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契诃夫，耿济之，耿勉之 日期：2014-07-21 11:24:34
《契诃夫短篇小说集》收入了《剧后》、《侯爵夫人》、《伏洛卡》、《居家》、《邻人》、《无名的故事》、《厌闻》等七篇契诃夫最为经典的短篇小说。本书所收入的这些小说都是具有很高艺术成就的名著，不仅是作家的代表作，也是十九世纪末俄国文学的杰作。
契诃夫作品最突出的艺术特点是：真实、朴素、幽默。他把文体的简朴和语言的洗练看作是艺术的最高标准。他的作品取材于平凡的日常生活，表现的却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内容深邃，文笔精练，形象鲜明，语调舒缓，读者在掩卷之余，总有余味无穷之感。
作者简介：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
19世纪末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戏剧家、短篇小说艺术大师。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州塔甘罗格市。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1904年6月，契诃夫因肺炎病情恶化，前往德国的温泉疗养地黑森林的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逝世。他和法国的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齐名，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
译者简介：
耿济之（1899～1947），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以及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五四爱国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他的一生虽然只有短短的50年，却翻译了世界上28八位著名文学家的90多部名著，以及不计其数的短篇著作，共七八百万字。尤其是在翻译俄罗斯文学著作方面，更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曾与郑振铎一起，最早从俄文直接翻译了《国际歌》，并与瞿秋白合译了《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被称为中俄文化交流的使者！
耿勉之（生卒不详），耿济之的弟弟，也是俄语翻译家。目录：
剧后
侯爵夫人
伏洛卡
居家
邻人
无名的故事
厌闻我年轻时就读过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文学巨匠的作品，让我感受到俄罗斯文学的魅力。
——习近平七 厌闻
（一）
在俄国有一个年老的教授，名叫尼古拉?斯特帕诺维奇，三品的官衔，赐戴勋章的绅士。他有许多俄国和外国的勋章，当他挂戴出来的时候，学生们便称他为“圣隔”。他所有相识都是极高贵的人，少说些，近来二十五年到三十年间，俄国没有一个著名的学者不和他相交的。现在他可不同谁有所交往，但是如果一提起以往的情形，那么他那体面朋友的提名单上最末的几个名字，总是比洛果夫、加凡林和诗家涅克拉索夫，都跟他有极诚挚、极温和的交情。他是全俄国的大学和三个国外大学的董事。其余还有许多事情，许多事情，因为这许多事情就造成了我这个年老教授的名声了。
我的这个名字是极普遍的，在俄国凡识字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至于在外国，当讲座上提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总要加上‘著名的’、‘尊贵的’等许多字样。这个名字属于少数有幸福的名字一类里面，虽然加以辱骂或纪念，都于公众无益，而在报纸上却认为恶音的标准。这个是应该如此的。因为我的名字与富于天才，和有利世人的著名人的概念是两相紧接的。我极能耐劳，还喜忍耐，仿佛骆驼一般，这是极重要的，并且富有天才，这个更为重要。实话起来，我正是个诚正清洁、受过教育的人。我决不愿与闻文学和政治的事情，也不愿和无礼的人打笔战，更不愿在宾会上，在自己同事的坟墓前，对别人演说。……总而言之，在我的文名上并没有一滴污点，也没有人去埋怨他。他真是个有幸福的名字呀。
戴这个名字的人，那就是‘我’描述自己是个六十二岁的人，头发秃白，牙齿突进，还有一种无从治愈的颜面痉挛病。我的名字如此光荣，如此优美，我自己却如此老耄，如此丑恶。我的头和手因为衰弱时常颤动，我的颈项和屠格涅夫的女英雄的颈项一样，好像一个船舵的柄。我的胸是陷下去的，我的背是窄的。我说话或是读书时，嘴要歪到旁边去，若是笑起来，我的全副面庞全盖着老朽的皱纹。在我那副可怜的脸庞上面竟没有一处可以动人的地方，只在我发那颜面痉挛病的时候，脸上才显出一种特别的模样，无论何人看见我时，终必生出一种严涩动人的思想，说“一望而知，这个人快要死了。”
我讲书讲得依旧不错，还想和原先一样，能够吸住听者的注意力二小时之久。我的热心、讲解的文学化、和滑稽的模样，可以使我嗓音的缺点显不大出来。我的嗓音又严涩、又锐利，说起话来好像乞丐啜泣的声音。我写字写得极坏，脑中一小块管理写字能力的机关已经辞职了。我的记忆力极弱，思想没有秩序，每逢要把这些思想写在纸上的时候，自己总觉得仿佛丢失了对于有机的关系的感觉，文字的结构仿佛是千篇一律的，字句又仿佛沉闷，并且稚嫩。所写的时常不是我所要写的，写到末了，却忘记了头里。有时连极平常的话语都忘记了，所以我必须费掉许多力量，去避免信里面多余的字句和无用的插语——凡此种种，都可以证明我的智识事业已经衰落了。还有一件特别的事情，信写得越简单，我的筋力用得越苦。至于做科学上的文章我觉得到比一封普通道贺的信或报告书自由得多、聪明得多。还有一桩，用德文或英文去写，在我觉得比用散文写的容易得多了。
提起我现在的生活状态，最先应该记得我近来正犯着不眠症。如果别人问我：现在什么是你生存上重要并且根本的事情？我一定要回答说：不眠症。按着规律，原先我总在晚上十二点钟脱了衣服，躺在被服里面，一会儿我就睡熟了。可是一到两点钟便醒转过来，还生出一种仿佛完全不能睡觉的神气。那时候就须从床上起来，点上灯，在屋里走来走去。总要走一两个钟头，浏览一些久已熟识的图画和照片，走得一厌烦，就坐往桌子那里。我坐着一点也不动，心里面毫无思想，也不感出任何的愿望。有时前面摊着一本书，我像机械似的用手乱翻，毫无趣味地读将起来。不久前的时候，一天晚上，我机械似地读了一本小说，题目的名称十分奇怪，名叫《燕儿唱些什么》。有时候我为占据自己的注意力起见，强使自己从头数到一千，或者想象同事中某人的脸容，回忆他在何年，为何种事实，才开始办公？我又爱静听各种声音。一会儿在离开我的两间房屋那里，我的女儿正唠唠叨叨说着谵语，一会儿妻子提着灯儿，走过大厅，拍挞一下，把火柴盒儿扔往地下，一会儿干硬的厨柜门响了，一会儿灯上的瓦斯管出人不意地放气了，——所有这些声音不知为甚缘故，都能惊扰我的心灵。
晚上睡不着——那就是每分钟都承认自己是不正常的人，所以我总是不耐烦地等待着早晨和白天，当我有不睡的权利的时候。过了许多死沉沉的时间，院子里才听见鸡儿叫了，这是我听到的第一个报告福音的声音。鸡儿刚叫着，我已经知道过一点钟的时候，楼底下的看门人便要醒了，但听见他很生气地咳着，顺着扶梯走将上来。之后窗外的天色渐渐开始发白了，街上人声也渐渐传扬开去……
妻子一进来，我的白天就算开始了。她穿好裙子，走到我房里来，头发还没有梳好，可是已经洗完脸，身上洒了许多香水，并且装出一种仿佛不经意进来的神气，每次总说着同样的话句：“请恕罪，我一刻儿就出去，……你又睡不着么？”
于是她便把灯儿灭掉，坐在桌子旁边说起话来。我并不是先知，但是能预先知道她说的是甚么话。每天早晨总是这一套话，时常在很惊慌地询问我健康情形以后，她会忽然忆起自己的儿子，在华沙城服役的军官。每月二十号之后，我们就寄给他五十卢布，——这就成了我们两人谈话的题目了。
我妻子时常叹道：“自然，我们这种担负是很重的，但是当他还没有站住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帮助他。这个小孩子住在异乡，薪水又小。……不过你如果乐意，下月可以寄给他四十卢布，不必再寄五十卢布了。你认为怎样？”
每日的经验使我的妻子深信支出并不会减少，因为我们时常提起的缘故，但是我的妻子不承认经验，每天早晨还是谨谨慎慎地讲我们那个军官儿子，絮絮叨叼地说面包侥幸便宜起来，糖却贵了两个戈比，——说话的那种嗓音仿佛是将新闻传给我听似的。
我听着，机械似地答应着，奇怪且无用的思想占据住我，大概是因为晚上睡不着的缘故。我看着自己的妻子，不禁像婴孩似地惊奇起来。我惊疑着自问道：难道这个又老、又肥、又呆笨的妇人，带着一种琐碎的挂念和对于面包块的恐惧的迟钝的态度，为债务和穷迫的普通思想所掩塞的眼神，并且仅只能够说着支出和笑着贱价的妇人，就是当初我最亲爱的、最美丽的、最聪明的、最诚洁的、并且向我的科学表示同情的那个瓦丽么？难道我的妻子瓦丽就是给我生那个儿子的么？
我竭力望着那个又老、又呆笨的老妇人的脸，想要在她脸上找出那个瓦丽来，但是她的脸上只存留着对于我的健康的恐怖心，和称我的薪俸叫我们的薪俸，称我的帽子叫我们的帽子的那种态度。我看着她，不由得觉得很痛苦，为安慰她一点起见，我也只得听凭她说去。当她极不公道地判断别人，或者呵责我不着手做实际的事业，不去发行教科书的时候，我竟默着声不说一句话了。
我们的谈话到了终结常是一样的。她忽然忆起我还没有喝茶，便惊惧起来，立起身来，说道：“我坐着做什么？火壶早就放在桌上，我却还在那里唠唠叨叨，说个不住。唉，我这个人真是没有记性呵！”
于是她便匆匆地站起来，走在门那里，却又说道：“我们又应该给叶郭尔五个月的钱了。你知道这个么？不必叫仆人预支薪水，我说了多少遍呀！每月发给十个卢布比每五个月发五十卢布容易得多哩！”
她走出门儿，又站住了，说道：“我谁也不可怜，只可怜我那不幸的丽萨。那个小姑娘在音乐学校里学习，时常在上等社会里走动，可是衣服穿得真不像样子。那种大衣穿了到街上去实在是害羞。如果她是别人家的女儿，那还不要紧，可是大家都知道她的父亲是有名的教授，三品的高官呢！”
她用我的名字和官位责备了我一会儿才走开了。我的白天便从此开始，可是继续得终不大好。
我喝茶的时候，我的丽萨走到我那里来，她穿着大衣，戴着帽子，腋下夹着乐谱本，作预备到音乐学校的样子。她年纪二十二岁。看那样子年纪很轻，容貌亦颇美丽，有点像我妻子年轻时候的模样。她极柔和地亲我的额和手，说道：“爸爸，你好呀，你康健着么？”
小时候她很爱吃冰果子，我也时常带她到果子店去。冰果子在她看来是一切美的标准。如果她打算夸奖我，一定要说道：“爸爸，你是李果。”她的一只手指叫做榧果，第二只手指叫做覆盆果，第三只手指叫做李果。每逢早晨当她到我面前来请安的时候，我就把她按坐在自己膝上，一面亲她的手指，一面说道：“李果……榧果……柠檬果……。”
现在我按着老记性亲丽萨的手指，喃喃地说道：“榧果……李果……柠檬果……。”但是所生的结果却完全不是这样。我冷得像冷果子一般，我不由得害羞起来。当我那女儿走到我面前来，用嘴唇触我的头额的时候，我哆嗦了一下，仿佛一只胡蜂刺我的身体一般竭力含着笑，回转着自己的脸。自从我害着不眠症以来，在我的脑筋里总在想一个问题：我的女儿时常看出我这个老头儿，是个有名的人，竟因为要用仆人，便很受苦地脸红起来。她又看出对于零碎债务的顾念，时常使我抛弃工作，整时地踱来踱去，不住地思想，但是为什么她没有一次瞒着她母亲到我面前来轻轻说“爸爸，这是我的表、腕饰、耳环、衣裳。……你要用钱，请你把这些东西当去了罢。”呢？又为什么她既看出我同她母亲行施着虚伪的情感，竭力遮掩自己的贫穷，不使别人知道，却不去拒绝那从事音乐的高尚快乐呢？我决不去接受时表、腕饰，和各种捐物，随他去罢，——我是不需要这个的。
我不由得意起自己的儿子——华沙的军官来。他是一个又聪明、又正直、又清醒的人。我想，如果我有这么一位老父亲，并且知道他正在害羞自己的贫穷的时候，那么我一定要把军官的位置交付给别人，自己去做仆人了。这种对于儿女的思想使我心里十分难过，要他们做什么呢？只有心地狭窄或发怒的人，才能够把对于平常人的恶毒的情感隐藏在自己心里。但是讲了这些也就够了。
到了九点三刻钟的时候我必须要到我那些可爱的小孩那里读讲义去。我当时穿上衣服，走到街上，这条街我已经认识了三十余年，对于我，自有一种历史的关系。那不是灰色的大房和一爿药房么？原前在那里有一所小屋，小屋里有一间存放黑麦酒的屋子，我就在那间屋子想自己的毕业论文，并且写第一封情书给瓦丽。我是用铅笔写的，写在有卷头题目“Hietoriamorbi”的那张纸上。那不是杂货铺么？那时候铺子的掌柜是一个犹太人，曾赊过我买纸烟的帐，后来掌柜又换了一个肥胖的妇人，很爱学生们，因为“他们中间每人都有母亲”。现在却坐着一个蓝脸的商人，露出极冷淡的神气，从铜壶里喝着茶。那不是颜色黯淡，历久不修的大学校的大门么？没精打采穿着皮裘的仆人呀，扫帚呀，雪堆呀……。那来自世间，想象的科学的庙宇——实在就是庙宇的大门，活泼的儿童对于这样的大门是不能生出健全的印象来的。总而言之，大学校建筑的朽旧，回廊的黯淡，墙壁的烟黑，光线的缺乏，台阶、挂架和长凳的发愁的模样，在俄国悲观主义的历史上，可以占领第一把交椅。……那不是我们的花园么？自从我当了学生以来，这个花园大概既不能算好，也不能算坏。我并不爱它。在那里如果用高大的松树和好的橡树代替害痨病似的菩提树、黄澄澄的金合欢树和剃去头发的丁香树，那么也许还能好些。学生的心理大半受着环境的支配，在他们所受教的地方，每步路都在自己前面看出那又高、又强、又美的来……
我一走近台阶那里，门儿便开了，我那老同事，看门人尼古拉出来迎接我。他和我又是同岁，又是同名。他一面让我进去，一面咳嗽着说道：“天冷呢，大人！”如果我的大衣湿了，他又说道：“下雨呢，大人！”
随后他就赶在我前面跑着，给我开所有路间应走的门。到了办事房，他匆匆忙忙替我脱大衣，同时把大学校内任何的新闻报告给我听。因为他同全校的看门人和守卫的交情差不多都很好，所以他能知道在四科内、在办事处内、在校长室内、在图书馆内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有什么事不知道的呢？当我们学校内恶运临门的时候，譬如发生校长和教授主任辞职的事情的时候，我就能听见他常同年轻的守卫谈话，把候补人一名名数出来，还要说明某人总长不准某人自行辞职，然后又添进去许多空想的琐碎事情，如办公处收得几封秘密信呀，总长同亲近人秘密谈话呀……等等事情。如果能除去这些琐碎事情，那么他总是时常显得很对的。他对各个候补人所描述的性质都是极特别的，可也是很正确的。如果你要知道谁在那年上提出学位论文，谁就职，谁辞职，谁死亡，那么可以把他叫来，用他伟大的记忆力来帮助你，他不但能给你指出年月日，并且还能叙出这桩事实相关的琐碎事情来。这样的记忆只有恋爱的人才能够拥有。
他是大学校内传说的保存人。他从前任的看门人那里获得了许多关于大学生活的传说做遗产，在这笔财产上又加上自己任务内所取得的许多进益，只要你愿意，他可以把许多长短的历史讲述给你听。他能够讲述知道一切的、异乎寻常的聪明人；整礼拜不睡觉的劳苦的人；和许多科学的殉难人和牺牲者。在他看来，“善”可以战胜“恶”；“弱者”时常战胜“强者”；“智者”战胜“愚者”；“谦恭者”战胜“骄傲者”；“青年”战胜“老人”……。也不必把这些传说和异事认做纯粹的金子，只要把它们滤过一遍，在滤斗里总可以存留些相当的东西——那就是大家所公认的真正英雄的好传说和名字。
在我们的社会里关于学者世界的各种消息，只充满了一些老教授们离散的故事和关于格罗贝、我和柏布兴两三种辛苦的事情。在智识的社会里这是很少的。如果这种社会爱科学、学者和学生，和尼古拉一般，那么他的文学早就有了整编的纪事诗、叙事文和传略，可惜这些东西他现在是没有的。
尼古拉把新闻告诉我以后，自己的脸上倏地改变成一种严历的态度，我们于是就开始事务上的谈话了。如果在那个时候有人听见尼古拉怎样自在地搬运那些名词，一定要设想那是一位假装着兵士样子的学者。再说，大学校的校役关于学问的谈论是极狂大的。虽然尼古拉知道好几百个拉丁名称，懂得检集骸骨，有时还要预备器械，用些学问上极长的引证来和学生们逗笑，但是那些关于血液循环的呆笨的学说，现在由他看来依旧和二十年前一般，觉得难懂得很。
办事房里我那解剖手术人彼得?意格纳奇维奇坐在桌旁，俯身就着书籍或器械。他为人极其耐劳，性格又很谦恭，但是命运却很恶劣，年纪三十五岁，头已秃白，肚腹极大。他从早到晚在那里做工，书读得很多，所有已读过的书还都能记得，——因此可以说他不是人，却是金子。至于一讲到其他的事情，——他不过是一匹蹇马，换而言之，也不过是一个书痴罢了。蹇马的要点，所以和天才相区别的，是如此的：他的眼界是狭窄的，只受特别方面严酷的限制。在这个特别方面以外，他就像小孩似的一事不懂了。记得有一天早晨我走进办事房去，说道：“你看，如何的不幸呀！听说司郭白略夫死了。”
尼古拉当时画起十字来，彼得?意格纳奇维奇却回身向我问道：“司郭白略夫是谁呢？”
还有一次——这是在稍久些的时候——我宣布说彼得洛夫教授死了。不料那位可爱的彼得?意格纳奇维奇竟问道：“不过他是讲什么的？”
大概就是在他耳朵根下面唱“巴奇”曲，或说中国人把俄国完全攻平了，或者发生了剧烈的地震，他总是不挪动一个肢体，慢吞吞地用闪动的跟睛向自己的显微镜里看着。总而言之，他对于世界的事情一点没有别的关系。我真喜欢看这块干面包怎样同他的妻子在一块儿睡觉呢。
第二个特点是狂信科学和一切德国人所说的话的不可思议。他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器械，知道人生的目的，完全不识那天才所有衰老的疑惑和解迷，奴隶似的崇拜威权和缺乏独立思想的需要。和他譬解某种事情，是极难的，和他辩论更属不可能。不妨同那些深信“最好的科学就是医学，最好的人就是医生，最好的传袭就是医学的传袭”的人辩论一下罢。从不好的医学的过去，仅只遗留下一种传袭——就是现在医生们所戴的白领带。对于学者和一切有智识的人只能够存在普通大学的传袭，不必去分医科的和法科的传袭，但是彼得?意格纳奇维奇很难赞成这件事情，总预备同你辩论直到可怕的审判。
他的将来我想得是很明显的。他一生预做着好几百特别清洁的器械，写着许多枯燥并且很合礼的建言，做了十多种中意的翻译，但是意想不出火药来。对于火药需要的是幻想，想象力，猜迷的能力，可是彼得?意格纳奇维奇竟完全没有这些。简单说来，他不是科学里的主人，却是科学里的仆人。
我和彼得?意格纳奇维奇、尼古拉三人彼此谈话声音都很轻。我们都有点不合适。那时候讲堂里的喧哗声似海吼一般传将进来，不由得感出一种特别的情形来。三十年以来我不惯受这种情感，每天早晨总要受过一次。我恼恨着扣上衣钮，给尼古拉提出几个不相干的问题，便生起气来。……这个好像我在那里胆怯的样子，却又不是胆怯，是一种别的，为我所不能指出，不能描述的。
我便随意看了看表，说道：“怎么啦？应该走啦？”
我们就排起队伍走着，尼古拉拿着器械或地图在前面走，我跟在后边，那匹“破马”却垂着脑袋，在我后面迈步走着。或者有时候许多人在前面抬着骨骸，尼古拉跟在骨骸后面走着。我一进去时，学生大家都立起来，以后就坐下去，海吼顿时平静下去了。海面上开始无风无浪起来。
我知道我所讲的是甚么，但是我不知道怎样讲去，从哪里起，到哪里完。在脑筋里并没有一句预备好的话。但是我只须看一看讲堂，（这个讲堂的建筑是椭圆形式）说出一套刻板的话“在上一次讲义里我们讲到……”那时候许多语句就从我的心灵里依着次序一排排地飞出去了。我说得遏止不住地迅速，并且津津有味，还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打断我的话语。要讲得好，不使人讨厌，还要让听众得益，那么除去天才以外，还应该要有熟练和经验，应该对于自己的力量、听讲的人众和所讲的材料抱有极明显的观念。除此以外，应该是自露聪明，观察锐敏，并且在一分一秒间都不去失见地的人才好。
好的指挥家传着音乐师的意思，一下子可以做二十桩事情：一面念着乐谱，一面挥着棒儿，一面观察着唱歌的人，一面向旁边打鼓，吹笛的人作势……。在我面前的有一百五十个各不相同的人，有三百只眼睛直看着我的脸。我的目的——是战胜这个多头的“水蛇”。如果我在讲的时候，每一分钟能够对于这种“水蛇”注意的程度和辩解的力量生出一种明显的观念，那么他就在我权力之下了。我那第二个敌人坐在我自身里面——那是公式、现象和法则的无穷的异样和受这些所约束的自己的和他人的思想的复杂。每分钟我应该很灵巧地从这种巨大的材料中拖出那最重要、最必需的东西，并且应该迅速如我说话一般，把自己的思想放进到那种为“水蛇”所能够理解并且可以引起他们注意力的公式里去，还应该敏锐地观察，使思想传布不能够积聚和混乱，却应当像聚合我所愿意描绘的画景那样按部就班地道出。以后我又竭力使我的话语带着文学的色彩，定义简明而确切，句调普通而美丽。每一分钟我必定观察自己一下，便记起在我的事务里只有一点钟和四十分钟罢了。总而言之，这种工作并不算小。在同一时间内要想象自己是学者、是教育家、是演说家，如果演说家战胜了你的教育家和学者，或者相反的时候，事情便坏了。
讲了一刻钟或半点钟的时候，就可以看出学生们开始望着顶屋，望着彼得?意格纳奇维奇，有的人往口袋里掏手巾，有的人坐着显得不大安适，有的人却在那里微笑着自己的思想——那就是注意力衰弱了。应该想个法儿才好，我乘着一种方便的机会，说出一桩双关戏语来，顿时一百五十张脸全都微笑起来，眼睛高高兴兴地闪着，一时拥起一阵海吼的声音来。……我也笑着，注意力重又新鲜起来，我便可以继续讲下去了。
无论是行猎、快乐、游戏，总不能使我得着快乐，像读讲义一般。只在讲义里我能够得着嗜好，并且明白兴会不是诗人的思想，却是实在有的。我想，就是希腊的国民英雄在每一次得到大功劳以后都感不到那样愉快的疲劳，像我每次在读讲义后所感的一样。
这都是以前的话。现在我对于读讲义一事，却只受着一种痛苦。还没有过半点钟，我已经觉得腿上和肩上生出一种难堪的软弱，只得坐在椅子上面。但是坐着讲书我又不大惯，过了几分钟我便立起来，继续站着，后来又坐下去了，嘴里干得很，嗓音哑了，头也眩晕了……。为了不让学生们觉出这种状态，我便喝一口水，咳嗽一声，有时还要打一打涕，仿佛涕膜感冒阻挡我一般，并且时常说些不合适的戏言，后来竟提早宣告休息了。但是无论如何我总觉得惭愧得很。我的良心和良知告诉我，现在我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给学生们读一次离别的讲义，讲些最后的训话，把自己位置让给那比我年轻，比我强有力的人才好。但是教上帝来替我审判一下，我实在缺乏按着良心做事的勇气。
不幸我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神学家。我很知道我活在世上不到半年了，还觉得我现在应该多多研究关于棺材后的世界，和来拜访我坟慕之梦的现象的各种问题。但是不知道为甚么缘故，我的灵魂竟不愿意知道这些问题，虽然良知承认那是很重要的事情。二三十年以前，直到现在临死的时候，我所喜欢的只有科学一样东西。就在发出最后的叹息的时候，我总相信科学是人生最要紧、最美、并且最需要的东西，它已经是——并且终归是‘爱’的最高表现，只用它一种，人类便能战胜了天然和自己。这种信仰也许是真实的，并且在根据上是不合理的。但是我相信这样，不相信那样，这个我是毫不错误的。我实在不能战胜这种信仰呀。
但是事实并不如此。我仅只请求宽恕我的弱点，并且明白把那种注意脑骨的命运比世界观的最终目的还厉害的人，拖下讲台，脱离学生——那简直和把他捉住，不等他死，就整在棺材里活埋一般。
我因为染了不眠之症，还因为与长成的弱点用力地奋斗，所以竟变成一种奇怪的样子。在讲演的中间嗓子忽然被眼泪塞住，眼睛也开始痒起来了，我竟感出一种剧烈的、病态的愿望，想伸手向前，大声呼怨起来。我打算大声喊嚷说，以我这样有名的人，命运竟判决了死刑，并且再过半年，在这个讲堂里便要受别人的主持了；我打算喊嚷说，我受毒了，我以前所不知道的新思想丧害了我一生的末数日，还继续刺我的脑筋，仿佛阿美利加的蚊虫一般。那时候我的地位实在异常可怕，竟要使所有那些听讲的人都恐怖起来，从座位上跳起来，带着失望的呼声奔出门去。
这样的光景真是不容易忍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