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天石 日期：2015-11-04 14:06:02
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先生关于蒋介石研究的**部结集的专著，经中共中央统战部审读，获华夏英才基金会资助，于2002年首次出版。2003年，有人捏造理由，化名向中央揭发，并在个别网站上狂批3个月，指责作者“吹捧蒋介石为民族英雄”，但经权威部门认真审读，*终认定“这是一本扎实的学术著作”，“是研究，不是吹捧”。2014年，又有人再次指名批判此书，而此书始终未倒。
时间是检验经典的永恒标准；十四年后原样再版，真假是非，任由读者评说。内容简介
蒋介石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也是一位复杂人物。他的一生，有功有过。杨天石先生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就是关于蒋介石研究的重要成果。本书利用在国内第二历史档案馆、台湾国民党党史会档案、大溪档案，美国哈佛大学、国会图书馆等地所藏档案，结合具体历史事件，分专题对蒋介石进行了深入探讨——如蒋介石刺杀陶成章事件、蒋介石在上海办交易所事、中山舰事件中的蒋介石、蒋介石与胡汉民的矛盾冲突、北伐中蒋介石与国民党左派的矛盾冲突、蒋介石的对日战略，等等。这些专题研究有的具有独创性，填补了以往蒋介石研究的空白，有的则因新材料的发现，而对老问题又提出了新见解，订正了以住的偏颇或模糊不清之处。胡乔木同志生前读到了本书中《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曾经赞誉它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
作者简介：
杨天石，江苏东台人，1936年2月15日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导，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及《中国哲学》编委、《百年潮》杂志主编、《世纪》杂志顾问、《炎黄春秋》特约编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专家委员会委员等。杨天石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尤长于****史、中国国民党史和蒋介石的研究。著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等二十余种。其中《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一书被全国31家媒体共同推选为2008年十大好书，并获香港书奖；《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还原13个历史真相》获2014年《作家文摘及香港《亚洲周刊》“十大图书奖”。
目录：
自序／1
蒋介石为何刺杀陶成章／1
从蒋介石日记看他的早年思想／9
一吸纳新潮，崇拜旧学／9
二民族主义／14
三社会观／17
四苏俄观／23
五左右之间／27
六革命观／29
七结束语／31
目录：
／482
人名索引／494
后记／513前言自序
蒋介石是个爱保存个人历史资料的人。上世纪30年代末，蒋将他的日记、文稿、来往函电等交给他的老师和秘书毛思诚保存。毛选取其中部分资料编成《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其他资料就长期保存在宁波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毛氏后人将这部分资料秘藏起来。“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发现了这部分资料，辗转上交，后来落实政策，由毛氏后人捐献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先后参加《****史》和《中国国民党史》的写作，断断续续，分几次阅览过这部分资料，发现它们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于是，以之为基础，进一步在海内外广泛收集相关档案、文献，从事专题研究，一篇篇地写作，一篇篇地积累，于是就有了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
蒋介石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他生于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卒于1975年，活了88岁。他一生经历了中国的许多大事，例如：辛亥革命、反袁斗争、护法运自序
蒋介石是个爱保存个人历史资料的人。上世纪30年代末，蒋将他的日记、文稿、来往函电等交给他的老师和秘书毛思诚保存。毛选取其中部分资料编成《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其他资料就长期保存在宁波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毛氏后人将这部分资料秘藏起来。“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发现了这部分资料，辗转上交，后来落实政策，由毛氏后人捐献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先后参加《****史》和《中国国民党史》的写作，断断续续，分几次阅览过这部分资料，发现它们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于是，以之为基础，进一步在海内外广泛收集相关档案、文献，从事专题研究，一篇篇地写作，一篇篇地积累，于是就有了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
蒋介石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他生于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卒于1975年，活了88岁。他一生经历了中国的许多大事，例如：辛亥革命、反袁斗争、护法运动、**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清党”反共、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战争、三年内战、退据台湾、坚持一个中国等。在很长时期内，他是中国国民党的领袖，居于“党国”的中心地位，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决策人和领导者。要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必须研究蒋介石；蒋介石研究清楚了，许多相关的历史问题才能准确定位并得到准确的阐述。
自古迄今的历史始终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斗争，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军事的，五颜六色，错综纷纭。斗争既解决矛盾，消除障碍，将历史向前推行，又为历史涂抹油彩，使许多事件云遮雾绕，许多人物面目走形。例如，蒋介石其人，或尊之为“千古完人”，或斥之为“十恶不赦”，都未免离真相过远。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还历史本相，正确地阐述、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
我写这本书，目的是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以便进一步准确地阐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多年以前，胡乔木同志读到了本书中*初写出的《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曾经赞誉它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乔木后来又曾当面对我说：“你的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这样走下去！”现在本书完成，乔木同志却已经不在，无法听到他的评论了。好在广大读者是*权威的评论员。本书著者后来的路子走对了没有，本书的是是非非，都静候读者的指教吧！
应该说明的是，本书只是对有关蒋介石的部分问题的研究，远不是对这一人物的全面分析和评价。举凡未及之处与未尽之意，将在本书续篇中展开。
杨天石对蒋介石的研究，使得一些学者有了真正理论上的勇气，去面对一个真正的蒋介石。在这个过程里，杨天石先生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
——耿云志（胡适研究专家。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
我赞成杨先生的三句话。**句话，蒋介石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第二句话，蒋介石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第三句话，蒋介石是有功也有过，有大功也有大过的人物。这三句话很能概括蒋介石的特点。
——陈铁健（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
《评〈中国之命运〉》、《窍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几本书在国共内战中起了很大的政治宣传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蒋介石的研究，使得一些学者有了真正理论上的勇气，去面对一个真正的蒋介石。在这个过程里，杨天石先生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
——耿云志（胡适研究专家。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
我赞成杨先生的三句话。**句话，蒋介石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第二句话，蒋介石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第三句话，蒋介石是有功也有过，有大功也有大过的人物。这三句话很能概括蒋介石的特点。
——陈铁健（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
《评〈中国之命运〉》、《窍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几本书在国共内战中起了很大的政治宣传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几本书被当作真实的历史全盘加以接受，很少人想到，这一个政治化以后的蒋介石和真实的蒋中正之间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鸿沟，更少有人以公正持平的态度，尽可能地把历史真相呈现出来。杨天石这一本书标明“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运用解密的蒋中正的日记，终于把真实的蒋中正从深锁于各种政治迷雾和个人私密之中找寻了回来。
——陈永发（台北中研院院士、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从蒋介石日记看他的早年思想
这里所说的蒋介石的早年，指1919年到1926年，时当33岁到40岁之间，这一时期，蒋介石追随孙中山革命，和共产党合作，是他一生中比较重要的时期。但是，历史不能割断，一个人的思想也不能割断，因此本文的考察范围将适当下延。
一个人的日记往往*能反映他的内心世界。本文所用资料，以蒋介石留在大陆的日记为主，少数地方则以其他资料参证。
为什么考察从1919年开始呢？因为蒋介石此前的日记仅存片断，其他已在福建永泰作战时失落。
一吸纳新潮，崇拜旧学
五四以后，新思潮大量涌入，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新式书报，企图从中找寻救国真理，蒋介石也不例外。这一时期，他把“研究新思潮”列为自己的学课，自觉地、有计划地阅读《新青年》等刊物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书籍，俨然是个思想开通、追求进步的新派人物。
蒋介石阅读《新青年》始于1919年，至1926年，在他的日记中不断出现有关记载。如：
1919年12月4日日记云：“看《新青年》。”
1919年12月5日日记云：“上下午各看《新青年》杂志一次。”
1919年12月10日日记云：“看（《新青年》）易卜生号。”
1920年4月9日日记云：“在船中看《新青年》杂志。”
1926年4月21日日记云：“看《新青年》。”
1926年4月22日日记云：“看《新青年》。”
1926年5月5日日记云：“看《新青年》。”
五四以后，各种新式刊物如雨后春笋，但蒋介石对《新青年》似乎情有独钟，除该刊及北京大学罗家伦等编辑的《新潮》外，别的刊物蒋介石很少涉猎。
经济问题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中心问题。从蒋介石日记中可以发现，他曾经用相当多的精力钻研经济学的有关问题。如：
1919年12月8日日记云：“看孟舍路著《经济学原论》。”
1919年12月12日日记云：“看津村秀松著《国民经济学原论》。”
1920年2月6日日记云：“看《经济学》，至社会主义章。”
1925年3月30日日记云：“看经济学，如获至宝。”
1925年5月4日日记云：“看《经济思想史》。以后拟日看《经济思想史》数十页。”
在阅读经济学有关著作的过程中，蒋介石也偶尔写下他的感想。1920年1月16日日记云：“看经济学，心思纷乱，以中国商人恶习不除，无企业之可能。”同年2月7日日记云：“看《经济学原论》完。津村主张，皆为调和派的论调，其中不能自圆其说者亦只顾滔滔不绝，彼之老实，堪笑亦堪怜也。”
研究经济学不可能不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蒋介石同样投入过相当的精力。如：
1923年9月6日日记云：“看马克思经济学说。”
1923年9月21日日记云：“看马克思学说。”
1923年9月22日日记云：“看《马克思学说概要》。”
1923年10月3日日记云：“复看《马克思学说概要》，下午亦然。”
1923年10月7日日记云：“看《马克思学说概要》。”
1923年10月9日日记云：“看《马克思学说概要》。”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给蒋介石的**印象是深奥难读。据他自述，《马克思学说概要》的“经济主义”部分，他读了三遍，还感到“不能十分了解”。有时，他不得不掩卷而去，但是，读来读去，他终于读出了滋味，甚至读出了“玄悟”：
1923年9月24日日记云：“今日看《马克思学说概要》完，颇觉有味。上半部看不懂，厌弃而去者再。看至下半部，则多玄悟，手不忍释矣！”
1923年10月18日日记云：“看马克思学说。下午，复看之。久久领略真味，不忍掩卷。”
看书看到了“不忍掩卷”的程度，说明蒋介石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相当了解并且相当有感情了。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代表作，对该书，蒋介石也有涉猎。
1923年10月13日日记云：“看《共产党宣言》。”
1923年10月16日日记云：“看《共产党宣言》。”
1923年10月18日日记云：“看《共产党宣言》完。”
从蒋介石日记中，还可以看出，他还多次阅读《列宁丛书》，印象良好。1925年11月10日日记云：“看《列宁丛书》第五种。其言劳农会与赤卫军之组织与新牺牲之价值，帝国主义破产之原因，甚细密也。”同年11月21日日记云：“看《列宁丛书》。其言权力与联合民众为革命之必要，又言联合民众，以友谊的感化与训练为必要的手段，皆经验之谈也。”
在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过程中，蒋介石接受了某些影响。1925年11月，他准备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同学录作序，打算既谈人生观，也谈宇宙观，苦无心得，*后决定重点阐述“精神出自物质，宇宙只有一原”二语，显然，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不过，这一时期，蒋介石又读到了《泰戈尔传》一书，使他又从马克思主义身边走开了。同年11月12日日记云：“今日看《泰戈尔传》二次。泰戈尔以无限与不朽为人生观之基础，又以爱与快乐为宇宙活动之意义。列宁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之手段，一以唯心，一以唯物，以哲学言，则吾重精神也。”这段日记表明：在唯心与唯物的二元对立中，蒋介石选择了“唯心”；在“爱与快乐”和“权力与斗争”的二元对立中，蒋介石选择了泰戈尔学说。这成为他后来走向基督教，拒绝马克思的起点。
这一时期，蒋介石也曾深入地研究过德、法、俄诸国的革命史。1923年，他认真地读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926年，他在阅读《法国革命史》的过程中发现俄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6月9日日记云：“看《法国革命史》，乃知俄国革命之方法、制度，非其新发明，十之八九，皆取法于法国，而改正其经验也，然而益可宝贵也。”可见，他对俄国革命中的许多做法是持肯定态度的。其后，他认真地阅读《俄国革命史》一书。6月23日、26日、27日、28日，其日记都有阅读该书的记载。7月21日，他开始阅读《俄国共产党史》。8月11日，他在向衡州进发船中继续阅读《俄国革命史》，并且在日记中写道：“甚觉有益也。”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到1931年12月，他还在阅读该书。蒋介石后来虽然反苏反共，但是，在他的统治术中，仍然有不少来自苏俄的东西。
蒋介石日记中，也常有他阅读孙中山思想有关著作的记载。如：
1923年5月9日日记云：“看《平均地权论》。”
1925年1月9日日记云：“摘录《精神教育》‘军人之身’一段，中师之伟大议论足以立懦振疲，使人阅之，气殊虎虎。可谓观止矣！”
1925年1月16日日记云：“船上看《民生主义》第三讲完。晚，回长洲，船中看《民生主义》第四讲完。打倒帝国主义，解除人民痛苦，为余一生事业。《三民主义》一书，博大精深，包罗万有，而其主脑则在此二语也。”
1926年7月7日日记云：“看《建国方略》……全以经济为基础，而以科学方法建设一切，实为建国者必需之学。总理规划于前，中正继述于后，中华庶有豸乎？”
1926年8月8日日记云：“甚矣行易知难之理大矣哉，非总理孰能阐发无遗也。”
从这些记载中，不难看出蒋介石对于孙中山的崇拜心情。这种情况，使他很难听得进任何对孙中山学说的批评。
五四时期许多新潮人物大多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强烈批判态度。蒋介石与他们不同，他虽然吸纳新思想，却并不废弃旧学。从这一时期的蒋介石日记看，他喜读诸葛亮《前出师表》和文天祥《正气歌》等，也喜读《心经》等佛学著作。不过，他*喜读、常读的还是曾国藩、胡林冀、左宗棠等人的著作。1921年4月29日，他重读《曾文正公全集》，有“旧友重逢”之感。1923年3月，他读胡林翼的《宦鄂书牍》，决定“日尽一卷”。比较起来，蒋介石读新学诸书，常常食而不化，而读旧学诸书，则如鱼得水，常常用以作为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原则，或用以作为治兵、从政的轨范。如：
1922年3月25日日记云：“看胡文忠集，其言多兵家经验之谈，千古不可磨灭，非知兵者不能言，亦非知兵者不能知其言之深微精确也。”
1922年4月11日日记云：“胡公之言、德、功三者，皆有可传，而曾公独称其进德之猛，是可知其虚心实力，皆由刻苦砥砺之德育而来，其办事全在于‘赏罚严明、知人善任’二语中用工夫……崇拜胡公之心，过于曾公矣！”
1922年11月4日日记云：“晚，看曾文正公书牍，至《复陆立夫书》，有‘事机之转，其始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微莫之中，而其后人亦为之和，天亦为之应’。信乎，吾当以一二人者自任也。”
这些地方，可以看出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对蒋介石的深刻影响。
1926年以后，蒋介石的读书生活逐渐发生方向性的转变，即废弃新学，专读旧籍。例如，他1934年的读书计划为：王船山、顾亭林、程氏兄弟、朱子、《资治通鉴》、张居正、王安石、管子、韩子，没有一本新潮方面的书。这种情况，反映出蒋介石思想的重要变化。
二民族主义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到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因此，民族主义思想空前发达起来。
蒋介石早年即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当时主要内容是反清，宋遗民郑思肖（所南）的《心史》曾经是他*爱读的著作。五四运动后，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逐渐向反帝方向发展。
五四运动给了蒋介石以强烈震动。他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在运动中表现出的斗争热情和爱国精神，视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当年9月24日日记云：“至今尚有国内各代表辏集总统府门首，要求力争山东各权利。各处抗排日风潮亦未止息。此乃中国国民**次之示威运动，可谓破天荒之壮举。吾于是卜吾国民气未馁，民气未死，****当有复兴之一日也。”1920年6月，蒋介石出资5000元，与陈果夫等创立友爱公司，购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但不久，银价大落。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金融机关，在外人之手，国人时受压榨，可叹也。”同年11月8日，蒋介石游览香港，看到英人在当地大规模建设的状况，慨叹道：“中华锦绣河山，自不能治，而让外人治之，不亦深可叹乎！”
蒋介石不仅反对外人侵占中国土地，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反对为洋人服务的洋奴买办。1920年9月3日，往访张静江，为车夫所侮辱。下午打电话时，又为“电话手”所梗，蒋介石极为生气，在日记中写道：“洋奴之可恶，不止于此。凡在租界、公署及洋行、洋宅之寄生虫，皆可杀也。”蒋介石将车夫、“电话手”等类人视为“洋奴”是错误的，但从这段日记中不难看出他对洋场买办一类人物的憎恶。
1923年9月，蒋介石受孙中山派遣，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访问苏联。12月2日乘日轮归国。日本船主任意更改船期，不守信用，船中腐败不堪。蒋介石居然由此预言：“吾料东方帝国资本主义之命运，不久将尽矣！”
蒋介石反帝思想的高潮出现于五卅运动后。1925年6月23日，广州群众为支持香港工人大罢工，举行游行示威，队伍经过租界对面的沙基时，英国军队悍然开枪射击。群众死五十余人，伤一百七十余人，形成沙基惨案。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蠢尔英奴，视华人之性命如草芥，肆行芟薙，闻之心肠欲裂，几不知如何为人矣！自有生以来，震悼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他自黄埔赴广州途中，觉得一路景色凄凉，天空变色，努力勉励自己“毋忘今日之国耻”。自此，他逐日在日记提要栏目中书写“仇英”标语，总计约近百条，如：
英虏皆可杀！
英仇可忍耶！
毋忘英番之仇！
英虏我必歼汝！
英夷可不灭乎！
汝忘英虏之仇乎？
英夷不灭非男儿！
英番不灭革命不成！
英番不灭能安枕乎？
汉有三户，灭英必汉。
英虏，我的同志为你杀害！
英番不灭，国家焉能独立！
英夷不灭，焉能解放世界人类！
一年将匝，英番如故，窃自愧馁弱。
新年又逾二日，试问对付英夷工作成效如何？
旧历新年已越一日，英番盘踞如故，思之痛彻骨髓。
英夷气焰方张，当亟图*后对付，不可徒幸其国内工党革命也。
凡此种种，和中国人民当时同仇敌忾的感情是合拍的。
蒋介石把“英虏”、“英夷”看作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英虏”、“英夷”也必欲除蒋介石而后快。1925年10月19日蒋介石日记云：“英夷勾通北段，竟以十万金悬赏购余。”21日日记云：“英夷忌我益深，而谋我更急矣！”
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给了港英当局以沉重打击。1926年3月下旬，港英当局得到英国政府授权，决定提供1000万元借款，用于改良广州市政，企图以此为饵，诱使国民党人结束罢工。当时，广州市市长伍朝枢和孙科都有意接受英国条件，游说蒋介石，争取支持，但蒋介石却坚决抵制。4月4日日记云：“梯云来谈，欲急于解决罢工问题，以贪英国借款，推其意为英人所利诱，余反对之，并斥其妄。不料哲生为彼所愚，后以余据理驳正，彼亦无异词。”同年7月21日，广州工人纠察队因英侨拒绝检验货物，扣留其船舶及商人二名，港英当局派兵占领深圳车站。当日日记云，“蛮番不问情由，占领我深圳车站，可耻孰甚！”次日日记再云：“得英夷占领深圳之报，不胜愤慨，乃与鲍顾问磋商应付。”可见，蒋介石的反英并非只是一时热情。
除英国外，蒋介石对美、法等国也持警惕态度。其日记云：“英番可灭，美、法亦不可玩忽！”对美国外交，更曾严厉批判。1926年1月7日，蒋介石接见美国新闻记者，“痛诋美国外交政策之错误及其基督教之虚伪”。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尽管蒋介石早年思想中具有激烈的反帝成分，但是，他在北伐期间的行动却是十分审慎、温和的。1926年末至1927年初，他多次向日本方面伸出橄榄枝。1月2日，他通过黄郛向日本驻武汉总领事高尾亨表示：“国民党军断不会对租界发难”，“目前只希望对租界组织实行改良（例如给中国人参政权等）便可满足，并打算采取缓进的、合理的、和平的手段实现这一目的”。同月25日，蒋介石接见日本驻九江领事大和久义郎，说明自己奉行的外交方针是：尊重历来的条约，不采取非常手段和直接行动加以废除，一定负责偿还外债，充分保护外国企业。同月底，他在庐山会见留日时的老师小室静时也表示：“对于上海租界不欲以武力收回。既占领杭州、南京等地后，拟即提出收回上海租界之合理的提议。若各国对于此合理的要求不予采纳，则更讲求他种手段。”这些思想，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对外妥协政策。
三社会观
蒋介石出身盐商之家，社会地位不高，又早年丧父，自幼即受土豪劣绅的歧视和压迫，因此，极不喜欢乡村士绅阶层。1919年2月，他在闽南长泰军中，忆及往事，勾起宿愤。26日日记云：“吾国绅耆阶级不打破，平民终无享乐利之一日也。”1921年10月，蒋介石在家乡兴办武岭学校，受到乡绅的阻挠，28日日记云：“乡愿多作梗，周星垣顽旧尤甚，改造乡事，其难无比。”又称：“乡居极感痛苦，事事为俗人掣肘，无改良社会机会。”他甚至发誓：乡愿不死尽，决不还乡。
蒋介石也不喜欢商人和资本家。1919年10月2日日记云：“政客、武人、官僚以外，商人之狡猾势利，尤为可恶。如不节制资本，则劳动家终无享乐利自由之机会。”他甚至说：“为平民之障碍者，不在官僚与武人，实为商人资本家与地方绅耆。有此种蟊贼扞格其间，以致平民一切力量不能造成，一切意见不能张达。”
蒋介石在上海经营交易所，从事证券与棉纱等物品买卖期间，目睹董事们倾轧、垄断的黑幕，更增加了他对资本家的厌恶感。1920年1月24日日记云：“赴开元会议交易所选举董事。商帮仍不能除把持与专制之恶习，大股份压迫小股份，大多数压迫小多数。舞私牟利，垄断其间。小商人中，虽有达材正士，不能施展一筹，以致中国实业，日趋衰落，安得将此种奸商市侩，一扫而空之，以发荣社会经济也。”
在受到交易所中“大股份”压迫的同时，蒋介石也感受到房东的压迫与欺诈，进一步增加了他对资本家的憎恶。蒋介石同年12月9日日记云：“晚，为房东朱子谦压迫，心甚愤激，资本家之害人如是。”不仅如此，房东还企图吞没蒋妾姚冶诚寄存的交易所单据。同月22日，蒋介石日记云：“为富不仁，而欲侵人之利，居心何其险毒哉！沪上商人行为类此者，见不一见，亦无足怪，惟恨冶诚之生事耳！”
以交易所的活动为纽带，蒋介石结识了上海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人物。对他们，蒋介石日记常有严厉的批评。1921年5月1日云：“遇盛四及一班无赖，社会之丑劣形态，嫌恶实甚。”1922年11月28日云：“中国商人，势利之重，过于官僚，其狡狯状态，见之疾首。”1923年2月3日云：“下午又因奸商妒忌，激愤异常，殊非其道。”凡此种种，都表露出蒋介石对资本家和商人的憎恶。
对军阀，蒋介石在日记中也多所指斥。如：
1919年8月20日日记云：“阅《申报》，知浙江伪督杨善德，已于12日病亡，继其任者为卢永祥。蛇死狐凭，皆为吾党之敌。”
1921年3月27日日记云：“北政府无不倒之理，惟在吾党能起而应之耳！”
1922年6月4日日记云：“黎元洪违法入京，复总统之职。恨手无寸铁，不能杀尽狐媚之政客、议员，以清时局也。”
1925年12月1日日记云：“郭（松龄）宣言讨张作霖而戴张学良，可称滑稽。然如此矛盾，则北方大小军阀不能不自行瓦解耳。旧时代崩溃之症象，于此益明矣！”
1926年7月12日日记云：“余以关税会议为卖国条件，决意与吴佩孚宣战，通告中外。”
这些日记表明了蒋介石反对北洋军阀的鲜明态度与立场。
与憎恶商人、资本家相反，蒋介石对工人有一定同情。
蒋介石对工人接触不多，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劳动与生活状况也了解不多。1921年8月，蒋介石在乡监督改建厅屋工程，目睹工人辛劳状况，有所感动。28日日记云：“工人之辛苦危险，可谓极矣，资本家见之，而不加矜恤，久之必演成阶级斗争。”10月21日日记继云：“自叹为我一家，而苦彼二十工友，自朝至暮，除用膳外，迄未少休，每日劳动，足有十余小时。呜呼！工人何罪，资本家与势力位者不俭约自持，厚酬若辈，必为神人所共怒。不必问近今世界之潮流如何，试问你自己的良心过得去否！”11月6日日记再云：“工人苦，小工更苦。中国力役，只见死亡病伤，无完全生理，言之可胜于邑！工场法不实行，劳工何所恃以保障也。博爱同仁，改良待遇，有事者亟宜注意焉。”这些地方，显示出蒋介石愿意通过社会改良的途径改进工人的生活待遇。
1925年7月7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革命六大计划”，其中说：“工人为革命中有力之一成分，且对于吾革命前途之难易与成败，实有莫大之影响。”但是，他的具体建议只有“吾革命政府，宜努力安置为我国牺牲之失业工人”，“利用罢工工人建筑道路”等寥寥数语。值得注意的是，他曾提出：对省港罢工工人，可“酌加编制，施以军事及政治之训练，以植工人军之基础”。不过，这一思想，对蒋介石说来，恰如火星一闪，后来的正式文本就被修改得很模糊了。
在北伐进军途中，蒋介石还同意工人在特殊情形下可以管理工厂。1926年9月20日，蒋介石参观安源煤矿，发现厂主无能，受到日本资本压制，停工近一年，便提出：“乘此厂主放弃权利之时，工人应起而自己管理也。”不过，蒋介石只同意对工人生活作一定程度的改良，而坚决反对阶级斗争。还在北伐出师前夕，他就宣布：“阶级斗争及工农运动的罢工斗争，在战时是破坏敌人的力量和方法，对付敌人是可以的。若是在本党和政府之下，罢工就算是反革命的行动。”北伐出师之后，国民革命军占领地区的工人运动日渐发展，蒋介石曾发表文告，要求商人不要拒绝工人的“急迫要求”，“早早解决了工潮”，同时则要求工人集中在“本党之下”，“受本党指挥”，“非但不应该仇视商人，并且须在可能范围内急谋谅解”。此后，罢工日渐频繁，蒋介石仇视工人运动的态度日渐明显。1927年1月底，他与小室静谈话，一方面声称“劳动者地位之向上与幸福之增进，乃吾等之主义，故不能中途而辍”，表示不能动用军队来“制止劳动者之罢工”，但同时又说：“唯劳动者苟有跋扈行为，甚且危及国际关系，亦不能过于放任，彼时或采非常手段，亦未可知。”这些地方，已经预示了他日后的行动方向。
蒋介石一度认为，中国“不存在大土地占有制”，“中国很少发生大土地所有者与农民之间的冲突”。但是，蒋介石的早年日记显示，他对土地问题还是关心的。1926年2月3日，蒋介石与鲍罗廷谈话，鲍主张“以解决土地问题为革命之基础”，蒋介石表示赞成，日记云：“余亦以为然，惟忧无法引起全国大革命耳。”但是，这以后，蒋介石逐渐倾向于北伐期间，暂不提出土地问题。出师前夕，鲍罗廷建议发布土地政纲，蒋介石不赞成；鲍提议攻克武汉时发布，蒋还认为太早。不过，他仍然在思考和研究这一问题。同年7月30日，他收到邓文仪的俄国来信，述及土地问题，日记云：“土地制不外土地国有化（即归国有）与土地社会化（即归社会分配），如太平天国制是也。”次日再云：“近日甚思研究土地问题，有一解决土地之法。”8月1日，他在湖南九峰村致电张静江、谭延闿，要他们和鲍罗廷商量，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土地制度委员会，规定详细办法，或根据“平均地权”所言，再加细定，“逐条登报，公诸国人参考，且可临时应用也”。
1926年12月7日，国民党中央部分人员及鲍罗廷等在庐山开会，讨论各地工农运动问题。会议“对工人运动主缓和，对农民运动主积极进行，以为解决土地问题之张本”。蒋介石在会上表示：“只要农民问题解决，则工人问题亦可连带解决也。”这一时期，蒋介石所率领的北伐军受到湖南各地农民协会的热烈欢迎和积极支持，因此，蒋介石对农民运动和农民协会都相当有好感。8月3日日记云：“各村人民与农会有迎于十里之外者，殊甚可感。农民协会组织尤为发达，将来革命成功，当是湖南为*有成绩。”
民国期间，使用奴婢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奴婢大多没有人身自由，受到各种虐待。蒋介石对奴婢有一定同情，主张禁止蓄奴。1918年，蒋介石在福建永泰军中，听说陈洁如毒打婢女，很为之不平。1919年3月，又见到邻妇虐待婢女，较陈洁如尤甚，愤慨地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奴婢制不革除，尚何有于社会平等之可言乎！吾谓欲求人类平等，**当禁绝蓄奴婢也。”
蒋介石还反对家族观念。1920年1月27日日记云：“家族观念打不破，家族范围跳不出，埋没古今多少英雄。”
以上种种，都表现出蒋介石所受五四后新思潮的影响。
出于对旧社会的厌恶，蒋介石有改造中国社会的志向。1919年11月，蒋介石在日本，发现各书坊中社会主义书籍特多。4日日记云：“吾知其社会改革必不远也。以中国人民不识字者之众，提倡革命，不及十年而得实行，则今日日本人民之智识普及，其改革进程之速，当更未可限量矣！”当时，日本自然主义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接受空想社会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等思想影响，提倡新村主义。蒋介石在日本读到了《新村记》一书，有所触动，即萌生“改造本乡”的念头。1920年12月，他自觉“矜张自肆，暴躁不堪，对于社会厌恶更甚”。日记云：“对于中国社会厌鄙已极，誓必有以改造之。”这一时期，他对邵元冲等宣称：“中国宜大改革，宜彻底改革。”早期，蒋介石认为中国缺乏实行共产主义的条件，但对共产主义并不反感。1920年2月2日日记云：“某匠包制书厨，欺诈百出，心甚憎恶。中国工人之无道德，无教育如此。对于共产事，甚抱悲观。非从根本上待其心理上完全改革，教育普及之后，断乎谈不到此。”1923年蒋介石出使莫斯科时，认为中国革命应分两个阶段，**阶段是实行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第二阶段才是宣传共产主义，实行“经济革命”、“社会革命”。1925年12月，他在《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同学录序》中称：“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云云。衡之以他在日记中表现出来思想，他的上述言论当非完全是违心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