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贻芬，崔文印 日期：2014-11-24 21:57:47
《古籍校勘说略》共收文三十八篇，其中“研究编”十篇，“相关知识编”六篇，“新刊古籍评介编”二十二篇，都与古籍校勘有关。其中包括说“校勘”与“校对”—谨以此文祝贺来新夏先生八十华诞、说校勘四法、论“择善而从”不是校勘的普遍原则、古籍的注释及今译等。
作者简介：
曾贻芬
女，汉族，1941年1月31日出生于北京，祖籍广东兴宁，1961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87年10月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为白寿彝教授的研究生，攻读史学专业。1981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留历史系任教。1983年升为讲师。1987年调到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1988年，晋升为副教授。主要科研成果有：《〈通典食货典〉与正史〈食货志〉比较研究》（《史学史研究》1981.3）、《论〈通典〉自注》（《史学史研究》1985.3、《〈通典食货典〉所引史料辑评》（《古籍整理与研究1985.1）、《〈通典食货典〉初探》（《北京师范大学校庆八十周年史学论文集》）、《姚思廉评传》（《中国史学家评传》）、《影印〈续文献通考》序》（现代出版社）、《历史文献学的萌芽》（与崔文印合作，《史学史研究》1987.4）、《两汉时期历史文献学的初步形成》（同上1988.1）、《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的成长》（同上1988.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类书》（与崔文印合作，《史学史研究1988.4）、《魏晋南北朝的总集》（同上1989.3）、《魏晋南北朝注释形式的发展》等。
崔文印
曾贻芬
女，汉族，1941年1月31日出生于北京，祖籍广东兴宁，1961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87年10月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为白寿彝教授的研究生，攻读史学专业。1981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留历史系任教。1983年升为讲师。1987年调到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1988年，晋升为副教授。主要科研成果有：《〈通典食货典〉与正史〈食货志〉比较研究》（《史学史研究》1981.3）、《论〈通典〉自注》（《史学史研究》1985.3、《〈通典食货典〉所引史料辑评》（《古籍整理与研究1985.1）、《〈通典食货典〉初探》（《北京师范大学校庆八十周年史学论文集》）、《姚思廉评传》（《中国史学家评传》）、《影印〈续文献通考》序》（现代出版社）、《历史文献学的萌芽》（与崔文印合作，《史学史研究》1987.4）、《两汉时期历史文献学的初步形成》（同上1988.1）、《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的成长》（同上1988.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类书》（与崔文印合作，《史学史研究1988.4）、《魏晋南北朝的总集》（同上1989.3）、《魏晋南北朝注释形式的发展》等。崔文印
河北乐（lao）亭人，生于1941年1月，1966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次年分配到中华书局工作。曾参加点校“二十四史”中的《金史》，此后陆续整理出版《金史纪事本末》《辽史纪事本末》等，并撰有《大金国志校正》《靖康稗史笺证》《中国古代文献浅谈》《古籍常识丛谈》《籍海零拾》，其书不少与其夫人曾贻芬合作。
目录：
弁言
研究编
关于古籍整理的一些问题
说“校勘”与“校对”—谨以此文祝贺来新夏先生八十华诞
说校勘四法
论“择善而从”不是校勘的普遍原则
古籍的注释及今译
关于古文今译
古代史书的整理与审读
宋至清历朝官方古籍整理考略
谈古籍的标点及其他
整理或影印古籍要注意保留原书的序跋等附件
相关知识编
版本学
目录：
学弁言
研究编
关于古籍整理的一些问题
说“校勘”与“校对”—谨以此文祝贺来新夏先生八十华诞
说校勘四法
论“择善而从”不是校勘的普遍原则
古籍的注释及今译
关于古文今译
古代史书的整理与审读
宋至清历朝官方古籍整理考略
谈古籍的标点及其他
整理或影印古籍要注意保留原书的序跋等附件
相关知识编
版本学
目录：
学
校雠学
校勘学
再说校勘学
三通学
新刊古籍评介编
《金史纪事本末》出版说明
《辽史纪事本末》出版说明
《宋刑统》
宋代社会矛盾的缩影——《名公书判清明集》
《靖康稗史笺证》评介
关于《汉书昭帝纪》中的一个句读
博采众长详而不滥——读点校本《唐律疏议》
“曹子整”探微
茫茫书海费搜寻为注清波苦用心——读刘永翔《清波杂志校注》
从“段得景”想到的
说点校本《云麓漫钞》
说点校本《汴京遗迹志》
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点校本《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出版
三代学人的劳动结晶——读《大金吊伐录校补》
读点校本《杨园先生全集》
《南部新书》点校商兑
读《东京梦华录笺注》札记
读书献疑
毫厘之间的思考
《儒学警悟》影印说明
《知不足斋丛书》影印说明
《藕香零拾》影印说明关于古籍整理的一些问题
一什么是古籍
谈到古籍整理，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古籍？这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作为一个比较科学的概念，要把它讲清楚却不十分容易。不错，古籍，简言之，就是古代的典籍。但这个“古代”包括的时限如何？它的上限起于何时？它的下限如何确定？这些都颇值得研究。即以古籍的时间下限而论，目前至少有三说：一是一八四0年说，二是一九一一年说，三是一九一九年说。持第一说的同志认为，鸦片战争揭开了我国近代史的篇章，故鸦片战争以前的典籍应称作古籍，鸦片战争以后的书就不应称作古籍了。持第二说的同志认为，辛亥革命推翻了我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帝制，故辛亥革命前的书可称作古籍，辛亥革命以后的书便不应称作古籍了。持第三说的同志认为，“五四运动”是我国新旧文化的分水岭，故“五四运动”以前的典籍应称古籍，“五四运动”以后的典籍便不应称作古籍了。这三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可取呢？笔者认为，古今典籍的分界，既和历史的分期有联系，又和历史的分期有区别。说它有联系，是因为，一定的文化，毕竟是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反映；说它有区别，是因为，一方面，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以及反映这一新社会制度的新文化，必然要孕育于旧的胚胎之中，另一方面，旧的文化，亦不能随着旧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消失而立即消失。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以为，我国古今典籍的分界，应该包括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整个的历史时期。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随着中国人民的不断觉醒和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古今文化便渐渐有了明显的区别，大体到“五四运动”以后，新的文化便占了主导地位。虽然如此，但是我们不能够说“五四运动”以前的典籍都是古籍，因为这显然忽略了我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化、思想方面所起的新的变化；然而，我们也不能仅仅认为鸦片战争就是古今典籍的分界线，因为这同样忽略了鸦片战争之后我国新旧文化长期并存的事实。勿庸讳言，在鸦片战争之后，大量的典籍，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应属古籍的范畴。因此，要认真找出我国古今典籍的分界来，重复地说，这个分界只能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整个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相当一部分典籍似属古籍，也有相当数量的典籍可并入“今籍”，这需要从内容到形式作具体的分析才能确定。笔者以为，这种新旧交错的现象，是符合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