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国文 日期：2015-11-05 11: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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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教训（上册）》的作者是大众历史写作的奠基者，用血与火的往事启迪人生。内容震撼，写法诙谐，是大众历史的典范之作。《中国人的教训（上册）》是中国知名作家李国文专心于大众历史写作近三十年，在中国人血与火的往事中，找寻我们今天生活智慧的标志作。它以中国历代各类人物的生存状况、人生态度、命运遭际、成败得失为依托，突出了他们人生的一波三折、起落跌宕、苦心经营、艰难成功，是首部中国人反思人生轨迹、吸取生活经验的传记体通史。它让读者在借鉴古代中国人生存智慧的同时，更多地感悟今天每个人的活法。读史品人，以古知今，以史为鉴，为现实生活提供帮助。在这里读懂中国人生活的甘苦、读懂中国人薪火相传的方略、读懂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邃，全面认知中国人的生活真谛、生存智慧、生命本质。本书立足大众的阅读习惯，内容深入浅出，结构波澜壮阔，情节催人泪下，语言幽默诙谐，阅读淋漓酣畅，是一部雅俗共赏极富睿智的畅销书。评论名家认为“这是当代将学识、性情和见解统一得最好的作品之一”。
作者简介：
李国文，中国当代知名作家。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被错划右派后曾在铁道工地劳动。年发表短篇小说《改选》，一举成名。曾获各种顶级大奖：《月蚀》获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大雅村言》获鲁迅文学奖、《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获“年度散文家奖”。曾任《小说选刊》主编，为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世纪年代转向文史研究与通俗大众历史写作，著作得到专家与读者的双重肯定，是长居排行榜的畅销书。作为一个全面的文学大家，他被誉为“世纪中国的蒙田”。
目录：
第一章先秦
齐桓公兴衰
晏子破局
孔夫子人在窘途
屈原的非正常死亡
廉颇蛮拼的
草根李斯的沉浮
第二章秦汉
刘项原来不读书
生死司马迁
达者马援的“不达”
董卓，“豺狼也”
倒霉的蔡邕
“建安七子”的生活环境
祢衡、孔融、崔琰、杨修为何而死第一章先秦
齐桓公兴衰
晏子破局
孔夫子人在窘途
屈原的非正常死亡
廉颇蛮拼的
草根李斯的沉浮
第二章秦汉
刘项原来不读书
生死司马迁
达者马援的“不达”
董卓，“豺狼也”
倒霉的蔡邕
“建安七子”的生活环境
祢衡、孔融、崔琰、杨修为何而死
曹操的权术
炒作关羽
第三章三国魏晋南北朝
“仁义”刘备
诸葛亮的悲剧
司马懿的阴暗面
嵇康和阮籍的活法
何晏的游戏
赌一把的陆机
王徽之作秀
极致狂人谢灵运
一生低首谢宣城
第四章隋唐五代
武则天传奇
李隆基的帝王周期率
李白很给力
李白与王维的内幕
孟浩然梦碎
李泌的所谓聪明
陆贽的不合作
另一面韩愈
“乐天派”白居易
人间唯有杜司勋
风流陶学士
李后主的不归路李国文本来是小说作家,十几岁就开始发表小说并成名,年中国茅盾文学奖第一次评奖,他就以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荣膺大奖。可是后来他“封笔”小说,改写大文化随笔,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一位位地探究古代大文人的心路历程,重新“打造”了一个散文随笔大家的形象。
李国文是小说家，而且无可争议地称得上“著名”二字。其长篇代表作《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等是任何一部当代文学教科书都不可忽略的。中短篇也很多，也很好，也很能得奖。凡中国当代文学所设的各类奖项，如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优秀短篇小说奖、华人传媒文学奖、散文家年度大奖等，一路得来，如拾草芥。
李国文虽是半路出家写杂文随笔，不数年就在“历史大散文”这个行当里独树一帜，俨然成一大家了。他的历史随笔频频见诸各类报刊，数量之多，题材之广，令人惊叹，以专题结集出版的就有多本。这些作品都是以历史为题材，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神游千古，放眼时代，慷慨笑骂，笔耕学问，广泛得到好评。有评论家认为“他是当代将学识、性情和见解统一得最好的散文家之一，颇有法国作家蒙田之风”。
李国文是一株文坛常青树。近年来他简直是写“疯”了，一如大河开闸，止都止不住。曾有好几年，同时在《当代》《花城》《人民文学》等杂志上开专栏，并且每篇还都是超过万字的优质长文，还不时发表一些零碎文章。其随笔集《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文人的活法》《李国文说唐》《文人江湖》等都上了图书排行榜，再版之后虽然卖得很火。另一面韩愈
韩愈(768—824)唐朝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他曾担任要职，参与政治活动；他崇奉儒学，力排佛老。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与实践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公元802年5月（唐贞元十八年），时值初夏，风光明媚，初露头角的韩愈作华山游。
那年他35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好年纪，何况又刚刚拿到太学里的四门博士委任状，情致当然很好。虽然四门博士，约相当于今天的研究员，在冠盖满京华的长安，属较低职位，不为人待见。正如时下有的人在名片上标出“一级作家”字样，会有人因此将他或她，当作一盘菜吗？不过京师官员的身份，对一个苦熬多年的文士来说，也算讨到一个正果。做一名公务员，唐时和现时差不多，在有保障这一点上，总是值得欣慰的事。
他在公元786年（唐贞元二年），来到京师应试。那是当时的全国统考，要比当今的高考难上好多倍。他用六年工夫，一连考了三次，都以名落孙山告终。直到公元792年（唐贞元八年）第四次应试，老天保佑，他得中进士。随后，他又用了十年工夫谋官，因为中了进士不等于就可以到衙门做事，还需要参加遴选官员的考试，考上以后成为公务员，方可留京或外放。唐代的科举，一方面要有学问，一方面要靠关系，后者比前者甚至更重要一些。在后者上韩愈是个弱势考生，一无门第背景，二无要人荐举，不过他有性格倔强的一面，相信自己的本事，三次参加吏部博学鸿词科会试，结果却三次扑空。不认输的韩愈，接着上书宰相，陈述自己的能力和品格，足堪大用，求其擢拔，不知是宰相太忙，还是信未送达，写了三次信都石沉大海。看来命也运也难以强求，失望之余，他退而求其次，便设法到地方上谋一份糊口的差使。
一个有才华的人，不使劲儿折腾也许是出不了头的。韩愈的一生，证明这个道理。人从来就是一个矛盾体有其长处，必有其短处；有其优点，亦有其缺点。图为元朝鲜于枢《韩愈进学解》，内容是韩愈的名文《进学解》。鲜于枢用行书、草书所写，前半部以行书为主，后半部以草书为主，潇洒自然，一气呵成，刚柔顿挫，节奏分明。
正好宣武军节度使董晋赴任，需要人手，他投奔而去，在其手下任观察推官。后来董晋病故，他又转到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属下任节度推官。不久张建封也病故了，不走运的韩愈连一个小小的法官或者推事，也干不成，只好回到洛阳赋闲。从贞元二年到贞元十八年，他的遭遇恰如《将归赠孟东野房蜀客》诗中“倏忽十六年，终朝苦寒饥”写的那样无比辛酸。不过文学讲夸张，诗歌讲比兴，难免浮泛的成分，可信也不能全信，韩愈的日子不算好过，却真是事实。韩愈的一生，怕穷是出了名的，一篇《送穷文》大谈穷鬼之道。元人王若虚讽刺过他：“韩退之不善处穷，哀号之语，见于文字。”还奇怪他：“退之不忍须臾之穷。”韩愈发达以后，很会搂钱，渐渐富有，一直富到流油的地步。唐人刘禹锡这样形容“一字之价，辇金如山”，稿酬之高，骇人听闻。但有了钱的他，为人也好，为文也好，仍旧哭穷不止。
现在已查不到他是怎么谋到四门博士这个位置的，但可以查到“国子监四门助教欧阳詹欲率其徒伏阙下，请愈为博士”（《韩愈年谱》）这样一条花边新闻。看来，他有群众，他有声势，甚至还有舆论支持，说明他颇具能量、挺能折腾。他竟然蛊惑国子监的师生一众，聚集紫禁城下，伏阙示威，要挟最高行政当局，必让德高望重的韩先生来教诲我们，不然我们就罢课罢教。学运从来都是领导人头疼的事，也许因此，韩愈得以到太学里任四门博士一职。这说明16年他漂在长安，混得不错。穷归穷，诗归诗，苦归苦，文归文，声望日高，人气颇盛，否则众多太学生也不会成为他的“铁杆粉丝”。
一个有才华的人，不使劲儿折腾也许是出不了头的。韩愈的一生，证明这个道理。话说回来，你没有什么才华，或者，有点儿才华也不大，还是不宜大折腾，因为这要折腾出笑话来的。同样，你确有才华、确有本事，你要不折腾，对不起，你就窝囊一辈子吧！凡既得利益者，因为害怕失去，无不保守求稳、循规蹈矩，努力压住后来者脑袋，不让他们出头；凡未得利益者，因为没有什么好失去的，无不剑走偏锋、创新出奇、想尽办法，使出吃奶的劲儿踢开挡道者、搬开绊脚石。看来韩愈成功的“葵花宝典”，奥秘和他始终以先锋、新潮、斗士的姿态出现有关。
应该说，要想在政坛、文坛立定脚跟，第一是领先，走前一步；第二是创新，与人不同；第三是折腾，敢想敢干，这是生死攸关的说不上是秘诀的秘诀。哪怕用膝盖思索，用脚后跟思索，也该明白：沿续前人的衣钵，前人的影子会永远罩住你；跳出前人的老路，没准能够开辟自己的蹊径。一个人，即使对自己的亲生父母，也不会甘心一辈子扮演乖宝宝的角色，何况有头脑、有思想、有天赋，因此不安于位的人呢？
在韩愈之前，有一个名叫陈子昂、字伯玉的人，在中央政府任职，颇受武则天赏识，授麟台正字（相当于国务秘书）。因他见解睿智、能力出色、敢出奇牌、行为独特。那女皇帝用他又疑他，关过他又放了他；曾擢至右拾遗，官四品高抬重用，也曾一抹到底解职归乡，将他抛弃。最终，陈子昂竟遭到一个小小县令的构陷，瘐毙狱中。他死时只有四十多岁，实在令人惋惜。当初，他从四川射洪来到长安为官，这个慷慨任侠、风流倜傥的人，很快成为那些活跃的、时代的、风头的、逆反的、非僵尸型同行的核心人物。长安很大，比现在的西安大十倍，没有公交，而且夜禁，天一黑就实行戒严。这一伙潮人，吃喝睡住，成天厮混在他身边。陈子昂不甚有钱，但敢花钱，这与韩愈有钱还哭穷正好相反，经常邀朋聚友高谈阔论，文学派对座无虚席，或评弹文坛，或刻薄权威，或笑话同行，或索性骂娘。因为，初唐文人仍旧宗奉“梁陈宫掖之风”，骈文统治文坛，而为唐高宗文胆的上官仪，以宫廷诗人身份所写的轻靡藻丽的诗篇，竟成为时人竞相仿效的“上官体”流行一时。让陈子昂相当恼火，什么东西，老爷子这种“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玩意儿，怎么能够大行其道呢？于是他和他的文友，酒酣耳热之余，拍案乱喷狂言，对主持文学领导层面的要员表示不敬，也是可以理解的。
有一次到幽州出差，登蓟北台，朔风呼啸，山海苍茫，天高地阔，心胸豁朗，这是陈子昂在巴蜀盆地、河洛平原，绝对欣赏不到的大气派、大场面。他马上想到当时那种很不提气、很不给力的花里胡哨、空洞无物、精神萎靡、情志衰颓的文字，马上想到承继着六朝以来、骈偶浮艳、华而不实、毫无生气可言的文风，马上想到这一切与盛世王朝绝对相背的文学状况，得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的结论。在这样的大时代里，读不到震撼灵魂、振奋人心的大块文章，真是好不爽，好不爽啊！于是，脱口而出，写下四句名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首诗几乎无人不知，解释者也其说不一，其实他的这首吊古伤今的《登幽州台》，并无悲天悯人之意，而是充满着诗人对于当时文学走入绝境的忧虑。有人说他呼唤时代、呼唤英雄，这就是绝对的走题了。从李世民到武则天，那是唐朝最强盛的时代，而李世民和武则天也是唐朝最杰出的英雄，用得着陈子昂在那儿迎风掉泪吗？这四句诗，是领风气之先的文学呼唤，具石破天惊的警醒意义，从此揭开了唐代文学运动的序幕。
韩愈有一首《荐士》诗，其中一句“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他也认为陈子昂是唐代最早提倡文学改革的先锋。从陈子昂到韩愈，约一百多年间，尝试文学改革的人士络绎不绝。包括“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他的《滕王阁序》，是多漂亮的一篇骈文啊，即使这样一位大手笔，他也认为唐代文风没有什么起色，“骨气都尽，刚健不闻”，让他感到沮丧。同期还有萧颖士、李华、颜真卿、元结诸人，用散文写作，推动改革。但改骈为散的努力，一直未成气候，有什么办法呢？文学老爷的厉害，就在于他要掐死你，易如反掌；你要推动他，比撼山还难。上官婉儿的祖父，除了武后能收拾他，一帮文学小青年徒奈他何？直到韩愈打出复古旗帜，加之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李翱、皇甫湜等人志同道合，才终结了宋齐梁陈以来的软文学。
软文学并非绝对不好，要统统都是软文学的话，文学离完蛋也就不会太远。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文学的发展，总是要与时代的发展同步，它俩是命运共同体，两者有时吻合一点，有时疏离一点，但背道而驰是绝不可能的。时代变了，文学也得变，辛亥革命后的五四运动，取白话文，去文言文，这一场仅仅是书面语言的改变，竟比民国后剪掉辫子更让国人震动。这也是时代变了，上层建筑势所必然的适应；同样的道理，当下中国读者为了期待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相匹配的伟大作品，而恨铁不成钢地鞭策当代作家之不振作、不成器，痛斥那些文学瘪三制造出无数的文学垃圾，如陈子昂一样地吼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他所说的话也许不甚中听，但却为催促我们这个民族的壮丽史诗产生，期待我们这个国家的鸿篇巨制出现，热忱之心，情急之意，是应该理解的。
现在来说攀登华山的韩愈本人，他生于公元768年（唐代宗大历三年），逝于公元824年（唐穆宗长庆四年），享年57岁。字退之，邓州南阳人，后迁孟津（河南省孟州市）。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因谥文，又称韩文公。他还有一个不见诸典籍的响亮头衔，为“唐宋八大家”首席。唐、宋两朝，乃中国文学最为黄金的时代，文人如满天星斗，璀璨夺目；作品如大海涌涛，波澜壮阔。就在这成百上千的杰出人士之中，选了韩愈、柳宗元、“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这八位，为散文大家，这是何等崇高的褒誉？我们知道，诺贝尔文学奖原则上每年一个，而近八百年的唐和宋，就选了这八位，平均下来每一百年才有一位，这就意味着“八大家”的每一位，等于得了100个诺贝尔文学奖。而其中的首席韩愈，成为“百代文宗”，也就顺理成章地印刻在中国人的记忆里。
如果你问任何一个中国人，你读过古文吗？如果他点头，这就意味着他知道韩愈，知道“唐宋八大家”，这是稍通文化的中国人最起码的文学常识。如果你问任何一个外国人，你知道诺贝尔文学奖吗？如果他点头，你要是让他一口气，不查资料，不点百度，能说出八位获奖者的名字和代表作，估计张口结舌者多。“唐宋八大家”的说法始自明代，有一个叫茅坤的选家，编了一部《唐宋八大家文钞》，将韩愈名列领衔位置，一直为世人所首肯，延续至今，无人异议，这大概是真正的不朽了。近年来，追求不朽，成了某些人的心病，一些还健在的有点成就的作家、一些刚逝世的有点名望的作家，便来不及地盖庙建祠、树碑立传、香烛纸马、供奉鼓吹，以示不朽。文学史这把尺子，以数年计，以数十年计，而不是以数百年来测量不朽，往往是不准的。新时期文学三十多年，从轰轰烈烈到一蹶不振，从光芒四射到了无声息，一串一串的大师，一出一出的闹剧，一批一批的不朽，一堆一堆的泡沫，都是我们大家亲眼目睹过的。
如今已成为广东潮州的一个景点的韩祠，又称韩文公庙，却有值得人们思考的地方。唐代文学大师的庙，到隔朝宋代才修，说明古人对“不朽”一词的慎重。这座公元999年（宋真宗成平二年）兴建的庙，离韩愈逝世的公元824年（唐穆宗长庆四年），已有175年的时间跨度。是真金白银、是废铜烂铁，是骡子、是马，经过近二百年的过滤沉淀，朽或不朽，自有公论，板上钉钉，毋庸置疑。由此来看，肉眼凡胎的我们，对于同时代文人和作品的判断，难免有藕断丝连的感情因素，再加之炒作、起哄、鼓吹、抬轿，云山雾罩，扑朔迷离，薰莸不分，泥沙俱下，弄得读者无所适从，莫衷一是，远不如时间老人那样看得准、看得透。在跟班和跑腿的马屁簇拥下，在虚荣心和麻木感的微醺懵懂中，那些建纪念馆以求不朽的人，自封不朽，贻人笑柄，人捧不朽，更是笑话。再说不朽又不是小笼包子需要趁热吃，至于那么急着加冕吗！该不朽，谁也挡不住你不朽；不该不朽，你即使如明末魏宗贤盖三千生祠，最后不也土崩瓦解了嘛！
韩愈这个名字，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来有自，因他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人物。那些活着的和死去的盖文学小庙者，可曾有创新、领先，走在时代前面，令文学面貌一变的努力？如果回答为NO，这种一相情愿，以为树一个牌位、挂两张旧照、放几本著作、存数册手稿，就会永远被后人记住，那也太自作多情了。
唐代的古文运动，说到底是把丢掉的东西重新捡起来，所以又称之“复古”。不过，韩愈并非全盘照搬地“复古”，而是在继承古文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全新的散文文体。虽然他主张“破骈为散”，恢复两汉以来司马迁、扬雄自然质朴的文体，但他更主张“师其意而不师其辞”，“言贵独到”，“能自树立”，“辞必己出”，“文从字顺”，“唯陈言之务去”。然而，去陈出新，谈何容易。他在《答李翊书》里说，创新是“戛戛乎其难哉”的事情，问题还在于新生事物，不但不会得到习惯势力、保守思想的接纳，而是被抵制、被非难，甚至受嘲笑、受打击。但他坚信，只要能够“处心有道，行己有方”，顶住压力，冲锋陷阵，古文运动的这场改革，在他看来，只要“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地坚守阵地，倒下再起，总是能够荡涤浮华，扫尽艳丽，而奠定唐代古文基石的。
韩祠建成以后，又数十年后，对韩愈崇拜之至、褒美之至的宋人苏东坡，撰写了一篇激情洋溢的碑文，现在潮州韩文公祠里还保存着这块碑石。其中赞他“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以及“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评价之高，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宋人司马光在其《答陈师仲司法书》中说到韩愈，有“文章自魏晋衰微，流及齐、梁、陈、隋，羸备纤靡，穷无所之。文公杰然振而起之，如雷霆列星，惊照今古”等文字，也是臻至极致的赞美。
钱钟书在《谈艺录》里，对宋代高抬韩愈的现象，有过一番讽刺：“韩昌黎之在北宋，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矣……要或就学论，或就艺论，或就人品论，未尝概夺而不与也。”
北宋追捧韩愈是一种必然，北宋立国以后，到真宗、仁宗之际，适与陈子昂《登幽州台》问世时的唐代，从“贞观之治”到武后临朝，同处于盛世光景的辉煌中。对于前朝文学遗产的扬弃，对于当代新兴文学的建立，遂成迫切的要务。而北宋所承接的五代文学，除了绵软无骨的花间词，便是空泛无物的西昆体，可谓乌烟瘴气，不成气候，与前朝的“梁陈宫掖之风”、浮艳骈偶之文，有得一拼。于是，以韩愈为样板，欧阳修、尹师鲁奋起拨乱反正，加之司马光、王安石、“三苏”、“两曾”等人的创作实践，使文学重归于正道。“唐宋八大家”，唐二、宋六，证明宋代散文的发展，要先进于唐。
北宋的诗文革新，也是在阻力多多、障碍重重中前行。公元1057年（嘉祐二年）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选了苏轼、曾巩，而将时望所归的考生除外，就是因他们的文章华而不实。欧阳修的本意是希望通过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来促进文风的改变。结果事与愿违，开封城里竟引发了落榜考生闹事的风潮。他们在官道上包围主考大人，兴师问罪，幸亏当时不兴扔鸡蛋、摔西红杮，否则欧阳修真得吃不了兜着走。“及试榜出，时之所推誉皆不在选。嚣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诋斥之，至街司逻吏不能止。”（宋朝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由此可以想象，北宋文人也许因为惺惺相惜之心，深感唐代韩愈进行古文运动之艰难，出于同志式的知心、战友式的敬意，笔下便情不自禁地拔高。《宋史·欧阳修传》也将韩、欧一体而论：“文章涉晋、魏而弊，至唐韩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两人之力也。”不过，即使在北宋，韩愈成为抢手的绩优股，溢美夸饰，不绝于口的同时，也有清醒者，既认可他、肯定他，也看到他的不足、他的欠缺。譬如司马光在《颜乐亭颂》中说：“韩子以三书抵宰相求官，如市贾然，以求朝夕刍米仆赁之资，又好悦人以铭志，而受其金，观其文，知其志，其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如此。”譬如欧阳修在《与尹师鲁第一书》中说：“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穷苦，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这就是历史的视觉差距了，历史看一个人，总是聚焦于忠奸贤愚的主要方面，而模糊其小是小非的次要方面，如同电子学上的栅极作用，年代愈久，时间愈长，光辉的部分愈被烛照，愈被强调，无关紧要的部分愈益淡化，愈益虚无。
后人只记住“千秋万岁，名不寂寞”的韩文公，而不在意“或就人品论”的其实“无异庸人”的韩昌黎。
韩愈一生，最有影响、最为风光的一件事，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复兴古文运动；最为英雄、最为知名的一件事，为“忠犯人主之怒”的谏迎佛骨事件。公元819年（唐元和十四年），佞佛的宪宗李纯要将法门寺的佛骨迎至长安，供人敬奉。出于捍卫道统、出于尊儒排异，或出于自我感觉良好，此前一年，“公以裴丞相请，兼御史中丞，赐三品衣，为行军司马，以功迁刑部侍郎”（见《年谱》），韩愈上《谏迎佛骨表》：“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李纯阅后大怒，要付以极刑。幸亏丞相裴度为之缓颊，韩愈才保住了一条命，却被流放广东潮州。
从此，人们记住了上书“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的铮铮铁骨，记住了那首“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悲壮诗篇，然而，并不在意他反佛辟佛的同时，却与和尚们交往频密。令人不可理解的是，这位反佛人士的府邸里，老衲出入门庭，小僧趋前奔后，而且据宋人朱熹说，那都是些酒肉无赖之辈，就不知所为何来了。到了潮州以后，他又与一位名叫大颠的法师，结为莫逆之交，书来信往，甚为投契。连苏轼也认为韩愈的拒佛，“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所以为了他心目中一个完整的而不是人格分裂的、自相矛盾的韩愈，断然声言韩愈的《与大颠书》为伪作，“退之家奴仆，亦无此语”。其实，物有优劣，人有长短，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虽然儒学原教旨主义者将复古重儒的韩愈，在孔庙配享的排位列于孟轲之后，等同于圣人。但圣人并非完人，他发配到潮州以后，攀附甚至巴结大颠法师，是否期待这位大德高僧影响那位佞佛的唐宪宗，而对他被贬的政治处境有所改善呢？按他当年“三书抵宰相求官”的脸皮厚度，未必会不存此心。
韩愈登华山，在其《答张彻》诗中有“洛邑得休告，华山绝穷陉”句，用他最害怕的这个“穷”字，来形容他华山之行的路径，可见对这次旅行，那想起来后怕的场面，犹耿耿于心。那天，到达华山最高峰后，他定睛环视，千峰壁立，万丈深渊，立刻头晕目眩、魂飞魄散，整个人面如死灰，像散了架似的颤抖不已，惊吓得不成个儿。上山容易下山难，上山时只看到脚前方寸之地，尚可勉为其难地行走，下山时那脚下却是命悬一线的生死之途，往下深不可测，往远看云雾缥缈。腿肚抽筋、浑身凉透、举步维艰、精神崩溃的四门博士，竟失控地放声大哭起来。据唐朝李肇的《唐国史补》：“韩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可返，乃作遗书，发狂恸哭，华阴令百计取之，乃下。”
现在传世的韩愈肖像，很是庄严肃穆的，据五代陶谷说，弄错了，那是南唐韩熙载的画像。不过，无论如何，这样一位圣人，那一脸眼泪巴岔、鼻涕横流的德行，我真是想象不出来。
人，自始至终，从来就是一个矛盾的组合体。有其长处，必有其短处，有其优点，亦有其缺点。看人，要懂一点“两分法”，尤其那些大师，则必须一分为二，千万别被他的光环唬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