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大胜 日期：2015-11-04 14:05:12
更多精品图书请点击进入>>>1：剥开历史的硬壳，还原真实的摄政王载沣。
载沣是清末新政改革的领军人物，一代政坛名宿。但他在历史教课书中的形象大致被定格为“目光短浅，不学无术”的小爷，既无能力，又无见识，只知抱残守缺，抓权不放，举措失当，加速了清朝的灭亡。但真实的载沣绝非如课本里一般脸谱化：梳理历史可以发现，他的改革路线的正确性被日后东亚各国的崛起模式所证明。他的手腕虽不说是纵横捭阖，但是作为政治人物，他翻云覆雨套路却玩得相当熟练。数年之后，当那些责难他没有见识的野心家们上演复辟闹剧时，他却在家中玩儿弄孙，安享天伦，笑看潮起潮落……
2：创业不易，守成更难。看一个有着正确方向、美好愿景的改革为何会走向山穷水尽。
清朝的倾覆宣告了载沣改革的失败。但载沣加强中央集权，建立大政府的改革线路*终成他身后的中国改革者们所奉行的经典模式。作为中国现代化改革的先行者，历史证明了其改革方向的正确性。遗憾的是，清政府支撑改革的政治控制能力太过孱弱，而士绅们在权力的诱惑下，本迸发了盲目的激情；这一切*终累成了焚毁大清帝国大厦的积薪，而革命不过是点燃干柴的星火。
3：众多史学界大咖鼎力推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马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迟云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左玉河鼎力推荐。青年学者刘大胜学术积淀之作。 内容简介
在某种意义上，摄政王载沣可说是大清王朝的“送终者”。因此，透视他的一生就别有意义。后人常说清王朝以摄政兴，又以摄政亡。但是，大清朝的灭亡又与中国大多王朝的灭亡不同，没有血腥的仇杀，没有前朝皇族的拼死抵抗，大多王公贵族、达官贵人默默接受了政权的易位——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难得的一次妥协，这一切，又都与载沣有关。本书以史家的缜密考证，又以文学通俗的笔法，展示了载沣的平凡又不普通的一生。
作者简介：
刘大胜（1985—），内蒙古赤峰市人，满族，喜爱文史哲，有志于学术研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史学博士，师从左玉河教授和马勇教授。
目录：
引言：真实的摄政王
一亲人篇
1父王爱新觉罗?奕譞
2嫡母叶赫那拉氏、生母刘佳氏
3兄长光绪皇帝
4六弟七弟两个至亲
二少年得志的王爷
1向德意志君王致歉
2意味深长的指婚
3初预政治，上任军机
三乱世中的摄政（上）
1抱着小皇帝即位
2驱逐袁世凯
3亲贵当道
4收归兵权引言：真实的摄政王
一亲人篇
1父王爱新觉罗?奕譞
2嫡母叶赫那拉氏、生母刘佳氏
3兄长光绪皇帝
4六弟七弟两个至亲
二少年得志的王爷
1向德意志君王致歉
2意味深长的指婚
3初预政治，上任军机
三乱世中的摄政（上）
1抱着小皇帝即位
2驱逐袁世凯
3亲贵当道
4收归兵权
5重建海军
四乱世中的摄政（下）
1宪政向前
2过分的国会请愿
3尴尬的皇族内阁
4要老命的铁路
5黯然退位
五下台之后
1闭门索居
2“总统”会“亲王”
3不许留洋
4皇帝躲回来了
六被迫躲避
1在洋教堂的日子里
2天津寓公
3到伪满洲国探亲
4遭遇水灾
七平淡的晚景
1子媳来归
2侧福晋去世
3乱世波澜
4活到解放后
结论：失语者的辩驳
参考文献
后记前言怎样“重读摄政王”
早些天，刘大胜先生送来一部书稿《重读摄政王》，希望我为这本书写几句。
大胜兄为本所在读博士生，好学深思，读书很多，时常到我办公室聊天，一聊就是半天。我从他那里获益良多，也一直鼓励他在保证写好学位论文前提下，写点自己有兴趣、有心得的东西，以与同好分享。这部《重读摄政王》，就是其系列写作中的一种。
摄政王载沣生于1883年，1951年去世。历经大清、民国、共和国，但其最风光，也是最难受的时间段只在清末那几年，尤其是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直至清朝终结那三年。在过去很多年，说到摄政王载沣，不免要将清亡的责任归罪于他，大胜兄的这本书并不简单这样看。
大胜全面描述了载沣的历史，评述了载沣的性格、学识、境界、贡献及其缺失。文字优美，行文流畅，非常好读。我对摄政王载沣的全面历史缺少研究，比较感兴趣的只在怎样“重读摄政王”
早些天，刘大胜先生送来一部书稿《重读摄政王》，希望我为这本书写几句。
大胜兄为本所在读博士生，好学深思，读书很多，时常到我办公室聊天，一聊就是半天。我从他那里获益良多，也一直鼓励他在保证写好学位论文前提下，写点自己有兴趣、有心得的东西，以与同好分享。这部《重读摄政王》，就是其系列写作中的一种。
摄政王载沣生于1883年，1951年去世。历经大清、民国、共和国，但其最风光，也是最难受的时间段只在清末那几年，尤其是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直至清朝终结那三年。在过去很多年，说到摄政王载沣，不免要将清亡的责任归罪于他，大胜兄的这本书并不简单这样看。
大胜全面描述了载沣的历史，评述了载沣的性格、学识、境界、贡献及其缺失。文字优美，行文流畅，非常好读。我对摄政王载沣的全面历史缺少研究，比较感兴趣的只在清末那一段。
后来的研究者，普遍认为载沣上位属于机缘，并不表明他的智慧、能力可以掌控复杂的中国。确实，载沣生长于王府大院，其智慧、能力不可能超过其兄长光绪帝。但是，也必须承认，载沣确实为晚清第一个出洋游历的宗室要员，这个特殊经历扩大了他的视野，也是他在清最后十年脱颖而出的关键。当然，也必须注意，载沣的见解也会反过来影响他的哥哥，以及慈禧太后。
载沣真正步入政治舞台，在欧游几年后，在宪政改革过程中。宪政改革是满洲政治统治现代化的关键，也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重构的重要节点。宪政的实现意味着满洲人的“私天下”必然变为“公天下”，满洲人怎样才能在公天下背景下利益不受损，中国怎样才能避免宪政改革引发政治危机，是那几年中国政治的焦点。载沣等一批满洲青年才俊在这个时候相继加入政治改革进程，应该说合乎历史发展大势，是势之必然。
假如载沣在军机大臣位置上能有更多历练，相信随着年龄增长，经验积累，性格也会有很大改变，更随和，更沉稳。历史没有办法假设，历史更没有办法按照人们的愿望发展。载沣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不过两年，转正军机不过几个月，中国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光绪帝、慈禧太后在1908年11月14日、15日前后不到二十四个小时相继去世，载沣匆忙中成为大清帝国实际上的最高负责人——监国摄政王。
晚清最后几年的历史扑朔迷离，许多传闻在疑似之间，但仔细考究许多传闻又很难成立。这段时间，是中国新闻纸的发轫期，又因为政治改革，言论空间释放，特别是因为帝制架构依然存在，宫中的故事真相并不能及时全部向社会公开。朝廷或许认为没有秘密可言，清者自清，因而对于那些满天飞的传言并不刻意纠正。信息不透明、不公开，不仅不会让“谣言止于智者”，反而因智者的添油加醋让谣言更像真实。因此，研究晚清那个特殊时间段的历史，特别要注意区分正史、野史、传闻，就像几十年后历史学家没有办法用微博、微信上的传闻重构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相一样。
载沣出任监国摄政王的时候，满打满算二十九岁。他的搭档隆裕太后四十岁，小皇帝宣统三岁。其权力组合，很像1861年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慈安太后与恭亲王奕？配对的“叔嫂组合”。那一年，恭亲王奕？也是二十九岁，慈禧太后二十六岁，慈安太后二十四岁，小皇帝同治五岁。隆裕太后的年龄比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当年年长十几岁，而且隆裕太后在慈禧太后、光绪帝身边见习了二十年。
摄政王与隆裕太后的组合，是一个并不太坏的权力组合，在那时的政治格局下，也是一个大致无可挑剔的组合，毕竟是爱新觉罗的家天下，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这是保证皇权万世一系的唯一办法了。
而且，就大清当时所面临的政治问题看，光绪帝、慈禧太后经过近十年维新、新政、宪政摸索，一路上磕磕绊绊，总算在这一年8月27日发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并确定了宪政改革路线图、时间表。慈禧太后、光绪帝留给摄政王、隆裕太后的，就是萧规曹随，按部就班。只要不出重大意外，再有几年时间，大清完成了宪政改革，实行了责任政府，爱新觉罗家族就可以像宪政改革之初所期待的那样：皇权永固，万世一系。
可惜的是，摄政王载沣接手之后，情形有变。按照帝国王朝政治的一般规律，一朝天子一朝臣，权力重组天经地义，势之必然，一批老臣、重臣诸如端方、岑春煊、袁世凯相继退出政坛。如果不带偏见去理解，这实际上是为年龄尚轻的摄政王扫除组建新班底的障碍。
或许摄政王在这一系列问题上也有失误，于是伴随着这些事变，传闻越来越多，一个最惊人的看法，是光绪帝弥留之际曾给载沣一个郑重其事的委托，让他寻机干掉袁世凯，以报戊戌年所谓“告密”之仇。
大胜在这本书中也写到这件事，说载沣召见御史赵炳麟，赵郑重建议宣布光绪帝诛杀袁世凯的手诏，明正其罪，以靖内奸，任命康梁等人为顾问，实行宪政，收揽人心。这些故事的真实性，都值得怀疑，但其效果确实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不断侵蚀着摄政王的政治权威。
真正让摄政王陷入万劫不复政治深渊的还是一年后的国会请愿运动。大胜这本书也对这些故事有细致的梳理。现在需要追问的一个问题是，说好的“九年立宪”为什么在光绪帝、慈禧太后去世不久生变，“有计划的政治”为什么转眼间不再认账？
对于国会请愿运动，实事求是说，摄政王还是给了一些善意回应，作出巨大让步，但是不久，当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发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出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治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已经没有办法控制、约束了。摄政王如果在这两个问题上继续让步，比如及时解散第一届责任内阁，及时废除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或许可以平息各地的动荡，但是这种处理方式，也一定对政治统治构成极大的信誉危机。
局势相激相荡终于因武昌新军哗变而破局。稍后，滦州兵谏，摄政王在各方压力下，一方面宣布接受加快宪政改革步伐，宣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改组内阁，授权袁世凯组阁；另一方面见机行事，宣布辞去监国摄政王职务，以便袁世凯协助隆裕太后从头来收拾旧河山。
对于载沣这几年的作为，特别是最后的辞位之举，见仁见智，各有说辞。不过我比较欣赏、认同大胜在这本书中的看法：
载沣最大的功绩，就是和隆裕太后一起避免了国家的再次内战，以一个王朝的退出换来了勉强的五族共和。后人多叹惜于载沣的平和，甚至平庸，其实这完全是内战思维的反应。载沣性情敦厚，有大局意识和国家观念，没有在最终关头，强硬地领导王公贵族们负隅顽抗。谁又能说这不是最优秀的政治品质，谁又能说这不是对国家民族负责任的表现。中国几十年的内战，已经使得人们习惯了征伐，甚至宣扬着崇拜着渴望着暴力美学，这恰恰是一种引向民族悲剧的思维。
我在一些地方说过，历史学可能并不是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科学，历史学不仅需要史料，而且需要同情、理解和想象，需要知人论世，需要设身处地。我们没有办法起历史人物于九泉之下问清虚实，但我们可以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前提下，拥有一个更加宽广的胸怀，至少不能用阴谋论去猜测古人。就此而言，我觉得大胜这本《重读摄政王》值得推荐。是为序。
马勇，2014年11月30日星期日。在某种意义上，载沣可说是大清王朝的“送终者”。因此，透视他的一生就别有意义。青年学者刘大胜此书以生动的语言、丰富的史料和自己的分析，对载沣的生平、性格、环境和最后的命运，都作了中肯的评价和细致的描述，的确值得一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雷颐大清王朝最后的三年，掌舵人是摄政王载沣，大清朝在他的手里颠覆。后人常说清王朝以摄政兴，又以摄政亡。但是，大清朝的灭亡又与中国大多王朝的灭亡不同，没有血腥的仇杀，没有前朝皇族的拼死抵抗，大多王公贵族、达官贵人默默接受了政权的易位——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难得的一次妥协，这一切，又都与载沣有关。有关载沣的事迹，扑朔迷离，对历史不熟悉的，已经不知道载沣这个人，比较有兴趣的，信息来源也大多是野史传言。缺少系统的真正严肃的史学研究。刘大胜先生的《重读摄政王载沣》，以史家的缜密考证，又以文学通俗的笔法，展示了载沣的平凡又不普通的一生。喜欢历史的读者，值得一读；历史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也可以从载沣的个人浮沉，观察体会近代中国的风云变幻。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迟云飞载沣是晚清民国政局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政治人物，却总是被大家遗忘。关于他的生平经历和性情功业，《重读摄政王载沣》一书进行了细致地论述，并且以小见大折射近代中国的百年进程。青年学者刘大胜有史学的积淀和文学的才情，他的书值得推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左玉河兄长光绪皇帝
载沣的兄长爱新觉罗·载湉是同治皇帝的堂弟，历史上被称为清德宗或者光绪皇帝，出生于北京太平湖畔的醇亲王府。
同治皇帝去世后，载湉被立为皇帝，命运从此发生重大转折。他再也不是醇亲王府享受父母疼爱的小宝贝，不能叫父亲阿玛，也不能叫叫母亲额娘。也许是同治皇帝的放纵给两宫和王公大臣留下的阴影太深，光绪皇帝不得不接受最严格的教育，以满足众人的期望，预备成为一位孝顺、聪慧、勤学、亲善、贤明、仁德、进取的帝国君主。两宫太后和大臣们用最严苛的眼光与标准要求皇帝，生怕重蹈同治皇帝的覆辙，以致小皇帝的童年充满单调和枯燥。
光绪皇帝的身体比较孱弱，入宫以后受琐碎繁多的规矩约束，生活极为不顺。宫中很少有同龄的儿童陪伴，也没有父母的照看和疼爱，甚至饮食都得不到很好的照料，日子很是辛苦。负责照看的太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严格限制饮食和活动，甚至担心消化不良而承担责任，故意让光绪皇帝吃不饱饭。冬去春来天气转暖，太监怕小皇帝受风着凉，仍然不许换装，让他整日穿着裘皮。暖则暖矣，却让光绪皇帝浑身难受，甚至烦躁不已。
光绪皇帝被要求称慈禧太后“亲爸爸”。朝会时，光绪皇帝一个人坐在高高的龙椅上，手扶着椅，脚够不着地。加上身体弱年纪小，听不懂军国大事，总想从宝座上跳下，或者就在宝座上翻跟头，甚至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慈禧太后为了保持皇权的威仪，对光绪皇帝轻则呵斥，重则处罚。小皇帝动辄被罚跪，甚至被禁食，整天面对慈禧太后板着的脸，心里边战战兢兢。
幸运地是，光绪皇帝所受的教育十分完善。慈禧太后授意内阁学士翁同龢重点教授《孝经》，让小皇帝打小就认为自己是最亲的人，并让太监李莲英随时监视。翁同龢娴熟经史，颇知教育之法，再加上奕譞不时从旁帮忙，光绪皇帝偶而闹下孩子脾气，平日里倒也能用功读书。满文、汉文，中学、西学，儒家经典、佛道典籍，历朝典制、本朝改良主义者的著作等，可以说光绪皇帝无不涉猎。
帝师总是期望皇帝成为一名知识渊博、才能出众、品德高尚的君主，并视此为毕生使命。翁同龢也有这个想法，多次教导光绪皇帝“于学以正心诚意为本，勿视为迂谈”，应身体力行，时刻保持应有的庄重。
1879年，北方久旱无雨，大地龟裂禾苗干枯，小皇帝率群臣祈雨。孩子天性上来就东张西望，走路像奔跑一样，翁同龢见状苦劝不已。1881年，光绪皇帝第一次主持演耕，天朗气清，旗帜招展，农夫披着蓑衣拿着笤帚，一幅热闹景象。小皇帝见热闹非凡，兴奋不已又蹦又跳，冲到牛身边大喊大叫，演耕时说说笑笑。事后翁同龢苦劝，请求皇帝在典礼上诚心正意，不要顽皮懈怠，小皇帝耷拉着脑袋连连认错。
在翁同龢的引导下，光绪皇帝逐渐对军政时政和外交活动有了深刻认识，对时局的艰难和国运的竭蹶大生感慨。1979年，在南书房查看中俄伊犁交涉奏折电稿时，翁同龢借讲述新疆变乱的时机，为光绪皇帝详细分析大清朝臣僚中的“海防”“塞防”说以及“和”“战”之争。光绪皇帝听完慨然长叹，列祖列宗留下的土地怎么可以随便丢弃，此事怎能够讲和！来自外部的屈辱深深地刺痛他的心，一颗振兴帝国、捍卫帝国领土与尊严的种子悄然萌发。
光绪皇帝逐渐成长起来，立志要像圣祖康熙皇帝那样成为有为的君王，无论寒暑，健康还是疾病，天不亮即到上书房读书，之后行立坐卧诵读不断。
他对西方事物也有浓厚的兴趣，宫中太监在东交民巷两家商店找来的玩具小车引起了他的好奇心。通过丹麦人的联系，欧洲玩具厂商为他量身打造玩具，以满足他一发不可收拾的好奇心。从八音盒、八音车、留声机到自行车、铁轨火车、火轮船，他对西方事物的兴趣从玩具逐渐扩展到发明创造。对于西方宗教和语言，光绪皇帝也极感兴趣，特意派人到美国圣经学会去要《新约》和《旧约》学习。各种各样与西方有关的信息，无论是地质学、动物学、生理学、医学，还是文学、宗教都源源不断地传入宫中，使得光绪皇帝对西方的认知非常广博。
1886年，光绪皇帝已成长为一个16岁的翩翩少年，凤眼月眉瓜子眼，非常清秀俊美。在翁师傅的悉心调教下，学业小有所成，称得上是胸有锦绣。对外部的事物，他也像圣祖康熙皇帝一样保持了旺盛的好奇心。经过一些历练，光绪皇帝处理政务的能力开始显露出来，似乎也到了结婚、亲政的时候，然而事情并不像期待得那么简单。
7月11日，慈禧太后召见奕譞，商量皇帝亲政的事情。慈禧太后称皇帝学业有成，也到了亲政的年龄，自己准备颐养天年，明年正月十五就由皇帝主持政务。醇亲王听后大吃一惊，恳请皇太后看在国事艰难和小皇帝能力尚且不足的份上，继续垂帘听政。
光绪皇帝原本听说要亲政，心里暗自激动，看到父亲醇亲王恳求不已，也黯然下跪恳请皇太后继续垂帘，暂缓亲政。慈禧太后不耐烦，坚持己见。身为帝师的翁同龢知道后，对奕譞说此事重大，还请王爷和大臣们面请，于是亲王大臣联袂恳求慈禧太后暂缓亲政。
礼亲王世铎等人声称皇帝亲政后，太后仍然需要每日召见大臣和披览奏折，皇帝应按照太后的指示办事。翁同龢等人称皇帝固然聪明，显现出一定的主政能力，但是经史浩瀚尚未精通，批阅奏折虽能知晓大概，但天下事情纷繁还做不到一一明了，所以还是请皇太后继续垂帘，暂缓亲政。等一两年后，皇帝能力具备再亲政不迟。
奕譞也称王公亲贵和中枢大臣考虑形势需要后，一致请求皇太后继续训政，让皇帝继续接受教育，在皇太后的熏陶下熟悉政事，年满20再考虑亲政事宜。即使皇帝亲政，也应按照现在的旧例，大事小情先向太后请示，再奏于皇帝，以便皇帝有时间和精力博览群书。
王公大臣尤其是醇亲王的意见深合慈禧太后的心思，也于国家大政不无裨益。倘使慈禧太后真的能多一份耐心和宽容，努力地培养皇帝的能力，然后风风光光地颐养天年，或者光绪皇帝真的能像嘉庆皇帝那样顺从忍耐下去，也不失一段人间佳话。
遗憾的是这些都变成了泡影，然后又被残忍地刺破，留下满地狼藉，一阵腥风血雨。
慈禧太后降下懿旨，称自己抚育教导光绪皇帝十几年如一日，才有了今天的成就，以后也必然会实施调护，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礼亲王世铎等人拟定《训政细则》，规定祭祀和问安等礼仪一切照旧；一切召见，皇太后皆可升座训政，设纱屏为障；中外臣工呈递请安折和奏折的形式照旧；各衙门照旧例接受引见，需要恭候懿旨遵行；乡试会试及各项考试题目需遵照成例，恭候皇太后过目，择定篇章页数再请皇帝亲自命题，呈皇太后过目后发下；应行批复的奏折依照旧制请朱笔批示，呈皇太后过目后发下。
按照细则的规定，光绪皇帝虽然可以独立地做出一些亲政，但一切大政最终的决策权仍牢牢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面对慈禧太后名义上归政却仍把持朝政大权的局面，光绪皇帝无可奈何，只能人前强颜欢笑装出一副恭顺的模样，背地里烦躁郁闷不已。
1887年2月7日，亲政大典正式举行。光绪皇帝早早收拾停当，凌晨4点即在群臣护卫下前往大高殿、寿皇殿，向大清朝列祖列宗行大礼，并在8点许至慈宁宫，率群臣向慈禧太后行庆贺礼。之后，光绪皇帝在太和殿接受王公百官朝贺，昭告天下正式亲政。
光绪皇帝在亲政以后，婚姻大事也提到了议事日程。1888年7月27日，慈禧太后发布的懿旨给了光绪皇帝新的希冀。在这份懿旨中，慈禧太后声称以前因为皇帝刚刚亲政，遇事多不能决断，才答应王公大臣的请求训政数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皇帝处理政事越来越成熟，军国大小事务均能随时剖决，如果明年正月完成大婚，皇帝将完全施政。慈禧太后这番惺惺作态，好像只要光绪皇帝成亲了，那么就会真正放手，任凭他施展抱负。
光绪皇帝心中振奋不已，似乎一个美好的时代正在开启，而他将是这个时代的主宰者。皇后和妃子从八旗秀女中选取，慈禧太后内侄女叶赫那拉氏、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的等人进入皇室的法眼。
皇帝选妃和大婚是大清朝的头等大事，本来应该由光绪皇帝亲自选定。但是慈禧太后看中了自己的内侄女，强行立为皇后，而将光绪皇帝中意的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列为嫔妃，这无疑让光绪皇帝大为恼火。不过形势比人强，只能默默接受。
当上皇后的叶赫那拉氏已经21岁，相貌平平，又是慈禧太后强加的，十分不讨光绪皇帝喜欢。而瑾嫔和珍嫔，尤其是珍嫔，相貌端庄，性格机警，居家时受开明的母亲和才华横溢的族兄志锐的影响，性格开朗，志趣广泛，反应敏锐又不失天真，很得光绪皇帝喜爱。
珍嫔的到来犹如一缕阳光穿透笼罩在紫禁城的阴云，又似投入沉寂湖面的一颗石子，激起光绪皇帝对未来的热情和憧憬。两个志趣相投的人越来越亲近，或女扮男装，磨墨捧砚，谈古论今，或摇扇品茗，谈论诗词，对弈手谈。两人你侬我侬，倘若不在大清朝的紫禁城内，倒也是一对惹人羡慕的神仙眷侣。
尽管光绪皇帝对慈禧太后强加的隆裕皇后不感冒，甚至借口身体不适，撤消了太和殿宴请皇后家族和在京满汉大臣的宴席礼，以示不满。但光绪皇帝完成成婚大典，意味着大清朝的政治揭开新的篇章。1889年3月4日，举行光绪皇帝再一次的亲政大典，慈禧太后的训政宣告正式结束。在慈宁宫，光绪皇帝率群臣对慈禧太后行三跪九叩大礼，然后赴中和殿接受执事官行礼，再赴太和殿接受王公百官叩拜，下诏颁行天下，自此光绪皇帝开始亲政。
光绪皇帝成婚大典前夕，礼亲王世铎拟定归政办事条目，给了光绪皇帝接受和批复奏折的权力作为过渡，仍然赋予慈禧太后最终的决定权，可谓朝廷大政，还是需要秉承慈禧太后的意志始见施行。即使光绪皇帝亲政，慈禧太后仍然要遵照训政以来的旧制，将完全归还施政大权的日期一再推后。这就让光绪皇帝的心情极为压抑，整日谨小慎微，遇事不敢自行决策，必须秉持慈禧太后命令而行。
无怪乎身为帝师的翁同龢在日记中感叹现在办事一切照旧，日常政务由光绪皇帝和军机大臣裁决，关键的政事还是要靠慈禧太后发出懿旨。
时光荏苒，当年意气风发的醇亲王奕譞老了。沉重的外部压力、繁重的帝国事务以及在慈禧太后、皇帝和王公大臣之间周旋，让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堪重负。1890年，光绪皇帝多次前往醇亲王府探望重病不起的生父。几个月后，奕譞的病情再次加重，光绪皇帝陪同慈禧太后前往醇亲王府探望。1891年1月1日，奕譞病逝。
醇亲王的去世对光绪皇帝是个沉重的打击，虽然因为礼制父子不能相认，但从童年到亲政，尤其在光绪皇帝遭遇逆境时，醇亲王的存在和周旋总会帮助他化解危难，给他带来一丝丝慰藉和希望。
醇亲王的去世对大清朝来说是个灾难，尽管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间的纽带断裂，缓和和调解二者矛盾的人物从此消失，大清朝高层脆弱的政治平衡一点一点地被打破。
从大婚到亲政，从亲政到醇亲王去世，日子对年轻的皇帝来说走得快了些。虽然无法真正的获得最终决策权，但并不妨碍光绪皇帝了解外部世界，渴望做个有为的君主。
1890年，光绪皇帝召见回国的驻美公使张荫桓，询问外国情况，听闻驻日参赞黄遵宪呕心沥血地著述《日本国志》，便命人取来阅读，对明治维新留下了深刻印象。
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出兵镇压，清政府派遣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一千五百兵丁前往戡乱。日本借口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和《日朝修好条约》也出兵朝鲜，东学党起义平定后，拒绝中国的退兵照会，并要求中日联合改革朝鲜政治，籍端挑衅意图挑起战争。
大清朝宫廷和王公大臣对如何处理日本的挑衅产生严重分歧。慈禧太后很生气，但不希望因此影响六十大寿庆典。光绪皇帝不愿意在朝鲜问题上退步，不同意对日妥协。
王公百官的意见也不一致，有的主张和平了事，有的主张对日强硬以维护帝国权威。李鸿章就朝鲜问题、日本挑衅问题上呈奏折，为朝廷分析中日军事实力，认为帝国海军舰只长期得不到更添，海军军费入不敷用并且久欠战阵，而日军不断更新和添置军舰，勤于训练，海上实力已经远超中国，此时不宜和日本开战。以翁同龢为首的朝中清流对李鸿章的意见嗤之以鼻，强烈要求对日作战。
在清流派的鼓动下，光绪皇帝做出错误的决策，对日强硬起来。甲午战争爆发，结果一如李鸿章预料的那样，以失败告终。传统藩屏继琉球、越南之后再次萎缩，朝鲜被日本控制，帝国的对外影响力大大削弱。巨额的战争赔偿、大片领土的割让和众多权益的丧失，对帝国统治者、官僚阶层、士人阶层的信心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甲午战争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引发士人阶层的强烈抗议，康有为同梁启超率领数千名举子联名上书，要求拒绝和约，迁都再战。部分京官对李鸿章签署的《马关条约》也甚为不满，上书御前。
光绪皇帝认为对日战争失败的原因很复杂，既有李鸿章等人指挥不力和前线将士作战不力，也有大清朝体制过于落后。日本之所以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不仅仅因为拥有更多更强的舰只和训练有素的军队，更在于大胆地抛弃旧有包袱，走上了彻底学习西方的道路。
甲午战争的失败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帝国统治阶层在加快向西方学习速度上形成共识，但是在谁来主导今后的帝国政治，以及要不要对帝国进行根本性变革产生分歧。
来自广东的康有为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尊孔的名义下将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指为伪作，将孔子打扮为怀有进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和平等观念的改革者，为新形势下的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引导十八省举子上书失败后，康有为南下从事教育工作，以传统公羊经学和西方政治经济制度为主要内容，培养维新人才，一批思想开阔、力求进取的青年才俊为其吸引，成为康氏门生。
康有为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为光绪皇帝想要的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因为牵强附会遭到学术界的抨击，被视为离经叛道，引起众多经学家和保守主义者的强烈反对。
光绪皇帝渴望仿效日本进行新式改革，支持康有为的主张，并将康梁等人引入政坛，希图依靠激进变革实现政治抱负。急躁冒进的皇帝缺乏正确的变革理论和充分的政治经验，不可避免地引发巨大的政治灾难。康梁等人盲目照搬日本维新变法经验，将慈禧太后视为政治变革最大的敌人，意图将其从政治权力核心中清除，推年轻的光绪皇帝为最高权威，然后实施全盘改革计划。这就把把意图保持政治中立，甚至倾向于改革的慈禧太后推到了对立面，也造成保守势力聚集。
经学界对康有为政治变革理论的抨击，政治领域慈禧太后对激进政治变革力量的反感与排斥，保守势力对康梁政治改革的反对，主张温和政治变革的地方督抚势力与康梁政治改革集团的分道扬镳，致使以光绪皇帝为首、康梁为核心的激进政治势力陷入空前孤立。康有为铤而走险，积极推动军事冒险，意图围园杀后，怂恿掌握军队的袁世凯从肉体上消灭敌对势力，这更让慈禧太后和荣禄等人不可容忍。
戊戌变法犹如昙花一现，给本就脆弱的大清朝造成巨大的损害。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因为围园杀后事件基本决裂，光绪皇帝丧失大部分的参与权和决策权，不仅政治生涯有可能终结，甚至还有殒命的危险。
慈禧太后因为反对改革，在政治上大幅后退，考虑到个人的生命安全一度遭遇威胁，不由生出更换帝国皇帝的想法。但是无法把康梁等人围园杀后的密谋向世人公布，传统的政治理论更不支持后宫干政和随意更换皇帝，这就造成慈禧太后在政治上的窘境。皇室的部分亲王为了自己的子嗣能够继承大统，上演各种政治闹剧，将国家一步步推向深渊。
朝廷的分裂在帝国的官僚、士子、百姓造成的不良影响不可估量。
部分官僚阶层基于传统政治价值和乌托邦似的政治理想一度倾向帝国皇帝，而另一部分务实的官僚则从实际出发，倾向于掌握实际权力的慈禧太后。帝国的士子阶层，特别是倾向于改革的士子，要么不得不追随康梁，沉迷于康梁所编造的政治谎言，要么陷入迷茫中寻找新的方向。而帝国的百姓，特别是遭受列强瓜分狂潮损害的百姓视列强和倾向西式改革的官吏为敌人，在随后的变乱中肆意地毁灭一切与西方有关的事物，将整个国家推入危难中。
光绪皇帝个人急于摆脱慈禧太后的控制，急于通过全方位的变革振兴国家以摆脱沦为殖民地的命运，任用空有一腔改革热忱却缺乏政治经验的康梁等改革势力，轻率地发动激进的政治改革，试图在短时期内实现政治目的。光绪皇帝并没有杀害慈禧太后的心思和计划，而康梁的政变图谋让他百口莫辩，在王公大臣中的威信跌到了最低点。自戊戌变法之后，基本丧失权力，到后来差点被废黜，眼见心爱的珍妃被逼跳井身亡，再到逃亡中与慈禧太后针锋相对，最终没熬过慈禧太后，无奈地先她而死。
光绪皇帝的余生可谓是悲怆万分，全无帝王的尊严，其中缘由恐怕难以表于人前。
倘使慈禧太后的权力欲与控制欲稍有抑制，光绪皇帝的智囊团如翁同龢之辈能多一点政治智慧，康梁之辈不被权力欲和支配欲迷了心，帝后之间多份关爱呵护，君臣之间多些齐心协力，少些蝇营狗苟，也许光绪皇帝的命运将大不相同，大清朝也不致沉沦，中华的命运也不致如此多舛！
然而历史不容假设！历史总是在悲剧中前行！
兄长光绪皇帝
载沣的兄长爱新觉罗·载湉是同治皇帝的堂弟，历史上被称为清德宗或者光绪皇帝，出生于北京太平湖畔的醇亲王府。
同治皇帝去世后，载湉被立为皇帝，命运从此发生重大转折。他再也不是醇亲王府享受父母疼爱的小宝贝，不能叫父亲阿玛，也不能叫叫母亲额娘。也许是同治皇帝的放纵给两宫和王公大臣留下的阴影太深，光绪皇帝不得不接受最严格的教育，以满足众人的期望，预备成为一位孝顺、聪慧、勤学、亲善、贤明、仁德、进取的帝国君主。两宫太后和大臣们用最严苛的眼光与标准要求皇帝，生怕重蹈同治皇帝的覆辙，以致小皇帝的童年充满单调和枯燥。
光绪皇帝的身体比较孱弱，入宫以后受琐碎繁多的规矩约束，生活极为不顺。宫中很少有同龄的儿童陪伴，也没有父母的照看和疼爱，甚至饮食都得不到很好的照料，日子很是辛苦。负责照看的太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严格限制饮食和活动，甚至担心消化不良而承担责任，故意让光绪皇帝吃不饱饭。冬去春来天气转暖，太监怕小皇帝受风着凉，仍然不许换装，让他整日穿着裘皮。暖则暖矣，却让光绪皇帝浑身难受，甚至烦躁不已。
光绪皇帝被要求称慈禧太后“亲爸爸”。朝会时，光绪皇帝一个人坐在高高的龙椅上，手扶着椅，脚够不着地。加上身体弱年纪小，听不懂军国大事，总想从宝座上跳下，或者就在宝座上翻跟头，甚至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慈禧太后为了保持皇权的威仪，对光绪皇帝轻则呵斥，重则处罚。小皇帝动辄被罚跪，甚至被禁食，整天面对慈禧太后板着的脸，心里边战战兢兢。
幸运地是，光绪皇帝所受的教育十分完善。慈禧太后授意内阁学士翁同龢重点教授《孝经》，让小皇帝打小就认为自己是最亲的人，并让太监李莲英随时监视。翁同龢娴熟经史，颇知教育之法，再加上奕譞不时从旁帮忙，光绪皇帝偶而闹下孩子脾气，平日里倒也能用功读书。满文、汉文，中学、西学，儒家经典、佛道典籍，历朝典制、本朝改良主义者的著作等，可以说光绪皇帝无不涉猎。
帝师总是期望皇帝成为一名知识渊博、才能出众、品德高尚的君主，并视此为毕生使命。翁同龢也有这个想法，多次教导光绪皇帝“于学以正心诚意为本，勿视为迂谈”，应身体力行，时刻保持应有的庄重。
1879年，北方久旱无雨，大地龟裂禾苗干枯，小皇帝率群臣祈雨。孩子天性上来就东张西望，走路像奔跑一样，翁同龢见状苦劝不已。1881年，光绪皇帝第一次主持演耕，天朗气清，旗帜招展，农夫披着蓑衣拿着笤帚，一幅热闹景象。小皇帝见热闹非凡，兴奋不已又蹦又跳，冲到牛身边大喊大叫，演耕时说说笑笑。事后翁同龢苦劝，请求皇帝在典礼上诚心正意，不要顽皮懈怠，小皇帝耷拉着脑袋连连认错。
在翁同龢的引导下，光绪皇帝逐渐对军政时政和外交活动有了深刻认识，对时局的艰难和国运的竭蹶大生感慨。1979年，在南书房查看中俄伊犁交涉奏折电稿时，翁同龢借讲述新疆变乱的时机，为光绪皇帝详细分析大清朝臣僚中的“海防”“塞防”说以及“和”“战”之争。光绪皇帝听完慨然长叹，列祖列宗留下的土地怎么可以随便丢弃，此事怎能够讲和！来自外部的屈辱深深地刺痛他的心，一颗振兴帝国、捍卫帝国领土与尊严的种子悄然萌发。
光绪皇帝逐渐成长起来，立志要像圣祖康熙皇帝那样成为有为的君王，无论寒暑，健康还是疾病，天不亮即到上书房读书，之后行立坐卧诵读不断。
他对西方事物也有浓厚的兴趣，宫中太监在东交民巷两家商店找来的玩具小车引起了他的好奇心。通过丹麦人的联系，欧洲玩具厂商为他量身打造玩具，以满足他一发不可收拾的好奇心。从八音盒、八音车、留声机到自行车、铁轨火车、火轮船，他对西方事物的兴趣从玩具逐渐扩展到发明创造。对于西方宗教和语言，光绪皇帝也极感兴趣，特意派人到美国圣经学会去要《新约》和《旧约》学习。各种各样与西方有关的信息，无论是地质学、动物学、生理学、医学，还是文学、宗教都源源不断地传入宫中，使得光绪皇帝对西方的认知非常广博。
1886年，光绪皇帝已成长为一个16岁的翩翩少年，凤眼月眉瓜子眼，非常清秀俊美。在翁师傅的悉心调教下，学业小有所成，称得上是胸有锦绣。对外部的事物，他也像圣祖康熙皇帝一样保持了旺盛的好奇心。经过一些历练，光绪皇帝处理政务的能力开始显露出来，似乎也到了结婚、亲政的时候，然而事情并不像期待得那么简单。
7月11日，慈禧太后召见奕譞，商量皇帝亲政的事情。慈禧太后称皇帝学业有成，也到了亲政的年龄，自己准备颐养天年，明年正月十五就由皇帝主持政务。醇亲王听后大吃一惊，恳请皇太后看在国事艰难和小皇帝能力尚且不足的份上，继续垂帘听政。
光绪皇帝原本听说要亲政，心里暗自激动，看到父亲醇亲王恳求不已，也黯然下跪恳请皇太后继续垂帘，暂缓亲政。慈禧太后不耐烦，坚持己见。身为帝师的翁同龢知道后，对奕譞说此事重大，还请王爷和大臣们面请，于是亲王大臣联袂恳求慈禧太后暂缓亲政。
礼亲王世铎等人声称皇帝亲政后，太后仍然需要每日召见大臣和披览奏折，皇帝应按照太后的指示办事。翁同龢等人称皇帝固然聪明，显现出一定的主政能力，但是经史浩瀚尚未精通，批阅奏折虽能知晓大概，但天下事情纷繁还做不到一一明了，所以还是请皇太后继续垂帘，暂缓亲政。等一两年后，皇帝能力具备再亲政不迟。
奕譞也称王公亲贵和中枢大臣考虑形势需要后，一致请求皇太后继续训政，让皇帝继续接受教育，在皇太后的熏陶下熟悉政事，年满20再考虑亲政事宜。即使皇帝亲政，也应按照现在的旧例，大事小情先向太后请示，再奏于皇帝，以便皇帝有时间和精力博览群书。
王公大臣尤其是醇亲王的意见深合慈禧太后的心思，也于国家大政不无裨益。倘使慈禧太后真的能多一份耐心和宽容，努力地培养皇帝的能力，然后风风光光地颐养天年，或者光绪皇帝真的能像嘉庆皇帝那样顺从忍耐下去，也不失一段人间佳话。
遗憾的是这些都变成了泡影，然后又被残忍地刺破，留下满地狼藉，一阵腥风血雨。
慈禧太后降下懿旨，称自己抚育教导光绪皇帝十几年如一日，才有了今天的成就，以后也必然会实施调护，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礼亲王世铎等人拟定《训政细则》，规定祭祀和问安等礼仪一切照旧；一切召见，皇太后皆可升座训政，设纱屏为障；中外臣工呈递请安折和奏折的形式照旧；各衙门照旧例接受引见，需要恭候懿旨遵行；乡试会试及各项考试题目需遵照成例，恭候皇太后过目，择定篇章页数再请皇帝亲自命题，呈皇太后过目后发下；应行批复的奏折依照旧制请朱笔批示，呈皇太后过目后发下。
按照细则的规定，光绪皇帝虽然可以独立地做出一些亲政，但一切大政最终的决策权仍牢牢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面对慈禧太后名义上归政却仍把持朝政大权的局面，光绪皇帝无可奈何，只能人前强颜欢笑装出一副恭顺的模样，背地里烦躁郁闷不已。
1887年2月7日，亲政大典正式举行。光绪皇帝早早收拾停当，凌晨4点即在群臣护卫下前往大高殿、寿皇殿，向大清朝列祖列宗行大礼，并在8点许至慈宁宫，率群臣向慈禧太后行庆贺礼。之后，光绪皇帝在太和殿接受王公百官朝贺，昭告天下正式亲政。
光绪皇帝在亲政以后，婚姻大事也提到了议事日程。1888年7月27日，慈禧太后发布的懿旨给了光绪皇帝新的希冀。在这份懿旨中，慈禧太后声称以前因为皇帝刚刚亲政，遇事多不能决断，才答应王公大臣的请求训政数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皇帝处理政事越来越成熟，军国大小事务均能随时剖决，如果明年正月完成大婚，皇帝将完全施政。慈禧太后这番惺惺作态，好像只要光绪皇帝成亲了，那么就会真正放手，任凭他施展抱负。
光绪皇帝心中振奋不已，似乎一个美好的时代正在开启，而他将是这个时代的主宰者。皇后和妃子从八旗秀女中选取，慈禧太后内侄女叶赫那拉氏、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的等人进入皇室的法眼。
皇帝选妃和大婚是大清朝的头等大事，本来应该由光绪皇帝亲自选定。但是慈禧太后看中了自己的内侄女，强行立为皇后，而将光绪皇帝中意的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列为嫔妃，这无疑让光绪皇帝大为恼火。不过形势比人强，只能默默接受。
当上皇后的叶赫那拉氏已经21岁，相貌平平，又是慈禧太后强加的，十分不讨光绪皇帝喜欢。而瑾嫔和珍嫔，尤其是珍嫔，相貌端庄，性格机警，居家时受开明的母亲和才华横溢的族兄志锐的影响，性格开朗，志趣广泛，反应敏锐又不失天真，很得光绪皇帝喜爱。
珍嫔的到来犹如一缕阳光穿透笼罩在紫禁城的阴云，又似投入沉寂湖面的一颗石子，激起光绪皇帝对未来的热情和憧憬。两个志趣相投的人越来越亲近，或女扮男装，磨墨捧砚，谈古论今，或摇扇品茗，谈论诗词，对弈手谈。两人你侬我侬，倘若不在大清朝的紫禁城内，倒也是一对惹人羡慕的神仙眷侣。
尽管光绪皇帝对慈禧太后强加的隆裕皇后不感冒，甚至借口身体不适，撤消了太和殿宴请皇后家族和在京满汉大臣的宴席礼，以示不满。但光绪皇帝完成成婚大典，意味着大清朝的政治揭开新的篇章。1889年3月4日，举行光绪皇帝再一次的亲政大典，慈禧太后的训政宣告正式结束。在慈宁宫，光绪皇帝率群臣对慈禧太后行三跪九叩大礼，然后赴中和殿接受执事官行礼，再赴太和殿接受王公百官叩拜，下诏颁行天下，自此光绪皇帝开始亲政。
光绪皇帝成婚大典前夕，礼亲王世铎拟定归政办事条目，给了光绪皇帝接受和批复奏折的权力作为过渡，仍然赋予慈禧太后最终的决定权，可谓朝廷大政，还是需要秉承慈禧太后的意志始见施行。即使光绪皇帝亲政，慈禧太后仍然要遵照训政以来的旧制，将完全归还施政大权的日期一再推后。这就让光绪皇帝的心情极为压抑，整日谨小慎微，遇事不敢自行决策，必须秉持慈禧太后命令而行。
无怪乎身为帝师的翁同龢在日记中感叹现在办事一切照旧，日常政务由光绪皇帝和军机大臣裁决，关键的政事还是要靠慈禧太后发出懿旨。
时光荏苒，当年意气风发的醇亲王奕譞老了。沉重的外部压力、繁重的帝国事务以及在慈禧太后、皇帝和王公大臣之间周旋，让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堪重负。1890年，光绪皇帝多次前往醇亲王府探望重病不起的生父。几个月后，奕譞的病情再次加重，光绪皇帝陪同慈禧太后前往醇亲王府探望。1891年1月1日，奕譞病逝。
醇亲王的去世对光绪皇帝是个沉重的打击，虽然因为礼制父子不能相认，但从童年到亲政，尤其在光绪皇帝遭遇逆境时，醇亲王的存在和周旋总会帮助他化解危难，给他带来一丝丝慰藉和希望。
醇亲王的去世对大清朝来说是个灾难，尽管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间的纽带断裂，缓和和调解二者矛盾的人物从此消失，大清朝高层脆弱的政治平衡一点一点地被打破。
从大婚到亲政，从亲政到醇亲王去世，日子对年轻的皇帝来说走得快了些。虽然无法真正的获得最终决策权，但并不妨碍光绪皇帝了解外部世界，渴望做个有为的君主。
1890年，光绪皇帝召见回国的驻美公使张荫桓，询问外国情况，听闻驻日参赞黄遵宪呕心沥血地著述《日本国志》，便命人取来阅读，对明治维新留下了深刻印象。
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出兵镇压，清政府派遣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一千五百兵丁前往戡乱。日本借口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和《日朝修好条约》也出兵朝鲜，东学党起义平定后，拒绝中国的退兵照会，并要求中日联合改革朝鲜政治，籍端挑衅意图挑起战争。
大清朝宫廷和王公大臣对如何处理日本的挑衅产生严重分歧。慈禧太后很生气，但不希望因此影响六十大寿庆典。光绪皇帝不愿意在朝鲜问题上退步，不同意对日妥协。
王公百官的意见也不一致，有的主张和平了事，有的主张对日强硬以维护帝国权威。李鸿章就朝鲜问题、日本挑衅问题上呈奏折，为朝廷分析中日军事实力，认为帝国海军舰只长期得不到更添，海军军费入不敷用并且久欠战阵，而日军不断更新和添置军舰，勤于训练，海上实力已经远超中国，此时不宜和日本开战。以翁同龢为首的朝中清流对李鸿章的意见嗤之以鼻，强烈要求对日作战。
在清流派的鼓动下，光绪皇帝做出错误的决策，对日强硬起来。甲午战争爆发，结果一如李鸿章预料的那样，以失败告终。传统藩屏继琉球、越南之后再次萎缩，朝鲜被日本控制，帝国的对外影响力大大削弱。巨额的战争赔偿、大片领土的割让和众多权益的丧失，对帝国统治者、官僚阶层、士人阶层的信心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甲午战争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引发士人阶层的强烈抗议，康有为同梁启超率领数千名举子联名上书，要求拒绝和约，迁都再战。部分京官对李鸿章签署的《马关条约》也甚为不满，上书御前。
光绪皇帝认为对日战争失败的原因很复杂，既有李鸿章等人指挥不力和前线将士作战不力，也有大清朝体制过于落后。日本之所以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不仅仅因为拥有更多更强的舰只和训练有素的军队，更在于大胆地抛弃旧有包袱，走上了彻底学习西方的道路。
甲午战争的失败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帝国统治阶层在加快向西方学习速度上形成共识，但是在谁来主导今后的帝国政治，以及要不要对帝国进行根本性变革产生分歧。
来自广东的康有为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尊孔的名义下将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指为伪作，将孔子打扮为怀有进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和平等观念的改革者，为新形势下的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引导十八省举子上书失败后，康有为南下从事教育工作，以传统公羊经学和西方政治经济制度为主要内容，培养维新人才，一批思想开阔、力求进取的青年才俊为其吸引，成为康氏门生。
康有为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为光绪皇帝想要的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因为牵强附会遭到学术界的抨击，被视为离经叛道，引起众多经学家和保守主义者的强烈反对。
光绪皇帝渴望仿效日本进行新式改革，支持康有为的主张，并将康梁等人引入政坛，希图依靠激进变革实现政治抱负。急躁冒进的皇帝缺乏正确的变革理论和充分的政治经验，不可避免地引发巨大的政治灾难。康梁等人盲目照搬日本维新变法经验，将慈禧太后视为政治变革最大的敌人，意图将其从政治权力核心中清除，推年轻的光绪皇帝为最高权威，然后实施全盘改革计划。这就把把意图保持政治中立，甚至倾向于改革的慈禧太后推到了对立面，也造成保守势力聚集。
经学界对康有为政治变革理论的抨击，政治领域慈禧太后对激进政治变革力量的反感与排斥，保守势力对康梁政治改革的反对，主张温和政治变革的地方督抚势力与康梁政治改革集团的分道扬镳，致使以光绪皇帝为首、康梁为核心的激进政治势力陷入空前孤立。康有为铤而走险，积极推动军事冒险，意图围园杀后，怂恿掌握军队的袁世凯从肉体上消灭敌对势力，这更让慈禧太后和荣禄等人不可容忍。
戊戌变法犹如昙花一现，给本就脆弱的大清朝造成巨大的损害。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因为围园杀后事件基本决裂，光绪皇帝丧失大部分的参与权和决策权，不仅政治生涯有可能终结，甚至还有殒命的危险。
慈禧太后因为反对改革，在政治上大幅后退，考虑到个人的生命安全一度遭遇威胁，不由生出更换帝国皇帝的想法。但是无法把康梁等人围园杀后的密谋向世人公布，传统的政治理论更不支持后宫干政和随意更换皇帝，这就造成慈禧太后在政治上的窘境。皇室的部分亲王为了自己的子嗣能够继承大统，上演各种政治闹剧，将国家一步步推向深渊。
朝廷的分裂在帝国的官僚、士子、百姓造成的不良影响不可估量。
部分官僚阶层基于传统政治价值和乌托邦似的政治理想一度倾向帝国皇帝，而另一部分务实的官僚则从实际出发，倾向于掌握实际权力的慈禧太后。帝国的士子阶层，特别是倾向于改革的士子，要么不得不追随康梁，沉迷于康梁所编造的政治谎言，要么陷入迷茫中寻找新的方向。而帝国的百姓，特别是遭受列强瓜分狂潮损害的百姓视列强和倾向西式改革的官吏为敌人，在随后的变乱中肆意地毁灭一切与西方有关的事物，将整个国家推入危难中。
光绪皇帝个人急于摆脱慈禧太后的控制，急于通过全方位的变革振兴国家以摆脱沦为殖民地的命运，任用空有一腔改革热忱却缺乏政治经验的康梁等改革势力，轻率地发动激进的政治改革，试图在短时期内实现政治目的。光绪皇帝并没有杀害慈禧太后的心思和计划，而康梁的政变图谋让他百口莫辩，在王公大臣中的威信跌到了最低点。自戊戌变法之后，基本丧失权力，到后来差点被废黜，眼见心爱的珍妃被逼跳井身亡，再到逃亡中与慈禧太后针锋相对，最终没熬过慈禧太后，无奈地先她而死。
光绪皇帝的余生可谓是悲怆万分，全无帝王的尊严，其中缘由恐怕难以表于人前。
倘使慈禧太后的权力欲与控制欲稍有抑制，光绪皇帝的智囊团如翁同龢之辈能多一点政治智慧，康梁之辈不被权力欲和支配欲迷了心，帝后之间多份关爱呵护，君臣之间多些齐心协力，少些蝇营狗苟，也许光绪皇帝的命运将大不相同，大清朝也不致沉沦，中华的命运也不致如此多舛！
然而历史不容假设！历史总是在悲剧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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