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志钧 日期：2015-11-04 14:05:56
戊戌变法中——光绪与慈禧谁先失去耐心？康有为与光绪如何以密折往来？袁世凯怎样走上出卖光绪的道路？张之洞与康有为，洋务派与改良派如何争夺舆论阵地？本书涵盖了戊戌变法的真实历史资料，给出了*为可信的回答。内容简介
《戊戌变法史》以变法各方的密信、奏折和日记等各种史料还原了百日维新的每一个扣人心弦的重要时刻。耐心？
作者简介：
汤志钧，江苏常州人，1924年生。毕业于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史地系。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近代史研究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历史研究所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教授，台湾东海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经学史博士生导师、中国近代史硕士生导师。曾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史学”学科规划组成员（80—90年代），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退休后，仍任《辞海》编委、分科主编，《续修四库全书》学术顾问。致力于中国经学史、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戊戌变法史研究数十年，具有极高的建树。曾多次赴美国、日本、新加坡和中国港、澳、台地区访问和讲学。2008年9月，获得“上海社会科学院杰出贡献奖”；2014年8月，获得“上海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贡献奖”。
目录：
增订题记
第一章甲午战争后的中国
第一节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紧
一、大量赔款，大量借款
二、瓜分危机，割地狂潮
第二节清朝封建统治的腐烂
一、财政支绌，“罗掘已空”
二、“横征暴敛，民不堪命”
第三节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开始了初步的发展
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二、未成熟的资产阶级
第四节维新思想的发生和发展
一、维新思想的先驱
二、经济改革和政治要求
第二章康有为早期的变法活动增订题记第一章甲午战争后的中国第一节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紧一、大量赔款，大量借款二、瓜分危机，割地狂潮第二节清朝封建统治的腐烂一、财政支绌，“罗掘已空”二、“横征暴敛，民不堪命”第三节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开始了初步的发展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二、未成熟的资产阶级第四节维新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一、维新思想的先驱二、经济改革和政治要求第二章康有为早期的变法活动第一节“向西方学习”一、“忧患百经未闻道”二、《人类公理》和学习西方第二节一次上书和今文经学一、好《周礼》，尊周公二、“帝阍沉沉叫不得”三、“明今学之正”第三节培养骨干，著书立说一、万木草堂二、《新学伪经考》三、《孔子改制考》四、早期的大同思想第四节上书言事一、公车上书二、《殿试策》三、三次上书四、四次上书第三章组织学会，发行报刊第一节设学会，办报刊第二节北京强学会一、《万国公报》和北京强学会二、《中外纪闻》三、北京强学会人物四、强学会的内部矛盾和改为官书局第三节上海强学会一、上海强学会的成立二、强学会和中国公会三、《强学报》四、上海强学会人物五、上海强学会的停办和余款移交第四节《时务报》一、《时务报》的创办二、梁启超和《时务报》三、《时务报》的汪、梁之争四、《时务报》改为官报第五节《知新报》一、梁启超来澳筹办报务二、总理、撰述，多出康门三、政变前的《知新报》第六节严复和《国闻报》一、天津《直报》二、《国闻报》三、关于《天演论》第七节学会林立，报刊盛行一、戊戌时期的主要学会二、戊戌时期的主要报刊第四章湖南的维新运动第一节谭嗣同和《仁学》一、谭嗣同的早期活动二、《仁学》的写作和版本三、《仁学》思想剖析第二节时务学堂一、时务学堂的创设和封建势力的破坏二、时务学堂的影响第三节南学会一、讲演和答问二、“民智骤开，士气大昌”三、南学会没有“兼地方议会之规模”第四节《湘学报》和《湘报》一、《湘学报》二、《湘报》第五节湖南新政和新旧斗争一、鼓励实业，“整顿吏治”二、“改制”变法和“翼教”、“护圣”第五章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涨第一节救亡图存，“统筹全局”第二节保国会一、保国会的成立二、保国会形存实散第三节关于《日本变政考》第四节张之洞和《劝学篇》一、《劝学篇》与“辟邪说”二、“旧学为体，西学为用”第五节“清流”、帝党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一、“清流”和帝党二、帝党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结合第六章百日维新第一节诏定国是一、光绪的决心二、“诏定国是”第二节戊戌新政一、新政建议二、《戊戌奏稿》和《杰士上书汇录》三、新政“上谕”四、建议和“上谕”第三节新旧斗争一、新政的施行和后党的阻挠二、新旧斗争三、光绪“密诏”四、伊藤来华五、戊戌政变第七章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及其历史启示第一节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一、对封建势力的妥协二、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第二节维新与启蒙第三节戊戌维新与学制改革一、戊戌时期的教育改革二、戊戌时期的主要学校三、京师大学堂第八章革命代替了改良第一节由维新到保皇一、“奉诏求救”二、拒绝和革命派合作三、“出外国求救”四、《清议报》第二节保皇会和自立军一、保皇会二、自立军三、宣传保皇的报刊第三节革命、改良的划清界线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康有为的沉沦二、《大同书》的成书及其评价三、推翻清朝成为时代主流附录大事记引用参考书前言增订题记
《戊戌变法史》自１９８４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至今，已经很多年了，如果从它的写作时间来说，那就更早。增订题记
《戊戌变法史》自１９８４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至今，已经很多年了，如果从它的写作时间来说，那就更早。
还在５０年代，我曾出过两本戊戌变法论文集，此后，偶有所得，每加札录。“十年动乱”，曾将已刊、未刊诸作，私下清理：“将论旨赅确，言之成理者，曰新探”；“资料丛脞，持之有故者，曰旧札”。《戊戌变法史》就是在“新探”、“旧札”的基础上，于“四人帮”粉碎不久综合写出的。当时，还没有对外开放，不但国外、海外的资料难于寻求，即国内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也“百废待举”。即使是康有为家属康同凝、康保庄、康保娥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大批手稿、函札，也只能在尘封中将《教学通议》、《大同书》手稿以及有关保皇会等资料稍作整理而已。此后，我两赴日本，一去美国，接触到一些前所未见的资料，包括台湾的出版物，觉察戊戌变法有待探讨的课题很多，例如：康有为学习西方和传统儒家学说的关系、《戊戌奏稿》的真伪问题、伊藤博文的来华和戊戌政变的关系问题，以及美国、新加坡保存的康有为手札的探研，日本保存的毕永年《诡谋直纪》《井上雅二日记》的史料价值问题，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问题，还有国内发现的《杰士上书汇录》《日本变政考》的史料价值问题，等等，都有进一步求索的必要。从而除撰写专文论列外，对《戊戌变法史》也作了增订，对《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还写出了专书。１９９８年，是戊戌变法１００周年，我参加了北京大学主办的“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国际学术讨论会，想通过会议，吸取营养，将《戊戌变法史》作最后增订。会议期间，有的同志对袁世凯和政变的关系提出新问题，也有人对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是否受今文经学的影响提出疑问。此后，更有人说“公车上书”是“一场大骗局”，使我感到不能再把增订好的《戊戌变法史》不以“示人”了，从而重加检查，送交出版。增订本的字数，较之前版本增加了二分之一，章节也有一些变动，算是五十多年来我对戊戌变法史研究的一个小结吧！ 五、戊戌政变
帝、后两党斗争激烈，光绪害怕“今朕位几不保”，发布“密诏”，筹商对策，康有为等“跪诵痛哭激昂”，看到情况紧急，决定拉拢袁世凯。
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什么要拉拢袁世凯，因为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有“新建军”；袁世凯又惯使两面派手法，迷了改良派。当初强学会筹组时，袁世凯联系募捐；又主张“淘汰旧军，采用西法练兵”，假装“维新”。袁世凯对当时帝、后的争夺权力也是嗅觉很灵，一方面夤缘于荣禄之门，另一方面又到翁同龢那里“谈时局”，脚踏两只船，骗取双方信任。康有为也不是不知道袁世凯和荣禄的关系，但当光绪皇帝的处境日益危急的时候，康有为认为“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叫徐仁禄到小站去探视袁世凯虚实。袁世凯装着恭维改良派。徐仁禄用话激他：“康有为等屡次向皇上荐举你，皇上说：‘荣禄讲过，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不知你为何与荣禄不洽？”袁世凯佯装恍然大悟的样子，说：“昔常熟（翁同龢）欲增我兵，荣禄谓汉人不能任握大兵权。常熟曰：曾、左亦汉人，何尝不能任大兵，然荣禄卒不肯增也”。康有为听到徐仁禄的报告，对袁世凯放心了，自拟折稿，请侍读学士徐致靖奏荐袁世凯，说袁世凯“深娴军旅”，“智勇兼备”，“请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练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独当一面，永镇畿疆”。光绪于９月１１日发下上谕：“电寄荣禄，著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１６日，光绪召见了他，暗示袁世凯，以后不必受荣禄节制，并破格提拔他为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宜。袁世凯继续耍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对光绪的“特恩”表示感激涕零，另一方面又到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刚毅、裕禄、王文韶、李鸿章等旧臣处尽力周旋。
当改良派在后党环伺、阴云密布之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筹商对策，决定拉拢袁世凯。
关于谭嗣同的夜访袁世凯，由于记载比较详细的是袁世凯的《戊戌日记》，有些人对此提出疑义，由疑其人而疑其文，其实这件事还是有的。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８４年，我去日本东京大学讲学和研究，在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光绪二四年政变，光绪帝及西太后ノ崩御，袁世凯ノ免官》第一卷一门六类一项四—二—二号内，见有上海总领事代理一等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上外务次官都筑馨六《湖南地方／近况及毕永年著〈诡谋直纪〉送达呈之件》，附毕永年《诡谋直纪》（以下简称《直纪》），凡四纸，抄件，用上海日本总领事馆信笺，自１８９８年９月１３日（七月二十七日）至９月２１日（八月初六）按日记录，亦即记到政变发生为止，《直纪》所载，有为一般史籍所未载，对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对康有为和戊戌变法有着重要价值的史料，特予引录阐解。
《直纪》原文是：
七月二十七日，到京，暂寓广升店。
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往见康，仆即移寓南海馆中，与湖南宁乡人钱维骥同室，旧友乍逢，欣慰之至。且得悉闻康之举动，盖钱亦有心人也。
二十九日，偕康至译书局，接见田山、泷川、平山、井上四氏，康但欲见井上，而不愿见平山。谓平山乃孙文党也，且责仆不应并约四人同来，殊可笑矣。夜九时，召仆至其室，谓仆曰：“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杀皇上，将奈之何？或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仆曰：“袁是李鸿章之党，李是太后之党，恐不可用也。且袁亦非可谋此事之人，闻其在高丽时，自请撤回，极无胆。”康曰：“袁前两日已至京，吾已令人往远处行反间之计，袁深信之，已深恨太后与荣禄矣。且吾已奏知皇上，于袁召见时，隆以礼貌，抚以温言，又当面赏茶食，则袁必愈生感激而图报矣。汝且俟之。吾尚有重用于汝之事也。”
八月初一日，仆见谭君，与商此事。谭云：“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且使皇上面谕，我将奈之何？我亦决矣，兄能在此助我，甚善。但不知康欲如何用兄也。”午后一时，谭又病剧，不能久谈而出。夜八时，忽传上谕，袁以侍郎候补，康与梁正在晚餐，乃拍案叫绝曰：“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尤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矣。”康即起身命仆随往其室，询仆如何办法。仆曰：“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但当定计而行耳。然仆终疑袁不可用也。”康曰：“袁极可用，吾已得其允据矣。”乃于几间取袁所上康书示仆，其书中极谢康之荐引拔擢，并云：“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康谓仆曰：“汝观袁有如此语，尚不可用乎？”仆曰：“袁可用矣，然先生欲令仆为何事？”康曰：“吾欲令汝往袁幕中为参谋，以监督之，何如？”仆曰：“仆一人在袁幕中，何用，且袁如有异志，非仆一人所能制也。”康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仆曰：“然则仆当以何日见袁乎？”康曰：“且再商也。”正谈之时，而康广仁、梁启超并入坐。梁曰：“此事兄勿疑，但当力任之也。然兄敢为此事乎？”仆曰：“何不敢乎？然仆当熟思而审处之，且尚未见袁，仆终不知其为何如人也。”梁曰：“袁大可者，兄但允此事否乎？”仆此时心中慎筹之，未敢遽应，而康广仁即有忿怒之色。仆乃曰：“此事我终不敢独任之，何不急催唐君入京而同谋之乎？”康、梁均大喜曰：“甚善！甚善！但我等之意，欲即于数日内发之，若俟唐君，则又多需时日矣。奈何？”踌躇片刻，乃同至谭君之室商之。谭曰：“稍缓时日不妨也，如催得唐君来，则更全善。”梁亦大赞曰：“毕君沉毅，唐君深鸷，可称两雄也。”仆知为面谀之言，乃逊谢不敢焉。康曰：“事已定计矣。汝等速速调遣兵将可也。”乃共拟飞电二道，速发之，而催唐氏。
初二日，早膳后，仆终不欲诺此事，又不知康氏如何令我见袁之法。且为时甚迫，而尚不令我见袁，则仓猝之间，彼此交浅，何能深言，又何能行事耶？心中不决，乃与广仁商之。广仁大怒曰：“汝等尽是书生气，平日议论纵横，乃至做事时，乃又拖泥带水。”仆曰：“非拖泥带水也。先生欲用我，须与我言明办法，我一命虽微，然不能糊涂而死也。且事贵审谋熟虑。先生既令我同谋，何以我竟不能置一辞乎？且先生令我领百人，此事尤不可冒昧。盖我系南人，初至北军，而领此彼我不识之兵，不过十数日中，我何能收为腹心，得其死力乎？即起孙、吴于九原，而将此百人，亦无十数日即可用之理。况我八岁即随父叔来往军中，我知其弊甚悉。我以一有母丧之拔贡生，专将此兵，不独兵不服，即同军各将，皆诧为异事也。”广仁不悦，冷笑而出。夜七时，忽奉旨催康出京。仆曰：“今必败矣，未知袁之消息如何？”康曰：“袁处有幕友徐世昌者，与吾极交好，吾将令谭、梁、徐三人往袁处明言之，成败在此一举。”仆乃将日中与广仁所言告康，康亦盛气谓仆曰：“汝以一拔贡生而将兵，亦甚体面，何不可之有？且此事亦尚未定，汝不用先虑也。”仆知广仁谮我，盖疑我为利禄之徒，以为我欲得官也，可笑，可笑。
初三日，但见康氏兄弟等纷纷奔走，意甚忙迫。午膳时，钱君告仆曰：“康先生欲弑太后，奈何！”仆曰：“兄何知之？”钱曰：“顷梁君谓我云：先生之意，其奏知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围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未知毕君肯任此事乎？兄何不一探之等语。然则此事显然矣，将奈之何？”仆曰：“我久知之，彼欲使我为成济也，兄且俟之。”是夜，康、谭、梁一夜未归，盖往袁处明商之矣。
初四日，早膳后，谭君归寓，仆往询之，谭君正梳发，气恹恹然曰：“袁尚未允也，然亦未决辞，欲从缓办也。”仆曰：“袁究可用乎？”谭曰：“此事我与康争过数次，而康必欲用此人，真无可奈何。”仆曰：“昨夜尽以密谋告袁乎？”谭曰：“康尽言之矣。”仆曰：“事今败矣，事今败矣。此何等事，而可出口中止乎？今见公等族灭耳，仆不愿同罹斯难，请即辞出南海馆而寓他处，然兄亦宜自谋，不可与之同尽，无益也。”午后一时，仆乃迁寓宁乡馆，距南海馆只数家，易于探究也。初五日，天甫明，仆即往南海馆探之，康已急出京矣。探谭君则已迁寓浏阳馆。午十二时，广仁及梁君两降阶迎仆，携仆手曰：“兄来甚善，我等欲荐兄往李提摩太之寓，为其笔述之任，可乎？”仆诧曰：“我非来京觅食者，因先生命我留京，欲令我助彼，故我滞此多时。今先生既出京，而前事已作罢论，则仆亦须东往日本，践徐君之约矣。仆岂来京觅食者乎？”即愤然辞出。夜十时，即致一书与谭，劝其速自定计，无徒死也。并致一书与梁作别，梁复书欲仆于次日午十二时在寓候彼，尚有多事相商。并云：“公行何神速也。”
初六日，早七时，仆急驰出京，而十时即有围南海馆之事。
《直纪》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一等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在报告后面所附抄送日本外务省的，据小田切报告，是他从平山周处看到《诡谋直纪》，“急忙抄写后即刻呈送日本外务省的。送呈时间是１８９９年２月８日。《直纪》共约１９６０字，一般来说，两天即可抄录完毕，应抄于２月６日至８日，即毕永年、平山周来到上海以后”。据小田切说，由于毕永年拆阅康有为等的信件，“当中有唆使毕等人，使其开发事端的语言”，引起不满，从而将记录“隐秘了很久的政变当时的实况”的《直纪》交给平山周阅读，平山周又给小田切的。抄件用的是“上海日本总领事馆”信笺，来源是有据的。
从《直纪》的内容来看，也知它确是出于毕永年之手，不是他人所能“伪造”或“代笔”的。举例来说：
第一，《直纪》谓“七月二十七日到京”，次日“移寓南海馆中，与湖南宁乡人钱维骥同室”。查冯自由称：毕永年“闻谭嗣同居京得志，乃北上访之，嗣同引见康有为”。谭嗣同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五日到京，七月二十日“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直纪》载其“七月二十七日到京”，时日可信。钱维骥住北京南海馆，因与康有为同址，于“八月初六”捕去，也见《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四年”条。
第二，《直纪》“七月二十九日”记：“偕康至译书局，接见田山、泷川、平山、井上四氏，康但欲见井上，而不愿见平山。谓平山乃孙文党也，且责仆不应并约四人同来，殊可笑矣”。记康氏语气，情态逼真。又，井上雅二本年有日记，夏历七月二十九日，当公元９月１４日，井上日记：“看到了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谭嗣同等改革派志士。”七天前（七月二十二日）记：“同湖南有志之士毕永年乘英舰北行。”平山周也说：“平山抵烟台，曾一登陆，适毕永年自上海至，因同船至天津，偕进北京。”此后，井上屡记唐才常、毕永年事，则毕永年导井上、平山等见康有为，凿凿可靠，可证《直纪》之真。
第三，《直纪》“八月初一日”记：“夜八时，忽传上谕，袁以侍郎候补。”查光绪皇帝于“七月二十九日”召袁世凯至京师。本日，赏“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见《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二六第一叶。
第四，《直纪》“八月初一日”记，毕永年建议“催唐君（才常）入京而同谋之”，得到康有为、梁启超的赞同，“乃同至谭君（嗣同）之室商之”，于是“共拟飞电二道，速发之，而催唐氏”。查唐才常之弟唐才质回忆：“时务学堂被顽固派勒令改组的前夕（１８９８年９月下旬），先长兄应谭嗣同电召，将赴北京参与机要，才抵汉口，忽闻政变发生，万分骇愕，折回湖南。”③唐才质在政变前后追随唐才常，到过日本，所记自属可信，而《直纪》中所述电召唐才常，出于毕永年的推介，则为其他书籍所未载。《直纪》所载康有为等对袁世凯的幻想，以及“劝袁兵谏”诸事，在《康南海自编年谱》、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袁世凯《戊戌日记》中也有印证。因此，《直纪》来源是有据的，资料是可信的。
《直纪》可贵之处，在于它载录了政变前夕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后党政变阴谋渐露的情况下筹商对策、拉拢袁世凯的具体情节。
当康有为等看到“密诏”后，“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他们看到情况紧迫，决定拉拢袁世凯，《直纪》对筹商、拉拢经过，记录甚详，可供参考。过去，对这段经历，康有为、梁启超虽都提到，但语焉不详。《康南海自编年谱》只记看到“密诏”后，“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寓所，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也只言谭嗣同“初三日夕”往访袁世凯，对如何筹商，筹商时的争论等都较缺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