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宁 日期：2014-03-20 09:59:55
汉语思想具有独特的表达方式，经学传统中的注疏、经义、语录，子学传统中的论著体，文章学传统中的论、议等说理议论文体，都是重要的思想文体。这三大文体传统各有其形成渊源、形式特点，彼此交融互涉，共同建构了汉语思想的传统表达方式。
近代以来，汉语思想的表达传统，面对外来冲击，发生巨大转变，西学思想表达的论著体式，进入中国，并逐渐取得支配性的地位，严复、胡适、梁启超等人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将详细分析这一过程，并指出，这并不是一个由论著体简单取代注疏体的过程，而是西学论著体式与汉语三大思想文体传统发生了复杂的冲突与交融。今日所谓“汉话胡说”之“胡说”的独特面貌，与这个交融的过程有密切的联系。
到20世纪以后，思想史上的“怎样说”日益受到关注，中国思想的内容与其独特的表达方式之间同样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中国学界对汉语思想“怎样说”的问题，也有越来越多的关注。《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揭示汉语思想表达的文体传统，从文体的角度说明，在中国历史上，“汉说”究竟意味着怎样的一整套丰富的表达方式。显然，重新认识汉语思想表达形式的独特内涵，对于今天国人的“思”与“言”意义重大。
作者简介：
刘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副研究员，中国唐代文学研究会理事，韩愈研究会理事。1997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2006至2007年，受中美富布莱特项目资助，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曾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韩国高丽大学中语中文学科，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近年关注中唐古文与儒学转型、文章学与思想史、经学史的联系。
著有《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2002年）、《王维孟浩然诗选评》（2002年）、《春秋左传学史稿》（合著，1992年），发表论文《“务去陈言”与“归本大中”：韩柳古文明道方式的差异》、《属辞比事：判例法与〈春秋〉义例学》、《毛诗诗教观与思孟学派的思想联系》等五十余篇；主编《欧阳修与宋代士大夫》（合编，2007年），译有《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ThisCultureofOurs:IntellectualTransitionsinT’angandSungChina，PeterK.Bol，2001年）。
目录：
引言
一、汉唐子学“论著”
1，“述说”与“辨析”：《荀子》专论之特色
2，《韩非子》与《荀子》专论之异同
3，子学“论著”的形成与《荀子》的影响
4，子学“论著”的衰落：荀学、述圣及其转变
二、“论”体文的形成与演变
1，“论”体溯源：与传、记、策、辩的联系与区别
2，八代“论”体文的繁荣
3，“论”在中唐的转型
三、文体互动：经与子、注经与著论
1，西汉经学文体与子学“论著”的消长
2，玄学的表达：注经与著论
四、宋代：“拟圣”与理学文体
1，唐代古文作者与宋代思想文体形式的先导引言
一、汉唐子学“论著”
1，“述说”与“辨析”：《荀子》专论之特色
2，《韩非子》与《荀子》专论之异同
3，子学“论著”的形成与《荀子》的影响
4，子学“论著”的衰落：荀学、述圣及其转变
二、“论”体文的形成与演变
1，“论”体溯源：与传、记、策、辩的联系与区别
2，八代“论”体文的繁荣
3，“论”在中唐的转型
三、文体互动：经与子、注经与著论
1，西汉经学文体与子学“论著”的消长
2，玄学的表达：注经与著论
四、宋代：“拟圣”与理学文体
1，唐代古文作者与宋代思想文体形式的先导
2，理学文体的选择：语录、札记大兴与“论”之式微
3，“拟圣”与理学文体
五、思想文体形式的近代转型
1,子学与西学：严复的翻译
2,传统与现代：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著述格局之差异
3,近代学术体制与思想文体的转型
后记
引言
思想的书面表达，必出之以特定的文体；而文体，作为有意味的形式，会对思想的表达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经学注疏、子学著述，以及集部的“论”、“辩”、“策”、“议”等文体，集中承担了说理议论的功能。这些文体，渊源有别，体制各异，承载了思想表达的不同诉求。一个思想家，在不同文体中所表达的思考，会有值得关注的差异；而同一个思想潮流中，不同的思想家，往往有不同的文体偏好，由此折射其思考路径的分殊。从大的范围来讲，各种文体在历史上的兴衰起落，也常常与思想潮流的演变相伴随。
长期以来，思想史所关注的思想史料，都没有“文体个性”，而文体学的讨论，又往往忽视说理议论的思想表达文体。中国思想史和文体传统的丰富内涵，也因此受到障蔽。本书即试图对中国古代思想表达的文体传统进行梳理。从更大的意义上讲，古人极为关注“文”、“道”关系，中国思想在“文”的丰富传统中展开，而“文”亦需结合思想的曲折，才能深刻理解其内涵。本书对思想与文体之关联的讨论，也是对“文”、“道”关系的反思。
冯友兰先生曾说：“中国古代哲学家们比较少正式的哲学论著。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哲学史资料，大多是为别的目的而写的东西，或者是别人所纪录的他们的言说，可以说是东鳞西爪。”（《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书导言》）中国古代思想表达文体的确庞杂多样。为了讨论的集中和深入，本书以汉唐子学“论著”和“论”体文这两类篇制规整、且在思想史上发挥重要影响的文体为核心，展开观察。
汉唐子学“论著”在体制上渊源于《荀子》，在思想表达格局上，与荀子哲学的“述圣”特征有内在联系。“论”体文与《荀子》亦有渊源关系，在中古时期吸收佛教的影响，成为高度理论思辨化的文体。子学“论著”、“论”体文，与经学解释文体之间，思想表达功能有明显区分。注经与著论，是魏晋玄学两种重要的表达方式，呈现了玄学思考的不同面向。宋代以后，理学兴起，汉唐子学“论著”和“论”体文趋于衰落，语录体、札记体大兴，议论性解经文体流行。这种新的思想文体格局，传达了鲜明的“拟圣”精神，与儒家思孟学派的文体表达传统有密切联系。在这个思想文体形式历史演变的大背景下，才可以更好理解，追求“文以明道”的中唐韩柳古文，何以在近一千年的时间中，产生持久的影响力。
近代以来，以逻辑化和体系化为核心的论著与论文，全面取代了传统思想文体形式。山河大异、风景顿殊的新文体，能否真正传达中国思想的精髓？
简单的“能”或“不能”，都不足以回答这个复杂的问题。近代的思想文体形式，无疑受到外来学术的影响，但绝非简单的舶来品。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思想著述格局的显著差异，展示了思想文体近代转型的复杂历程，而近代学术体制的创建，以及独特的以“史”为重的学科传统的形成，对思想文体形式的近代转型，影响甚深。
近现代的论著与论文，是古今中西的交融，反映了现代学术转型的要求，也与中国思想表达的传统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