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卷作者：徐志民 日期：2015-11-04 14:05:3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领衔主编
见证苦难岁月里，中国人的苦苦求生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不屈不挠，起而抗争，*终赢得独立
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和北京汉唐阳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家领衔主编的1800余张海外稀见抗战影像出版近日出版，这套大型丛书共分六卷，分别为《从九一八事变到全面抗战》《日本社会与侵华战争》《中缅印战场》《战时中美合作》《大后方的社会生活》《从反攻到受降》，几乎涵盖了抗日战争的方方面面。
本书图片主要来源于史迪威家族、顾维钧家族复制、捐赠的照片、美国国家档案馆藏战时美军随军摄影记者拍摄的照片（MILITARYOPERATIONSINCHINA和AMRICANFORCESINCHINA两种图片档案），还有从东京神保町旧书街购置的老照片和部分日本战时出版的各类画册、写真集如《大东亚战争写真集》、《满洲事变从军纪念写真帖》、《从军：满洲事变关东军纪念写真帖》、《从军：上海派遣军》等，以及从台湾搜集的各种老照片。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新闻界曾派遣了部分记者，跟随日本侵略军到中国。例如，在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的随军记者的镜头中，就记录了大量日军侵略中国华北、华中各地的战斗、行军与日常生活照片。这些照片部分在《支那事变画报》等战时出版的杂志中公开。同时，还有许多照片，在日本军方审查时被认为有损天皇和日本军队声誉，或者暴露日军武器等军事秘密而都被盖上了“不许可”的印章后遭到雪藏。战争失败前后，日本政府曾要求销毁所有不利于日本的档案、资料，但仍然有一部分照片得以秘密保存下来。这也是本书照片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内容简介
六卷本1800余张海外稀见抗战影像集震撼出版 日本政府、军部发动侵华战争和日军侵略军在华无恶不作、制造各种残酷暴行之时，日本社会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反应？本书中，你会看到：战时日本社会顶端的昭和天皇，既是日本民众信奉的“现人神”，又是日本陆海军大元帅，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日本政府、军部、军队在中国的战争行为和侵华举措。他不仅颁布诏书，嘉奖在华日本侵略军的“忠勇”，而且御赐他们军刀、绷带、香烟、美酒，参拜靖国神社，祈祷侵华战争的胜利。日本皇室成员或亲自披挂上阵，参加战争；或视察战场，慰问伤兵，鼓舞侵略军的士气；或体查民情，代替昭和天皇出席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各种活动。日本学校教育中充满了军国主义色彩和侵略战争的内容，学生们不仅积极为侵略战争募捐，而且被灌输了强烈的排外主义思想。本应劝人向善、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宗教，也被日本政府和军部拖入侵华战争之中，佛教僧侣非常奇怪地从靖国神社出发为侵略战争托钵化缘，甚至扛枪、佩刀，参加军事训练。
作者简介：
丛书主编：
李学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近代史资料》编审，近年主要从事抗战史、近代科学史研究。
高士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研究》主编。
金以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方向为民国政治史、教育史、国民党史。
本卷作者：
徐志民，2009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出站，并留所工作。6月，开始援藏工作，任西藏社会科学院当代西藏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方向是中日关系史。
目录：
第二卷
壹日本皇室与侵华战争
贰军校、军训、军人与政客
叁日本民众的战争狂热
肆战时日本教育与宗教
伍多行不义的侵略恶果前言前言
近代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渐走向穷兵黩武的对外侵略扩张道路，悍然于1931年9月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扶植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贪心不足的日本侵略者，继而觊 前 言近代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渐走向穷兵黩武的对外侵略扩张道路，悍然于1931年9月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扶植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贪心不足的日本侵略者，继而觊觎华北，1933年3月至5月进攻长城沿线，迫使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将冀东地区化为非武装区。随后，日本政府和军部妄图策动华北五省“自治”，遭到中国人民强烈反对。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通过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广州会战、武汉会战等，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侵占了大半个中国。日本政府和军部鉴于在华战线过长，决定“以战养战”“以华制华”，依靠日军刺刀相继于1937年10月扶植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939年9月改为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1937年12月扶植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3月扶植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并于1940年3月主要整合后两者而成立汪伪政府，通过这些傀儡政权配合其实施殖民统治，开发、掠夺中国各种战争资源，服务于其侵华战争政策。但是，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更是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和开辟抗日根据地，各界爱国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都积极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为“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和精神，日本侵略者不顾国际法和国际信义，实施毒气战、细菌战，实施无差别的重庆大轰炸，强征劳工和慰安妇，制造屠杀无辜平民的平顶山惨案、潘家峪惨案、南京大屠杀等人间惨剧，捕杀抗日志士，开展“治安强化运动”，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实施烧、杀、抢、掠之“扫荡”“清乡”运动。如，日本从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对中国战时陪都重庆实施长达五年半的无差别轰炸。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实施的重庆大轰炸，炸死炸伤无辜市民二三万人，炸毁房屋三万多栋，还有30多所大中学校被炸。再如，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铁壁合围”“囚笼政策”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虽给抗日根据地带来了一定的损失和困难，但日军这些暴行不仅进一步激起根据地人民的对日仇恨和抗日决心，而且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得到了美国、苏联等国人民的声援、支持和帮助。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盟国并肩战斗，组建中国远征军，出征印缅战场，直至日本战败投降，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重大贡献。那么，在日本政府、军部发动侵华战争和日本侵略军在华无恶不作、制造各种残酷暴行之时，日本社会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反应？这是一个中国学界较少关注的问题。以往的抗日战争研究，往往从中国人民抗日的角度，重点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力量，团结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各团体等一切海内外抗战力量，广泛开展对日斗争；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尤其是抗战初期组织的正面战场，不仅大大延缓了日军侵华战争的进度，而且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妄图“速战速决”、迅速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为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相持创造了条件。作为抗日战争的侵略方——日本的研究，主要倾向于介绍日本对中国的武力侵略、经济掠夺、外交工作、间谍活动和日军暴行，而对支撑日本侵华战争的大后方，即战时日本社会的关注与研究并不太多，以致不少人对昭和天皇及其皇室成员究竟有无战争责任，战时日本军人在国内的教育、训练、待遇，以及日本军阀和政客如何勾结与表演，日本民众是否支持侵华战争等认识不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广泛搜集海外留存的抗日战争资料，包括战时日本出版的画册、从军“写真贴”、图书等，尤其是这些光影资料更加客观、真实、直观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以镜头记录了战时日本社会生活的百态和对侵华战争的态度。处于战时日本社会顶端的昭和天皇，既是日本民众信奉的“现人神”，又是日本陆海军大元帅，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日本政府、军部、军队在中国的战争行为和侵华举措。他不仅颁布诏书，嘉奖在华日本侵略军的“忠勇”，而且御赐他们军刀、绷带、香烟、美酒，参拜靖国神社，祈祷侵华战争的胜利。昭和天皇虽然深居简出，但通过其侍从武官随时掌握着侵华战争的动态和状况。日本皇室成员或亲自披挂上阵，参加战争；或视察战场，慰问伤兵，鼓舞侵略军的士气；或体查民情，代替昭和天皇出席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各种活动。但由于他们皇室成员的身份，在东京审判中都逃脱了正义审判。作为日本社会特殊群体的军人，不仅接受严格而系统的军国主义教育，而且备受社会尊重和推崇。战时日本军阀与政客相互勾结，通过妥善安置伤兵，赋予战死者遗属以优待和荣誉，在日本社会煽动侵华战争狂热。这也是战时日本民众热烈欢送军人“出征”，为侵华日军募集慰问品和资金，积极“勤劳奉仕”和勇于“报国”，在后方大力支持侵略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与之同时，日本学校教育中充满了军国主义色彩和侵略战争的内容，学生们不仅积极为侵略战争募捐，而且被灌输了强烈的排外主义思想。本应劝人向善、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宗教，也被日本政府和军部拖入侵华战争之中，佛教僧侣非常奇怪地从靖国神社出发为侵略战争托钵化缘，甚至扛枪、佩刀，参加军事训练。“贪心不足蛇吞象”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妄图灭亡中国、称霸世界的狂妄计划，在中国人民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下，在世界各国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最终是黄粱一梦、一败涂地。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以“玉音放送”的形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无条件投降。日本虽已战败投降，但其对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邻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战争灾难却已无法挽回，同样日本国民也深受其害。日本国内民众欢送军人“出征”的场面尚未落幕，随之而来的是迎接战死中国各地的所谓“英灵”归国；日本国内庆祝偷袭珍珠港、攻占新加坡的欢呼声尚未平息，随之而来的是美军对日本列岛的空袭，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几乎使这两座城市被夷为平地。经历长期战争消耗的日本，在战后初期生产生活资料极端匮乏，城市中到处是残垣断壁，人民群众流离失所、生活无着，曾经耀武扬威的“皇军”士兵此时已流落街头。与战前相比，日本国内大大增多的是掩埋战死者的墓碑。这里之所以特别提出日本侵华战争同时带给日本国民的伤害与灾难，主要是想警醒日本国民——侵略战争究竟为其带来了什么？在日本侵华战争失败与结束70周年之际，重温这一段沉痛的历史，重新反思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认清当今日本部分政客和保守右翼分子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错误言论与本质目的，有助于日本人民重新审视自身在阻止日本社会右倾化和维护日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作用与历史责任。 徐志民2015年7月30日影像战争人传统史学，对影像史料的价值往往关注不够，由于它的主要表达工具是文字，因而读者听不到声音，看不到图像，更看不到连续的图像。近年来，影像史料不断受到史家的推崇。它不仅能为读者揭示档案记录中所遗漏的重要细节，弥补文本之不足，更能让读者生动地“想象”历史现场。影像史料如同文本和口述回忆一样，也是史料的重要形式。面对一幅幅反映历史现场的鲜活照片，再生动的笔触，也难以描绘真实的战斗场景。而几张图片，却能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特别是在战争时期，随军记者捕捉到的军队生活和战斗准备等影像内容，更是档案记录者时常忽略，而又十分重要的历史细节。
史料贵在“难得”。珍贵史料往往获取困难，搜集不易，同时有些史料甚至是当事人有意或无意掩盖遮蔽的对象，更提高了收集的难度。本书收录的图片得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同仁的不懈努力，特别关注抗日战争时期拍摄、散落在海外的影像史料。本书所选用的全部照片都来自于美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地。我们希望透过这批“海外稀见”影像，呈现给读者不常见到的另一个抗日战争。相信这些影像的整理出版，将有助于研究者从国际化的视角，多维、立体地还原日本的侵华历史。由于海外图片本身的缺失，因而不可能反映抗战的全貌，它们只是历史过程中的某些侧面，还请读者诸君甄别。虽然浮光掠影，但求鲜活、真实。
本书图片主要来源于史迪威家族、顾维钧家族复制、捐赠的照片、美国国家档案馆藏战时美军随军摄影记者拍摄的照片（MILITARYOPERATIONSINCHINA和AMRICANFORCESINCHINA两种图片档案），还有从东京神保町旧书街购置的老照片和部分日本战时出版的各类画册、写真集如《大东亚战争写真集》《满洲事变从军纪念写真贴》《从军：满洲事变关东军纪念写真帖》《从军：上海派遣军》等，以及从台湾搜集的各种老照片。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新闻界曾派遣了部分记者，跟随日本侵略军到中国。例如，在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的随军记者的镜头中，就记录了大量日军侵略中国华北、华中各地的战斗、行军与日常生活照片。这些照片部分在《支那事变画报》等战时出版的杂志中公开。同时，还有许多照片，在日本军方审查时被认为有损天皇和日本军队声誉，或者暴露日军武器等军事秘密而大都被盖上了“不许可”的印章后遭到雪藏。战争失败前后，日本政府曾要求销毁所有不利于日本的档案、资料，但仍然有一部分照片得以秘密保存下来。这也是本书照片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在已有的抗战史研究成果中，往往“知己”而不“知彼”，研究中国抗战的成果很多，但研究日本如何侵略的著作相对较少，也较少会引用日文和英文史料，这是研究的一大缺憾。本书选编的照片，不同于网络上时常流传的照片，只有大概的记载。我们选编的照片，大多记有拍摄地点和拍摄时间等详细说明，这更增加了它的史料价值。无论是读者还是研究者，都可以根据明确的时间和空间线索，重新梳理日本侵华的具体细节。同时，这批照片的另一珍贵意义在于，可以弥补文字史料之不足。例如日军对一些乡村的占领，留下的中文文献中，并无详细的记录，这些图片可进一步深化抗战史研究，提供影像上的支持。
我们回顾战争，是为了防止战争再度发生。抗日战争已胜利结束70年了，如何能够让后人对战争的惨烈后果有所警醒，图像可以充当连接过去与当下的桥梁。图像的感受是最直观的，当断壁残垣，累累尸骨，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时，它会让不同时空的观众感同身受，体验战争的残酷和痛苦，流离与毁灭。这并不要求读者有极高的文学修养，或是知识储备，普通人就可以感知当时人们的所思所想。这就是影像的力量，它可以让人们更牢记历史、珍爱和平。
战争是由人发动，也由人来承受。中华民族饱尝侵略战争带来的苦难滋味。著名记者范长江《皖中战影》中生动记载了难民景象：“许许多多战区被难同胞，妇女尤占比较多数，看衣服和面貌，逃难者多中人以上家庭，向日皆在家安闲自在，而今亦被迫在道途上转徙。交通工具是谈不到的，纵有，也不过独轮小车几辆，上面可以放些行李，甚而至于完全无代劳工具，重重的行李，通通自己背上。小脚老妇，黄发儿童，也得在地上徒步；红颜少女，多也执绳挽车。当然，他们一天不会走多少路，而且他们究竟走到什么安乐的地方，走到哪里去生活，他们通通没有把握。”如此哀痛惨绝的文字，配合难民辗转迁徙，有饥馁苦难中挣扎的图片为证，相信任何人都会为之动容。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更加能够凝聚中华民族的向心力。
我们不会忘记，这场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同时也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不仅记录下受害国民众的苦难，同时也反映了战争发动国民众的苦难。例如，在本书中我们选编了一些反映中国、美国、英国俘虏的照片，也辑录了日本俘虏的照片和战时部分日本民众的生活，他们都是日本军国主义挑起侵略战争的牺牲品。他们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和蛊惑，主动或被动扮演了战争帮凶，最终，还是要自食战争的苦果。他们既是战争的加害者，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我们希望通过图像，让人们牢记战争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本书影像大致按时间线索和主题进行梳理。通过图片，我们可以追踪日军罪恶的魔爪，是如何从东北一隅伸向华北、华中、华南，并最终被英勇的中华民族所打败，自食恶果。第一卷主要反映的是从1931年关东军策划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直到全面抗战爆发，这几年当中的事情。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策动各地汉奸宣布“独立”，拼凑各级伪政权，继而把清废帝溥仪劫持至东北，扶植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对东北进行殖民统治。日本的殖民统治遭到中国军民的群起抵抗。
1932年初，“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突袭闸北，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坚守阵地，在英美法意等国的调停下，中日双方签署《上海停战协定》。关东军占领东北三省后，加紧侵占热河、进犯华北的步伐。1933年3月4日，日军进入承德。10日抵古北口，到达长城一线，占领了热河全省。热河沦陷后，关东军继续入侵河北省滦东地区。国民政府派驻长城各险要关口的中央军徐庭瑶部、东北军三个军、晋军商震部、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在喜峰口、冷口、南天门等地对日军进攻长城各口进行了坚决抵抗。
1937年7月，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平津沦陷。不久，日军又在上海发动进攻，中国军队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仍然陷于不利的境地，首都南京面临威胁。10月30日，为了保存实力，坚持抗战，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随即，政府各军政机关向重庆、武汉、长沙迁移。国营及私营工矿企业、高校等也向后方转移。从此，西南、西北各省成为中国坚持抗战的大本营。第二卷主要以镜头记录了战时日本社会生活的百态和对侵华战争的态度。处于战时日本社会顶端的昭和天皇，既是日本民众信奉的“现人神”，又是日本陆海军大元帅，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日本政府、军部、军队在的侵华举措。他不仅颁布诏书，嘉奖在华日本侵略军的“忠勇”，而且御赐他们军刀、绷带、香烟、美酒，参拜靖国神社，祈祷战争胜利。昭和天皇虽然深居简出，但通过其侍从武官随时掌握着侵华战争的动态和状况。日本皇室成员或亲自披挂上阵，参加战争；侵略战争服务的各种活动。然而，由于他们皇室成员的身份，在东京审判中都逃脱了正义审判。作为日本社会特殊群体的军人，不仅接受严格而系统的军国主义教育，而且备受社会尊重和推崇。
战时日本军阀与政客相互勾结，通过安置伤兵，赋予战死者遗属以优待和荣誉等行为，在日本社会狂热地煽动侵华战争。这也是战时日本民众热烈欢送军人“出征”，为侵华日军募集慰问品和资金，积极“勤劳奉仕”和勇于“报国”，在后方支持侵略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与之同时，日本学校教育中充满了军国主义色彩和侵略战争的内容，学生们不仅积极为侵略战争募捐，而且被灌输了强烈的排外主义思想。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战争灾难——土地荒芜、家园毁坏，以及无数家庭的妻离子散、生死相隔，但同时也使日本国民深受其害。第三卷主要反映了以往被人忽略的中国远征军的影像。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后，中、美、英、苏等国经过认真协商，决定成立中国战区，由蒋介石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美国派遣史迪威将军来华出任中国战区总参谋长。中国战区中印缅战场的对日反攻作战，也正是在史迪威将军的指挥下，盟国密切合作，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配合作战，美军航空队协同制空，并开辟驼峰航线，保证美国援华战略物资的运输，从而击溃了日军精锐部队，取得了中印缅战场的胜利。
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的缅北滇西反攻战役，从1943年10月至1945年3月，历时17个月，收复缅北大小城镇50余座，收复滇西失地8.3万平方公里，共毙也发起了亚洲太平洋战场对日大反攻作战的先声。第四卷展示的是战时中美关系。战时的中美关系，是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相互声援，相互支持，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英雄史诗。陈纳德与飞虎队，以好莱坞大片式的英雄形象，奏响了中美共同对敌的序曲，成为战时中美关系中最富传奇色彩和最戏剧化的景象。
梅乐斯主持的中美合作所（存在于1943年至1946年初），对大多数读者而言充满神秘色彩和血腥想象，然而它也是战时中美合作抗战的产物。战时中美合作所以对日作战提供气象信息，从事情报搜集和骚扰日军的工作为主，对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军事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军统培训了大量特工，并提供大量器材和武器弹药等。第五卷反映的是大后方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面抗战爆发后，平津沦陷，上海孤悬，南京危机，为了保存实力，坚持抗战，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随即，政府各军政机关向重庆、武汉、长沙迁移。国营及私营工矿企业、高校等也向后方转移。从此，西南各省成为中国坚持抗战的大本营。
这一时期，逃空隙、“跑警报”成为后方百姓的日常内容，在日军的轰炸下，许多城市变成废墟，成为空城。轰炸激起了后方各省人民参军抗日的热潮，有近300万四川壮丁出川抗日，平均每100人中就有6人当兵；云南人民有近30万人参军。在抗战最困难时期，四川承担了国家总支出近50%的负担；自1941年至1945年，四川征实、征购、征借的粮食总数共约7100万市石。西南各省人民在抗战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还节衣缩食，积极开展献金运动，支援抗战。第六卷内容为反攻和受降。正面战场的反攻作战，是从中国远征军的滇西缅北反攻作战开始的。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开始滇西反攻，到1945年1月，中印公路完全打通。抗日战争从此进入战略反攻阶段。随后的湘西会战取得了雪峰山大捷，桂柳反攻作战收复了南宁、桂林、柳州等湘桂铁路沿线各城镇。桂柳反攻作战也是正面战场最后一次大的战役。苏联出兵东北和美国原子弹的成功，使战争走向胜利的进程大为加速。
8月15日上午10时，裕仁天皇广播《终战诏书》，随即，中国战区划分了包括北越、台湾等地的16个受降区并任命了受降主官，指定了100处日军缴械点。另外，中国东北地区由苏军受降，香港地区由英军受降。中国战区日军陆续在各指定地区缴械投降，总计128.3万余人。
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倾尽人力、物力、财力的大决战，是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民族尊严的伟大战争，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存亡续绝、广大民众生命与财产安全的生死之战。中国人民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已经与穷凶极恶的侵略者，展开了长达十年的浴血战斗，成为第一个向法西斯侵略者坚决抵抗的国家。抗日战争从反攻到胜利、受降的历程，也真实地反应了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军民在盟国的支持与协同下，共同对日作战的胜利，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和东方主战场的地位。正是由于中国人民抵抗法西斯侵略时间最长，中国在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成为《联合国宪章》的第一个签字国。
我们还应更关注抗日战争中人的因素。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战争，是无数人亲历和参与的宏大历史过程。不关注微观层面的战时众生，我们对于抗战的理解将会是表层和浅显的。所以，只有真正感受到人在战争中的角色和作用，才能真正立体、深刻地追思抗战，缅怀英烈。战争陶冶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和觉悟。在战争中民众的国家观念得到增强，孕育出宁死不屈的民族献身精神、众志成城的民族凝聚力和自强不息的民族奋斗精神，这种精神，使得中华民族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抵抗住了日军的进攻，并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国际地位。抗日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编者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