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伟 日期：2015-12-13 14:25:12
马克思说：“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
思想的深度，决定看透的力度！
是这个社会变坏了，还是你的思想变怪了？
用真正的马克思哲学，来看透生活世界的真相！
如何判断你行为的对与错？
原来，马克思早就知道你不相信爱情了！
原来，“现代性”的社会里，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原来，黑格尔的“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是有前提的
原来，弗洛姆早就知道了“他是否爱你”这个命题
北大、人大、首都师大哲学系教授联合推荐！
打碎伪生活的异化镜像，重塑真思想的自由信仰！
本书简介：
本书结合西方哲学，以更为“接地气”的马克思哲学解读现代社会的各种文化困境，回答青年人在日常生活的心灵困惑，对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等意识形态进行客观解读。让大家理解：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马克思哲学所思考的问题正是生活在北京、东京、纽约、巴黎、伦敦等每一个国际化大都市青年人的心灵困惑。
作者简介：
80后北京土著，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硕士、哲学学士。自幼孤僻寡言，常常不由自主的陷入对于“自由”、“爱”等伦理概念的抽象思辨而难以自拔。自2004年第一次翻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开始，十几年来一直用咀嚼西方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大量理论著作来纯真自己的头脑和灵魂，在此领域虽还未有造诣，但颇具心得。遂，近年来在意大利学术刊物《Gramscioggi》（《今日葛兰西》）、国内学术刊物《中国社会科学报》、《大观周刊》以及《求是理论网》的“学术纵横”频道上发表学术论文若干篇。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狂人，一直将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沃勒斯坦在其《自由主义的终结》一书中的观点视为自己的座右铭：
“我们这个时代巨大的社会忧患仍然是异化。为反对异化而进行斗争，就是为恢复人的尊严而进行斗争。”
目录：
开场曲马克思早知道你不再相信爱情
上部人与世界的真相：从本质到异化
第一章：“什么是人？什么是世界？”
冲出“楚门的世界”
从“超感性王国”到“灵与肉”的缠斗
“凡是现实的，就是合乎理性的”：男人出轨的“偶然性”
辩证法的真相：唱片公司与情感关系
英法庸俗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破解不了的“千古之谜”
第二章：超越英法庸俗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马克思哲学
“千古之谜”的成功破解：农鞋与锤子
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劳动与禅
从“什么是人”到“如何做人”：阿甘与正能量开场曲 马克思早知道你不再相信爱情
上部人与世界的真相：从本质到异化
第一章：“什么是人？什么是世界？”
冲出“楚门的世界”
从“超感性王国”到“灵与肉”的缠斗
“凡是现实的，就是合乎理性的”：男人出轨的“偶然性”
辩证法的真相：唱片公司与情感关系
英法庸俗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破解不了的“千古之谜”
第二章：超越英法庸俗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马克思哲学
“千古之谜”的成功破解：农鞋与锤子
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劳动与禅
从“什么是人”到“如何做人”：阿甘与正能量
作为人类本质的“劳动”：“森田疗法”的精神医学实践
作为人类本质的“交往”：“你存在我的歌声里”
作为人类本质的“感觉再生产”：鸡，鼻涕与唾沫
作为人类本质的“需要再生产”：《格尔尼卡》的丰富价值
总结：马克思的“感性生活存在论”
第三章：你为什么不幸福——人类本质的异化
人类劳动的异化：当职场变成“战场”
表达自由个性的劳动：土地的温情和手工艺的美与德
劳动异化的真凶：标准化操作规程背后的资本逻辑
被阉割了个性的白领与蓝领：我是一张餐巾纸
被阉割了个性的房地产销售：我是一台自动售货机
被阉割了个性的时尚杂志编辑：我是一个消费主义代言人
被阉割了个性的艺人文案宣传：我是一把炒勺
总结：资本逻辑的“阉割术”
自愿还是强迫：隐藏在劳资合同里的经济挟持
劳动者的高薪酬≠西方发达社会的无产阶级消失了
撞死在逃犯的酒驾者：“对与错”还是“利与弊”
人类需要与感觉的异化1：被金钱榨干自由的“经济人”
人类需要与感觉的异化2：被消费主义病毒感染的我们
人类交往活动的异化：“我爱你，因为我需要你”
总结：我们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预言的时代
下部 文化生活的真相：卸掉现代性的美妆
第四章：诊断现代性：我们时代的文化病原体
启蒙的童话：一张“人类终获幸福”的空头支票
现代都市人的切肤之痛1：工具理性压制价值理性
现代都市人的切肤之痛2：攀比身份取代个性身份
现代都市人的切肤之痛3:消极自由遮蔽积极自由
现代都市人的切肤之痛4：影像景观强暴真实世界
现代都市人的切肤之痛5:人生意义的磨灭
总结：现代性的惊悚素颜
第五章：超越资本逻辑与现代性：历史的丁字路口
受困于现代性的弱势民主：放弃治疗的灾难
是“找个理由随波逐流”，还是“勇敢前行挣脱牢笼”？
前言开场曲：马克思早知道你不再相信爱情
难得碧空万里，我与高中时代的老同学窦窦坐在一起喝咖啡。我问他：“上周末相亲结果如何？”他的脸部神经顿时抽搐起来：“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开场曲：马克思早知道你不再相信爱情
难得碧空万里，我与高中时代的老同学窦窦坐在一起喝咖啡。我问他：“上周末相亲结果如何？”他的脸部神经顿时抽搐起来：“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原来，上周六晚某咖啡厅，一位好似从窦窦电脑硬盘的隐藏文件夹里溜达出来的女神坐到了他对面。对于已经而立之年，相貌颇为“任性”的窦窦来说，就算运气再好，仅凭三寸不烂之舌最多也就能当上女神的“备胎”，这一点他心知肚明。即便如此，在坦白交代了自己无房无车无房车之后，他还是鼓起勇气，跟她聊起了最令自己一往情深的东欧文学：从赫拉巴尔[博胡米尔·赫拉巴尔（1914——1997）：20世纪捷克本土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家，以描写“巴比代尔”（Pábitelé，赫拉巴尔自己生造的词语，意为那些苦中作乐的小人物）的日常生活著称。代表作《过于喧嚣的孤独》，记述了一位终身从事废纸销毁工作的老人对人类逝去文明的追忆。]的笑中带泪到舒尔茨[布鲁诺·舒尔茨（1892——1942）：生前默默无闻，死后依然默默无闻的20世纪波兰小说鬼才。其作品被辛格、余华等世界文坛巨匠所极力推崇。代表作小说集《肉桂色的铺子》，透过炽热的目光展示了孤独的生命个体对生活世界最为绚烂多姿的荒诞想象。]的诡谲乖谬，从显克维奇[显克维奇（1846——1916）：荣获190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小说家，代表作是全面展现格隆瓦尔德战役（15世纪波兰与立陶宛联军大败条顿骑士团的著名会战）的史诗巨著《十字军骑士》，其语言风格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气势磅礴到巴比尔[巴比尔（1894——1940）：前苏联犹太裔小说怪杰，被1986年《欧洲人》杂志评为20世纪世界最佳小说家。其短篇小说集《骑兵军》以1920年苏波战争为背景，在如同手术刀一般尖利冷峻的笔锋下，寥寥几“刀”，纠缠于苏联哥萨克骑兵军士兵心灵深处的“忠诚与残暴，淳朴与龌龊，崇高与贪婪”便好似绽放的鲜血，喷涌而出。这本书成为巴比尔的重要“罪证”，导致其1940年被苏联政府枪决。]的微言大义。正当老安侃得口沫横飞、五官移位之际，美女终于忍无可忍，毅然决然地结束了这次相亲：“不好意思，刚才你说的那些我一句也没听懂，我还有其他事，先告辞了。”尽管嘴上道歉，但是转身离席之前她丢给窦窦的最后一个眼神却是严重的鄙视。
“哎，‘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窦窦黯然神伤地叹了口气，“算了吧，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高中语文老师，对女神的任何非分之想都是自取其辱。”为了缓和他低落的情绪，我开始发挥起自己的哲学专业特长：“哥们，你知道吗？你这次相亲遭遇早在160多年前就被马克思预言中了。青年马克思在《穆勒摘要》里有一段针对现代消费社会的文化批判，他是这样说的：‘我们彼此进行交谈时所用的唯一可以了解的语言，是使我们彼此发生关系的货币。我们不懂得人的语言了，而且它已经无效了，它被一方看成并理解为请求、哀诉，从而被看成屈辱，所以使用它时就带有羞耻和被唾弃的感情；它被另一方理解为不知羞耻或神经错乱，从而遭到驳斥。我们彼此同人的本质相异化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本质的直接语言在我们看来成了对人类尊严的侮辱。相反，物的价值的异化语言倒成了完全符合于理所当然的、自信的和自我认可的人类尊严的东西。’[（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页。]你看，文学艺术是人类文明所特有的语言，但是那位美女却根本就听不懂这种语言，她唯一能够听懂的是关于‘物’的语言，也就是你有钱或者没钱。‘物’的语言完全湮没了‘人’的语言，这正是现代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所以，你跟她聊文学，她反而觉得你的精神不太正常，你应该去医院看精神科。不仅如此，可能就连你自己现在都认为，当初试图凭借文学修养博得她好感的这种想法简直是恬不知耻。这是因为，在现代消费社会，经济价值已日益成为人与人之间为定位彼此之间社会关系而难以逾越的基础性价值尺度，语言的物化正是人类的感情生活不断走向异化的表征之一。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再相信爱情了。怎么样，马克思很有预见性吧！”
窦窦愣了愣，然后他的面部表情便毫不吝啬地喷射出内心的全部惊诧：“天呢！闻所未闻！我在大学公共课上也学过《马克思哲学原理》，在我的印象里马克思应该只关心经济制度啊，还有什么生产力啊，或者物质和意识之类的抽象范畴，难道他也研究普通人的感情生活吗？”
我顿时来了热情，打开了话匣子：“哥们，尽管80后和90后的青年人只要上过大学，一般都会在公共课上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以下简称‘马原’），但是如果你读过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就会发现：‘马原’教科书其实是沿用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Stalin）及其御用文人米丁（Mitin）等人在一系列宣传论著中的基本逻辑框架（为方便叙述，以下简称为SM体系）来编写而成的。‘SM体系’的贡献是在较短时间内为‘马克思主义’吸引来大量粉丝，这对于推动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发展功不可没。然而，它也存在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SM体系’实际上是把那个被萨特高度评价为‘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形势还没有被超越’[（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卷）（林骧华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的马克思哲学通过‘煎炒烹炸’，使其在话语形态上大幅度退步到‘前德国古典哲学’的水平！我这么说并不夸张，你闭上眼睛想想，你在教科书上学过哪些所谓的‘马原’理论？”
窦窦还没等我说完，就脱口而出：“还用想吗？不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吗？譬如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些观点可都是如雷贯耳啊！”
我一口气吞下了杯中剩余的全部咖啡：“几十年来，国内外哲学界通过大量研究已经达成了共识：所谓的‘物质本体论’实际上并非出自马克思本人的哲学著作，而是发端于启蒙时代的英法两国思想界，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现代欧陆哲学家们所批判的‘英法庸俗唯物主义！’
PS：“英法庸俗唯物主义”的理论内涵最早来源于17世纪英国哲学家的霍布斯和洛克，后来，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一大批法国哲学家们，包括拉美特里、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等人成为这一理论的主要传播者。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世界上仍然有一些对现代欧陆哲学缺乏了解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乃至科学家是这种庸俗唯物主义的信徒。
“英法庸俗唯物主义认为：坐在你家床头发呆的泰迪熊与我们这些人类在本体层面并无二致，都是早在史前时代就一直‘客观实在’的‘物质’。作为世界本源，‘物质’直接或者间接派生出了地球上的一切事物。人的意识必须听它的指挥，一旦违背‘物质’的运动规律，我们只能躺着中枪。按照这种还原主义的逻辑，当你把‘物质’这个词换成神学的‘God’，就会倍感诧异：‘SM体系’极力宣扬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和被它所反对的‘客观唯心主义’在逻辑上居然没啥区别！难怪马克思会在《资本论》里如此辛辣的讽刺道：‘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410页。]荒诞的是，‘英法庸俗唯物主义’这朵奇葩竟然被‘SM体系’贴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签！这真的是一种严重的误读！
“‘SM体系’不仅南辕北辙，而且还以筌为鱼。由于它既剪掉了马克思哲学与当代欧陆哲学血脉相连的脐带，又忽略了马克思对于全球化时代下我们现实文化生活的超强预见力，所以在‘马原’教科书里只剩下诸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一堆堆被涂满了宿命论色彩而完全无法与马克思哲学大厦相提并论的断壁残垣。似乎我们把这些既定法则都背下来，就算掌握世间真理了。我们在这种话语形态中几乎找不到‘φιλοσοφια’（‘哲学’的希腊语原型，意为‘热爱智慧’）注重思辨过程的本真精神[‘热爱智慧’不等于‘智慧’本身。纵观整个西方哲学史，大部分哲学家所得出的结论都被证伪了，但是他们留下的论证过程却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因为哲学的真正意义不是用现成的结论指导科学，而在于反思我们生存方式的过程，随着反思的逐渐深入，我们的生命视域也会随之不断敞开。]。要知道，马克思可在1999年英国BBC广播公司的网络票选中获得了‘千年思想家’的封号[票选结果的亚军是爱因斯坦。]！如果他看到这种‘马原’理论，不知会作何感想？
PS:1879年马赛举行的法国全国工人代表大会上，经盖德和拉法格倡议成立了法国工人党。盖德和拉法格在马克思的亲自指导下制订了党纲，马克思撰写了总纲部分。但之后因各种工人运动理论问题的分歧而分裂为两派。其中，以布鲁斯和马隆为首的右翼派别虽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但他们却主张不经过革命，而通过可能的、逐步的改良来变革社会，要求修改法国工人党党纲，取消其中关于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内容。面对这些误解自己思想的人，马克思幽默的回应道：“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晚年的恩格斯则多次引用这句话来讽刺那些根本不懂马克思哲学，却给自己贴上“马克思主义者”标签的人。
“更为可怕的是，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世界上有某个国家在制度上全面践行‘SM体系’中‘物质第一性’这种世界观的话，这将会成为一个以物质财富作为衡量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不惜任何代价发展生产力的‘鸡的屁（GDP)’社会！与此相配套的是，社会的媒体舆论也会把浸染着拜金主义意识形态的成功学作为主流文化产品进行大力推销，其结果可想而知：越来越多‘生活人’心中的伦理价值尺度、审美价值尺度、情感价值尺度、社会认知价值尺度都会被功利价值尺度所压制，剩下的是一个个利欲熏心的‘经济人’！二十世纪著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弗洛姆[（美）弗洛姆（1900——1980）：美籍德裔哲学家、心理学家，与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并称为“法兰克福学派五杰”。其一生致力于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哲学相融合，开创了颇具特色的“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弗洛姆通过大量研究，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压迫本质展开深入的揭露，弗洛姆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最大的危害即是造成人的普遍异化，共产主义所奋斗的目标不是满足所有人的经济需求，恰恰相反，而是让每一位社会成员从唯利是图的“经济人”这种状态中解放出来，回归“生活人”的本质。应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马克思本意的。代表作有《逃避自由》、《健全的社会》、《爱的艺术》、《马克思论“人”》、《占有还是存在》等。
]曾经这样描绘过生活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每一个‘经济人’的精神世界：‘他的价值感取决于他的成功：他能否自己卖个好价钱，能否使自己增值，他是否获得了成功。他的肉体、头脑、灵魂就是他的资本，他人生的任务便是成功投资，用自己获利。人的品质，诸如友好、礼貌、仁爱，都变成了商品，成了人格包裹中的资产，这些资产使他有望在人格市场上卖个好价钱。一个人把自己作为资本投出去，如果他未获得利润，他就感到自己失败了；反之，他便成功了。很显然，他的自我价值感总是依赖于自身之外的因素，受制于反复无常的市场判断标准。’[（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页。]老实说，弗洛姆在上世纪50年代所描述的‘经济人’，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中已经屡见不鲜。由此看来，无论未来世界的物质生产力发达到何种程度，但如果为发展生产力而付出的代价是越来越多的‘生活人’都异化为这样一种整天只想着用自己来投资获利的‘经济人’的话，那么即便我们每个人都获得了所谓的‘成功’又能如何？如果整个社会都变成了一个冷酷无情、单调乏味、唯利是图的巨大‘股票市场’的话，又有谁愿意一辈子都生活在一个毫无归属感可言的‘股票市场’里呢？对此，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深受马克思哲学影响的西方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很多现代欧陆左翼社会批判理论流派，都看得相当透彻。”
“等一下！”窦窦打断了我，“你越来越像讲课了，其实你只需要回答我两个问题：第一，既然以‘SM体系’为蓝本的‘马原教科书’漏洞百出，那么马克思到底说了些什么？第二，你刚才提到那些深受马克思启发的欧陆哲学流派对于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多少实际意义？”
我一时无语，没有作答。窦窦的问题反倒促使我想起当代欧洲哲学界的“摇滚歌手”齐泽克[齐泽克（1949——）：斯洛文尼亚哲学家，当代欧洲学术界最具号召力的学者。擅长以法国哲学家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哲学相结合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解读娱乐文化，语言风格呈现出一种“深刻的戏谑”。代表作有《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敏感的主体》等。]讲过的一个发生在前东德的冷笑话：
一个德国劳工在西伯利亚觅得一份工作。他知道，从那里写信回去，必定无法绕过审查官的法眼，于是与朋友约定：“我们建立一套密码：如果我写给你的信是用普通蓝墨水写的，那我信上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如果是用红墨水写的，那就是假的。”一个月后，朋友收到了他的第一封来信。信是用蓝墨水写的：“这里的一切都奇妙无比：商品琳琅满目，食品极其丰富，公寓不仅宽敞，暖气也很充足，电影里放映的全是西方大片，还有很多漂亮女孩，可与她们眉来眼去。只有一样不好——红墨水缺货。”[（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季广茂译），江苏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引论第1页。]
在这个冷笑话里，劳工一直用蓝色墨水笔不厌其烦地描绘着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在各种生活条件上如何优越，他感到多么的幸福，云云。直到信里最后一句“红墨水缺货”才真正揭露了事实：前面叙述的一切都是梦幻泡影。“红墨水缺货”这一事实将所有商品、食品、公寓、电影，甚至美女的虚假性彻底暴露给了信件的读者。
然而，社会现实比冷笑话还要“冷”。正是因为“红墨水缺货”，这个资本霸权时代才得以在我们面前摆出“多元化社会”的诱人Pose。所谓“红墨水缺货”，就是指那些能够真实地绘制出我们生存际遇的整体结构图的思想（简称“真思想”）反而被我们当下的“伪生活”驱逐出了信息视野。这就是为什么窦窦不仅对马克思的“真思想”一无所知，更怀疑现代西方左翼社会批判理论的“真思想”距离我们这些每天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们太远的原因。为什么说我们过的是“伪生活”？因为这种生活的动力引擎，是资本操纵的大众传媒源源不断灌输给我们形形色色的虚假需要，用哲学家马尔库塞的话说：“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现行的大多数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恨，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一范畴之列。”[（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难道现实真的被马尔库塞[马尔库塞（1898——1979）：20世纪西方著名社会批判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在1968年法国5月社会风暴中，造翻派学生将其视为革命领袖“3M”（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之一。其作品主题多为剖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奴役本质。代表作有《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审美之维》等。]给说中了吗？
的确，打开电视或者视频网站，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暧昧广告语：“持久耐力，纵情千里！”，伴随着画外音，一辆载着企业高管和他性感女秘书的豪华轿车疾驶而去，也不知道它是开往公司，还是开往酒店。这类整日在电视上狂轰滥炸的豪车广告与那些大型车展上每辆豪车都搭配一位穿着清凉的女模所灌输给我们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如出一辙——美女只爱精英，而拥有国际名牌座驾的男人才算精英！就这样，“消费者与物的关系因而出现了变化：他不会再从特别用途上去看这个物，而是从它的全部意义上去看全套的物”[（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等译)，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广告耗费巨资实现了这一奇迹。其唯一目的不是增加而是去除商品的使用价值，去除它的时间价值，使它屈从于时尚价值并加速更新”[同上，第26页。]。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鲍德里亚[鲍德里亚（1929——2007）：著名哲学家，法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其作品多为猛烈抨击西方社会的消费主义文化与传媒娱乐文化等。在鲍德里亚思想的影响下，导演安迪·沃卓斯基拍摄了《黑客帝国》系列电影。代表作有《消费社会》、《生产之镜》、《仿真与拟像》等。]讲得不错，获得传说中的社会精英身份，而非所有汽车都具备的代步功能才成为了无数单身男人为实现“豪车梦”而艰苦奋斗的主要原因，这种已经趋于常态化的虚假需要也正是豪车厂商和媒体平台之间合作共赢的“辉煌战果”。
豪车只不过是虚假需求的冰山一角！为了向世人证明“你值得拥有”，你“需要”购买某款时尚杂志大力推荐高档化妆品，即使你的素颜照反而更像志玲姐姐；为了参与同事们的话题讨论，看懂网友们的回帖大战，不至于让自己沦为局外人，你“需要”实时关注最新娱乐八卦，虽然你清楚“女神”再怎么出轨也出不到你这儿来；为了自己不被“江湖”所遗忘，你“需要”天天刷微信朋友圈并且不停点赞，以维系朋友圈对你的持续关注，尽管你对自己吃饭之前先拍照的习惯倍感焦虑；为了让正在上小学的儿子在日益残酷的国际化市场竞争中先发制人，你“需要”花大把银子为他报名英文课程，哪怕他连汉字都还认识的不多；为了一睹韩剧里“欧巴”们的真容，你“需要”提前几个小时排在粉丝见面会的前排……直到，头脑冷却下来才幡然悔悟：无论是谁，“他将自己认同为需求的主导影像越多，他对自己的生存和欲望就理解得越少”[（法）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虚假需要不断拉低人类的伦理价值底限。几年间，网络、电视、报纸、杂志等各种媒体运用大量视觉语言不厌其烦地“告诫”我们：“女明星的性感在于她们的人间‘胸器’。因此，女性作为整体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胸部。”于是，丰胸机构发财了！然而，法国当代哲学家德波[德波（1931——1994）：当代法国杰出的哲学家，电影导演。1957年创立实验艺术团体《情境主义国际》，1967年出版学术著作《景观社会》（1973年由其担任导演的同名电影上映），1968年为法国造翻派学生撰写口号“我们拒绝用无聊致死的危险换取免于饥饿的世界”。德波一生致力于揭露后工业时代媒体景观与资本逻辑的同谋关系。1994年自杀身亡。]说的好：“在真实的世界变成纯粹的影像之时，纯粹影像就变成真实的存在——为催眠行为提供直接动机的动态虚构的事物。”[（法）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正是通过多媒体“一波又一波”的影像攻势，这个“女人=零件”的疯狂等式才被成功地注入青年男性观众们的大脑。这使得虚假的需要表现为异化的择偶观：“只要她的身材好，我就爱她爱到老！”在酒吧里、公交上，在每一个可供打量美女的地方，一些“男淫”都会沦为残暴的“德州电锯杀人狂”，以锋利的目光据掉眼前一个又一个女人的头颈和四肢，只剩下一双波澜起伏的胸部。
以上远远不是虚假需要的全部。但至少这些例子可以表明，看似由我们自主选择的生活方式，其根本动力却是资本操纵下的大众传媒对于虚假需要的塑造！我们好像在支配生活，其实是生活在支配我们！我们在伪生活中疲于奔命，逐渐失去了反思和提升自身生命价值的需求与能力，以至于现在我们多数人只喜欢“吃”文化快餐。尽管它们可以暂时填充我们精神上的饥渴，但再可口的快餐也不是盛宴。这些“读品”里只有经验知识的堆积（只问“是什么？”和“怎么办？”），却缺乏对于经验事实的基础性反思（很少问“为什么？”和“应该是什么？”）。它们的逻辑就像那句著名的同语反复的歌词：“因为爱，所以爱！”“伪生活”的真相就这样被掩盖。
如果我们想从“伪生活”的泥潭里慢慢站起身来，超越自身现有的生命价值，就必须走近“真思想”。马克思哲学及其西方后继批判理论就是“真思想”！它们不是“马原”教科书里的“SM”体系，也不是哲学家们的自娱自乐，而是对于人类现实存在方式的真切思考与真诚表达。这种深度与态度，我将竭尽全力在本书中呈现。最后，还要特别澄清的一点是：
本书不是介绍哲学知识的科普读物！因为“科普读物”这个概念本身就暗含着一种宰制逻辑——它只要求读者被动的记住书中那些僵化的知识，却不鼓励读者调动自身的创造力与作者开展批判性的思辨互动，这样一种宰制逻辑显然是对于哲学本真精神的背离。与其不同的是，《真思想》旨在向读者分享一种（甚至几种）重新理解生活世界的总体性哲学视角，所以我坚决不做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1889——1951）20世纪欧洲语言哲学的奇才。其后期观点主张以生活语言澄清混乱的学术概念，这一思想对于当代英美分析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代表作《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论确定性》等。
]所讽刺的那种“陷入学术捕蝇器里的苍蝇”[（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54页。]。现代都市人的切肤之痛1：工具理性压制价值理性
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结识一个朋友，还是打量一件物品；无论是听闻到的一种知识技能，抑或是面对他人眼中渴求援助的目光，你的内心是不是经常会不由自主的以这样一种“泛工具化”的惯性思维来审视面前的对象呢？
譬如，当“我”在聚会中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如果他（她）是同性，“我”很可能会在心里发出这样一个疑问：“这个人有什么用？将来会不会成为我的销售客户呢？”如果她（他）是异性，“我”则会问自己：“这个人有什么用？将来有没有可能做我的女朋友（男朋友）呢？”
当“我”收到亲戚长辈所赠送的一套“凭君点出流霞盏，去泛兰亭九曲泉”[（明）李日华：《紫桃轩杂缀》。]的景德镇陶瓷，我们的内心往往会在第一时间产生出这样一个疑问：“这套陶瓷器有什么用？我收藏它的话能升值吗？”
当“我”听到自己亲戚家的孩子报考了某大学的冷门专业时，我们会对此迷惑不解：“学这门专业有什么？将来能帮你找到工作吗”
当公司的同事诚恳的请求“我”为他刚刚完成的广告设计提点意见时，“我”会一边故作谦虚的婉拒，一边在心里默念：“给你的广告设计提意见对我有什么用？难道你的工作业绩也能算我的一份吗！”
在上面只考量“有什么用？”的“泛工具化”思维模式看来，几乎所有的朋友、同事、礼品信物、艺术、知识、言谈话语等都可以被还原为一个个能够实现“我”自身某种赤裸裸的功利性目的的使用工具。换句话说，“个人也必然被当作‘物’，而不是‘人’来对待，成为最大限度谋取利益的工具。一句话，个人消失在他的功能之中”[（美）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6页。]。
这样一来，所有仅仅作为“使用工具”而存在的朋友、同事、礼物、艺术、知识、言谈话语有朝一日无法再满足“我”对于经济利益或者感官享受等功利需要的话，那么“我”也就会毫不犹豫的将这些已经“没用”的“工具”统统扔掉。于是，对很多现代都市人来说，“没用”的朋友和同事就都与我们之间变得疏远隔膜，甚至彻底失去联络；承载着浓浓的亲情的礼品信物也由于“没用”而被漠然的丢进了垃圾堆；那些极具审美价值的高雅艺术由于“没用”而受到冷落和忽视，其爱好者和表演者们也由此遭到了嘲讽和耻笑；觉得那些深刻的知识“没用”而很少对它们进行研究学习的人们，因此变得越来越浅薄……一句话，在不少现代都市人看来，包括“人”在内的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使用工具，而所有这些工具仅仅分为两类：对自己有用的工具和对自己没用的工具。
对于现代都市人的这种扭曲的社会心理，马克思又一次做出了精准的预言：“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因此，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
读到这里，可能有人就会提出质疑：“那些例子虽然存在，但‘有什么用？’毕竟只是某些人的思维模式，不能因此就认为所有现代都市人都以‘泛工具化’的惯性思维来考虑问题，这是以偏概全！”
我必须再次澄清一遍：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究竟有多少人会以那样的惯性思维来看待他的生活，而是在于深入剖析导致这种惯性思维出现的制度基础和文化根源。在制度基础层面上，正如前文所阐释的那样，“资本——雇佣劳动”这一社会生产关系本身就已经蕴含着“人沦为生产工具”这一压迫性结构，另一方面，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市场经济又导致人类的劳动产品被交换价值切断了一切神圣的独特个性，从而沦为表征一定金钱数量的商品。因此，内在于资本雇佣劳动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功利主义制度属性也就构成了现代都市人那种“泛工具化”心理的制度性必要条件。当然，“必要条件”不等于“充分条件”，我们还得在“现代性”精神气质和文化逻辑中进一步挖掘“泛工具化”社会心理的文化根源。
我们已经说过，现代都市人身上所普遍凝聚着的“现代性”精神气质和文化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秉承了启蒙运动的思想成果。那么这种“有用者取之，无用者弃之”的“泛工具化”社会心理和启蒙运动又有什么内在关联呢？众所周知，“理性至上”的精神主题正是整个启蒙运动最为重要的文化遗产，但问题是，“理性”绝非铁板一块！实际上，人类的理性大体上可分为两类：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只有两者的并驾齐驱才能实现人类真正的幸福。
所谓“工具理性”其实就是指“手段理性”，即为实现日常生活中的某一目的（无论这种目的属于真善美，还是假恶丑），我们使用的工具手段所具有的效率高低。而与此相区别的“价值理性”则是指“目的理性”，也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想要实现的每一个目的本身所具有的合理化程度。因此，工具理性的不断进步也就意味着，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我们的工具手段越来越“有用”——人类所掌控的一切工具手段都发挥出了越来越高的利用效率。而价值理性的全面提升则意味着，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类制定的前进目标所具有的道德价值、审美价值，以及情感价值等非功利性价值越来越高，即我们在生活中所追求的每一个现实目标都越来越彰显出冰魂雪魄的道德情操，越来越展现出诗意盎然的生命之美，越来越散发出大爱无疆的人间真情。
然而，就像黑格尔对于启蒙运动的思想主题所揭示的那样：“有用就是启蒙的基本概念。”[（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7页。]大多数启蒙思想家不仅没有特意在概念上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进行区分，而且他们的思考模式本身就体现出一种推崇“有用”的工具理性而淡化“没用”的价值理性的明显倾向。譬如，法国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著名思想家伏尔泰就一直将“真理”归结为“有用的发明”：“我们毕竟认识了很多真理，我们找到了许多有用的发明。”[（法）伏尔泰：《哲学通信》（上海外国语学院教学科学研究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3页。]而正如美国历史学家阿塔夫里阿诺斯所言：“当今世界实质上是欧洲的扩张和全球霸权的产物，也是这种扩张和霸权所激起的反应的产物。”[（美）阿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等译），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886页。]由于启蒙运动的思想主题被资本逻辑的“全球化”进程传播至世界各地，所以地球上越来越多的现代都市人都有失偏颇的将“工具理性的进步”当成了“社会进步”的代名词，本来更应该受到重视的价值理性反而遭到了普遍的冷落。
就这样，随着各项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工具理性高度发达的人类越来越懂得如何将“没用”的动植物转化为“有用”的动植物资源，将“没用”的矿物转化为“有用”的矿藏资源，将“没用”的理论知识转化为“有用”的信息资源，以及将“没用”的“社会闲散人员”转化为“有用”的人力资源，从而把所有这些资源统统当作我们在社会生活中为达成某种现实目的而加以利用的工具手段。
然而，我们利用这些工具手段所要实现的目的本身却越来越单调乏味，越来越冷酷无情，越来越卑鄙无耻！换句话说，由于现代都市人对于“手段是否有用？”这一功利性命题的关注越来越多，可对于“目的是否合理？”这一非功利性命题的反思却越来越少，所以在我们的工具理性不断飞速进步的同时，我们所拥有的价值理性反而正在遭受着萎缩变形，甚至腐烂生蛆的悲惨境遇。因此，现代都市人所普遍具有的这种“重手段而轻目的”的精神气质和文化逻辑正是“现代性”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既然如此，那么工具理性对于价值理性的压制又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可怕后果呢？
它造成的是一种颇具危害性的文化危机——越来越多的现代都市人深陷于某些其所要实现的目的意图并不合理的社会技能、科技产品、本职工作等工具手段所形成的泥泞沼泽里无法自拔，以至于害人害己。
为了更好的诠释这一文化危机，我们不妨举一个每一个80后和90后都耳熟能详的例子，这就是由藤子F不二雄和藤子A不二雄所共同创作的漫画《哆啦A梦》！
只要你对这部漫画里所有的短篇故事进行归纳总结，就会发现：无论主人公大雄（旧译为“野比”）使用哪一种哆啦A梦四次元口袋里的神奇道具，最终的结果永远都要比他没使用这种道具之前还要糟糕得多。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情节设置？
其实，正是因为得益于这种情节设置，《哆啦A梦》这本漫画作品所蕴含的深邃思想才得以被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即：如果手段工具的使用者在目的意图上所体现出的道德价值、审美价值和情感价值都比较低的话，那么即使被他利用的工具手段所具备的“科技含量”再高，使用者最后所得到的结果也必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在漫画中，由于大雄不仅学习成绩极差，经常被老师罚站，而且因为他的家境较差、身体羸弱，平日里总是遭到同学胖虎（旧译为“大胖”）和小夫（旧译为“强夫”）的欺负，自己喜欢的女孩静香（旧译为“静子”）又整天和学习优异的高富帅出木衫在一起，所以他的校园生活和课外生活都过得很压抑。久而久之，大雄便有了一种对自己的现实生活进行“报复”的极端心理。这样一来，每当哆啦A梦好心好意的将某种22世纪的高科技工具借给大雄时，大雄要么就是利用它去找胖虎和小夫复仇，从而让他们对自己俯首称臣；要么就是妄图以这种工具实现对于名列前茅的考试成绩或者大量零花钱的不劳而获，从而得以在静香面前炫耀，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于是，在大雄每一次使用神奇道具的过程中，他所拥有的工具理性都极度膨胀，而价值理性却迅速萎缩，因为他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了“道具有没有用”这种以功利价值尺度来衡量手段工具所具有的利用效率的问题，几乎不去反思自己现在正打算实现的“向胖虎和小夫复仇”、“对于学习成绩和零花钱的不劳而获”、“满足虚荣心”等这些目的意图本身是否道德、是否优雅、是否富有人情味儿、是否值得他去实现！也正是由于哆啦A梦的神奇道具总是被龌龊的滥用，所以它们不仅没有给大雄带来幸福的生活，反倒导致他和身边的小伙伴们屡屡成为高科技发明的受害者！
难道这仅仅是《哆啦A梦》的作者为取悦青少年读者而设计的噱头吗？
当然不是！
事实上，这恰恰是对于“工具理性压制价值理性”所引发的文化危机的真实写照！对此，美国当代著名文化哲学家哈曼在接受波兰记者奥辛廷斯基采访时所发表的观点真可谓是一语中的：“我们唯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为什么’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波）奥辛廷斯基主编：《未来启示录》（徐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93页。]
的确，从二十世纪初到21世纪初的一百多年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与社会科学领域所包含的各项科学技术的狂飙突进，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如何实现那个目的”这种提高人类工具理性的问题得到了满意的解答。但与此同时，现代都市人对于“为什么要实现那个目的”这种提升我们自身价值理性的问题所进行的深入思考却逐渐减少。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遭遇和漫画里的大雄相似的境遇：
现代都市人在“成功学大师”们所开设的各种工具理性课程里寻求“如何让自己公司的盈利额早日突破千万大关”的科学营销手段，却很少调动起自己的价值理性去深入反思：“为什么一定要赚这么多钱呢？难道成为千万富翁能够换回被‘我’的商业事务所大量占用的与亲朋好友之间进行情感交流的美好时光吗？就能抵偿被终日的各种生意应酬所荒废掉的‘演奏小提琴’这种曾经带给自己丰富审美体验和兴趣爱好吗？就能够减少自己公司通过大量广告宣传所散播的‘消费主义病毒’的社会危害吗”？
现代都市人通过QQ、微信、微博等越来越多的网络互动工具来寻求对于“如何更快捷、更便利的与朋友进行远距离沟通”的方法，但却不去思考：“既然‘我’和自己的大多数朋友都身处一座城市，为什么大家非得进行‘远距离沟通’而不能将这些刷微博、发微信、聊QQ所花费的零散时间汇集起来，组成一个周末的傍晚时间来召集各位好友来小聚一下呢？毕竟，就算‘远距离沟通’这一目的可以顺利实现，但这难道就能满足老朋友之间长期不见面而产生的思念之情吗？”
现代都市人所下载的手机监听软件虽然解决了“如何让自己的妻子（老公）毫无察觉的接受电话监听”的技术难题，但我们却拒绝以价值理性的思维方式来拷问自己：“为什么要监听她（他）的全部电话？就算‘我’实现了自己的监听目的，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并没发现她（他）有任何出轨行为，可这仍然意味着，‘我’对她（他）就连最基本的信任和尊重都没有了，这样的婚姻又有何幸福可言呢？”。
这些例子，它们都体现出了一个共同的趋势：被工具理性霸占了心灵的现代都市人正在日益沦为那些用途目的并不合理的工具手段的奴隶。难怪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领军人物、德国著名哲学家霍克海默会作出如此论断：“舆论工具——报纸、广播、电影、电视必须在人们工作之余为他们提供指导，必须肩负起为他们作出与工作无关的全部决定的重任。每个人的工作特征使他习惯于更加准确无误地对符号作出反应，符号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他们的向导……如果说机器代替人完成工作的梦想已经实现，那么人类也确实变得越来越像机器那样行事。”[（德）霍克海默：《霍克海默集》（曹卫东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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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现代性”这种通过工具理性来压制价值理性的精神气质和文化逻辑给现代都市人所带来的伤害不仅仅以微观的形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事实上，在波谲云诡的二十世纪历史进程中，在一次重大历史事件中，工具理性的僭越就导致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遭到惨绝人寰的屠戮。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政权所进行的“工业化种族灭绝。”
毫无疑问，与二十世纪以前人类在历次战争中对于平民所进行的那种完全凭借狂暴情绪和肉体暴力所开展的杀戮活动相比，二战中纳粹德国为了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进行种族清洗而设计安装的“毒气室”具有更高的“工作效率”。在很大程度上，纳粹德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之所以会释放出如此可怖的破坏力，恰恰是由于作为大屠杀策划者的纳粹分子高层成功地加固了现代性本身所具有的“重手段而轻目的”这一精神气质和文化逻辑。这正如波兰裔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所分析的那样：“只要现代性继续下去，大屠杀就既不是异常现象，也不是一次功能失调。”[（英）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译），江苏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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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德国纳粹份子的高层看来，原来那种以机枪扫射的屠杀方式不仅会消耗大量作为重要战争物资的子弹，更重要的是，一旦这样一种需要依靠屠杀者与一批又一批被屠杀者的近距离接触才得以顺利实施的种族灭绝计划日复一日地进行下去，那么亲眼目睹无数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在自己面前倒下去的纳粹士兵必然会被这惨无人道的景象唤醒那种已经在自己心灵深处被工具理性压抑已久的价值理性，从而对于“‘我’为什么每天都要杀死这么多无辜平民”这一纳粹主义目的意图的道德合理性产生强烈的质疑，这将极大降低部队的士气，甚至可能会造成这些执行屠杀任务的纳粹士兵向盟国军队投诚。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纳粹高层决定使用一种新型的杀人工具来加固现代性所安插在刽子手心中那种占据霸权地位的工具理性，从而有效遏制价值理性的滋生。
“因此他们开始寻求其他的一些屠杀技术——那些能从视觉上将刽子手与他们的受害者分隔开来的技术。寻求获得了成功，发明了起初是流动的，后来变得固定的毒气室。而后者，是纳粹分子来得及发明的最完美的东西——使杀手的角色缩减为从屋顶的孔隙往里倒入满袋‘消毒化学剂’的‘卫生官’的角色，并且不让他到建筑物的里面去参观。”[ 同上，第36页。]
这样一来，在每一次屠杀计划的实施中，尽管所有作为所谓‘卫生官’的刽子手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由于他们既无法亲眼见证那些蜷缩在毒气室里的犹太人和斯拉夫人被他释放的‘消毒化学剂’所毒害至死的整个过程，也看不见倒在毒气室里的那成百上千具尸体，所以执行屠杀任务的“卫生官”们心灵深处的价值理性就无法被某种触目惊心的惨烈景象所唤醒，现代性安插在他们思维模式中的工具理性所具有的霸权地位也就更加固若金汤。换句话说，因为缺乏对自己行为所造成恐怖后果的感性生命体验，所以早已习惯于工具理性思维模式的“卫生官”们不太可能去进行一种破天荒的反思：“‘我’为什么每天都要杀害这么多无辜平民？”而只会像以往从事其他工作一样鞭策自己：“‘我’如何才能提高工作效率？”
更可怕的是，不仅是“卫生官”们，而且对于整个屠杀流程的其他参与者——如负责看管这些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警卫，负责对即将被屠杀的人们进行姓名登记的文职人员，负责将这些人押送至毒气室的运输司机，毒气室的设计者和维修者，以及对所谓的“消毒化学剂”进行生产加工的工人们等来说，尽管他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对这些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惨遭杀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由于“毒气室大屠杀”这种现代化的屠杀技术具有“分工明细”的特点，他们这些刽子手的帮凶谁也看不到自身的工作所产生的可怕后果——无法亲眼目睹那些犹太人和斯拉夫人遭受毒气折磨时的痛苦挣扎以及他们死后的惨状。所以，他们和“卫生官”一样，自己心中被工具理性所压制的价值理性得不到感性生命体验的唤醒。他们在工作中只会去考虑：“‘我’如何做好本职工作？”而丝毫不去反思这个事关重大的根本问题：“‘我’的工作为什么会参与到这个屠杀平民的过程中来？”
而对于验尸官——这个在整个大屠杀流程中唯一能见到被害者惨状的工种来说，尽管他总是要亲眼目睹堆积如山的尸体，但在他看来，当自己每天开始工作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和斯拉夫人都已经被毒死了，他面对的只是一个和自己无关的既成事实，所以他也不会通过价值理性来提出“‘我’这项本职工作的最终目的在道德上是否合理”的质疑。
于是，社会学家鲍曼所描绘的惨痛一幕便在历史中真实上演了：“奥斯维辛也是现代工厂体系在俗世的一个延伸。不同于生产商品的是，这里的原料是人，而最终产品是死亡。因此，每天都有那么多单位量被仔细的标注在管理者生产表上。而现代工厂体系的象征——烟囱则将焚化人的躯体产生的浓烟滚滚排出。还有现代欧洲布局精密的铁路网向工厂输送着新的‘原料’。”[同上，第11页。]
不仅是纳粹德国对于犹太人和斯拉夫人所进行的“高效率”种族灭绝是借助了对于“现代性”精神气质和文化逻辑中“工具理性”霸权地位的巩固，在东方，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集团通过“散播鼠疫”和“冰冻实验”等方式对于中国平民所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也同样如此。毕竟，“当这些手段受工具理性的单一标准支配并因此与目的的道德评价相脱节时，使用暴力就是最有效和最合算的”[同上，第131页。]。
虽然二战已经结束70多年了，但由于“现代性”仍在延续，所以如果我们这些现代都市人不能将自己的价值理性从工具理性的压制中解放出来，那么毫不夸张的说，“人类被自己所创造的高度发达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毁灭”的一幕场景将不再是仅仅出现在科幻电影里的电脑特技画面。正基于此，兼具科学家与哲学家双重身份的爱因斯坦才会向世人发出这样的警示：“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 （美）杜卡斯等编：《爱因斯坦谈人生》（高志凯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