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雅可布·威厄斯比，周一云 日期：2015-05-06 21:32:24
卡尔·伯恩斯坦是学法律出身的外交官，在外交部那个冷酷的环境里工作。哥本哈根发生恐怖袭击之后，他被派驻雅典担任大使代办。
在那里他与自己的过去相遇，神秘的希腊人亚历山德罗斯若隐若现。同时恐怖袭击和自然灾害的浪潮袭卷欧洲，卡尔陷入了混乱的旋涡。
作者简介：
雅可布·威厄斯比 一九六五年生，毕业于哥本哈根大学，电影—传媒硕士。现为作家，自由撰稿人，丹麦作家协会主席。《人类的法则》是他的第五部小说。 《人类的法则》用电影般的语言细腻地讲述了一个关于毁灭与创造的惊险故事。同时也讲述了爱的恩典，与死亡和解，以及如何在人类生活的迷宫中寻找道路。
——亚马逊读者
初秋的空气是那么美妙空灵，那么奇异透明，附近所有的景物都显得更近，更清晰——河对岸的每一片叶子，每一根树枝似乎都能用双手抓住。
——雅科布·A.里斯①
①JacobAugustRiis(1849—1914)，原籍丹麦的美国记者和社会改革者，最早的纪实摄影师之一。
第一章
“人类的法则告诉我们，人生就像一座迷宫，到处是死路和上锁的门。有时候你不得不转身朝后走一段路，重新选择方向，但不要放弃希望。”
广播信号“嘶”的一声消失了，就像一根头发烧成了灰。
“该死的。”司机嘟囔着，用手指敲击着那镶在红木框架里闪着蓝光的收音机。
“打起精神来，我们要听卡尔·伯恩斯坦的爱人①播音，她可真他妈的有意思。”部长说，笑得肩膀乱颤。
“丹麦广播电台。现在发生了一点技术故障，我们正在努力排除。”
“这不是我的错。”司机小声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丹麦广播电台。现在发生了一点技术故障，我们正在”
“关掉关掉！”部长大声嚷嚷着。
我挤出一个微笑。我实在不想跟那傻瓜再说一遍，卡桑德拉是我多年的朋友，不是爱人。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她是同性恋，至少也是双性恋。我攥紧了手中的公文包，空气中可以嗅到新鞣制的皮革气味，那是卡桑德拉送给我的礼物，她从尼泊尔带回来的手工缝制皮包。部长自得其乐的时候一定要当心，他的好情绪随时会消失，在你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已经落入圈套，不得不在他为下属即兴设置的冲突中自卫。他的下一段台词很可能是：“我凭什么要听你爱人的广播？”或者：“你笑话我，是不是？”他认为有责任让我这样的官场暴发户明白，不要以为屁股已经坐稳。他一定会把我看得更紧，并向我显示：外交生涯有其代价，这代价极其高昂，只有那些最有才华、最努力，而且最冷酷无情的人才能最终穿过针眼①，得到人人垂涎的大使职位。其实我具备所有这些必要的素质，只不过身旁这个精神病不知道罢了。
“现在彻底完了。”司机一边说，一边按着按钮。他停在另一个频道，震耳欲聋的流行乐突然从四面八方响起，我们活像交叉火力网下的士兵。他还没来得及关掉，部长就嚷嚷起来。
“你也完了！还不赶紧关掉它。”
“对不起。二十五秒后到达。”司机低头对着手腕旁的对讲机说。
他当过特种兵——我看着他那公牛一样堆叠了五层肌肉的脖子想道。
“这次你一定得完全记住，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伯恩斯坦书记官。当我们今天离开外交政策委员会的时候，这件事就彻底了断了，明白吗？”他斩钉截铁地说，眼睛不看我。
我认识他多年，但我们从来没有对视过。他无疑要将这种过于个人化的目光接触留给家人——目前包括一个两岁的女儿和第三任太太。流言说他仍然和前任太太们纠缠不清，不再见已经长大的前房孩子们。他追求那些显然比他年轻、模特儿式的美丽女人。他对卡桑德拉也有某种兴趣。她四十岁了，看上去只有三十。人们想不到她会有一对十八岁的双胞胎儿子在家里晃荡。部长曾在一本女性杂志上看到过她的照片，她裸身站在林边的白桦树之间，长发像轻柔的丝绸一样在胸前飘荡。
我研究过这位部长。他的无边眼镜后面有一双多水的眼睛，眼白上堆积着黄色的脂肪，上面布满红色血丝。眼袋突出，面颊上爆裂的毛细血管纵横交错。他的牙齿是石灰白的种植牙，就像华盛顿和好莱坞那些名人一样。现在他已经跳下了车，走完一半台阶，后面紧跟着两个保安人员，我拿着公文包和一大沓文件，还没来得及挪身到车外。他打开克里斯钦堡①的大门，脚步像敲鼓一样重重地落在地板上，我赶紧跟在他后面。
“那个傻瓜转台之前她在说什么？”他瞟了一眼正对着手机讲话的司机，“是不是理想主义的骗局，合作共同体，新法律什么的？”
“我没听见，他关机了。”我喃喃地说，侧身进门，跟在部长后面走过楼梯口的岗亭。
“人类的法则。”她是那么说的。“那是什么鬼玩意儿？”他笑了，“我一定努力让它在议会通过，我们大家就会成为真正的人类，然后退休，让丹麦驶向共同体的汪洋大海。”
部长的笑声变成了嘶哑的老烟枪咳嗽。他皱着眉头吞下一口痰。我们走在陡峭的楼梯上的几秒钟里，他脸上浮现出怪相。之后，他沉默了，屏住呼吸。
部长有一种出类拔萃的自制力，对此他也非常得意，他甚至把这种能力传给了孩子们。这是他送给后代最好的礼物，他在《星期日报》的一篇人物专访中这样说。他每星期至少要上一次媒体。记者们喜欢他粗鲁的魅力，他也准备好随时发言，并高效地听取智囊的建议，而在正式场合则对智囊嗤之以鼻。
我足够了解他，知道此时此刻，因为缺少尼古丁补充已长达几分钟，他正在真正的好奇心和后果难以预知的非理性爆发之间走钢丝。我沉默不语。我绝不能分散注意力，不能犯更多的错误。那天我在外交政策委员会给了部长错误的信息，导致反对党在媒体上骂他是说谎者，从而铸成大错。这事黏在我身上，就像是传染病。部里的同事们都躲着我。换成别人我也会有这样的反应，因为错误，是零容忍文化里最大的忌讳。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处在更严密的监督之下。体制高层的关键人物对我大为失望，人人都知道，我事业的前程明显地黯淡了许多——如果在别人眼里曾经辉煌过的话。毫无疑问，我面前永远站着一个准备好随时接替我位置的同事。只要再犯一个错误，我就会在专门为体制淘汰出来的苦命人准备的位子上了此残生，比如特别顾问什么的。除非能设法离开外交部，到别的地方去试运气。但我早已不再考虑离开。我已经四十二岁，正在一步步接近那据说是高不可攀的目标。只要咬紧牙关在哥本哈根再坚持一年，就可以外放到广阔的世界，三四年后回国来担任一个副职。如果一切顺利，再过半年就会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和女王指派的官员，通往神圣大使职位的道路就此敞开。阿门。我经常说，要在满五十岁之前实现这个目标。这样，三十年无意识的埋头苦干将换来二十年梦想中的高薪职位，非人的工作努力将收获丰盛的成果。这想法让我飘飘然，但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就不敢再想下去。
出事了。周围人们的动作活像受遥控的机器人。他们从各自的办公室出来，手机贴在耳朵上，在走廊里机械地走来走去，像焦躁的母鸡一样撞上墙壁，也互相碰撞，对着那小电子设备嘀嘀咕咕。
“活见鬼！”部长嚷嚷着，国情局①来的保镖不由分说架起他的胳膊就跑。“紧急情况，马上离开大楼！”其中一个保镖对我大声说。
我站在走廊中间，目送他们顺着通往紧急出口的楼梯走下去，消失。周围的人在四处奔跑。部长的智囊，那屁股被短裙绷得紧紧的女人正在拍击手机。
“丹麦酒店被炸飞了！”她嚷嚷着快步走过，突然站住，转过身来，“天哪，你的爱人。”她的嘴一张一合，朝我走过来一步，“我希望没我得去找部长。”她消失在人群中。
我看着外交部长的讲演稿，那是我上午早些时候写完的。这些纸片就像笨重的天鹅腾空而起，飞向天花板，撞上墙壁，再坠落到地板上。我颓然落坐于墙边一把浅蓝色的洛可可式椅子，看着外交政策委员会门上方的挂钟。时间是十二点五十四分。
还有六分钟，卡桑德拉的广播就将结束。她的样子出现在我的面前。她站在演播室里，背景是朝向人工湖②的全景窗，她的嘴紧贴着麦克风，对打电话进来的听众微笑着。演播室设在新启用的酒店大楼二层③的套间里。她正准备回答听众的问题。“有时候你不得不转身朝后走一段路，重新选择方向，但不要放弃希望。”她说。接着司机就转了频道，播送了关于技术故障的通知，然后是震耳欲聋的流行音乐，最后一切都静了下来。
我随着大家一起走出克里斯钦堡，在后面庭院里的跑马环道上边走边摸索我的手机。我没有把它放在不知去向的新公文包里，而是放在身上。我没有缘由地开始奔跑。我早已不跑步了，重新开始的话应该买一双跑鞋。我那锃亮的黑皮鞋底落在路面上咔咔作响，上衣和领带都飘了起来。我绊倒了，一百公斤体重和将近两米的身高重重地摔到地上，右边的袖子蹭上了沥青。我从地上爬起来，继续奔跑，扑到一辆出租汽车跟前，翻身跌坐在后排座上。
“丹麦酒店。”我说。
“不去。没听说那里爆炸了？”
“我付你双倍的钱。”
在内心最深处，我知道她没事。也许这是潜意识在回答我脑海中翻腾的问题。“她没事，别紧张。”出租车在公交车道上左冲右突，车队聚合成长长的一列，想超过前面那巨大的德国柴油车是根本没门儿。“她会生还的，卡尔。”我看着自己的双手，把它们攥紧。哪个该死的家伙在喋喋不休地对我说卡桑德拉死了？是我的理智吗？卡桑德拉说，理智是一个紧箍咒，专门被发明出来压制人的创造性和创造的乐趣。“想想看，如果人都一窝蜂地追求崇高，可如何是好？”卡桑德拉的声音在耳边回响。她戳穿了我。当我和梦想妥协，用理智战胜感情的时候；当我说，我的梦想其实不过是当一任大使的时候。她不信。她认为我是被创造出来从事更伟大事业的。“更伟大？”我注视着那双刚睡醒，近乎黑色的深棕色眼睛，“在我小小的世界里没有比大使职务更大的了。”我说。
她笑我，代表自己和地球宣布我胸无大志，问我愿不愿意以优渥物质生活的代价去换取某种改变。我常给接触到的人们留下愿意改变的印象，但其实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改变。
“我说什么来着，”司机咕哝着，手指着警察设立的封锁线，“现在咱们不能挪窝啦。”
空气中充满了刺鼻的化学品恶臭，废墟冒着烟，幽灵般耸入云天。我意识到她不在了，消失了，像一根头发烧成灰那样。
失去了卡桑德拉，我失魂落魄，踉踉跄跄地穿过走廊、街道、市场、云雾，穿过对全世界的仇恨和忌妒的恐惧，穿过刀剑和子弹、来自灼热太阳的风暴、困在矿井风桥上找不到紧急出口的受害人群，以及一切被慷慨地赠予无望和痛苦的病弱生灵。没有卡桑德拉，我从空中坠落到地面。我摔倒了。
我出门的时候，她穿着白色晨衣，坐在早餐桌边跟罗伯特和阿尔伯特说话。我挥挥新公文皮包，送去三个飞吻。今天是我的生日。他们用歌声唤我醒来，送上新烤的小圆面包、火腿蛋和芒果汁。我们对望着，她慢慢举起手放到嘴唇上，打了个飞吻，然后，她的形象就像暗夜中的萤火虫一样消失在哥本哈根的上空。
我是在读法学院时遇到卡桑德拉的。开始我以为会和她成为一对，但她有别的计划。卡桑德拉拥有我希冀的一切：敏锐、风趣、爱心、热情、宽厚、鲜明的个性、美丽。这样的人只有她一个。我可以肯定，她对我有兴趣，并且得到了确认。那是在一个同学的父母在厄勒海峡边豪宅里举行的聚会上。夜深时分她引领我走进一间浴室，她觉得好玩极了。突然，我们俩都脱得一丝不挂，拥抱在一起，我坐在马桶上，她滑坐到我身上，双脚紧抵地面，身躯上下运动，到达高潮的时候咬我的肩膀。然后她坐在我的大腿上，将面颊贴到我的胸前。“我刚刚知道，胎儿在妈妈肚子里是什么感觉。”她说，“鸟在风中飞，猎豹在非洲平原上飞奔，狗熊一口咬住挣扎着的鲑鱼。如果我认真倾听，可以得到一切问题的答案，因为我是迄今存在过的一切的产物。”我吻了她的嘴唇，我想我找到了一生的爱情。
第二天，我却找不到她了。几个星期之后得知她从法学院退学，跟一个叫马丁·费斯克的家伙到印度去了。我的反应不像往常，并没有被抛弃时那种自杀冲动，也没有陷入心理窒息的悲惨境地。相反，主导我的是一种柔和的生存忧虑，伴随着持续的虚无感。我没有同时在当下生活、回想过去，并展望未来的本事。我总是想象着要到哪里去、我的生活在明天或者整整一年以后的这个时刻是什么样子、关灯睡觉的时候是否会心律不齐、躺在床上要不要测脉搏，以自我确认心脏是否在正常工作。然而，没有无底深渊，没有沮丧和沉沦，我不是哭天抢地抱怨环境和坏人的牺牲品和可怜虫。我们不是正式的爱人，就连不正式的爱人都算不上。当我三个月后收到她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我爱你，卡尔·伯恩斯坦”，我就明白，我们的爱不受任何限制，不论我们和谁在一起、做什么，爱都将永存。
所以，没什么可奇怪的，几年后她来电话要我搬进她家公寓里的空房间。对我来说正是求之不得。她离婚后和一对三岁的双胞胎儿子住在那里。她也吸引女人。马丁·费斯克早已回到日德兰半岛和青梅竹马的爱人在一起，报名加入了右翼政党，然后就在社区政治和议会里平步青云。
“现在去哪儿？”出租车司机问。
“回克里斯钦堡。”
他把车开进一条棕色住宅楼之间的窄路，向左转上阿迈厄桥大街①。手机网络断了，打不通双胞胎的电话。我加倍付过车钱，在克里斯钦堡入口前下车，向全副武装的警察出示身份证卡。他其实什么也不知道，却表示认可，带我上到一楼。公文包并不在我放下的地方。警察又带我到地下室去，公文包和其他失物一起放在角落里。首相的跑车也在。有人动过了我的东西，文件的顺序和往常不一样，我说了，却无人理睬。我只好就这样推出自行车，把公文包挂在把手上，飞身上车回家，经过运河上的桥，眼角扫过新港①涌动的人潮。今天的气温高达二十度②。我推车走进阿梅莲街上的院门，跑步走上通厨房的后楼梯。阿尔伯特和罗伯特正坐在电视机前哭。我坐到沙发上他们俩之间。
哭泣在肺的底部聚集，呼啸着通过喉头升起，冲出我的嘴，同时双胞胎也开始哭叫。他们抓挠撕扯着我的衣服，把眼泪抹在上面。我的感觉处在极端状态，喘不过气来。他们呼喊着妈妈，她应该回家，他们用稚嫩的嘴巴呼叫着，脸扭曲了，通红的眼睛一无所见。我喘着气，竭尽全力把他们紧紧抱在怀里。“应该是垃圾邮件吧，虽然有的邮件目的是把你骗到网站上去，但这个肯定不是。搞不好真是跟你搭讪的。总之就是很可疑。”
从短信的内容看，明显是男人诱惑女人的文字。但这些蹩脚的文字不巧被发送到了正面临家庭破碎的中年男人手上，我不禁开始同情那个发短信的男人，觉得他太倒霉了。
“只要不理他就没事了。”
父亲却死死地盯住那条短信。
“喂，你听到了吗？我叫你无视它，无视。”
“哦。”他敷衍道。
我无奈地看向母亲，她既不气恼，也不微笑，而是静静地看着自己的丈夫。不，他们已经签了离婚协议，所以是前夫。总之，她就那样看着这个一起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男人。
“那个”不一会儿，父亲小声说。
“怎么了？”我不耐烦地问。
“老爸我啊，想要个朋友。”
“啊？”
“我能回复这个短信吗？”父亲可怜兮兮地说完，又盯着手上的小灵通。
“回复？你是傻瓜吗？发短信的肯定是个年轻男人，人家根本不想同你这种大叔交朋友。”
“人家好像要带我去兜风哦。”
“那是在搭讪女孩子的好吧！”我粗声大气地指正道。
父亲的声音和反应看起来意外地认真，让我害怕他是真心这么想的。
“我能回复吗？”
“别干蠢事了。”
“有什么不可以的？”母亲突然笑着说。
“妈，你在说什么呢！”
母亲站起来，消失在厨房里，很快拿了一块抹布出来，把餐桌擦拭干净。在处理掉冰箱，卖掉电视机后，这已经是家里唯一的家具了。
“那不如，”母亲在父亲身旁擦着桌子说，“你回复他，问问清楚吧。”
“啊，问什么？”父亲已经迫不及待地按下按键，开始回复了。
“你先问问，兜风的车能坐几个人？”
“什么意思？”父亲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再问问吃饭的事情，最好不要是中餐。沙希一吃油腻的食物就会得过敏性皮炎。”
“搞什么啊？！”我无法理解母亲的真实意图，不由得皱紧了眉头，“什么意思？”
“喂，喂。”父亲困惑地说，“我们大家都去吗？”
母亲露出了理所当然的微笑。
“这肯定不可能的。”我恶狠狠地说，同时父亲也发出“那是我的朋友啊”之类的抱怨。☆年轻男子
“开搞吧。”驾驶席的沟口先生说。我在副驾上，再次确认安全带系好了。他踩下刹车，车速缓缓降了下来。沟口先生已经驾轻就熟了。在狭窄的单行道上，后面的车明显受不了我们缓慢的车速，时不时地找机会想超车，我从后视镜中清楚地观察到了那辆车的企图。我们走的这个方向车辆稀少，与之相对，反方向的交通就十分繁忙，因此后面的车应该很难找到机会超过我们。
沟口先生看了好几次后视镜，左手一直握着手刹，然后拉了起来。
我们的车尖叫一声，迅速减速。与此同时，我感到身后传来一阵猛烈的冲击，车身后部响起被撞凹陷的声音。跟往常一样，我的身体剧烈摇晃，车子又发出一声尖叫，停了下来。霎时间，周围陷入一片静寂。我重整姿势打开副驾的车门，跳了出去。
与我们追尾的是一辆白色高档国产车。
我敲着驾驶席的车窗，叫司机下来。
司机还没从突如其来的撞击中反应过来。那是个四十多岁，留着一嘴胡子的男人。我不禁想，这男人真不讨喜。中年男人的裤子上系着两根吊带，我从没觉得谁穿吊带好看，唯独这个男人歪打正着，竟那么适合。我实在看不出他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只见那讨厌的中年男人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平时的他，很可能是那种在俱乐部或高级酒吧里在女人面前装模作样、侃侃而谈的人。
我继续敲窗子，不一会儿，车窗降了下来。
“你干吗撞我们的车啊！”我凶巴巴地说。
“不。因为你的车没亮刹车灯，我不知道要停车。”男人表情僵硬，但还是辩解道。
“什么刹车灯啊，狗屁的，你给我下来再说。你意思是说我们车上的灯坏了吗？怀疑我们车况不良吗？”我们是用手刹停下来的，刹车灯当然不会亮。
“不是的。”已经慌了神的司机不情不愿地下了车。
“唉，你这人，撞得也太狠了点。”沟口先生走到我身边。乍一看他干瘦干瘦的，虽然面相很凶，但整体感觉像个公司小职员。其实从十几岁起，他就接受专业的运动员训练，浑身的肌肉结实得很。我曾经好几次目睹他用关节技将比自己高大许多的男人轻松搞定。至于他的脸，一双眼睛尤其锐利，就像要把别人一口吞掉一样。他一皱眉就把小孩子吓哭的光景，我见过不少次了，就连大人，看到他那样的眼神大多也会吓得眼泪直打转。
“我拜托你，好好保持车距行不行？听好了，所谓的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距离感啊。”
“你要怎么赔偿我们啊？”我粗鲁地质问。这些都是早已用惯的台词，根本不用经过大脑就能说出来了。
“能跟保险公司的负责人说吗？”那个讨人厌的男人明显已陷入混乱，但还是主张先报警，然后通过保险公司来商量赔偿问题。
真麻烦啊，我想。连我都开始烦躁了，想必沟口先生现在比我还要烦躁。
“我说你啊，真觉得我们是无所事事的闲人吗？老子现在急着有事，哪儿来的时间跟你等警察，确认事故责任？你还要我跟保险负责人说？别把别人想得跟你一样闲好吗？我们看上去像无所事事的人吗？我们的时间可是按刻度计算的。”
“啊？”
男人正要反问，我马上补充道：“是按分钟啊！按分钟计算的。我们的工作是分秒必争的。”
“总之，你先把驾照拿出来。”沟口先生压低了声音。
我也伸手催促道：“快，拿出来。”讨厌的男人一时无言，似乎想找个理由拒绝。“快，拿出来。”我又催促道。过了一会儿，驾照就到了我手上。我从口袋里掏出数码相机，拍了张照片，把地址、姓名和脸都照了进去。这人名叫“丸尾仁德”。
“怎么看起来像夹着尾巴逃走的人会用名字啊。”我话音刚落，沟口先生就把脸凑过来。“仁德不是怀仁尚德的意思吗？那怎么能把别人的车给撞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