奇小说叙录》以叙录的著述方式，以明代276年间200部（篇）志怪传奇小说为整体研究对象，以文献学、版本学、传播学、文体学、考据学等学科为叙录基础，以多重证据为研究法则，从作者生平、作品存佚、版本嬗变、文献著录、成书时间、基本内容、文本源流、传播影响、地位评价等方面，对明代志怪传奇小说勾稽资料，条疏源流，辨证真伪，发明得失，以期总结出能够验证、定位准确、不容铺叙的理性评鉴，归纳出作品在不同语境下的文化、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一些规律性要素，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本书简介：
《明代志怪传奇小说叙录》以叙录的著述方式，以明代276年间200部（篇）志怪传奇小说为整体研究对象，以文献学、版本学、传播学、文体学、考据学等学科为叙录基础，以多重证据为研究法则，从作者生平、作品存佚、版本嬗变、文献著录、成书时间、基本内容、文本源流、传播影响、地位评价等方面，对明代志怪传奇小说勾稽资料，条疏源流，辨证真伪，发明得失，以期总结出能够验证、定位准确、不容铺叙的理性评鉴，归纳出作品在不同语境下的文化、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一些规律性要素，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作者简介：
陈国军，男，1965年生，安徽寿县人。毕业于南开大学文学院，获得文学硕士、博士学位，现为中国武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小说史、明清文学与文化研究。出版专著《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赵弼及其〈效颦集〉研究》，在《文学遗产》《红楼梦学刊》《中华文史论丛》《明清小说研究》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六十余篇。
目录：
学奠基人、著名学者刘向。据《汉书•艺文志序》和《成帝纪》的记载，河平三年（前26）汉成帝派谒者陈农到全 序言李剑国叙录这种独特的著作形式，始于西汉
目录：
学的著作名称，叙录并非叙事。顾炎武云：“刘向以校书为职，每一编成即有序，最为雅驯矣。”（《日知录》卷一九）他把刘向的叙录叫作序，这是他临时拿来讲序的，并不是通称。不过，“序者，叙所以作之指也”，所谓序也和叙录有相通处。刘向叙录的体制，从《汉书•艺文志》的记述和叙录遗文来分析，一是“条其篇目”——即疏理考证该书的书名、篇目，说明讹误情况和校雠过程等；二是“撮其旨意”——即说明该书的宗旨大意，价值、意义，自然还有介绍作者生平等。可见刘向的叙录不是对一部书的简单介绍，而是包含着相当丰富的内容。拿《战国策》叙录来看，全文1200字左右，说它是一篇极有学术价值的学术论文殊不为过。乾隆年间设四库全书馆编《四库全书》，亦用刘向故事，即每校写一书毕即由馆臣写一篇提要置于书前进上，后汇编为《四库全书总目》，或称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提要之名当本韩愈《进学解》“记事者必提其要”，但并不是概述书的大意。据《四库全书总目•凡例》的说明，提要是对“作者之爵里”、“本书之得失”、“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实际和刘向叙录差不多。余嘉锡对《四库提要》评议说：“今《四库提要》叙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渑以别，持比向、歆，殆无多让；至于剖析条流，斟酌今古，辨章学术，高挹群言，尤非王尧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项背。故曰自《别录》以来才有此书，非过论也。”（《四库提要辨证•序录》）王尧臣的《崇文总目》、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对各书的介绍一般都很简单，所以余嘉锡独举《四库提要》，把它和刘向《别录》相提并论。叙录之书和一般书目——只著录书名、卷数、作者、版本等或亦有简单评述——在内容、形式上都有很大不同，它是深度研究的学术成果，是一种研究性专著。当今学者的许多研究成果采用了叙录的著作形式，如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万曼《唐集叙录》等，都是影响极大的重要学术著作。我曾在《书品》1998年第4期上发表《叙录与个案研究——关于我的两部唐宋小说叙录》一文，表述了上文讲的意思。文章开章明义说：“叙录是一种体现着特定研究目的和具有特殊操作方式的著作形式，它要求对于作为研究对象的群体对象（作品）逐个进行个别研究，因此这是一种有别于整体性研究的个案研究。”打个比方说，就是把森林中每棵树的基本状况都一棵棵琢磨透。在此过程中，自然胸中须有森林，由森林以观树木，最后则由树木以观森林，对森林的认识也就更为透彻全面。拿我的《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和《宋代志怪传奇叙录》来说，这两部著作对于唐宋五百余种志怪传奇小说作品逐一进行考证，内容包括著录、作者、书名、卷帙、篇目、佚文、版本、流传、影响及故事源流等，也对其思想内容、艺术特点等略有评论。显然，搞清家底是叙录的主要目的。《敦煌古籍叙录》、《唐集叙录》只是搞清敦煌古籍和唐集的家底，而唐五代小说及宋小说乃是共生在一起的统一体，因此搞清每部作品的家底其实更重要的目的是搞清这一代小说的家底。这样来研究唐五代小说及宋小说，是以事实考据为中心，和专门研究小说史、小说理论史或研究小说的文化、艺术、文体等等就很不一样——虽然也不能不有许多共同的方面。叙录主要提供事实，提供可以利用的材料、可以发挥的基础。显然，叙录属于基础研究。 本来我最初进行的是唐前志怪小说史的研究，在继续进行唐五代小说研究时却转而采取了叙录的形式，就是基于叙录有着摸清家底的特别功用，它可以逼着你在搜集资料时努力穷尽一切，竭泽而渔，要求你悉心考辨，不放过每一个细节。我在那篇文章中曾说：“做这样的钩稽、考证、辑佚、辨伪是很艰难的，既需要学识和功力，也需要时间和毅力。因此我把自己做这样的研究叫作‘自讨苦吃’、‘自寻烦恼’，但无疑是极有价值、极有意义的。”也正是基于同样的认识，我的学生占骁勇、陈国军、张振国三位博士在分别出版了各自的博士论文《清代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晚清民国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之后又进而各自整理撰写自己的小说叙录。事实上，在他们各自的断代文言小说研究过程中已经对每部作品的基本状况做过考证，他们的小说史研究正是建立在这个非常扎实的基础上的。自然由于时间的原因，资料的搜集和考证不可能尽善，需要不断做出补充修正。如今国军的《明代志怪传奇小说叙录》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已经杀青，即将出版，诚为可喜可贺之事。国军在《凡例》中说明了此书的内容和体例，其中叙录对象为明代志怪小说、传奇小说及其专集；叙录事项包括作品存佚、作者事迹、文献著录、版本嬗变、篇目内容、创编时间、艺术水准、源流影响等，而作品的影响主要是指在小说领域的诸如本事、来源、素材、内容以及国内转播、域外流传等方面的影响，偶涉对诗文、戏曲等方面的影响。全书正是着力于对明代单篇或单本传奇小说及志怪、传奇小说集（包括选集、汇编等）的诸多事项的考证。翻看国军对各书的考证，可以看出考证非常详实，有可靠的、充分的文献资料作为依据。拿瞿佑《剪灯录》四十卷的叙录为例，此书是志怪传奇小说汇编，编于洪武十一年前。永乐十九年瞿佑《重校剪灯新话后序》已言其亡，成化时徐伯龄《蟫精隽》卷四《吕城怀古》亦言瞿佑《剪灯录》等“不可复得”。国军以为瞿佑所云作品已佚，可能是指自己手头没有此书，实际上瞿佑之后仍有流传，证据是《文献汇编》、《宝文堂书目》都著录了《剪灯录》。国军又根据祁承爜《澹生堂藏书目》子部著录的瞿佑《存余新话》，推测《存余新话》可能就是《剪灯录》。清王初桐编《奁史》卷四五收录瞿佑《剪灯新话》的《詹爱云》、《史弥远女》两篇作品，《全闽诗话》卷五收录《剪灯新话》的《潘用中》。但现存《剪灯新话》并无此三篇，故而国军以为不无出于《剪灯录》的可能。按史弥远女和潘用中都是南宋人，《剪灯录》所收都是明代以前作品，我以为它们原出《剪灯录》确有可能，题作《剪灯新话》者殆将《剪灯录》误作《新话》，不明瞿佑自有《剪灯录》一书。再如对周礼及其小说集《秉烛清谈》等书的考证。周礼是明代前期著名文言小说家，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中提到周静轩《秉烛清谈》，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也将《剪灯录》、《秉烛清谈》并提，给予极高评价。但周礼并无完备的传记，其事迹散见诸书。国军根据明清多种史料，尽可能详尽地梳理出他的生平事迹，确定他的生卒年当为景泰八年（1457）前至嘉靖四年（1525）左右。周礼三种小说集均已散佚，《秉烛清谈》五卷，国军从顾起元《说略》卷八和汪廷讷《劝惩故事》卷四辑录了佚文两篇。《湖海奇闻集》六卷，薛洪曾从《幽怪诗谭》辑出《碧玉簪记》、《玉簪传信》二篇佚文，国军又自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六六、冯梦龙《古今谭概》谲智部第二一补辑“画美人”、“胠箧”二条。进而根据对“画美人”和《幽怪诗谭》卷五“画姬送酒”的分析，又考出《幽怪诗谭》和《西樵野记》中50余篇作品亦应为《湖海奇闻集》的佚文。佚书辑佚是叙录的重要内容，非广搜博览而莫能办，仅此一端可见国军的识见和功夫所在。小说的作者问题也是叙录的重要内容，文献著录及作品题署，往往或阙或误，需要悉心考辨方得其实。在这方面，国军此书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如《鸳渚志余雪窗谈异》，题“钓鸳湖客评述”，学者皆不知为何人，中华书局点校本即署明无名氏撰。国军根据《嘉兴县志》卷一八，考为周绍濂撰，并勾稽出他的一些传记资料。国军这一重要发现，曾得到著名学者程毅中先生的赞许。再如《张红桥传》，最早出现于邵铜所编林鸿《鸣盛集》中，小说中的诗歌多见于《鸣盛集》卷四的《咏怀》十二首，因此明清以来人多认为此传为林鸿所作。国军从文献记载与小说文本的审读出发，认为小说中林鸿及其他人物的事迹多有悖于史实，当不是林鸿所著。又如《钟情丽集》，署名“玉峰主人编辑”，由于所写为海南事，而丘濬为海南琼山人，且号玉峰，故而张志淳《南园漫录》、都穆《听雨增记》等等皆以为丘濬作，众口一词，几成定论。国军则分析了成化二十二年南通州乐庵中人和成化二十三年简庵居士二序，指出作者玉峰生出生于成化初年，然成化二十三年时丘濬已经六十七岁，故称丘濬作不足采信。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汉杂事秘辛》。杨慎跋文称此本得于安宁州土知州董氏，许多明清人及今之研究者都认为实际是杨慎伪托。国军在前人辨析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两例证据证伪，一是“五牛旗”乃晋代产物，一是“潜邸”一词创自北宋，因此本文绝非汉人所作。杨慎因“大礼仪”被贬云南，从嘉靖四年至嘉靖二十六年他寓居于安宁州，《汉杂事秘辛》即作于此间。这样的考证，就将杨慎伪造《汉杂事秘辛》铸成铁案。叙录按年代编录小说作品，实际是一种编年体著作，因此要对各书的撰作年代做出考证。而有些作品时代不明，尤须细心考辨，否则可能误将他朝作品收作本朝，或是相反。存于《国色天香》卷一和《绣谷春容》卷二的《龙会兰池录》就是这类作品，其成书时间历来有元、明之争。国军断为明作，证据有五：一是文中“草昧叨逢蒋秀才”，“秀才”当是专指入府州县学的生员，属于明人的指称。二是“今之薛氏，亦敢有芳”，是指瞿佑《剪灯新话》中的《联芳楼记》。三是“罗袜含羞卸，银灯带笑吹”，出自李昌祺《剪灯余话•田洙遇薛涛联句记》中田洙与薛涛所制“五十韵”。四是“两斧伐孤树，君自为之；钩月带三星，吾不忍也”，前者“两斧伐孤树”出自宋濂等修《元史》卷一三六“阿实克布哈”，后者“钩月带三星”，出诸玉峰主人《钟情丽集》辜生所撰《法驾引》。五是蒋世隆所撰“风花雪月四词”，实乃唐寅所作。因此此录为明人所撰无疑，当作于弘治十六年至嘉靖三年间。国军的考证可谓烛隐发微，语语中的。此书在编排上也有可称道者，就是分期编辑，每编有目，概括该期小说创作的整体特征。第一编为《明初传奇小说创作的重振和新变（1368—1435）》，第二编为《低落与萧条：志怪传奇小说的时代性消沉（1436—1487）》，第三编为《志怪传奇小说的全面复兴（1488—1521）》，第四编为《志怪传奇小说的兴盛前期（1522—1566）》，第五编为《志怪传奇小说的全盛（1567—1620）》，第六编为《志怪传奇小说的式微（1621—1643）》。如此编排，足以见明代志怪传奇小说演进嬗变的清晰轨迹，使《明代志怪传奇小说叙录》具有了小说史的品格。 国军此书叙录作品近200种，相当完备，一编在握，全豹尽睹。而其穷搜博采，深考广证，功力见焉。以上所举诸例，虽未必能尽其佳处，但尝一脔而知鼎味，全书风范亦可见矣。要之，国军此书是一部研究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的力作，值得治明稗者高度关注。若能配合他的《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阅读，收益会更大。国军博士是我的学生，他在1989—1992年间跟我读硕士，2001—2004年间又跟我读博士，现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教授。我研究文言小说，洎于宋辽金而止，明清只有几篇论文而已。得诸弟子赓续术业，实是幸事。刘梦得曰：“流水淘沙不暂停，前波未灭后波生。”（《浪淘沙》）韩退之曰：“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师说》）信哉斯言！
写于南开大学文学院钓雪斋纪梦一卷存。朱元璋撰。传奇小说。朱元璋（1328—1398），原名朱重八，字国瑞，明代开国皇帝，史称明太祖。元璋先祖原住沛国相地（今江苏沛县），后迁句容朱家巷、泗州等地。至元代，其父朱五四（世珍），始迁居濠州钟离东乡（今安徽凤阳），再迁钟离之西乡以及太平乡之孤庄村。十七岁，父亲、长兄卒，入皇觉寺为僧，仅五十日，寺僧以食不给，遂为游方僧。后加入义军，创建大明王朝。生平事迹见《太祖实录》，及张廷玉《明史》卷一至四《太祖本纪》等。本文又名《御制纪梦》，《澹生堂藏书目》著录。主要版本有《明太祖文集》卷一六本、明无名氏《天潢玉牒》本、《纪录汇编》卷五本、《国朝谟烈辑遗》本等。其文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王纲解纽，天下纷纭”时的至正十二年（1352）的“天下第一卦”，二是“江南已定，臣民推戴”的洪武元年（1368）的“三清大梦”。其中，前者表明揭竿而起、解民倒悬的“神示”正义，后者则是“君权神授”的自我政治神话。本文因出自“御制”，因此，《太祖实录》对这两大事件均有详尽的记载。卜卦起义，事在《太祖实录》卷一“壬辰春二月”，其文曰：辛丑，乱兵焚皇觉寺，寺僧皆逃散。上亦出避兵，日暮，上归，念无所逃难，甚忧之，乃祷于神，曰：“今兵难如此，吾欲出避兵，志无所定，愿于神卜之，出与处孰吉，明以告我。”祝已，投卜，凡三俱不吉。上曰：“出与处既不吉，无乃欲吾从雄而后昌乎？”一投卜而吉。上自念曰：“今豪杰纷纷，孰堪与御乱者？况从雄，非易事。”乃复祝曰：“兵，凶事；从雄，吾甚恐，盍许以避兵？”复投卜，珓跃而立。上知神意必欲从雄也。《实录》所写文字与本文虽有所不同，但所叙事为一，当源出本文。“三清大梦”，《太祖实录》洪武元年二月记载，其文云：上退朝，御东合，翰林侍讲学士朱升、待制詹同侍。上顾谓升等曰：“近观《周礼》，见有所谓‘六梦’者，因思去秋尝梦在乡里，游舍南，仰见群鸟万余，摩天而下。少近，则类鸠鸟之状。忽一鹤冲起其中，徐度东南，予回顾，鹤已不见，惟见五色云中，青旛数行，浮空而过。少顷，天西北拥一朱台，四周槛栏前立二人，兜鍪金甲，口若宣授之状。忽台四转，以左向南，列坐幞头抹额者数人。台又旋北向，以后居南，中立三尊贵人，若道家三清。其中一人，美貌修髯，异常所见，顾我甚至。既而三人西北去，朕亦归舍，复出门，则景象迥异，非在乡里时矣。傍有立者，朕问：‘适尊贵何之？’曰：‘还天宫矣。’朕急趋从之，道遇紫衣者数人，其一人以绦衣授朕，里皆五彩，朕问：‘此何服？’一人曰：‘此真人服。’朕方服之，不觉冠履俱备。又一人授朕剑，光气烨然。复命朕道东南而行，遇一皂衣短袖者来，露首及两肱两股，首戴一灶两耳，怒目，由西北而去。朕复东南行，度一小川，川南山北有房，东西约十余间，见朕，长子衣青衣而立，忽然梦觉。若此者其思梦耶？正梦耶？”升对曰：“梦者，人之精神所感。此诚陛下受命之兆，所谓正梦也。昔黄帝梦游华胥而天下大治，古已有之。盖帝王之兴，自有天命，非人智力所能致也。” 《实录》将此事系年于洪武元年二月，并增添了朱元璋、朱升间的对话；而朱升所言正是本文创作的动机与宗旨。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又命儒臣将本文制作成有明一代朝廷大宴必奏的《九奏侑食乐章》的内容之一。乐章第六奏《金陵之曲》，其中“我皇昔住濠梁屋，神游天锡真人服。手提三尺渡江来，词臣早献金陵曲”胡广等纂修《太祖实录》卷一四一“洪武十五年正月”条。所夸饰的情节，就是本文的第二部分内容。由于本文以史实和朝乐的方式存在于明朝始终，因此，明代文人叙述“龙兴”事实，本文成为不可背违的范文。明祝允明《语怪四编》、佚名《秘阁元龟政要》卷四、陈士元《梦占逸旨》卷六，以及屠隆《鸿苞集》卷二六均是如斯。至于屠隆文章所表达的“圣王受命，异梦奇祯，有前代创业之主所未有者，呜呼，盛哉！”不过是文人阿谀之言而已；《英烈传》卷一对本文若干内容的祖述，则是本文对民间的一次更通俗式的浸润。御制周颠仙人传一卷存。朱元璋撰。传奇小说。本文又名《周颠仙传》、《颠人传》。《文渊阁书目》卷一、《万卷堂书目》卷三、《千顷堂书目》卷一五、《天一阁书目》卷二之一、傅维鳞《明书》卷七五志一七、《鸣野山房书目》卷三子之目、《八千卷楼书目》卷一四子部、《天一阁书目》卷二之一史部等均著录本文。本文原为朱元璋祭周颠仙而在庐山所立的碑文。此碑立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九月，碑高3?6米，宽1?5米，厚0?25米，碑正面刻《周颠仙人传》，背面刻《祭四仙文》及《赠四仙诗》。《太祖实录》卷二二九记载此事曰：辛未，遣礼部员外郎潘善应、司务谭孟高往祭庐山，为周颠仙立碑。颠仙姓周，不知其名，自言建昌人。身长壮，貌奇崛，举止不类常人。年十余，病癫，尝操一瓢入南昌乞食于市。久之，至临川，未几，复还南昌。日施力于人，夜卧闾檐间，祁寒暑雨自若。尝趋省府曰：“告太平”，人皆异其言，遂呼为颠仙。不数年，天下果乱。陈友谅据江汉，引兵入南昌，颠仙隐迹不见。及上自将伐友谅，既定南昌将还，颠仙从道左拜谒，潜随上至金陵。每遇上出辄趋进，曰：“告太平！告太平！”间见或扪虱而谈，击节而歌，词多隐语。上颇厌之，特命饮以烧酒，酣畅不辍。明日复至，上命赐以新衣，视其旧衣带系菖蒲三寸许，曰：“细嚼，饮水，腹无痛。”又自言入火不热，乃以巨瓮覆之，积芦薪五尺许，燔瓮四旁火尽火灭，发而视之，端坐如故。如是者，凡三。及寓蒋山寺，月余，寺僧言颠仙与沙弥争饭，怒不食半月矣。上幸翠微亭召之，步趋无异平时，因赐之食，乃食。上问曰：“能不食一月乎？”曰：“能。”乃坐之一密室中，不食者二十三日矣。上将幸寺，赐之食。京师将士闻之，争持酒肴往食之。既食而尽，吐之须臾。上至与之食，乃复饮食如常时。既醉，上将还，颠仙于道侧，以手画地作圈，曰：“破一桶，成一桶矣。”是时，中原尚未定，友谅复围南昌，上欲亲勒兵往援，问颠仙，曰：“陈氏已僣号，吾此行何如？”颠仙仰视良久，曰：“可行，上面无此人。”分曰：“与汝偕行可乎？”曰：“可。”即踊跃持杖摇舞，如壮士挥戈状，以示必胜之兆。舟次皖城，无风不能进，颠仙曰：“行则有，不行则无。”既而，行不数里，风果大作。至马当，见江豚戏水，曰：“水怪见前，损人必多。”上曰：“颠者言何妄也！复尔，则弃之江中。”乃自言能入水不濡，遂命投之于江。久之，复来谒见，欲求食。上命赐之食，食已，正衣襟，前引颈，曰：“今可杀矣。”上笑曰：“杀尔何为？”乃纵其还庐山。及友谅败死，遣人往庐山求之。至太平宫侧，有言一老人止民舍，曰：“我告太平来。”不食且半月，今去不见矣。洪武癸亥秋，有僧名觉显者自言庐山岩中老人使来见。上以其虚诞，却之。至是，上不豫，饮药未瘳，前僧复徒跣至，云：“周颠仙遣进药。”上不纳，僧具言前事，乃饵其药，觉有菖蒲、丹砂之气。是夕，疾愈，僧亦去不知所之。遂亲为文，勒石纪其事，命善应等往祠焉。《实录》所记，虽在个别词句上与本文有一定的差异，但从总体上，当是朱元璋碑文的截取和缩写。此碑位于庐山白鹿升仙台，洪武期间，仅有碑石，永乐元年八月，修碑亭 张辅等修纂《（明）太宗实录》卷二二“永乐元年八月”。；宣德七年时，“屋宇皆坏”，且只有二位僧人，故天池寺僧智顺奏请修葺、度僧 杨士奇等修纂《（明）宣宗实录》卷九○“宣德七年五月”。；天顺元年，天池万寿禅寺主持僧慧究因上疏乞修碑亭，英宗“令本僧缘修理之” 孙继宗等修纂《（明）英宗实录》卷二八二“天顺元年九月”。。此为有明一代，皇家修建碑亭的整个过程。由于本文为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所撰，且立碑文于庐山，因此，本文在明代广有版本。其主要版本有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明蓝格钞本、明嘉靖嘉趣堂刊《金声玉振集》第十册本、《续百川学海》乙集第三册本、《纪录汇编》卷六本、《国朝典故》本、《国朝典汇》卷一三六本、秦汴万卷楼《大明太祖高皇帝御制周颠仙人传》抄本、《续藏书》卷二《开国名臣》附《建昌周颠仙先生》本等。明清的一些史书、方志、小说等，也多有记载。如佚名《天潢玉牒》、焦竑《熙朝名臣实录》卷二、《（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二三、清毛德琦《（康熙）庐山志》卷二、《高坡异纂》卷上、《明史》卷二九九《方伎传》等，其主要内容大抵包括周颠仙的“告太平”、“入火不死”、“入水不濡”，以及仙药治疾等神异故事，无非是对朱元璋之得天下的神话的反复渲染，以及臣民对此的信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