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震 日期：2015-11-07 11:57:43
《当中国儒学遭遇“日本”：19世纪末以来“儒学日本化”的问题史考察》涉及两大问题领域：
一、19世纪末在加速“近代化”，逐渐走向“帝国化”的近代日本期间，为对抗西潮、同时也为强化思想统治，儒教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二、及至战后日本在反省帝国意识形态所带来的思想灾难之际，又是如何审视儒教“日本化”何以可能以及日本传统文化的“日本性”问题？
本书简介：
在明治维新（1868）以后的近代日本，儒学遭遇了“日本化”与“近代化”的双重夹击，它被作为“东洋伦理”或“日本道德”的代表，或被化作帝国意识形态下的“国民道德论”，被用来提升全民精神文明，实现“臣民一体”、“道德齐一”，以为由此便可抵御西方精神污染，进而实现“近代超克”直至“解放亚洲”，在此特殊的年代，儒教遭遇了“再日本化”的命运。战后日本，“儒教”名声一落千丈，人们在对“近代日本儒教”猛烈批判之同时，也开始对儒教日本化的诸多理论问题进行省思，人们发现在日本化背后存在着“日本性”问题，亦即“日本化”得以可能的日本自身文化传统究竟何在的问题，丸山真男晚年的“原型”论致力于探寻“日本性”，便与此问题意识密切相关。但是在当今日本，儒学日本化的进程已然中断，其原因是否由于日本已经彻底“西化”抑或已经退缩至“原型”则已非本文所能深究。但可肯定的是，对于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各种西学的“中国化”既是实践问题又是理论问题。
作者简介：
吴震，男，江苏丹阳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复旦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日本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华日本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国际儒联理事暨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朱子学会理事、日本东洋大学国际哲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日本源了圆国际学会理事；曾任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日本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COE客座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外国人研究员等职。出版专著近十部（包括《阳明后学研究》、《泰州学派研究》、《〈传习录〉精读》、《当中国儒学遭遇“日本”——19世纪末以来儒学日本化的问题史考察》等），主编、编译学术作品诸种。
目录：
前言
一“儒教日本化”之言说的出现及其背景
二“近代化”与“日本化”的双重夹击
三“日本道德论”到“国民道德论”
四“近代超克论”与“道德生命力”
五丸山真男有关“日本性”问题的思考
六当代学界有关“儒教日本化”的考察
七余论：从“日本化”想到“中国化”
参考文献前言如果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算起，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进程就已启动，然而人们意识到在理论上有必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却在一个世纪之后即进入了21世纪才由官方正式提出，至于各种外来思潮（例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是否也有必要或者“中国化”或者“再普遍化”或者干脆“拒之门外”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则仍在不断探索乃至争吵。与此同时，在“中国化”问题的背后，存在一些更为重要而又互为缠绕的需要追问和解答的问题：我们究竟应当或可以利用什么样的传统文化资源才能使“中国化”得以可能？而“中国化”是否应当在“多元文化”的立场上才能展开？或者索性关起门来即便出现闭门造车出门不合辙之现象亦不为异？这里面涉及衡定“中国化”的判断标准及实施策略又是什么等问题，目前似乎尚在摸索途中。
再看中国的另一边，日本接受儒学的历史甚早，约始于公元5世纪，然而真正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开始启动“日本化”却在17世纪进入德川朝以后，形成了所谓“德川儒学”，如果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算起，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进程就已启动，然而人们意识到在理论上有必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却在一个世纪之后即进入了21世纪才由官方正式提出，至于各种外来思潮（例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是否也有必要或者“中国化”或者“再普遍化”或者干脆“拒之门外”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则仍在不断探索乃至争吵。与此同时，在“中国化”问题的背后，存在一些更为重要而又互为缠绕的需要追问和解答的问题：我们究竟应当或可以利用什么样的传统文化资源才能使“中国化”得以可能？而“中国化”是否应当在“多元文化”的立场上才能展开？或者索性关起门来即便出现闭门造车出门不合辙之现象亦不为异？这里面涉及衡定“中国化”的判断标准及实施策略又是什么等问题，目前似乎尚在摸索途中。
再看中国的另一边，日本接受儒学的历史甚早，约始于公元5世纪，然而真正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开始启动“日本化”却在17世纪进入德川朝以后，形成了所谓“德川儒学”，只是明确提出“儒教日本化”这一概念则已是19世纪末（首次出现于1893年）。及至20世纪初帝国日本期间，儒学遭遇了“再日本化”的命运，在帝国意识形态的操作下，形成了所谓“近代日本儒教”，致力于推动全民道德“齐一化”（丸山真男语）运动——国民道德运动。显然，“中国化”与“日本化”的问题背景完全不同，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化”字背后蕴含着某种民族文化的自信却多少有点相似，因为“中国化”也好“日本化”也罢，其主旋律在于突出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或“反模仿”西方（江户时代，中国相对于日本便是西方）或将西方“个案化”，这是毋庸置疑的。
从历史上看，17世纪江户时代以降，在儒学日本化的同时，儒学也面临着被重新诠释、批判解构乃至被重组，由此产生两个互相连带的后果：一是增强了与中国文化的差异意识，一是日本文化的自觉意识得以提升。例如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古学派对儒家形上学、国学派对整个汉学的批判解构便极大地提升了儒学日本化的进程。及至19世纪末明治维新以后，儒教面临着“近代化”和“日本化”的双重冲击，事情就变得有些复杂：保守主义者以为儒学传统的道德主义可以作为抵御西潮的资源而加以利用，自由主义者则将儒学看作近代化的死敌、亚洲停滞的宿因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不管怎么说，直到20世纪40年代二战结束之前，儒教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尽管它几经改头换面，甚至一时充当了帝国意识形态的工具。
二战以后，战前国家意识形态受到猛烈批判，人们将“近代日本儒教”与“日本精神论”、“日本道德论”视作一丘之貉而加以唾弃，于是儒学仅被视作一种研究的历史对象，再也没有在理论或实践上重提“日本化”。渡边浩宣告自明治维新后，儒学就开始了“自杀”的进程，这并非是耸人听闻之词。的确，在近代伊始，一方面儒学扮演了引进西学的角色，在幕末维新之初，一些儒者在“天下公共之理”这一新儒学的信念下，坦然接受西潮思想，然而另一方面，在与西学的激烈竞争中，儒学终于败下阵来而落得个“自杀”的结局。
在当下中国，“日本”是个敏感词，将其纳入学术话语展开讨论变得很难，因为一不小心便会被人质疑话语背后有何另外的动机。另一方面，“儒学”与“国学”正在连手，大有文化传统开始复苏之象，令人仿佛回到了一百年前人们急于寻找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那个迷惘彷徨而又令人激动的年代。然而“东亚儒学”的研究状况却不容乐观。数年前笔者撰文曾乐观地估计近十年来在“汉语学界”悄然兴起的“东亚儒学”的研究热潮，现在看来，所谓“汉语学界”仍限于台湾一地，而在大陆，与儒学研究正高歌猛进的走势相反，东亚儒学研究却少有问津。个中原因非一言所能尽，既与当下东亚出现的“新冷战”局势有关，也与历史上的“大中华意识”变身为文化保守主义或民族主义等姿态在大陆学界仍时常作怪之现象不无关联。
按理说，在当今世界所处的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理应可以努力做到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重新审视儒学在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至少对于改善“东亚儒学”在大陆的研究态势或有推动作用。但是现在问题很多，何谓“东亚”、“东亚儒学”何以可能又何以必要等问题，仍然难以找到共识。笔者曾就“东亚”一词的文化历史涵义以及东亚儒学的研究性质、对象及其方法途径等问题有过初浅的探讨以及展望，此不必复述。我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东亚儒学是多元性学术研究领域，而非政治学意义上争取话语霸权的场所，是将儒学在东亚的传播、接触、交流等历史作为一面借镜，来探讨儒学思想资源在未来的方向性及可能性，从根本上说，当今东亚儒学研究可以而且应当成为“世界文明对话”的重要一环。至于东亚儒学的未来发展如何可能等问题，显然与当下东亚社会的诸多现实性问题密切相关，就目前看，对这类问题下任何判断仅有“预言”性质，似不必多言。
本文主要涉及两大问题领域：一、19世纪末在加速“近代化”，逐渐走向“帝国化”的近代日本期间，为对抗西潮、同时也为强化思想统治，儒教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二、及至战后日本在反省帝国意识形态所带来的思想灾难之际，又是如何审视儒教“日本化”何以可能以及日本传统文化的“日本性”问题？当然，在探讨过程中，也将针对有关“儒教日本化”之现象背后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必要的省察，*后，我们将对“中国化”问题以及儒家文化问题谈几句感想。“近代化”与“日本化”的双重夹击
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主义”泛滥、“思潮”不断，这在当时的世界史上罕有其比，譬如：攘夷论、开国论、文明论、开化论、民权论、国权论、国体论、日本道德论、国民道德论、东洋道德论等层出不穷，平民主义、启蒙主义、自由主义、儒教主义、民主主义、道德主义、欧化主义、日本主义、民族主义、亚洲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国粹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交替出现，不仅令我们这些“外人”看得眼花缭乱、理不清头绪，即便是日本学者亦常感叹明治昭和的思想史犹如烫手山芋，任何试图重建其整体历史图像的努力都有可能陷入简单化的危险境地。例如就在十余年前的2002年，黑住真在一篇英语论文中就很感叹“近代儒教”几乎被学界（尤其是日本思想史学界）完全无视或者表示出颇为曲折的反应，原因在于人们大多认为近代日本儒教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往往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纠缠不清，或者认为儒教与近代乃是“不共戴天”之敌，是阻碍近代化的罪魁祸首，不值得从正面来审视。
不过，我们将焦点集中于“近代化”与“日本化”双重夹击下的儒教问题这一点上，特别是聚焦于儒家伦理道德是如何转化出所谓的东洋伦理、日本道德的这一问题上，尽管也有可能会陷入挂一漏万的“化约论”之冒险境地。
1.两种视角：日本化与近代化
我们将采用倒敘法，首先来看一下平石直昭对战后日本学界是如何审视江户儒学的一项学术史考察，他的这篇论文的标题给我们以很大启发：《构建德川思想史的新图像的可能性——指向“近代化”与“日本化”的统一》。该文以“近代化”和“日本化”作为考察德川思想史的重要关键词，指出战后直至20世纪90年代的五十年间，日本学界在重构德川思想史之际，主要有两个视角：即“近代化”和“日本化”。他主张今后为重建德川思想史，有必要将这两种审视方法统一起来。不过，在近二十年后，这一“统一”目标是否实现则另当别论。
值得一提的是，平石撰述此文正是丸山真男去世的那一年。而近代化问题正是常被戴上“近代主义者”（同时又被视作“战后民主主义理念的代言者”）之桂冠的丸山倾其一生念念不忘的大问题，而“日本化”也正是丸山虽无集中讨论却又时有透露的观察日本儒学的方法意识。惜乎，平石并未对丸山的“日本化”之言说表示关注。其谓“近代化”和“日本化”，分别意指“封建思维的近代化”和“外来思想的日本化”，并将此概括为战后日本德川思想史研究的主要范式。然而其对有关“日本化”问题的介绍仅列举了德富苏峰和武内义雄，并指出战后日本学界对所谓“儒教日本化”这一战前的研究姿态毋宁是持批判立场的，因为“本来具有丰富可能性的儒学及朱子学在‘日本化’的过程中却趋于堕落和谬误，而与战前国粹主义优越意识不同，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日本’式的思考之问题增强了批判”。何谓“‘日本’式的思考”（日语原文为“‘日本的’思考”），其意盖谓“日本式的思维方式”，若用丸山真男的表述方式来说，即“日本式的东西”（这是对日语“‘日本的’なもの”的直译，此词几乎不能翻译，以下根据场合，试译作“日本性”），其涵义相当丰富，可以涵指“日本固有的文化形态”或“日本所特有的一切存在”——大而言之，可以指日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小而言之，可以指日本的文学艺术小说戏曲等所反映的生活观、审美观，而丸山晚年致力于探究日本文化中的“原型”或“古层”，便是在寻找“日本性”。不过，为避枝蔓，这一问题我们在后面再来讨论。
平石该文将战后五十年间的研究史分为四个阶段：第1期——战后至1950年代；第2期——1950年代后半至1960年代；第3期——1960年代至1970年代；第4期——1970年代至1990年代。这里主要介绍前两期的研究状况，因为这与“近代化”与“日本化”的问题直接相关。平石指出，在第1期人们考察德川思想的主要视角无疑是“近代化”之视角，可以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为代表，而第2期的主要特征则在于将视角转向“日本化”问题，但是正如上面所述，作者有关这一期的代表性人物的介绍仅止于德富苏峰和武内义雄，其所著墨的力点放在了对“儒教日本化”之问题的批判反省，指出虽然在战前就已存在“日本化”视角，然而战后有关儒教日本化的观点则被置于中日文化比较的视域，并通过对战前所谓的“日本精神”、“大和魂”以及国粹主义日本儒教的批判，在中日文化比较论的框架内来重新探讨“儒教日本化”之问题，在此过程中，判断问题的价值标准与战前发生了根本的逆转，认为战前所谓的“日本化”，是对德川儒学的根本误解，此误解的主要特征在于：以为原产于中国的儒学或朱子学一旦传入日本，便被“日本精神”所纯化，而转变为“异质性”的儒教。这种战前所谓“儒教日本化”的基本思路无疑意味着“堕落”。从中可以看出，平石对于战前的“近代日本儒教”是持批判否定之态度的，对所谓日本化也抱有一种自觉的警醒，这无疑是战后日本知识界的主流。有关第2期的代表论著，平石主要列举了尾藤正英《日本封建思想史研究》（1961）、田原嗣郎《德川思想史研究》（1967）以及相良亨《近世儒教思想》（1966）。
*后，平石在该文结尾对今后如何重构德川思想史的历史图景进行了展望，他要言不烦地指出：为摆脱第1期以来以朱子学为中心的德川思想史的建构模式，有必要重建一种“新的分析视角”，亦即“将德川思想史放在东亚自古以来的思想史全体的发展流行过程中来重新定位”。换言之，这是说有必要将德川思想史置于“东亚思想史”当然，日语原文用的是“東アジア”（EastAsian）这一表述，而非“东亚”这一汉字表述。这是因为“东亚”一词牵涉太多的帝国时代的记忆，而在战后日本成为禁语。相反，在大陆的一些大学机构中设有“东亚研究院”，似乎与战争记忆毫无瓜葛。然而语言表述的改换并不意味着历史记忆便可自然消失。来重新审视。这里平石虽然未采用“东亚儒学”而是用了涵义更为宽泛的“东亚思想史”，显然此倡议值得重视。总体来看，尽管平石以“近代化”和“日本化”并列，但其考察的重点无疑是在前者，的确，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尽管其判断标准不可同日而语），“近代化”对于日本知识界而言几乎是难以解脱的“宿命”，参见源了圆：《德川思想小史》“序：德川時代の再檢討”第3节“日本近代化への視點”，东京：中央公论社，1973年“中公新书”，第11—12页。相反，“日本化”这一视角的设定则显示出问题的复杂性，因为它既可指向德川儒学，同时又可指向近代日本儒教的发展历史，甚至可以与帝国日本时期的“国民道德论”、“日本精神论”等观念主张挂起钩来，所以“日本化”一词往往需要根据具体的场景来调整其所指陈的涵义变化。应当看到，如同“近代化”在近代日本一路走来显得颇为复杂曲折一般，“日本化”问题其实也很难跳出“近代化”的问题领域之外来安顿，两者之间彼此纠缠、难以分割。也正由此，所以说平石以“日本化”与“近代化”的“统一”作为重建德川思想史图像的审视方法，这是富有远见的卓识，但在笔者看来，我们同样可以采用这一方法来思考近代日本思想史，特别是对“儒教日本化”的近代走向提出一些值得反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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