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颂仁，陈光兴，高士明 日期：2014-02-16 10:56:01
2010年上海双年展期间，7位印度当代最活跃、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应亚际书院“西天中土”项目组的邀请来华演讲，《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即是这些学者十四场演讲主要内容的结集。在各位思想家的主题演讲之外，还实录了当时参与相关主题讨论或评议的中国学者的发言，这些学者如汪晖、戴锦华、张汝伦，等等，均是中国当代思想学术、文化艺术领域的知名学者。中印当代最有生命力的学者之间的这些交流或交锋因此也颇具价值和现实意义。
演讲内容围绕全球化、现代性主题，具体涉及后殖民理论、当代的民族主义、视觉艺术，等等。面对这些课题，各位印度思想家及参与的中国学者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他们的最新思考。
作者简介：
张颂仁，著名艺评人兼策展人，汉雅轩艺术总监，致力于推动前卫艺术；陈光兴，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校外委员会委员，是20多个国际文化研究杂志或书系的编委或咨询委员会委员；高士明，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院长，其研究领域涵盖当代艺术、社会思想以及策展实践。
萨拉马哈拉吉，瑞典隆德大学马尔默艺术学院视觉艺术及知识系教授，主要关注马塞尔杜尚、詹姆斯乔伊斯以及理查德汉密尔顿；帕沙查特吉，印度“庶民学派”的代表人物；杜赞奇，历史学家、汉学家；阿希斯南迪，墨尔本后殖民研究所的杰出学者，他的研究集中于暴力心理学的政治、知识、乌托邦以及想像的文化、人类的潜力以及未来；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班加罗尔文化与社会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迪佩什查卡拉巴提，《后殖民研究》杂志的第一位编辑，也是《美国历史评论》杂志的编委会成员；霍米巴巴，后殖民理论“三剑客”之一，他的写作涉及后殖民研究、文化理论、文学与艺术批评等广阔的领域。
目录：
回顾西天张颂仁
序：进行式中的“西天中土”计划陈光兴
萨拉马哈拉吉
印度/亚洲/全球对现代性的追求以及双年展机制
评议
陈传兴：现代性与神圣性
邱志杰：失败的历史
吉比什巴什：共同的语言
莫妮卡纳如拉：乱局中的秩序
问答
视觉艺术及其他学科的知识生产
帕沙查特吉
泰戈尔，中国和对民族主义的批评
评议
汪晖：中国和其他世界之间回顾西天张颂仁
序：进行式中的“西天中土”计划陈光兴
萨拉马哈拉吉
印度/亚洲/全球对现代性的追求以及双年展机制
评议
陈传兴：现代性与神圣性
邱志杰：失败的历史
吉比什巴什：共同的语言
莫妮卡纳如拉：乱局中的秩序
问答
视觉艺术及其他学科的知识生产
帕沙查特吉
泰戈尔，中国和对民族主义的批评
评议
汪晖：中国和其他世界之间
戴锦华：呼吁对中国的文化自觉的自觉
张汝伦：如果泰戈尔今天来华
问答
国家标志及其表征
问答
杜赞奇
可持续性与超越的危机：长时段的历史观点
评议
陈宜中：如何看待中国国族主义
世俗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根源
问答
中印对话是一个艰难的进程。这不仅是两个大国的对话，也是两种文明的对话。两种历史逻辑，两个灿烂文明，两个饱受帝国主义掠夺的古老文化大国如何找到相互契合的话题？本书作为中印对话中的沧海一粟，或许会给我们带来某些启示。
——孙歌
三十年来，新一轮欧风美雨，所谓对外开放几乎变成了对西方开放的同义词。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学者面临着“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的艰苦任务。印度学者对于当代全球关系的探索、对于殖民主义及西方中心论的持久批判，对于中国学者的思考和探索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汪晖
印度底层研究的另类现代结论已受到质疑，反欧洲中心主义在滑向相对主义之后，又被包装成新一轮的国族中心主义和文明本质主义。这时候，真正有批判精神的中印思想界，中印对话是一个艰难的进程。这不仅是两个大国的对话，也是两种文明的对话。两种历史逻辑，两个灿烂文明，两个饱受帝国主义掠夺的古老文化大国如何找到相互契合的话题？本书作为中印对话中的沧海一粟，或许会给我们带来某些启示。
——孙歌
三十年来，新一轮欧风美雨，所谓对外开放几乎变成了对西方开放的同义词。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学者面临着“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的艰苦任务。印度学者对于当代全球关系的探索、对于殖民主义及西方中心论的持久批判，对于中国学者的思考和探索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汪晖
印度底层研究的另类现代结论已受到质疑，反欧洲中心主义在滑向相对主义之后，又被包装成新一轮的国族中心主义和文明本质主义。这时候，真正有批判精神的中印思想界，都应该自我检讨已再度被意识形态绑架的新叙事、更诚实的面对“现实”，并勇敢地互相批评。从这个批判的立场，我非常肯定中印思想界这本开创性的深入对话文集。
──陈冠中
泰戈尔，中国和对民族主义的批评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诗人、小说家、戏剧家、散文家、作曲家和画家，在现代印度的知识和文化生活中是一个标杆性人物。他也许是对孟加拉的现代民族文学和艺术文化最有影响的人。1913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泰戈尔在欧洲和美国文学圈一度是风云人物。他对孟加拉和印度文化的影响要比这持久得多，比如说，印度和孟加拉的国歌，都改编自泰戈尔谱写创作的歌曲。
尽管泰戈尔为其祖国的现代民族文化的建构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却一直是民族主义一贯的批评者。在泰戈尔最早关于这个主题的作品中，他在欧洲产生民族主义的条件与印度那些条件的缺失之间作出了显著的区分。泰戈尔说，印度不是一个民族，也无需成为一个民族。最主要的理由是，与存在种族、文化和感情同质性的欧洲不同，印度社会是异质性的。高度的多样性使得民族政治统一体的机械安排不适用于印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泰戈尔写作了后来在美国和日本宣读的关于民族主义的演讲稿，他在文中反复说，欧洲民族代表一种“同质的种族”（homogeneousrace）。另一方面，印度遭遇的最大困难，是它的“种族问题”（raceproblem），其社会为许多不同的“种族”开辟了一个场所，而现在的挑战在于，尊重每个种族的独特性，同时，寻求一种维持统一的方式。“在这个国度，不同的种族逐渐产生了亲密的联系。这个事实一直以来都是也将一直是我们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他说，印度已经尝试“对种族进行调整，承认他们确实存在真正的差异，并寻求某种统一的基础”。在1917年进行的这些演讲中，泰戈尔确信印度通往解放的道路不在于努力成为一个民族。“印度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民族主义的感情……我相信，反对‘国家远高于人道主义理想’这样的教育，我的同胞将赢得印度。”
在疲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杀戮和苦难的欧洲和美国，泰戈尔的言论并没有找到同情的听众。有些出人意料，1924年访问中国期间，他的言论遭到了激烈的反对。此间发生的争论是有启发性的，这不仅仅因为它是中印知识关系史上一个被遗忘的篇章，更因为这些争论与我们今天的一些争论具有令人惊奇的相关性。我希望在今天的演讲中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