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尔埃斯普马克 日期：2015-05-26 00:20:06
在《失忆的时代》里，埃斯普马克先生以意识流的写作方式，通过7位不同的见证人，表达了7个既相互独立又在逻辑上串联的主题，聚焦当今瑞典的社会问题，也是对种种西方社会制度的批判和对人性深处的解剖，揭示人性弱点并体现出希望疗治的情怀。
作者简介：
埃斯普马克（KjellEspmark，1924-）为瑞典学院派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文学教授，瑞典学院终身院士、诺贝尔文学奖五人评选委员会成员、曾17次出任评委会主席。除“失忆的年代”长篇小说总集外，还出版有长篇小说《伏尔泰的旅程》、诗集十一本和文学评论集多本，其中包括介绍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诗人马丁松的传记《大师马丁松》和专门介绍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原则的专著《诺贝尔文学奖：选择标准的探讨》（此部著作曾有中译本出版，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内幕》，漓江出版社出版）。此外，中文还出版有诗集《黑银河》（李笠翻译，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者曾获得多项瑞典和国际的重要文学奖项，包括瑞典贝尔曼文学奖、特朗斯特罗默文学奖和意大利德尼诺文学奖及卡皮罗文学奖。
目录：
中文版序
失忆
误解
蔑视
复仇
忠诚
仇恨
欢乐
译者后记
来自中国作家群的评论
前言中文版序《失忆的年代》是七部较短的长篇小说构成的一个系列，形成贯穿现代社会的一个横截面。虽然是从瑞典人的眼光去看的，但呈现的图像在全世界都有效。杰出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最近还把我们的时代称为“遗忘的时代”。相同看法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人表达过，从米兰·昆德拉一直到戈尔·维达尔：昆德拉揭示过占领捷克的前苏联当权者如何抹杀其祖国的历史，而维达尔把自己的祖国美国叫做“健忘症合众国”。表述最清楚的可能是伊凡·克里玛：“看来现代人越来越生活在当下，而过去就好像是一个黑洞，一切都可以在里面消失：英雄、罪犯、明星和无名的群众。甚至活着的人也在里面消失了，不像在过去的时代，活着的人是在自己生命结束后才消失。”这种看法在《失忆的年代》第五部《仇恨》里也有表述，不过时间上更短：一个政治家“在发表苍白无力的竞选演说时就消失了”。而且，“当我的嘴唇上还有我爱人的嘴唇留下的温暖时，我就已经忘记了她”。所以，这个系列涉及的其实是全世界历史学家和文学家都观察到的一个重要现象。但是，把这个现象作为一个长篇小说系列的主线，应该还是第一次。在《失忆的年代》里，笔者转动着透镜聚焦，用讽刺漫画的尖锐笔法向我们展示这种情境——记忆在这里只有四个小时的长度。这意味着，昨天你在哪里工作今天你就不知道了。今天你是脑外科医生，昨天也许是汽车修理工。今天晚上已经没有人记得前一个夜晚是睡在哪里。当你按一个门铃的时候，你会有疑问：开门的这个女人，会是我的太太吗？而站在她身后的孩子，会是我的孩子吗？这个系列的所有长篇小说里几乎都贯穿着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亲人或情人的苦恼。问题在于，如果没有记忆，如果没有了我们行事的上下关联，孤立的事情就不可能去固定下来。那么每个解释都会变得随意武断，方向也不可确定。本系列第一部小说《失忆》里的官僚埃利克·克尔维尔就特别经历了这样的情境。每次他企图搞明白什么事情，都会遇到一种不确定性，一种不清晰性。而正是他要找到他所爱之人的企图，让他不可能找到她。失忆是很适合政治权力的一种状态——对和权力纠结的经济活动也一样——可谓如鱼得水。因为有了失忆，就没有什么昨天的法律和承诺还能限制今天的权力活动的空间。你也不用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只要你成功地逃过舆论的风暴四个小时，你就得救了。有人会认为失忆好像是一种查禁制度，是市场或者政治权力强加在人民头上的。但如此解释就过分简单化了。失忆是从各种角度来伐害我们的——也是从我们内心。那个被谋杀的瑞典首相把瑞典人和瑞典贝格的天使做比较的时候触及了一部分真相：“他们的嘴唇和舌头也已经有了特别形状，所以他们不能说别的，只能说我们认为真实的话，就在此时此地说。”不过自我查禁比这种情况还要深入，“我们不应该看到的东西，自己就会把自己擦掉。而我们不应该感觉的东西就会悄悄地从我们的意识里溜走。”也就是说，“体面的瑞典人有保存自己的无辜和体面的艺术。”这是“天使的语言”。（参见此系列第五部《仇恨》，本书第534页）而这其实也就是失忆的一小部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正式公开谈话会把正确的词汇放到我们的嘴里，会把正确的思想放到我们的头脑里，帮助我们忘记那些我们不应该记住的东西。这种情况听来会让人感到悲哀。但是在我们这个价值等级系统崩溃、再也分不出高低的生存环境里，其实连悲剧都是不可能的了。克尔维尔就提到：“好像我们上面的高大空间已经崩溃了，让我们变成二维空间里的平面，就好像是一个被踩扁了的阴虱飞翔在地球之上的喜剧模式里。”他也发现，“我们的生命已经变成了没有任何价值的悲剧，一种闹剧里的绝望”。（参见此系列第一部《失忆》，本书第20页）不少批评家在这些小说里找到了黑色幽默，而这也很好呼应了作者的初衷。
我很高兴你来找我。你在走廊里的快速脚步声，就已经使我本来几乎停止的思维运转了起来。你的动作里有一种期望，使我又有可能找到词汇。而你自然而然地坐下，就像在一个老熟人家里，尽管我们两人都知道，这样的关系其实早已不存在。让我这么说吧，你用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把你我算成同一个圈子的人——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本来确实是可能成为朋友的。摇曳的光线里我很难看清你。当我想确定你的形象的时候，你的样子却散开和重叠。但是我能清晰地听到你的呼吸声，不是那种气喘吁吁的呼吸，好像你曾经快步爬上楼梯，或者因为咄咄逼人而来势汹汹，你只是平稳悠然地呼吸，像在等待着什么。我感到你在偷窥着我的手提箱。你当然已经明白，这只箱子就是我的记忆。是啊，你得原谅我，在说到这件事的时候，我的口气有点苦恼。就像某种外在记忆物如今已经必不可少一样，当你的无能为力就这样成为眼下的问题，你也会一样感到烦恼。不过，就调查工作来说，这样的安排是一个前提。没有了手提箱，我就完全束手无策了。我知道，我必须赶快抓住你的注意力。否则你只会听几秒钟，越来越不耐烦，最后就站起来走掉了。我可正需要你呢。我想你也需要我。也许，我要说的事情也关系到你的生活，至少触摸到了你我生存的根基。我要试试进入正题。就我的理解来说，你来找我，是想知道失忆到底是怎么回事。原则上，派一个负责调查此事的人来说明情况应该是最好的了，没有人更合适。我只担心，你会过高估计我对这个问题的掌握程度，但是我还是要尽我所能，不要让你再莫名其妙。作为回报，我希望你能帮助我找到……是啊，再找到她。我想捕捉一个名字，但是已经没什么名字存在，这你当然明白。尽管有一个名字几乎就在唇边，可我不敢说出来。要是说错了，那我就等于闯入了一条不能回头的死胡同。我必须让这个问题开放。就是说，我需要你的帮助，来评估这些不多的线索。属于这次调查范围的文件只占了这个手提箱里的主夹层的一部分。在侧夹层里，我放的是我个人材料里剩余下来的文件。我没有计算那些塞在各个衣袋里的成堆的记事条，我来不及看，但是也不敢扔掉，这些能提醒我的纸条越来越多，像杂草丛生，简直要把我的头都埋起来了。你能看到，那些放在私人文件夹层里的材料并不多，是我随身带的不同种类的证件，有些已经损毁或褶皱了，有些是比较新的，一些照片、几张收据、几本日历簿、一两张账单等等。这些文件实际上对我也是陌生的，就像它们对你应该是陌生的一样。当我开始挖掘我的个人历史的时候，必定是有过担心的，生怕用这种方式来抗拒健忘症是违法的——是，我更喜欢“健忘症”这个词，而不是更流行的用语“失忆”。我显然已经查过了目前有效的法律文件。在这个记事条上我看到，我甚至和司法部的主管提到过这件事情。是27号，没有写出月份。但记事条上写着“同意”。那个笔迹是我的：这是我最基本的身份。只有一个迹象是让人不安的。在这张纸条上的“同意”下面写着：“不过得睁大眼睛”还有一个问题预兆着灾难：“你—的—调—查—呢？”显然每个字都下笔很重，做了强调不可理解。现在你坐在我的面前，这就给了我一个独特的机会，能帮我从绝望中清理出头绪可以对照你的茫然来测试我的茫然，可以一起搜查我们正在扩大的空白，一段一段地推进……我不是要搞明白那种小事情，比如说你不记得自己成长时期的事情，或者不记得昨天晚上在哪里，或者是你正在做的随便什么事情——这样的事情我们毕竟还是学会了应付。不，我想到的是每个晚上当站在我们称呼为“家”的门前时的无奈与无聊，不知道在门后等待着我的是什么面孔。几个陌生的孩子向我走来，试着用一种称呼：爸爸？一个陌生的女人给我一个犹犹豫豫的拥抱，或者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口气可能就像学校的女教师，也可能就像一个监狱的看守。想想看，其实这就是她！我可能和她睡觉，可能不睡。不记得。但很可能今天晚上和昨天晚上不一样。我肯定被赶出来很多次了。很多迹象表明，健忘症是分布不均的。分布最密集的很可能就是我通常在里面活动的那个圈子。有时，会有人感觉我是陌生人，他们会排挤我。我不记得了。但是，这些想找到家的绝望尝试，只是一种寻找的迹象，延伸过我的整个生存状态。我反反复复地翻遍了我的文件，焦急迫切地寻找什么踪迹……对，她的踪迹。我在我的材料中要找的是那样一些要点，其中有一些更重要的前后关联会突然清晰，一行字，或者一张照片，能给一个巨大而未知的部分投上出乎意料的光芒。但是你必须帮助我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