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汝瑰，黄玉章 日期：2015-11-05 11:42:25
这是一本花费了巨大心血编写的军事史著作！
★将参战部队的番号和指挥官的姓名全部给出，每一张战斗的作战地图全部都绘制出来。
★让读者知道战斗的背景、交战的地形、双方的实力对比以及战斗结果为什么会是那样。
★在本书中，每一次的战斗都分为四个部分：交战背景、双方的作战计划和部署、交战过程、战斗结果和战斗简析。
★劫难与抗争的亲历者书写的历史。
★权威、第一手资料忠实记录抗战大历史的每一处细节。
一寸山河一寸血
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惨烈的卫国战争3211419名官兵壮烈牺牲，206名将军殉国。
4321名飞行员血染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
国军海军全军覆没，104艘舰艇全部打光。
硝烟远去，历史尘封，千古英雄，魂归何处。
谨以此书缅怀320万永远最伟大的殉国英烈们。
作者简介：
郭汝瑰（1907—1997），毕业于黄埔五期，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回国后进入陆军大学进修。抗战时期，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代理第15集团军第18军第14师第42旅旅长，随后被陈诚提升为第54军参谋长，第20集团军参谋长，第73军暂编第5师师长，后参加了薛岳指挥的第三次长沙会战。
建国后，历任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全国政协委员、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晚年享受副兵团司令级待遇。主编中国军事史和抗战正面战场史，以严谨著称。
中央军委在为郭汝瑰同志举行的追悼会上，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赞颂他的一生是“惊险曲折、丰富深刻的一生”，称郭汝瑰同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黄玉章1928年6月生，江苏如东人，1945年8月入伍，解放军军事学院基本系毕业，中将军衔。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会长，中国毛泽东军事思想学会会长。
郭汝瑰（1907—1997），毕业于黄埔五期，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回国后进入陆军大学进修。抗战时期，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代理第15集团军第18军第14师第42旅旅长，随后被陈诚提升为第54军参谋长，第20集团军参谋长，第73军暂编第5师师长，后参加了薛岳指挥的第三次长沙会战。
建国后，历任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全国政协委员、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晚年享受副兵团司令级待遇。主编中国军事史和抗战正面战场史，以严谨著称。
中央军委在为郭汝瑰同志举行的追悼会上，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赞颂他的一生是“惊险曲折、丰富深刻的一生”，称郭汝瑰同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黄玉章 1928年6月生，江苏如东人，1945年8月入伍，解放军军事学院基本系毕业，中将军衔。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会长，中国毛泽东军事思想学会会长。
田昭林 著名军事史专家、中国军事博物馆特约研究员。他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跟随刘伯承元帅来南京组建南京军事学院起，即潜心研究军事史，曾主编或主撰《中国军事史》、《中国兵器发展史》、《中国战争史地图集》、《历代战争年表》、《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简史》等国家重点出版的军事历史著作，担任《中国战典》、《中国筑城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兵器》卷的顾问、审修和定稿。
目录：
绪论
第一节写作动机0003
一、还历史以真实面目0003
二、记取历史的教训0010
第二节中国抗日战争的地位与作用0017
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0018
二、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因素0019
三、粉碎了日本法西斯的北进计划0023
四、推迟了日本法西斯的南进行动0025
第三节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相互关系0030
一、两个战场的形成0031
二、统一战略下两个战场的合理分工0034
三、两个战场的互相配合0036
四、两个战场的地位与作用0038
第四节正面战场作战概述0044绪论
第一节写作动机0003
一、还历史以真实面目0003
二、记取历史的教训0010
第二节中国抗日战争的地位与作用0017
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0018
二、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因素0019
三、粉碎了日本法西斯的北进计划0023
四、推迟了日本法西斯的南进行动0025
第三节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相互关系0030
一、两个战场的形成0031
二、统一战略下两个战场的合理分工0034
三、两个战场的互相配合0036
四、两个战场的地位与作用0038
第四节正面战场作战概述0044
第一章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第一节中日战争的历史背景0055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扩张0055
二、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跻入侵华列强行列0065
第二节“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侵占东北的军事准备0080
一、东北概况及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活动0080
二、日本侵占东北的军事准备0083
第三节“九一八”事变和东北沦陷0088
一、事变前中日双方的作战指导及兵力部署0088
二、事变爆发和辽宁、吉林的沦陷0094
三、江桥抗战和黑龙江省的失陷0098
四、锦州作战及其失陷0103
五、哈尔滨保卫战0106
六、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破灭0110
第四节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0114
一、辽宁义勇军的抗日斗争0114
二、吉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0119
三、黑龙江义勇军的抗日斗争0124
四、东北义勇军抗日斗争简析0131
第五节“一·二八”淞沪抗战0135
一、日军侵沪的战略企图及中日双方在淞沪地区的兵力部署0135
二、闸北巷战0139
三、吴淞要塞及其附近的战斗0140
四、庙行、江湾战斗0143
五、浏河战斗0149
六、《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0152
七、淞沪抗战简析0155
第六节长城抗战0161
一、战前一般形势0161
二、榆关、热河失守0163
三、长城各关口的作战0167
四、冀东沦陷和《塘沽协定》的签订0179
五、长城抗战失败的原因0183
第七节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战斗0189
一、抗日同盟军的成立0189
二、抗日同盟军的抗日行动0193
三、抗日同盟军的解体和抗日讨贼军的组建及失败0195
四、抗日同盟军失败的原因0197
第八节绥远抗战0199
一、日本侵绥的战备企图和中日双方在绥远地区的兵力部署0199
二、绥远作战经过0202
三、绥远抗战的巨大影响和军事上的经验0207
第九节西安事变和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0210
一、西安事变和团结御侮局面的形成0210
二、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0213
第二章“七七”事变和平津作战
第一节“七七”事变前的一般形势0241
一、国际形势和日本的侵略企图0241
二、日本和中国的国力、军力概况0247
第二节“七七”卢沟桥事变0256
一、“七七”事变前夕平津地区的态势0256
二、日军挑衅和卢沟桥战斗0258
三、中日两国最初的态度和停战谈判0261
第三节日本派兵华北中国部署抗战0266
一、日本派兵华北的决策和战争准备0266
二、中国的抗战准备与部署0272
三、全中国人民团结抗日0278
第四节日军发动总攻及平、津沦陷0281
一、双方的作战准备及作战指导0281
二、北平、天津战斗0286
三、平津作战简析0290
第五节中日两国确立战时体制0293
一、平、津沦陷后的形势0293
二、日本政府放弃“不扩大”方针0295
三、中国大本营的设立和战略方针的确定0296
四、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与红军改编0299
第三章华北作战
第一节华北地区军事形势0309
一、日军的战略企图及进攻华北的作战计划0309
二、中国军队防守华北的作战部署0312
第二节平绥路东段作战0317
一、南口地区争夺战0317
二、天镇、阳高战斗与大同失陷0324
三、作战简析0327
第三节平汉、津浦路北段作战0332
一、中日两军在河北省北部地区的作战计划0332
二、涿县、保定地区作战0336
三、津浦路北段作战0340
第四节晋北作战与平型关作战0347
一、察南、雁北撤退0347
二、广灵、灵丘间的战斗0348
三、第二战区的决战计划0350
四、平型关大捷0351
五、东跑池、鹞子涧战斗0357
六、日军突入繁峙内长城防线弃守0358
七、平型关作战简析0361
第五节太原会战0363
一、会战前的一般形势0364
二、忻口作战0368
三、正太路沿线作战0384
四、太原陷落0402
第六节绥远、冀南作战与济南、青岛失陷0420
一、日军进攻绥远及归绥、包头失陷0420
二、冀南地区作战0421
三、日军进攻山东及济南、青岛失陷0423
四、作战简析0428
第四章华东战局
第一节淞沪会战0433
一、平津失守后的华东形势0433
二、会战经过0446
三、会战简析0499
第二节南京保卫战0521
一、日本大本营的成立及进攻南京的决策0522
二、中国政府对南京地区的抗战准备及作战指导0524
三、会战经过0528
四、南京保卫战简析0543
五、国际形势与陶德曼调停0549
第三节徐州会战0561
一、南京失守后的形势0562
二、国民政府组织全面抗战0563
三、日军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措施0566
四、会战前第五战区的作战方案0568
五、序战阶段津浦路南北段的战斗0573
六、会战前期——台儿庄作战0580
七、会战后期——徐州突围0604
八、航空作战概况0628
九、徐州会战简析0630
第五章武汉会战及广州失陷
第一节武汉会战前中日双方的部署0649
一、日军的战略企图及秘密和谈0649
二、国民政府的战略方针及保卫武汉的作战准备0654
三、日军进攻武汉的作战指导及兵力0660
四、中国保卫武汉的作战计划及兵力0662
第二节会战经过0668
一、序战中的主要战斗0670
二、防守前方要地的主要战斗0682
三、武汉外围主要阵地的作战0693
四、赣北地区的主要作战0712
五、大别山北麓的作战0722
六、中国军队自动放弃武汉0732
七、会战简析0738
第三节日军突袭大亚湾与广州陷落0753
一、日军进攻广州的部署0753
二、中国军队仓促防守0755
三、作战经过0756
四、广州失守的原因0760
第六章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
第一节武汉失守后的形势0763
一、国际形势的发展0764
二、日本侵华政略、战略的转变0766
三、国民政府调整抗战方针0770
四、国共关系的新发展及对抗战的影响0774
第二节南昌会战0777
一、会战前的一般形势0777
二、会战经过0780
三、会战简析0787
第三节海南岛及汕头作战0793
一、海南岛作战0793
二、汕头作战0795
第四节随、枣会战0796
一、会战前双方态势0796
二、日军的战役企图和兵力部署0797
三、第五战区的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0799
四、会战经过0801
五、会战简析0804
第五节第一次长沙会战0809
一、会战前双方态势0809
二、日军的战役企图和部署0811
三、第九战区的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0812
四、会战经过0813
五、会战简析0818
第六节桂南会战0823
一、日军的战役企图、作战指导和部署0823
二、第四战区的防御部署0825
三、会战经过0826
四、会战简析0834
第七节1939年冬季攻势0839
一、军委会的战略企图、方针和部署0839
二、作战经过0841
三、作战简析0844
第八节枣、宜会战0846
一、日军的战役企图、作战指导和部署0846
二、中国军队的战役企图、作战方针和部署0848
三、会战经过0849
四、会战简析0856
第九节上高会战0862
一、双方的战役企图及兵力部署0862
二、会战经过0863
三、会战简析0866
第十节中条山会战0869
一、双方的战役企图及兵力部署0869
二、会战经过0873
三、会战简析0877
第十一节第二次长沙会战0881
一、日军的战役企图及兵力部署0881
二、第九战区的战役企图及兵力部署0884
三、会战经过0885
四、会战简析0895
第十二节日军对中国沿海的封锁作战和对内地的航空作战0902
一、对沿海的封锁作战0902
二、对内地的航空作战0905
三、简析0908
第七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抗战
第一节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和中国战区的建立0911
一、日本的南进政策0911
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英对中国抗战的态度0914
三、日本南进作战的准备0916
四、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0918
五、中国战区的建立0921
第二节第三次长沙会战0925
一、会战前一般情况0925
二、中日双方的作战指导及兵力部署0927
三、会战经过0930
四、会战简析0942
第三节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0947
一、战前一般形势0947
二、中英联军的作战指导及兵力部署0951
三、日军的作战指导及兵力部署0953
四、作战经过0954
五、作战简析0970
第四节浙赣会战0975
一、战前一般情况0975
二、日军的战略企图、作战指导及兵力部署0977
三、第三战区的作战指导及兵力部署0979
四、会战经过0982
五、会战简析1008
第五节监利、华容地区作战及鄂西会战1014
一、监利、华容地区作战1014
二、鄂西会战1021
第六节常德会战1037
一、战前一般情况1037
二、日军的作战指导及兵力部署1038
三、军委会、第六战区的防御作战计划及兵力部署1041
四、会战经过1043
五、会战简析1057
第八章走向最后的胜利
第一节1943年国际国内形势1065
一、轴心国瓦解同盟国转入战略反攻1065
二、中国的抗战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1066
三、日本转变侵华战略1068
第二节缅北、滇西反攻作战1072
一、反攻缅甸战略决策的形成1072
二、中国驻印军、远征军的组建及整训1077
三、驻缅日军的作战指导及兵力部署1080
四、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作战1082
五、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作战1102
六、反攻作战简析1115
第三节豫、湘、桂会战1121
一、日军发动豫、湘、桂会战的战略企图及兵力部署1121
二、豫中会战1123
三、长、衡会战1136
四、桂、柳会战1153
五、豫、湘、桂会战简析1167
第四节击退日军的最后两次进攻1179
一、老河口地区作战(豫西、鄂北会战)1181
二、芷江地区作战1188
第五节局部反攻收复广西1199
一、中国战区的反攻计划1199
二、日军实施战略收缩1203
三、收复广西1205
第六节日本投降1209
后论1215
后记1253
前言绪论
第一节写作动机
1937年中国爆发的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1〕中国各族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为绪论
第一节写作动机
1937年中国爆发的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1〕中国各族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而展开的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最终取得了全面胜利。这场战争的胜利是“我们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不分阶级贫富，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党派信仰，一致奋起，义无反顾，与日寇做生死的决斗”〔2〕而获得的，是在“世界人民的支援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配合下”〔3〕获得的。中国所有参加抗战的政党、阶级以及各阶层爱国人士，虽然在不同的战略阶段，在精神和物质的各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但战争的胜利和他们作的贡献是不可分割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存在着两个战场，即由国民党及其政府领导的军队担负作战任务的正面战场和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担负作战任务的敌后战场。这是1927年以来中国政治、军事的延续、发展造成的，也是中、日力量对比和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是当时具有中国特点和进步意义的特殊现象。
中国长期受封建主义统治，闭关自守，科技落后，武备不修，鸦片战争失败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经过105年之久，才摆脱被瓜分的危局。如此严酷的历史教训，我们子孙后代永远不应忘记。为了振兴中国，使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必须研究中国的近代史，尤其是中日战争史，应该“全面地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借以启迪后人，指导将来”。〔4〕
一、还历史以真实面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对敌后战场的叙述较多，对正面战场则较少涉及。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方针，给全面、深入研究抗日战争的历史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正面战场的研究也提上工作日程。特别是近几年来，有关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著作大批出版，报刊上也发表了很多见解深刻的文章，使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但是，有些作品基本上是参照台湾出版的抗日战争史籍撰写的。
然而台湾的有关著作，特别是官方著作，绝大多数对抗日战争总体格局的叙述不符史实。如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全书只提国民党、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行动及其文件，对共产党的抗战，则除了否定与批判外，不著只字。甚至国民党中坚持抗战的冯玉祥和李宗仁，在书中也被写成“反叛将军”、“阴谋活动家”。有的书更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肆意诬蔑。如何应钦在《为邦百年集》中说：在抗日战争中，“我们中国的内奸叛徒——中共，一直和日本军阀内外勾结，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共同颠覆我们的国家”；〔5〕1987年出版的《抗日战史》仍称抗日人民武装为“匪”，说共产党“从不从事抗日，专门打击国军”，甚至说“原本纯净的沦陷区，由于新四军之进入，遂成多事之秋”，〔6〕等等。对正面战场作战的叙述，则多有掩盖事实、捏造战况的问题。
以淞沪会战为例：中国军队的作战是英勇的，但最后造成大溃败的重要原因是未能适时转移部队，延误了撤退的时机。据始终参加该会战的原第36师师长宋希濂说：“在淞沪战场打了近三个月，伤亡过重，部队残缺，每个师所存人数，多的不过三四千人。当时主管作战的军事委员会第一部(后改称‘军令部’)及前线的高级指挥官，鉴于已被日军攻占了浏河、刘行、江湾、真茹（今真如）等地，后方已无可以抽调的兵力增援，均建议迅速将上海战场的主力部队，有计划地逐步撤到常熟、苏州、嘉兴之线及江阴、无锡、嘉善之线进行整补，实行和日军持久作战的方针。无疑，这一方针是正确的，并已获得蒋介石委员长的批准。十月底，这一方案正在开始实行之际，蒋介石突然于十一月一日晚十时左右，乘专车来到南翔附近的一个小学校里，随来的有白崇禧、顾祝同等人。随即召集师以上将领会议……他说‘九国公约会议，将于十一月三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作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十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持。’”〔7〕于是部队转移的计划遂中止执行。正是由于蒋介石的这一错误决定，才导致淞沪战场几十万部队的大溃败。
可是台湾出版的抗日战争史籍中根本不提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却大肆宣扬“领袖天纵英明，肆应万当，无不终获胜利”，“凡世人以为万无可胜之理者，领袖无不优为之。”〔8〕宋希濂是1949年末在四川大渡河畔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将领，曾率部投入淞沪战场，浴血杀敌。台湾国民党当局说：“国军部分将校于戡乱作战期间被俘投匪，在中共威迫利诱下，发表不实之言论文字，歪曲史实或破坏政府威信，或为匪伪鼓吹，言行乖谬，不足采信”，〔9〕并中伤宋希濂“甘为中共统战工具”，“甘为中共鹰犬”。〔10〕姑不论早在1980年即已定居美国的宋希濂是不是“在中共威迫利诱下，发表不实之言论文字”，我们看一看没有被解放军俘虏，逃至台、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是怎么说的。淞沪会战时任第8集团军总司令和右翼军总司令的张发奎，在其《八一三淞沪战役回忆》中说：“从整个战略上着眼，敌人强渡苏州河后，退却已是无可疑义而不能再迟延的事……当时前敌总指挥陈诚将军来到我的指挥部，他亦同意我的意见。可是，最高统帅部却仍迟迟未决，等情况已到了最危急之际，才于九日下达退却命令……当我接到命令时，部队已陷入极度紊乱状态，各级司令部亦已很难掌握其部队了，因而演成了最后一幕可避免而终不能避免的大悲剧。”当时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顾祝同，在其《墨三九十自述》中说：我军退守苏州河时，“全般态势愈形不利。委员长等于十月二十八日，亲临苏州指示作战机宜”。下文不说蒋介石指示了什么机宜，却说“十一月五日，日军以有力部队，突由金山卫一带登陆，企图抄袭松江、青浦、安亭，堵截断京沪、沪杭两路交通，同时苏州河南岸阵地亦被日军突破，我军以腹背受胁，又缺精锐之生力军可资使用，乃不得不于十一月八日夜开始向嘉兴、苏州一带撤退……部队单位既多，沿途拥塞，加以飞机轰炸扫射，死伤不少，秩序混乱，部队大都失去掌握。”张发奎、顾祝同虽因立场、地位等关系不得不为其尊者讳，但从字里行间还是可以看出某些实情。当时的前敌总指挥陈诚，在抗战刚胜利时的私人回忆中就明确地说明：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时，领袖由电话问陈如何处置，陈答以须调整战线后，领袖又命陈再支持三日，结果蒙受不利之溃退。”〔11〕由此可见，蒋介石由于决策错误、贻失战机，而成为中国军队大溃败的主要责任者。这一点事实上是知情国民党将领早就形成的共识。可是台湾当局出版的各种抗日战史，对此均不提及。
1949年脱离军职去香港定居，1950年又主动不再当国民党员的张发奎，在其晚年的口述自传中曾直接批评蒋介石在此问题上犯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并揭出影响蒋介石作出错误决定的主要原因。他说：当“官兵们已经打得筋疲力尽，伤亡惨重、后援不继”时，我赴松江出席军事会议，这是蒋先生(蒋介石)召集的，会场设在松江车站一节列车上，出席者有宋子文、白崇禧、陈诚、顾祝同、薛岳、孙元良、我以及其他将领”。“这件事我忍不住要讲出来，因为我不知自己还能活多久。不用介意蒋先生知道了会发怒”。“那时淞沪会战已葬送了巨大数量的人命。在蒋先生莅会前，我们在火车车厢里讨论了局势。我们都认为无法再抵挡敌军的优势火力。蒋先生到会后，高级军官们依次提出报告。我提议我们从淞沪前线转移十个师到苏嘉、吴福国防要塞工事，如是我们便能重新集结后撤的部队，以便确保有计划的撤退”。“绝大多数人同意我的建议。大家一致认为，上海再也守不下去了”。“此时蒋夫人突然从上海来到，我还记得她穿着毛皮大衣。她宣称我们若能守住上海——我记得她说十多天——中国将赢得国际同情，国际联盟将帮助我们抑阻日本侵略”。“与会者只有少数人同意她的观点。蒋先生说，上海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坚守”。“蒋先生犯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蒋夫人的愿望被证实是一种错觉，她太天真了，并非我想侮辱一个妇女，但是毕竟她只是蒋先生的妻子呀!他怎能听从妇人之言去指挥一场百万人的大战役呀!”“倘若不是蒋夫人要我们再坚持十几天，我们原本可以实行有秩序的后撤”。“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举行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何应钦承认在淞沪会战中犯错，但他不敢批评最高统帅部，他只承认撤退时过于混乱。何应钦在台湾不敢说真话”。〔12〕
台湾当局出版的许多战史，为了掩盖某些事实或制造某种假象，有时还故意篡改档案。仍以淞沪会战为例，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1937年11月10日第三战区对左翼军下达的“作字第十号”撤退命令，“收容阵地之占领”一项中，原文是令“十九集团军以第六十六军占领安亭、方泰、外岗(不含)附近要点……第二十一集团军以有力部队占领外岗、嘉定附近诸要点……以五十六师占领晏塘、浏河附近要点”，以掩护第十五集团军及第十九、第二十一集团军自身的撤退，并未令陈诚的第十五集团军占领收容阵地。但蒋纬国主编的《抗日御侮》及史政局所编的《抗日战史》等书，都改为“第十九集团军以第七十三军占领杨家村、方泰镇附近各要点……第十五集团军以有力部队占领石岗门、嘉定城附近诸要点……”掩护撤退。当时陈诚并未在左翼军中指挥作战，是薛岳指挥的，所以命令中“本阵地占领部署”一项的原文是：“在转进期间应由左翼军薛总司令适应状况部署各集团军之行动”，而上述两书竟将“薛总司令”篡改为“陈总司令”。
又，《第三战区第三期作战计划》本来是在淞沪作战部队分别撤至吴福线和平望以南地区时，于11月16日由南京下达的，其方针是“为了打破敌由杭州湾方面包围我军之企图，并巩固首都”。可是台湾当局出版的战史，却将这一计划下达的日期改为11月8日，并删掉了打破敌军包围企图这一首要目的。同时还在顾祝同于11月8日夜匆忙下达的撤退命令之前，增添上“第三战区基于上述第三期作战计划，随即于11月8日下达初期阵地转移部署命令”。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制造蒋介石早有预见的假象，使读者相信淞沪作战部队是预有计划地转移阵地，而不是仓皇溃退。不过这种作伪手法破绽太多，即使不与其他大量资料对照，仅从计划自身内容亦可看出其不实之处。《计划》中的“指导要领”规定：“由京沪方面抽调两个师经宜兴至吴兴”；第三条规定：“沪杭线方面应扼守崇德、石湾、南浔及临平、吴兴线”。人们不禁要问：在11月8日，杭州湾登陆日军第一梯队第18师团和第6师团尚在松江西南及亭林镇附近，第二梯队第114师团尚未登陆，淞沪战场左右翼军也还未被切断联系，而且军事委员会9日尚“决定以右翼军扼守既设之乍嘉阵地”，〔13〕为什么要京沪两个师从太湖北绕道去太湖以南的吴兴呢?为什么放弃1935年即已修建的乍嘉线和海嘉线两道国防线防卫工事，而要求扼守两阵地以南并没有既设国防工事的崇德至临平之线呢?可见这个计划绝不是11月8日下达的。这类的例子俯拾皆是，几乎在每个战役的叙述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因而，台湾当局出版的抗日战争史籍，绝大多数不能真正、完全地反映抗日战场的真实面貌。
我国大陆各地现存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档案异常丰富，而且保管良好，整理有序，为正面战场作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但国民政府时期的战斗详报、作战总结以及各种新闻媒介在当时发表的战况报道等，因国民党军一些将领为邀功、诿过等个人目的，或为激励士气、鼓舞人心等宣传需要，经常虚构战情，浮夸战绩。如果使用不慎，可能造成失实。据抗战时任第18军参谋长的赵秀昆说：1940年枣、宜会战时，他“任宜昌守城部队18军18师参谋长，是放弃宜昌最后阵地飞机场东北角镇境山的人，时在6月11日黄昏……但在档案资料中，6月14日陈诚致蒋介石密电说：‘宜昌城区仍由我罗师(18师)一部固守’。”他还说：“1943年5月……下旬，(日军)向长江南岸的18军防守的石碑要塞进攻。六战区尽其所有兵力增援18军，但未能阻止住日军攻势……蒋介石急令六战区留11师固守石碑要塞，其余均后撤到茅坪、野山关一线，组织新的抵抗。18军18师在撤退中发现日军已经趁夜全线撤走，向军长方天报告……(我)直接以电话报告军令部。蒋介石接到报告后喜出望外，命军令部次长林蔚直接以电话告18军军长方天，大意：鄂西战役结局，国内外影响甚大，要注意宣传，你们速拟一战报，以电话直接报军令部，政府将对有功将领加以勋奖。方天令我亲拟战报，肆意夸张，军令部更进一步虚构、夸张，这就出现了6月3日重庆《中央日报》以及各大报纸的‘鄂西大捷之经过’的战报报道。其中有：‘据军委会发表，此次敌寇以其第3、第13、第34、第39、第58等6个师团为骨干，另附第14、第17独立旅团所编成之第11军，向我鄂西长江三峡进犯……我军以石碑要塞为轴心，诱敌至要塞地带，我统帅则特颁手令于要塞守备部队方天……诸将领，明示以此为我国之斯大林格勒……严令全体官兵固守要塞……敌军屡以密集部队向我要塞决死猛攻，我守备部队待其陷于我火网之内以后，予以全部歼灭，使之无一生还。积尸之多，仅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其中除‘仅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是我信笔编造外，其余敌军总兵力和什么蒋介石手令，都是军令部捏造的。”〔14〕新闻媒介在当时进行宣传，或者还可以理解，明知其不实却作为史实，写成重要文件就很难使人理解了。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1946年抗战胜利后写的《八年抗战之经过》中对此次战役是这样写的：“敌第39师团、第13师团主力，及第3师团、第34师团、第58师团一部，均先后转用于宜昌西岸地区。敌酋第11军军长高木义人(系横山勇之误)亲至宜昌指挥，似有一举攻占我第一线要塞，威胁恩、巴之企图。我军早有周密之准备，我最高统帅并手令江防守备部队诸将领，明示石碑要塞乃我国之史达林格勒，为聚歼倭寇之惟一良机……当敌开始向我要塞外进攻时，我守备部队沉着应战，待敌陷入我之圈内，将其全部歼灭，故八斗冲、大小朱家坪、永安寺及北平山各地之战斗，屡次进犯之敌，均无一生还。敌第39师团主力及第34师团之一部，几全部被我消灭，而由偏岩窜占木桥之敌，亦被我消灭大半……此次进犯之敌，总兵力约十万之兵……其结果只赢得数万具尸体”，等等。另外，国民党政府军队在一些作战中制定的计划、命令，文字阐述也是头头是道，但有些并未实行，有的未全执行。由此可见，即使是原始档案，亦可能有失实之处，不可不慎加辨析。
海峡两岸参加过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的军官、将领，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了不少战争回忆录，这是研究正面战场作战的宝贵资料。但个人见闻总难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全凭记忆也易因年久产生错误。以南京保卫战为例，当时的第103师第618团团长万式炯和该团第3营营长赵旭对参加江阴防守战斗的回忆就有矛盾。万说1937年12月1日晚奉命“向镇江转进”，“夜晚十时，我师退至江阴城西方之钱家村，遭敌伏击”，“第613团团长罗熠斌中弹阵亡”。而赵则说12月1日日军“向我103师阵地猛扑”，“激战两日两夜，守住了要塞”，但我第613团团长罗熠斌阵亡；12月2日方奉命“向镇江转移”，“当夜开始撤退”。〔15〕仍以南京保卫战为例，当时的教导总队副队长兼第1旅旅长周振强记该总队的兵力部署是：“第1旅……为右翼队，担任紫金山老虎洞、西山至工兵学校之线的防守。第3旅……为左翼队……第2旅……为总预备队，集结在太平门、中山门附近。”而当时任第2旅第3团团长的李西开则记为：第2旅也在第1线阵地，“担任陵园新村、中山陵西侧、灵谷寺至老虎洞侧一带地区之守备。右与第1旅、左与第3旅联系。”〔16〕由此可见，使用回忆资料时，仍须与其他资料对照研究，方能避免失实。
研究历史，回顾以往的成就和过失，以便达到鉴往知来、古为今用之目的，首先必须对史料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一番梳理。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史的研究同样必须以史料的真实为前提，还历史以本来面貌，在弄清战争的真实面貌的基础上，从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高度考察战局的发展，严肃认真地把抗日战争发生的原因、中日双方的具体情况、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性质、正面战场作战的历史过程以及战略决策和战役指导的成败得失等，如实、系统地反映出来。虽然现在的常规战争已进入高新技术战争时代，不同于过去的抗日战争，战场环境、作战样式、战术原则、作战理论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但它们本身都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都不能与历史截然分开。在着眼于特点、着眼于发展的原则下总结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仍有许多东西，特别是战略运用和战役指导等方面可资借鉴。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军事领导者误认为多地带阵地防御继续有效，第一阵地带尚未被突破，后方阵地带又构筑起来，因而是不能突破的，于是建筑马其诺防线，实行甘末林的防御战略。英国在亚眠会战中使用坦克，德军交叉火网不能阻止其前进，只因英坦克停止等待协同的步兵延误了时间，德阵地才未被突破。德国从中认识到：如果攻者改进步、坦协同作战，提高进攻速度，使防者来不及建筑后方阵地，则多地带阵地防御是可以突破的，遂采取闪击战略，提高进攻速度，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一战而溃、希特勒蹂躏欧洲。
有鉴于此，我们编写这部《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参加撰写和编审的人员，有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国共两党的将领，也有研究中国近代史和军事史的学者。我们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立场上，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中日及各有关方面的资料进行相互印证、研究，实事求是地反映正面战场的作战，既不增加什么，也不减少什么；既不为之“擦粉”，也不为之“抹黑”，让世界各国的读者了解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的真实历史，也为今后《中国抗日战争作战史》的撰写奠定一些基础，同时希望有与之配套的《中国抗日战争政治史》《中国抗日战争外交史》《中国抗日战争经济史》等著作相继问世，以便对这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作出更为全面、系统的总结。
二、记取历史的教训
1868年日本开始实行明治维新。当年4月6日，天皇在颁发施政纲领《五条誓文》的同时，还发表了要“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经营天下”的《宸翰》(即御笔信)，宣布“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并在6月改革官制时规定外务大臣的职责之一为“开疆拓土”，〔17〕明确地表示以侵略扩张为其基本国策。1874年发动了第一次武力侵华，进犯中国台湾；1879年吞并了与中国清朝保有特殊关系的琉球国；〔18〕1894年发动了“甲午战争”，强迫清朝廷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北京；1904年与俄国争夺中国的土地、利权，在中国东北大地上进行日俄战争，占领了中国辽东；1910年又吞并了与清朝保有特殊关系的朝鲜；1914年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作战之机，占领了中国青岛；1927年，日本田中内阁举行的“东方会议”制定“先征服中国”的计划，并上奏天皇；1928年为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出兵济南；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1937年再制造“七七”事变，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面对日本几十年赤裸裸的野蛮侵略，中国人民忍无可忍，才全民奋起，被迫进行抵抗。１９３７年开始的这场全面抗战，是觉醒了的中华民族为抵抗日本军国主义妄图置中国于殖民地地位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反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战争。而日本所进行的，则是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它使中华民族遭受了空前深重的灾难，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侵华日军到处进行残酷的屠杀，仅南京一地就屠杀了30余万；而且公然违反国际公法，组织“７３１部队”，制造细菌武器，中国至少有十余万人死于其“试验”之中。日本侵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及残暴罪行，不论在国际法律上还是在道义上，国际社会早有定论，受到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民，包括日本有正义感的人民的一致谴责。
战后数十年来，日本许多明达人士深知反省。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中，日本表示：“痛感到在整个战争中给中国国民造成巨大损失的责任，并对此深刻反省”；1987年，日本举行“卢沟桥事变五十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日本历史学家远山茂树在闭幕词中说：中日战争“历史意义的核心，是日本的侵略战争同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战争的冲突，其结局以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对此，是不能有丝毫含混的。”〔19〕1991年在沈阳举行的“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井上清在发言中说：“我们一定要把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真实情况告诉中日两国人民，告诉两国的子孙后代。”〔20〕日本明仁天皇也说：“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我国给中国国民带来深重苦难的不幸时期。我对此深感痛心。战争结束后，我国国民基于不再重演这种战争的深刻反省，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和平国家的道路。”〔21〕1993年8月10日，日本细川首相承认：“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行的是侵略战争。”〔22〕其实，早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有些日本军人就明确地承认日本进行的是侵略战争，承认对中国人民施行了残暴行为。如日本明治天皇之弟三笠宫崇仁，于1944年初在南京中国派遣军总部所作的秘密报告《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中说：“明治维新以来，伴随欧美文化的输入，日本人也感染了霸权主义的侵略压榨思想，并与欧美诸国一起对中国实施此等行径”，如“掠夺、强奸、杀害平民、放火等”。后来日本《读卖新闻》的调查研究部主任研究员中野邦观对他采访。关于侵华问题，三笠宫崇仁说：“连侵入他人所有的土地都要构成非法侵占罪，更何况侵占他国的领土，这能说不是侵略吗?”关于侵华日军屠杀中国人的问题，他说：“所谓屠杀，就是用残忍的手段加以杀害”，日军“为了对新兵进行训练，可用活生生的俘虏当靶子，叫新兵演练刺刀拼杀战术”；在东北，将中国人“捆绑在木桩上，日本军人对着他们又施放毒瓦斯，又发射毒气弹，其场景之凄惨，实在令人目不忍睹……像这样的暴行，不叫屠杀又能叫什么呢?”最后他说：“日本人较普遍地存在着民族优越感和对中国人的蔑视观念，再加上……对在甲午、日俄两次战争中日本并未真正取得胜利，只是在政治上得胜而在军事上并未战胜这一点认识不足，因而最终酿成了不可收拾的结果。”(按：指发动了侵华战争)“这些问题，并未到此总结，现在依然继续存在，将来也很有可能再度发生。”〔23〕三笠宫崇仁的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再度发生”的危险的确存在。
尽管中国对日本侵华的这段不幸历史不咎既往，以友好为重，希望其吸取历史的教训，使中日两国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互利合作，共同维护东亚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但是，军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思想并未在日本完全消除，不仅在日本民间不断地出现“卢沟桥事变乃偶发事件”、“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大东亚战争应当肯定”等反历史的言论，以及胡说什么“犯罪时效也适用于侵略战争，中国现在还批判日本侵略，是不懂时效”，并诬蔑中国尚处于“根本不懂国际常识和现代社会原则的‘前现代社会’”等等；就是在日本政界，也仍然不断有人歪曲历史，否认侵略，拒绝反省。
以负责日本教育的文部省为例，1955年自民党前身民主党中部分大员发表了题为“可忧虑的教科书”一文，主张把日本小学教科书所载的日本“战败日”改为“休战日”。此后文部省多次在审定教科书时故意掩饰其发动的侵略战争：1958年，把侵略中国改为“进入大陆”；1969年，删掉了所有关于反省战争责任的内容；1982年，又把侵略华北和全面侵略中国等段落中的“侵略”改为“进出”，把南京大屠杀改为“占领南京”等等，类似的篡改不胜枚举；同年8月，国土厅长官松野幸泰还攻击中国、朝鲜和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篡改教科书进行批评是“干涉日本内政”，说批评的人“神经过敏”。
再如：1978年，日本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和1000余名其他级别的战犯的牌位移入靖国神社进行“祭祀”，此后每年都有一批大臣和国会议员前往参拜；1985年，中曾根康弘公然制造了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先例，而且内阁成员每年在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已成定例。1986年，刚上台不久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竟在《文艺春秋》上著文，说日本并吞朝鲜，朝鲜“负有责任”，说日军在南京进行的屠杀是“为了排除抵抗”。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更肆意歪曲历史，说“日中战争发端于1937年的卢沟桥事件，当时本已就停火问题达成了协议，但是中国共产党开了枪，于是战争就爆发了”；1988年，他再次为日本的侵略行径辩解，说日本“当年并没有侵略意图”，“日本一直不是一个侵略国家，日本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而发动战争的”，并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1989年，曾任“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之会”会长、一直积极推动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竹下登采取了间接否认侵略的手法，说日本进行的战争，是不是侵略战争，“应该由后世历史学家评价”。1990年，众议员石原慎太郎发表谈话和文章，说“我不认为发生过所谓大屠杀事件”，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谎言”，日本人应当肃清“战后意识”。1992年，众议院外委会副委员长柿泽弘治说：亚洲各国对日美化侵略战争的批评是“有害的”，“是对往事的小题大做”。
1994年，事态发展得更为严重，一年之内有三名政府要员和一名议员公开否认当年日本进行的侵略战争。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日军大佐、战后任自卫队陆上幕僚长、当时任日本法务大臣的永野茂门上任不到一个月就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把太平洋战争定为侵略战争是错误的”，“当时即将被搞垮，日本是为了生存才发动战争的，是为了解放殖民地以确立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并不想把那些地方变为日本领土，也没有占领那些地方”。同年8月，环境厅长官樱井新对记者称：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并没有想发动侵略战争”，“不应当只认为日本坏”，“那场战争使亚洲各国独立了”，“教育提高了”。9月，自民党议员户田一郎又在广岛议会上说：“大东亚战争是自卫战争”；10月，通产大臣桥本龙太郎在回答议员质询时说：“日本否认针对亚洲邻国发动过侵略战争，这是一个微妙的定义上的问题”，“日本当年发动的战争是否叫侵略战争尚存疑问”。特别值得警惕的是，这些要员们还煽动群众，为其侵略翻案。他们在日本投降日参拜靖国神社时宣称“‘八一五’不是终战纪念日，而是日本战败的国耻日，全体国民应奋起雪耻”。在神社两侧高挂书写着“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反对中国干涉内政”等颠倒黑白的大条幅。神社的扩音器里不断地喊着“大东亚圣战是为亚洲各国争取独立的战争，是正当的自卫，东京审判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报复”，“日本不是侵略国家，英灵为国捐躯”等口号。当天参加参拜的有日本7名内阁阁僚和前首相竹下登等69名国会议员。
199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也是日本战败投降50周年。在这个时候，日本人要想得到世界人民，特别是亚洲人民的谅解和信任，理应认真反省过去、承认侵略历史，并向曾经遭受其侵略的国家和民族道歉。可是一部分日本政要人物非但不肯道歉，反而变本加厉地否认和美化其侵略历史。当年1月，自民党议员成立的所谓“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竭力抵制在日本战败50周年之际由日本国会通过“不战决议”，宣称坚决反对“谢罪式的不战决议”，要避免“使战后被歪曲的历史法律化”；2月，永野茂门与一些自民党议员组成所谓“正确认识历史议员联盟”，公开反对日本以任何形式谢罪，说“不战决议将使日本永久被贴上残忍民族的标签”；4月，“终战５０周年国民委员会”在日本各地征集了456万人签名，反对国会通过不战决议；6月，“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在东京举行紧急会议，要求国会在决议中不使用“侵略”、“殖民统治”、“反省”和“领土扩张”等词句；8月8日，刚上任的文部大臣岛村宜伸，在其就职的第二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拒绝承认日本的侵略历史，声称认不认侵略战争“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同一天，奥野诚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大东亚战争是为了解放白人殖民地”，是“自卫战争”；8月15日，通产大臣桥本龙太郎等8名内阁成员和70多名国会议员参拜了靖国神社。不久，桥本龙太郎等自民党105名国会议员组成的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书中说“满洲不是中国领土”，“日本是为了自卫而出兵亚洲的”，“南京事件是虚构的”，等等。这一切都不能不使我们鉴往警来。
“回顾中日关系，可谓密切交往与深仇血战相互转换。其内在的决定性因素是力量对比”。“尊强傲弱，愿意向胜利者学习，是日本人历来的特点”〔24〕。公元7世纪，日本大化年间(公元645—655年)经效法唐朝制度进行改革而兴起不久，公元663年8月间，日本水军即与大唐水军在朝鲜半岛白江口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海战，结果是日本水军大败，损失战船400余艘。日本认识到自己的军事力量尚不足以抗衡唐朝，不仅没有怨恨大唐，反而与唐朝的关系更为密切。在唐军平定了与日本共同抗唐的高句丽后，日本派河内鲸为“平高丽庆贺使”，去唐都长安祝贺大唐在朝鲜半岛的彻底胜利。同时向大唐大规模地派遣留学生、遣唐使，进一步全面学习和引进唐代的文化制度，积极进行“唐化”。公元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一译佩利)，率其舰队侵入日本江户湾，并以武力相威胁，强迫日本于次年签订了不平等的《日美和亲条约》，打破其锁国制度。日本却在神奈川县横须贺市建立了培里公园，园内还设有纪念馆，陈列着当时的入侵实物、文件和出版物，记录了美舰压境时幕府惊慌失措、被迫开国的历史。而且在美舰登陆地点，立了一座纪念碑，上有当时首相伊藤博文亲书的“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利上陆纪念碑”大字。曾访问过日本的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将军2012年著文说：“在二战中真正打痛日本的是美国，多数日本人却最佩服美国。20年前，我到日本自卫队最大院校防卫大学时，看到其师生处处以模仿美式做法为荣。12年前，我到广岛时曾访问过原子弹受害者及其后代，发现他们不谈怨恨却还感谢美国战后的帮助”。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当局乃至主流观念只承认败于美国，不承认输给中国”。但是“新中国成立一年后敢于出兵朝鲜，同美军作战还能连连取胜，刚被美国打服的日本人在惊愕之余改变了对华观念，过去‘支那’的蔑称被‘中国’代替〔25〕。”中日间的民间往来，逐渐升温，“文革”期间，中国的对外交往几乎中断，但日本民间团体来华却一如既往，且更加热情。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两国的密切关系程度前所未有。但随着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后，不少日本人又开始得意忘形，崇强傲弱、尚武好战的心理高度膨胀。石原慎太郎就与人合作抛出《日本可以说不》的系列著作。“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出现十多年经济不景气。导致日本政治右倾化，国民心态普遍感到失望、迷茫和焦躁不安。特别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长期以来日本称霸亚洲、经济唯我独尊的局面被打破，这种反差使不少日本人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和心理不平衡。右翼势力和某些政客、媒体乘机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中国危机论’等，竭力鼓吹依靠美国、抑制中国，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如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早在2002年就在《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战胜中国重建日本的道路》的文章。2012年他又跳出来导演‘东京都购买钓鱼岛’的闹剧，激化中日之间钓鱼岛争端的矛盾冲突”〔26〕。而日本政府亦出于遏止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自身能源的需要，以及配合美国重视亚太战略的需要，企图乘机侵夺中国的钓鱼岛。
已经并日益发展壮大的新中国和受尽列强屈辱、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相比，不论在国际地位上还是在综合国力上，都有着极大的差异。被人诬蔑为“东亚病夫”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也不会再任人欺凌。但是，在颂扬我们中华民族光荣、伟大业绩的同时，绝不能忘记过去的历史，必须牢记中华民族在近代走过的艰苦历程，警惕那些为其侵略历史辩护、主张“雪耻”的那些人。
看一看日本的现实情况。仅就军事方面而言，它的自卫队拥有一切先进的常规武器，是一支能够进行高新科技战争的现代化武装力量。日本现有核电站47座，拥有生产核武器的全部基础与技术，如果日本政府愿意，一年内就可以成为核大国。再听一听某些日本军界人士的声音。日本防卫厅（2007年1月升格为防卫省）国防局局长高岛说：“中国是一个核大国，并且正在对武装力量实行现代化”，“从军事意义上说，我觉得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有的人还无中生有地制造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为其扩军找借口。如东京防卫研究所所长西原说：“我们对中国的扩张感到担忧。”〔27〕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必须居安思危，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在加强民族团结和加速经济发展的同时，努力建设现代化国防，提高军队素质，以增强我国的防御能力。为此，还必须从以往的作战实践中吸取可用的经验教训，以便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反侵略战争和保卫国家利益的战争做好准备。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虽然日本在近代对中国有过几十年侵略的历史，但也有2000多年的友好交往。我们真诚地希望中日两国人民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互利合作，共同维护东亚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但真正的睦邻友好关系只能建立在正确对待历史的基础之上。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也希望日本少数人能正视历史，并以史为鉴，与中国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友好合作关系。这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利益。
注释：
〔1〕毛泽东：《论持久战》。载《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卷第274页。
〔2〕朱德：《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第四周年》。载《解放》1941年7月7日第131、132期合刊。
〔3〕刘华清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驻京部队老战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载1995年8月26日《解放军报》。
〔4〕聂荣臻：《历史的召唤》。为郭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一书的序言。
〔5〕《为邦百年集》。台湾1987年版，第449页。
〔6〕台湾国民党史政编译局《抗日战史》，1987年7月版，第4册第2页。
〔7〕宋希濂：《鹰犬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二版，第121页。
〔8〕黎玉玺：《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台湾国民党史政局1966年印。
〔9〕同〔6〕的“编纂说明”。
〔10〕1984年4月4日台湾国民党《中央日报》。
〔11〕《陈诚私人回忆资料》，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转引自《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三辑第三十一册。
〔12〕见《张发奎上将回忆录——蒋介石与我》，星克尔（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77—182页。
〔13〕国民党军令部档案《沪战经过及教训》(1937年12月)。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转引自《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三辑第三十一册。
〔14〕赵秀昆：《从运用档案、回忆录资料想到的》。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
〔15〕《南京保卫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85、92、93页。
〔16〕同〔14〕，第166、167、171页。
〔17〕转引自伊文成等《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56页。
〔18〕在清代，琉球、朝鲜与中国清朝保有特殊关系：按定制，琉球和朝鲜的国王即位时要接受清朝皇帝的册封，即位后要派大臣定期到中国向清帝朝贡。清帝则负有维护琉球、朝鲜国王统治之责，并有帮助他们平定内部动乱和抵御外来侵略的义务。当时清朝统治者以琉球、朝鲜为其“外藩”、“属邦”，琉球、朝鲜统治者也如此看待其与清朝的关系。但是清朝并不干预他们的政令，在经济上彼此也处于平等地位，并可得到对华通商的便利。清朝与琉球、朝鲜的这种特殊关系带有封建落后性，但是和近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关系根本不同。
〔19〕见《驳永野茂门》所记齐世荣的谈话。载《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2期。
〔20〕见中国各大报刊载的中国新华社沈阳1991年9月17日电。
〔21〕《日本天皇在杨尚昆主席举行的宴会上的答辞》，见中国各大报刊载的中国新华社北京1992年10月23日电。
〔22〕见中国各大报纸刊载的日本共同社东京1993年8月11日电。
〔23〕见日本《HTISIS读者》1994年8月号。转引自《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
〔24〕见徐焰《处理对日关系需大手笔》。载《同舟共进》2012年第10期。
〔25〕同上注。
〔26〕见王晓秋《历史上日本的对华心态》。载《同舟共进》2012年第10期。
〔27〕转引自高存信《鉴往警来，永保和平——我们怎样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载《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
第二节中国抗日战争的地位与作用
中国的抗日战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册上极其光辉的一页。中国的抗日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在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战胜和消灭法西斯、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尊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崇高的地位，发挥了伟大的作用。但是，西方国家出版的有关反法西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却大多侧重于欧洲、非洲及太平洋战场的叙述，强调美、苏、英的重要作用，无视亚洲战场与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有的西方学者甚至公然歪曲历史，诬蔑“中国军队几乎没参加过什么战斗”，即使“中国停止战斗，战斗的进程也决不会发生改变”等。如果这不是无知，便是别有用心了。
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们熟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法西斯挑起的一系列局部侵略战争逐渐发展、扩大而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1920年以后，日本出现数以百计的法西斯组织与团体，它们竭力鼓吹对外侵略。1931年日本法西斯制造“九一八”事变，中国东北部分爱国军民在世界东方第一个展开反法西斯武装斗争。1936年11月25日，德、日两国政府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一年后，意大利加入，从而宣告德、日、意法西斯侵略集团正式形成。该协定申明：法西斯集团决心夺取世界霸权，要在全世界推行法西斯制度。因此，德、日、意三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结成法西斯同盟，被视为轴心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走出重要一步。自此以后，世界上原来分散孤立的法西斯势力结为一体，构成了对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威胁；三个法西斯国家对世界任何国家和民族的侵略不再是局部事件，而具有世界性了。换言之，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反抗德日意法西斯集团侵略的武装斗争，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中国抗日战争当然也不例外。即使仅就抗击日本的侵略而言，也是如此。1936年8月7日，日本政府通过《国策基准》，确定其对外扩张的战略方针是：“北上”进攻苏联，“南进”夺取南洋，陆军军备以对抗苏联在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为目标……海军军备应以对抗美国海军、确保西太平洋的制海权为目标。［１］非常明显，日本侵华不仅仅是要灭亡中国，其最终目的是要征服世界。所以毛泽东在当年说：“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2〕“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3〕中国的抗日战争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头一炮。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是打败第二号法西斯强国日本的决定力量，是苏联战胜德国法西斯和美、英夺取太平洋战争胜利的最有力的盟友。当时各同盟国首脑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均极为重视。请看以下几桩大事：
1942年元旦，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26个国家共同发表《联合国家宣言》，各签字国政府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以对抗与之处于战争状态的“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国家，并保证“不与敌国缔结单独之停战协定或和约”。〔4〕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联合作战的需要，建议设立包括中国本土及越南、泰国在内的中国战区，并提议蒋介石担任战区统帅。
由于中国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英勇抗战，改变了过去任列强欺凌的软弱形象；更由于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地位的重要，中国的国际地位大为提高。1943年1月，中国和美国、英国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签订了新的中美、中英条约(以后中国与比利时、挪威、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相继签订了类似条约)，废除了过去的不平等条约。
1943年10月，苏、美、英三国外交部部长在莫斯科开会，共同发表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美国力主中国亦参加该宣言。美国国务卿赫尔说：“我的政府认为，中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作为四大国之一进行战争。对中国来说，现在如果俄国、大不列颠和美国在宣言中把它抛到一边，那在太平洋地区很可能要造成可怕的政治和军事反响。”〔5〕经协商，中国驻苏大使受权在宣言上签字，从而形成四国宣言。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都必须归还中国。〔6〕三国决心团结战斗，将战争进行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
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苏联于8月加入《波茨坦公告》)
在上述活动中，尽管美国政府另有所图，但中国以四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一点是无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官员作为主要战胜国的代表参加了日本向盟国投降的仪式。战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凡此种种，也是对这个事实的进一步确认。显然，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一翼，是其密不可分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作为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四个主要国家之一的中国，始终担负着抗击日本侵略军主力的重任，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就作战时间而言，中国遭到日本侵略最早，抗击日本也最早，而且作战时间也最长。仅从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国军民同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了8年零40天(如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则战斗了14年)。而美、英两国从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起，同日军战斗了3年又9个多月；苏联从1945年8月9日对日宣战开始，实际作战不过十几天。就作战规模而言，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长达5000公里的正面战场和幅员130余万平方公里的敌后战场进行的，中国投入的兵力，最多时军队近500万人、民兵约200万人；日本投入的兵力，最多时日军近200万人、伪军约145万人。双方使用总兵力高达1000万人。就消耗日本军事力量而言，8年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杀伤、俘获的日军，据日本方面统计为261万余人，其中伤亡人数为133万余人。〔7〕日本厚生省1964年调查后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死亡的人数为4356万人。但日本历史学家伊藤正德所著《帝国陆军史》，却记录战死在中国的日军为789370人。最近日本读卖新闻社为追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死日军亡灵而出版的《中国慰灵》，亦记为70多万人，但不包括中国远征军、驻印军在缅甸战场上、中国抗日联军在东北战场上与日军作战中战死的日军。另有《缅甸慰灵》、《满洲慰灵》专为记载。〔8〕据国民党军方统计，向中国投降的日军为1283万余人。〔9〕此外还消灭伪军累计213万余人(其中歼灭118万余人，投降95万余人)。美、英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作战，据《马歇尔报告书》记载，使日军损失1247万人(包括在印、缅战场上美、英军和中国远征军共同歼灭的16余万日军)。苏军在远东对日作战，据苏联统计，使日军损失约70万人(包括伤亡、俘降人数)。日本在中国战场上损失的军队，占其损失总数的65%，对日本整个军事力量，特别是陆军力量打击最大。
尤其应当提出的是：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的4年半内，中国独自抗击着强大的日本侵略军。后来成为反法西斯战线盟国的美国和英国，在此期间基本上没有援助中国，而且竭力推行“绥靖政策”，甚至继续向日本出售其最为缺乏的战略物资。苏联虽然曾经给中国以有力的援助，但要中国以稀有金属和农牧产品偿还其售予的武器装备。为避免两面作战，苏联在国际关系上也采取不干涉日本的“中立”立场。中国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粉碎了日本企图在短期内征服中国、变中国为其“南进”或“北进”基地的战略计划，迫使日本陷于“中国泥潭”而无法自拔。
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初，其主要决策者们认为只需“对华一击”，就可以迫使中国屈服。陆相杉山元在日本天皇询问战争所需时间时，他说“一二个月足够了”。〔10〕但在中国军民的英勇抗击下，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既未被消灭，中国政府也未屈服，依然坚持抗战；而敌后战场则愈战愈强，建立了大批抗日根据地，收复了大片国土。1938年9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在向至华北视察的日本天皇侍从武官所作的《情况报告》中说：“占领区内……敌人游击活动逐渐活跃……其行动极为猖獗。破坏铁路，袭击各地等事件不断发生。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11〕此时的日本，不仅在军事上遭到严重的挫折，战略进攻势头已成强弩之末，在经济上也逐渐陷入困境，国力开始下降，战略原料缺乏；更由于兵员的不断增加，劳力、能源和粮食均感不足。1939年的军费支出已高达６１．５６亿日元，国防工业的生产计划已不能完成。当年冬，“日本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已经失去保障军队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从而“加重了中央统帅部首脑的痛苦和压力”。当年10月2日就任参谋次长的泽田茂对当时的形势作了这样的叙述：“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陆相也是这样判断的。依靠武力决战解决中国事变的做法，是没有出路的。”〔12〕其实，他的前任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也有与他基本相同的看法，认为继续打下去对日本非常不利；即使打下武汉、广东，也不可能使中国屈服，而且“日本内部由于人心恶化，失业者发生生活问题，出现了反战思想，将更加陷入困境。”〔13〕正是由于中国坚持抗战，使日本逐渐陷入“中国泥潭”而不能自拔的困境。从1938年12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3年时间里，日本连续更换了7次内阁(近卫文麿〔第一次〕、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米内光政、近卫文麿〔第二、三次〕、东条英机)，每次都不过半年时间。他们虽然不断地变换对华策略，并采取了战略轰炸、海上封锁、“三光政策”、“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等各种手段，但谁也未能扭转这种越陷越深的不利局面。冈村宁次认为：“在事变中内阁几度更迭，其本身就是向世界暴露了日本的虚弱。”〔14〕1939年7月5日，日本参谋本部在草拟结束战争的秘密方案中说：“如果今后仍然打下去，那将是徒劳的。要想通过这次事变一举全面解决中国问题，那是不可能的。广大国民已显疲劳之色，久战必将生乱。”〔15〕1939年12月25日，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在大阪各界招待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中国国民政府还拥有军队240个师，另外还有游击队100万以上。如何解决此巨额军队，如何应付国内经济问题……都是棘手问题。〔16〕1940年12月1日，日本天皇也已感到形势不妙，问参谋总长杉山元：“侵入莫斯科的拿破仑就是败在消耗战与游击战上，日本军在中国是否感觉到无法对付了?”〔17〕实际上这时日本已经被中国的抗日战争拖到精疲力竭的边缘。正如战后日本人自己说的：“日本在败于美国的物质力量之前，早就已败给中国的民族主义了。”〔18〕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初期，日本投入的陆军仅10个师团又3个混成旅团，在太平洋战场上势如破竹，所向无敌；但在部署陆军35个师团、1个骑兵集团和44个混成旅团(含关东军13个师团和24个混成旅团)〔19〕的中国战场上，日军的形势却很不妙，日军的作战不仅没有“粉碎敌抗战企图”，反而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吃了败仗。1942年5月9日，日本天皇质问参谋总长杉山元：“不能设法解决中国事变吗?”就是这个五年前对日本天皇说打败中国“有一二个月足够了”的杉山元，这时已找不出挽回失败的办法，只好所答非所问地回答说“正在研究之中”。〔20〕1943年，冈村宁次和重光葵对侵华战争已有共识：只有让步妥协，除此别无良策。〔21〕据重光葵在战后所著《昭和的动乱》中记载，当时日本天皇迫切希望与中国尽快“恢复和平”，表示只要能维护国家的尊严，其他如海外领土等问题，不必多作考虑。〔22〕1944年，中国敌后战场普遍发起了攻势作战，正面战场上的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亦在缅甸北部和云南西部进行了胜利的反攻作战；虽然这时侵华日军已发动了“1号作战”(豫、湘、桂会战)，并在豫中获得了战役上的胜利，但日本天皇在听取了中国战场形势的调查报告和日本国内军需工业状况的“绝望报告”后，明白了日本在战略上已经迈进了失败的门槛，认为必须“定下决心，除要求媾和以外，别无他法”，〔23〕遂于6月22日指示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关于结束战争的问题，要具体作好研究，努力实现这一目的。”〔24〕
以上事实说明：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因素。战后，日本国内少数人说什么“日本败给了美国，而没有败给中国。日本在中国业已获胜”；中国也有极个别人持这种观点，说“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等。〔25〕对这类荒谬的说法，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曾给予有力的驳斥。他指出：“诚然，日军在中国战场局部战役中屡屡取胜，但是它的整个战争的目的却全然没有实现。中国虽屡屡受挫于日军，饱尝‘三光政策’之苦，并且还出现了汪兆铭之流的投降派，可是它经受住了巨大牺牲及灾难的考验，实现了抗日的目的，即中国才是这场战争的胜者，而日本则是败者。其次，从狭义的军事上讲，自1943年以后，日军在华北不断遭到中方的迎头痛击，至1945年，则彻底陷于被动局面。”〔26〕他还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仅败于美国，而且更惨地败给了中国，正确地说，败给了中国人民。”〔27〕美国和英国参加太平洋战争、美国投掷原子弹，以及苏联出兵东北进攻日军，对战胜日本法西斯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无条件投降。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日本在投降之前，其主要军事力量已在中国消耗大半，仅在中国战死的将军，即有海军大将大角岑生、陆军中将田攻(死后追晋上将)、阿部规秀等96人，并且耗尽了国力，经济上已经崩溃。再听听美国人是怎样说的：“即使不投原子弹，即使俄国不参战，即使不制订进攻的计划，日本也是会投降的。”〔28〕再听一听日本人是怎样说的：“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史上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1937年夏日中全面战争爆发时，有谁能预料到弱国的中国竟能以帝国主义的日本为敌，将八年抗战坚持到底呢?但是，中国的抗战，成为将日本引入通向泥潭之路，继而又引发日美、日英战争，最后成为迫使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决定性力量。”〔29〕也有人说：“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和投降，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绵延十四年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30〕作为付出沉重代价而取得胜利的中国，我们更有充分理由，并理直气壮地说：中国军民自始至终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中坚力量，中国的抗日战争对战胜日本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粉碎了日本法西斯的北进计划
欧洲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战场，而苏联则是打败德国法西斯的主要力量。苏联在德苏战争中取得胜利，主要依靠苏联军民自身的英勇战斗，但其他反法西斯国家的支援也功不可没。中国的抗日战争就给予了有力的援助。
日本法西斯对苏联的仇视是由来已久的，日本陆军一向以苏联为进攻目标。日本参谋本部早在1933年就制订了对苏作战的计划，只是由于苏军在远东地区加强了战备，加之中国东北抗日武装坚持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敌人，使日本关东军穷于应付，才被迫暂时停止该计划的实施。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日本主要力量倾注于中国方面，更加无力实施其“北进”计划。
1938年6月间，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智囊团“昭和研究会”在其秘密报告中说：“对于苏联，由于它和我国有着严重的对立关系……我国为了稳定东亚并推行我国的大陆政策，对苏联的防备当然一天也不应该放松。但是，目前的重要事情是，我国正倾注全力设法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由于当前这样的事实，不应在对苏关系上分配超过必要程度的力量……我国至少要排除采取攻击的态度，命令前线部队竭力慎重。”〔31〕当年7月间发生张鼓峰事件，日本“鉴于中国事变，尚未解决，为避免扩大事态，中央统帅部禁止越过边境线进击，并不准使用航空部队”，“日军不能实施攻势作战，不得不进行专守防御，因此，战斗相当艰苦，伤亡不断增加，陷入进退维谷的状态”。〔32〕当张鼓峰前线日军向东京告急、要求运送反坦克弹药时，日本陆军省因生产的弹药都已分配给进行武汉会战的日军而无法供应。
德国入侵苏联前夕，希特勒接见正在德国活动的日本考察团团长山下奉文时明确提出“请日本从满洲打进西伯利亚”。〔33〕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电告德驻日大使奥托：“用您所能运用的一切办法，希望努力使日本尽速参加对苏作战。”〔34〕日本政界头目中不少人跃跃欲试。1941年6月下旬，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日本大本营和内阁联席会议上力主对苏开战，协同德军夹击苏联。日本关东军则调兵遣将，兵力由原来的30万人猛增至70万人，并于7月中旬举行“特别大演习”，准备北犯。然而，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大本营参谋总长杉山元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俊六等竭力反对。东条认为不能置中国事变于不顾，必须继续解决；杉山元指出：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正用于中国，再北进对苏开战，办不到。最后于7月2日在御前会议上正式通过了《适应形势演变帝国国策纲要》，决定“必须继续努力解决当前的中国事变”；〔35〕只能“在德苏战争的演变对帝国有利的情况下，使用武力解决北方问题”。此后，日本当局多次欲乘苏联之危兴兵北犯，无奈力不从心，只得作罢。
对日本法西斯的“北进”企图，苏联是十分警惕的。“七七”事变前夕，苏联为“避免两面作战的危险”，一方面“向中国政府声明，它将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中国提供必要的援助”，以支援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一方面坚决拒绝中国要求“与苏联签订中苏互助条约”的建议，“因为这明显意味着要建立对日军事同盟”，只同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36〕1940年秋，崔可夫奉派来华担任中国政府的军事总顾问。行前，斯大林对他指示说：“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们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37〕那么，靠什么来捆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当然只能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对此，苏联元帅扎哈罗夫讲得十分明白：“日本之所以未立即对苏开战，是因为它的大量兵力被牵制在中国。”中国的抗日战争大大削弱了日本的军力和财力，钳“九一八”事变和东北沦陷
一、事变前中日双方的作战指导及兵力部署
日本为了实现其侵略中国的既定方针，参谋本部于１９３０年１１月就已开始拟制侵占中国东北的纲领性文件——《昭和六年（１９３１年）度形势判断》。主要内容是准备分三个阶段占领东北：第一阶段在东北建立一个新的亲日政权以代替张学良；第二阶段使这一政权从中国分裂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第三阶段武力占领，使之成为日本的领土。１９３１年４月正式形成文件。〔１〕但在侵占东北的步骤上，日本关东军与参谋本部有不同的看法。早在１９３０年９月，关东军参谋部在石原莞尔主持下就已制订了《关于满蒙占领地区统治之研究》，主张在一两年内就占领东北。〔２〕为此，从１９３１年１月中旬起，每逢星期六，关东军参谋部都要召开一次有全体参谋参加、满铁调查课和东亚经济调查局有关人员也应邀参加的“占领地统治研究会”，共同策划侵占东北的阴谋活动。〔３〕当年春天，关东军还对沈阳城进行了现地侦察，因见城墙既坚又厚，认为如果中国军队固守城垣，则难以攻取。于是对城墙的损坏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勘察，选择突破口，并据此制定了攻城计划。“九一八”事变当夜，日军就是根据这个计划由城西南角墙坏处首先登城的。
１９３１年４月，日军第２师团从仙台调到东北辽阳换防。该师团成员多为日本北方人，适于在中国东北寒冷地区作战。〔４〕５月间召开了联队长、大队长参加的动员会，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就所谓“满蒙”问题作了讲话。他说：“满蒙问题的最后解决，必须予以军事占领。因此，要有突然攻占东北的准备。”〔５〕
关东军不满意分三个阶段占领东北的计划，坚持发动战争后立即占领东北、使之成为日本领土的意见，遂派奉天特务机关的花谷正等人回日本游说。日本参谋本部为了统一认识、协调行动，派建川美次主持召集参谋本部及陆军省的永田铁山、冈村宁次等５个课长制订了一个折中的实施方案——《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规定“约以一年为期”，对东北实施武力占领。〔６〕７月间，陆军省密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至东京，将该《大纲》作为指令下达给关东军。
事实上关东军连一年之期亦不愿等待，此时已经基本上做好了侵占东北的准备。为了分散张学良的注意力和牵制东北军主力于关内，使其无暇顾及东北，〔７〕一方面挑唆石友三发动反对张学良的军事叛乱和鼓动蒙古独立，以配合日军对沈阳的进攻，〔８〕一方面加紧制订作战计划。１９３１年４至６月间，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制订出一系列具体的阴谋活动和作战计划。当时分工：由奉天特务机关的花谷正制造发动战争的借口、制订爆炸柳条湖铁路的行动计划；由高级参谋石原莞尔制订进攻北大营和攻占沈阳、长春、吉林的作战计划；由吉林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制订在吉林、哈尔滨制造暴乱行动的计划。整个侵略计划的特点是行动迅速，要求在一夜之间造成占领沈阳、长春的既成事实，以防止外国的干涉。４月２６日拟好了攻占沈阳的作战计划，３１日研究了发动侵略借口的“谋略”。至６月１９日，全部计划均已完成。主要内容为：发动侵略的当晚，独立守备第２大队的第３中队以演习为名，从石虎台驻地南进，一部至柳条湖铁路边，主力至北大营外围展开。一俟柳条湖铁路炸毁，第３中队即向北大营进攻。在沈阳城内的板垣征四郎则以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按照石原莞尔拟定的计划，命独立守备第２大队进攻北大营，步兵第２９联队进攻沈阳城。石原的计划还规定以辽宁的第２师团主力和公主岭的独立守备队一部支援沈阳作战；在长春的第３旅团和骑兵第２联队对宽城子、南岭的中国军队作好战斗准备；驻营口、本溪、安东铁路沿线的守备队向就近的中国军队进攻；占领沈阳后，第２师团利用在吉林制造的暴动，以护侨为名进占吉林，同时向朝鲜军请求派出陆军和航空兵越过鸭绿江进行支援。计划还规定：如苏联出兵干涉，关东军以一部兵力占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主力位于吉林北舒兰一带及白城子至索伦地区。〔９〕
这一计划制定后，石原、板垣与参谋本部、陆军省、朝鲜军以及关东军内有关人员秘密地进行了联系，以便届时统一行动。为了进攻沈阳，关东军还通过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批准从东京调出２门２４厘米的重型榴弹炮，于７月间调至东北。为保守秘密，将炮身藏于大木柜中，从神户用客船装运；在大连上岸时，参加搬运的驻旅顺重炮大队的士兵都穿中国便服。运至沈阳后，安装于独立守备第２大队营房内，预定“一门攻北大营，一门攻奉天飞机场”，由重炮兵大队长松本正文对各射击目标进行了实地测量和标定，并由驻海城的野炮兵第２联队长河村圭三进行了校正。“这些重型火炮，在以后进攻北大营的战斗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威力”。〔１０〕
与此同时，７月１日日本参议官会议决定将驻中国东北的日军由轮换制改为常驻制，并密令第２师团以联队为单位集中驻屯，独立守备队各大队、中队亦相对集中兵力，以便随时投入战斗。驻朝鲜的日军第１９、第２０师团亦作出了向中朝边境集结的计划，准备从图们江和鸭绿江两个方面越境以支援关东军，并派出先遣部队进行架桥和测量等战备行动。
日本为了制造侵占东北的借口，利用“万宝山事件”〔１１〕和“中村震太郎间谍事件”〔１２〕，把所谓的“满蒙危急”的鼓噪推至顶峰，用以煽动日本人狂热的反华情绪。前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和菱刈隆在军事参议官会议上提出：“应利用中村事件这个机会使用武力，一举解决各项悬案。”〔１３〕
此时，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８月１日，任命曾担任过张作霖军事顾问和驻华武官、熟悉东北军内情的本庄繁为关东军司令官，任命曾主持制订《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的建川美次为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任命“中国通”土肥原贤二为沈阳特务机关长。陆相南次郎在８月３日、４日召开了有军司令官及师团长参加的军事会议。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在３日会上特别要求关东军、朝鲜军、台湾军的三名司令官本庄繁、林铣十郎和真琦甚三郎认真细读“强调从根本上解决满蒙问题”的《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文件。〔１４〕南次郎在４日会上指示：“满蒙在国防、政治、经济上对日本的生存发展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如事态恶化时，凡属军职人员，应准备“随时尽军人之天职”。〔１５〕
在这次会议后的秘密会议上，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向参谋次长二宫治重、陆军省次官杉山元汇报了关东军准备在东北采取军事行动的方案，并按其原定的计划向朝鲜司令官提出请朝鲜军协助的请求。林铣十郎当即明确应允。〔１６〕本庄繁于会后还分别拜会了陆军与海军大臣及次官，参谋总长及副总长，军令部长及次长，还有外务大臣、政务次官等军政要人，对“满蒙”问题交换了意见。〔１７〕８月２０日，本庄繁抵旅顺就职，他审查了石原莞尔制定的作战计划。９月３日，他对关东军高级军官训示：“今后可能发生更多不幸事件”，“这样最后解决的时机就更接近了”，“第一线部队要经常注意情况的变化，要有当事件突发时决不失败的决心和准备”，“特别是独立执行任务的小部队……要断然遂行自己的任务”。〔１８〕９月７日，本庄繁开始视察南满铁路沿线的日军，检查战备情况，进行战前动员，并按石原所定计划，组织实施“出动演习”。１３日，本庄繁在长春对部队训示说：“对反抗我军者”要“采取断然处置手段”。〔１９〕由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关东军已进入临战状态，侵占东北的战争即将爆发。
此时，日军在东北的正规军已达１．５万余人（第２师团为缩编部队，每步兵联队缺１个步兵大队，每大队缺１个步兵中队，全师团约１．０４万人；６个独立守备大队，每大队４个步兵中队，每中队１６０人，共约４０００余人；还有旅顺要塞部队和重炮兵大队等)，另外有在乡军人和警察等辅助部队约１万余人。总兵力约２．７万人。日军以沈阳为中心，部署于南满铁路沿线，以便于机动兵力。其具体兵力部署为：〔２０〕第２师团司令部，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驻辽阳；
步兵第３旅团，旅团长长谷部照少将，驻长春；
步兵第４联队，驻长春；
步兵第２９联队，驻沈阳；
步兵第１５旅团，旅团长天野六郎少将，驻辽阳；
步兵第１６联队，驻辽阳；
步兵第３０联队，驻旅顺；
骑兵第２联队，驻公主岭；
野炮兵第２联队，驻海城；
工兵第２中队，驻铁岭；
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驻公主岭；
独立守备第１大队，驻公主岭；
独立守备第２大队，驻沈阳；
独立守备第３大队，驻大石桥；
独立守备第４大队，驻连山关；
独立守备第５大队，驻铁岭；
独立守备第６大队，驻鞍山；
重炮兵大队，驻旅顺；
关东军宪兵队，驻旅顺；
旅顺要塞司令部，驻旅顺；
特务警察队，驻大连；
在乡军人总部，驻沈阳。蒋介石和张学良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和战争准备是了解的。早在１９３１年７月初，蒋介石就和张学良交换过是否“与日本开战”的意见。〔２１〕这表明，在７月初，蒋和张就认为东北形势已严重到中日两国就要“开战”的程度了。但是，８月１６日蒋介石却电告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２２〕张当即转令东北军负责长官遵照。９月６日张学良又电告臧式毅代主席和荣臻参谋长：“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２３〕９月１２日，蒋介石与张学良密会于石家庄，在专车上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２４〕同一天，张接到外交部密电：据中国驻日本公使电告，近日日本政府决定了对“满蒙的最后方针”，已密令驻南满铁路沿线的日军“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２５〕东北边防军代理长官张作相在锦州也得知中日问题已到严重关头，遂派部下李济川去北平见张学良。张重复中国驻日公使的话，并一再嘱咐张作相“赶快回沈阳主持政务”，并说：“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于库房”。〔２６〕以上足以证明蒋、张在事变前已经知道日军可能马上就要以武力侵犯东北，只不过他们幻想以屈辱妥协的不抵抗主义来乞求事件不扩大，以便局部地解决。这不仅大大助长了日军的侵略气焰，而且使东北军在思想上首先放下了武器。
东北易帜后，东北军编成步兵２５个旅、骑兵６个旅、炮兵１０个团。１９３０年９月，张学良支援蒋介石参加中原大战，以其９个精锐旅共１０万人编成两军，由于学忠、王树常统领入关。中原大战结束后，入关的９个旅及配属（骑兵３个旅及炮兵、工兵等）分驻在平津一带。１９３１年７月，为讨伐石友三的反蒋反张战争，又将东北的步兵３个旅、炮兵２个团共８万人调进关内。再加上驻山海关的何柱国旅，这时东北军步兵精锐和大部炮兵分布在平津及河北、察哈尔一带。留驻东北的步兵１２个旅、骑兵３个旅和省防旅，装备都较关内部队差。由于东北军政当局历来是反共反苏的，特别是１９２９年中东铁路事件后，在兵力部署上主要是用来对付苏联。“九一八”事变前夕，在东北的正规军１６．５万人、非正规军４万人，总计约２０万人。具体驻地是：
辽宁驻军：独立第７旅王以哲部，驻沈阳；
独立第１２旅张廷枢部，驻锦县；
独立第２０旅常经武部，驻郑家屯；
骑兵第３旅张树森部，驻通辽；
省防一旅于芷山部，驻山城镇；
省防二旅张海鹏部，驻洮南；
公安总队（由原第２０师改编）黄显声部，驻沈阳；
辎重教导队牛元峰部，驻沟帮子；
东北空军、海军及宪兵司令部，均驻沈阳；吉林驻军：独立第２１旅赵芷香（后张治邦接任）部，驻宁安；
独立第２２旅苏德臣部，驻双城；
独立第２３旅李桂林部，驻长春；
独立第２４旅李杜部，驻依兰；
独立第２５旅张作舟部，驻吉林；
独立第２６旅邢占清部，驻哈尔滨；
独立第２８旅丁超部，驻哈尔滨；
骑兵第４旅常尧臣部，驻农安；
省防第１旅孙鹤喜部，驻方正；
省防第２旅王绍南部，驻蛟河；
炮兵第１０团穆纯昌部，驻长春；
边防军公署卫队团冯占海部，驻吉林；
哈尔滨特区公安大队王之佑部，驻吉林；
山林警备队赵维祥部，驻延寿；黑龙江驻军：省防步兵第１旅张殿九部，驻扎兰屯；
省防步兵第２旅苏炳文部，驻海拉尔；
省防骑兵第１旅王南屏部，驻绥化；
省防骑兵第２旅吴松林部，驻克山、拜泉；
独立骑兵第２旅程志远部，驻满洲里；
独立炮兵第９团朴炳珊部，驻泰安镇；
边防军公署卫队团徐宝珍部，驻齐齐哈尔；
兴安屯垦军苑崇谷部，驻索伦；
保安大队窦联芳部，驻齐齐哈尔。东北驻军和日军力量上对比，东北军装备上虽不如日军，但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如果没有不抵抗的命令，如果部署得当，日军的侵略行动是不能轻易得逞的。
二、事变爆发和辽宁、吉林的沦陷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晚，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２大队第３中队队副河本末守中尉带领７名士兵到北大营西南８００米的柳条湖，将４２包黄色炸药设置在南满铁路的轨道上。１０时２０分，轰隆一声巨响，炸坏一米半长的一段钢轨和两根枕木，然后诬称是中国东北军所为。早已埋伏在北大营外围的日军向东北独立第７旅驻地北大营发起进攻。于是“九一八”事变完全按照关东军的预定计划爆发了。
板垣征四郎在沈阳以关东军司令官先遣参谋的名义代行发布“扫荡北大营之敌，进攻沈阳城”的命令。日军设在第２大队营房内炮兵阵地即开始向北大营及东塔机场射击，日军独立守备第２大队向北大营进攻，第２９联队向沈阳城进攻。当时第７旅旅长王以哲及所属２个团长均不在军中，该旅参谋长赵镇藩一面指挥部队抵抗，一面用电话向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报告，但接到的命令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２７〕然而第７旅的广大官兵是爱国的，他们不知道国民政府已经给他们的长官下达了可耻的不抵抗的命令，他们自发地奋起抵抗。日军“虑营内设伏，为激烈之反抗，故前线步兵不敢十分挺进，只以极猛烈之炮火相恫吓”。〔２８〕到１９日凌晨２点多，铁岭、鞍山的日本守备队相继来到，敌人兵力增加，猛烈进攻。中国官兵到下半夜３点多钟撤退到东山咀子集结待命。５时３０分，北大营被日本占领。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见事态严重，以急电向张学良告急。张向蒋介石请示。曾多次指示对日本寻衅不予抵抗的蒋介石这时却复电张学良“相应处理”。张学良虽已觉察到日军有侵犯东北的可能，但他判断错误，未料到日本会侵吞整个东北三省；同时还认为这可能是日关东军的挑衅，是局部行动，判断“日本政府会控制关东军”，“不想扩大事态”，〔２９〕因而遵照蒋介石９月１２日在石家庄“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和“一律不抵抗”的指示，复电荣臻：“以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３０〕而就在蒋介石和张学良指示中国军队不抵抗、幻想妥协求和之时，在旅顺的本庄繁于１９日１时２０分向关东军下达了侵占东北的战斗命令。其主要内容为：“（一）第２师团立即率师团主力向奉天集中，攻击该地中国军队。（二）步兵第３旅团长指挥步兵第４联队、骑兵第２联队警备长春，并作好攻击该地区附近中国军队的准备。（三）独立守备队司令官率守备第１、第５大队向奉天前进。（四）守备第３大队攻占营口。（五）守备第４大队攻占凤凰城与安东。（六）守备第６大队派出两个中队至奉天，归第２师团长指挥。”与此同时，还致电朝鲜军司令官，通报沈阳战况，并请求派兵支援。〔３１〕尔后即率关东军机关和驻旅顺的步兵第３０联队及重炮兵大队等，于１９日中午到达沈阳。４时４５分，日本第２师团长多门二郎率兵赶到沈阳，马上占领了兵工厂、飞机场和东大营。拂晓，日军第２９联队由西南角城墙豁口进城，一面用机枪扫射，一面抢先占领无线电台、各银行及各重要机关，于１９日晨６时半完全占领沈阳。
沈阳沦陷后，大批财产和军用物资全部被日军掠去。仅以沈阳兵工厂为例，日军掠去各类步枪近万枝、各类机枪２５００余挺、各类炮近６００余门，还有数不清的子弹、炮弹等。东北空军的新旧飞机２６０多架已全为日军掠获。〔３２〕其他如工厂、驻军、长官分署等单位的武器也大都落入日军之手。至于物资、财产方面的损失，更是无法统计。这些都是由于实行“不抵抗”政策，才白白拱手交给敌人的。
关东军在占领沈阳的同一天，又按事先制定的作战计划，向长春以南的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进行突然袭击，侵占了安东、凤城、本溪、辽阳、海城、营口、抚顺、铁岭、四平、公主岭以及其他重要城市。
长春是吉林北部的咽喉，同时也是南满铁路的终点。因此，日本侵略军要占领吉林必先占领长春，要侵占黑龙江也必须先占领长春，作为进攻的后方基地。“九一八”事变之前，驻在长春的日本军队有第４联队的２个大队、独立守备队第１大队的１个中队，总兵力仅约１０００名。中国东北军在长春的部队有驻在南岭的穆纯昌炮兵团和任玉山步兵第５０团，约７０００人，火炮３６门；在长春北宽城子驻有步兵第１６３团１个营，约６５０名边防军；长春城内驻有省防军７００余人。中日双方兵力、兵器对比，中国军队占有明显的优势。特别是南岭的炮兵团有３６门野炮，如果同时开火，则长春附近地区的日军将受很大损失。因此，日军在事变前制定作战计划，即已决定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一举攻占长春，并在事变前进行过多次实兵演习。可是由于东北军政当局麻木不仁，９月１８日事变的当天晚上，长春的驻军毫无戒备，都安然进入梦乡。
当日军在沈阳发动进攻时，驻长春的日军立即奉命动员。为增加日军的力量，所有的日本警察、在乡军人、青年联盟成员和“满铁”的大雄蜂会成员也都发枪待命。为集中兵力攻下长春，驻公主岭的日骑兵第２联队急行军开到长春，配合第４联队行动，对东北军的驻区采取全面围攻的态势。
日军进入的目标，首先指向对其威胁最大的驻南岭炮兵团。１９日５时，日军第４联队第２大队的２个中队接近一营驻地。此时东北军刚刚起床，当发现日军袭击时，便利用窗口进行抗击，但由于无准备、无组织，一时出现混乱。日军冲进后首先将该营１２门火炮破坏。该营战至６时４０分，突破围墙撤退。尔后日军便集结兵力，分左右两翼从北面进攻炮兵第２营、第３营。由于守军依托营防工事坚决抵抗，日军进攻受挫，被迫停攻待援。
上午１０时，从公主岭赶来增援的日军独立守备第１大队与第２大队会合后，在炮兵轰击掩护下，分左右两翼向步兵第５０团及炮兵第２营、第３营进攻。守军利用营房的窗户、通气孔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枪眼猛烈还击，使日军颇有伤亡。战至下午１时，日军守备第１大队长小河原浦治中佐受重伤，其第３中队长桥本茂大尉及机枪小队长芦田芳雄少尉被击毙。东北军乘机发起反攻。日军将所有预备队投入战斗，连通信班也“展开突击”。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东北军伤亡既重，又无后援，１５时，不得不退出南岭营房。日军以死４３人（内军官２人）、伤５５人（内军官３人）的代价占领了南岭。
日军第４联队主力向驻宽城子的独立第２３旅的１个营进攻。本拟突袭，因该营已有准备，改为强攻。激战至上午８时３０分，日军从北、东两个方向迂回进攻。营长傅冠军重伤后牺牲，士兵伤亡亦众。在日军炮火不断轰击下，守军被迫于１１时许放弃营房撤退。
长春城内驻有省防军７００余人。独立第２３旅旅长兼吉长镇守使李桂林闻风逃走，驻军被日军缴械。日军于１９日占领长春，其第２师团司令部遂移至长春。２０日，海城的日军野炮第２联队的１个大队及旅顺日军步兵第３０联队均集中于长春。驻朝鲜日军也正企图越境进入东北，准备向吉林及黑龙江发动进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军方首脑于９月１９日７时召开会议，一致赞同关东军的行动，即由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分别致电关东军，电文说：“９月１８日夜以后，关东军司令官之决心和处置深合时宜，深信此乃提高帝国军队威信之举……”〔３３〕２０日上午，参谋总长、陆军大臣、教育总监开会，会上军部希望一并解决满蒙问题，海军也积极支持关东军。本庄繁遂于２１日晨决定进攻吉林。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因乃父殁回锦州治丧，一切军务由参谋长、省府委员熙洽代理。熙洽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侵占长春的日军第２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和熙洽是师生关系，熙洽与日关东军暗中早有联系，他于９月２０日派人持函到长春见多门，表示甘心卖国投降。
吉林市驻有东北军第２５旅张作舟部２个团，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所辖步兵３个营、骑兵１个营、炮兵１个营，以及迫击炮、重机枪、通信等各１个连。熙洽借口遵守蒋介石不抵抗的指示，在省政府召开军政紧急会议，不顾冯占海等人的强烈反对，命令驻省城吉林市的各部队及吉长铁路警备队分别撤出吉林市，集中在团山、龙潭一带，市内仅留少数部队与警察。
９月２１日在熙洽迎接下，多门二郎率领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即占领了吉林。当晚，驻朝鲜日军混成第３９旅团到达沈阳，接替了防务，第１５旅团向长春集中。驻平壤的飞行第６联队的２个中队此时亦已到达沈阳东塔机场。９月２３日又侵占了蛟河和敦化。在此之前，吉林东部的延吉、珲春、汪清、和龙等县已被日军占领。２４日，日军又向辽宁和吉林西北进犯，先占通辽，继而又占新民，２５日进占洮南。这样，在不到１周的时间内，日本侵略军就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３０座城市，并不同程度地控制了北宁、沈海、四洮、吉长、吉敦、吉海等铁路线，完成了其军事进攻的第一阶段。
三、江桥抗战和黑龙江省的失陷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９日，国民政府得知沈阳等地已为日军侵占，当日致电在日内瓦的中国代表施肇基：“现已完全证实，我方毫无挑衅举动，日军公然向我攻击……中国政府请求国际联合会立即并有效地依照盟约条款，取适当之措置，使日军退出占领区域，保持东亚和平，中国政府决定服从国际联合会关于此事所为之任何决定。”〔３４〕９月２２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会议上讲话，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３５〕与此同时，张学良在北平邀请胡适、李石曾等社会名流及东北高级将领磋商东北问题，“也均以依靠国联、听命中央为是”，〔３６〕并于９月２６日命令东北军将士：“一，此次之所以命令不抵抗主义，是因将此次事变诉诸国际公审，以外交求得最后胜利。二，尚未到与日军抗争之时机，因此各军将士对日人依然平常那样对待，不得侵害。”〔３７〕蒋介石、张学良“依靠国联”、对日“逆来顺受”的态度，不仅更助长了日军的侵略气焰，而且促使了一些人的叛变投敌。除前述熙洽迎接日军进占吉林外，洮辽镇守使兼吉林省防第２旅旅长张海鹏在日军向吉林西北进犯时投降日军；９月２７日，暗中策划哈尔滨“独立”的张景惠宣布自任东三省特别区（哈尔滨）“治安维持会”会长；１０月１５日，东边道镇守使兼辽宁省防第1旅旅长于芷山发表宣言，叛变投敌。日军在这些叛国分子协助下准备进一步扩大其侵占区域。日军攻占沈阳、长春等地后，许多仍滞留于吉、辽两省的东北军部队不满并违抗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向占领铁路沿线地区的日军不断发动反击。如９月２４日，约有１个营的兵力袭击了日军混成第３９旅团第７８联队守备的沈阳兵工厂；２８日，在长春附近的部队，于夜间攻入南岭日军第２师团兵营，烧毁营房１０余栋；１０月１１日，袭击了营口的日军守备队；１６日，约２个营的兵力攻击昌图县城；２３日晚，在沈阳以西的李官堡附近袭击日军守备队等。总之，从日军侵占沈阳开始，东北军民自发的游击战就展开了。
日军侵占辽、吉两省后，即积极图谋取得黑龙江省。但因黑省远处日军在东北的势力范围之外，且与苏联接壤，日军出兵侵占尚有顾忌，因而玩弄以华治华的策略，利用张海鹏伪军为前驱攻占黑龙江省。为此，给以大量械弹。
黑龙江省军政当局自辽、吉两省陷落后颇为惊慌，并因省主席万福麟远在北平，群龙无首，如何应变，莫衷一是。日寇睹此情形，更加制造攻黑的空气，意在恫吓，增加纷扰。万福麟在北平曾电令“黑省军事暂由警务处处长窦联芳负责照料，参谋长谢珂副之”，〔３８〕但窦接电后不关心、也不负责抗战的事，军事上一切由参谋长谢珂处理。
谢珂奉张学良命令，对进犯的张海鹏伪军进行抵抗。当即开始布置军事，准备抗敌，电令海拉尔、满洲里、黑河和东荒地各地的驻军积极准备补充，听候调遣。为保卫省城齐齐哈尔，将独立骑兵第２旅的１个团部署于泰来，对洮南方向警戒；派工兵１个连驻守嫩江铁桥，并在北岸构筑了防御工事；１０月初又将省防骑兵第２旅控制于龙江县附近待命。
嫩江南岸的江桥是洮（南）昂（昂昂溪）铁路跨越嫩江的必经之路，系南北交通要冲，日军如侵犯省城，首先必须攻占江桥。１０月１３日，张海鹏在日军授意下开始向齐齐哈尔进犯，于是引起了江桥抗战。
江桥抗战自１０月１３日至１１月２０日，大致可分为３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１０月１３日至１９日，重创张海鹏叛军。
张海鹏派徐景隆率３个团从白城子出发向江桥进犯，１５日到泰来，日军飞机飞抵龙江上空助威。１６日拂晓，叛军进抵江桥南端，与守军发生激烈战斗，其３个团在守军的反击下伤亡惨重，一齐溃退，在江桥以南地区与守军对峙。守军遂将江桥破坏３孔，阻止日军再犯。
第二阶段自１０月１９日起到１１月６日止，击败日军第２师团。
１０月１６日，马占山接到张学良任命其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军事总指挥的电令后，立即从黑河昼夜兼程前往省城，于１９日经哈尔滨到达齐齐哈尔，２０日上午就任黑龙江省代主席，并宣布成立黑龙江军临时总指挥部，以便统一指挥。马占山任总指挥，以副司令公署参谋长谢珂任副指挥。
马占山在听取谢珂等将领关于江桥作战情况的报告后，立即调整了部署：委朴炳珊为省城警备司令，以加强省城防卫；任王南屏为黑河警备司令，接替马占山的遗缺；将东北屯垦军３个步兵团、１个骑兵团、１个炮兵营编为步兵第１旅，开驻大兴以南布防。其中骑兵到富拉尔基以西对景星方向警戒。
关东军在张海鹏叛军失败之后即准备直接出兵，认为中国军队破坏嫩江桥是最好的借口，遂以洮昂路的修建有日本投资为理由，决定以第２师团第１６联队的步、炮各１个大队和１个工兵中队组成嫩江支队，在独立飞行第８中队协助下，以武力掩护修桥，来挑起事端，发动进攻。但当时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对苏联尚有所顾忌，因而不同意关东军进攻。金谷范三曾电令关东军：“为修江桥，可以出动。但如向远离嫩江的北满出兵，无论有何项理由，非经我批准，都不许出兵。”〔３９〕但当从日本驻苏联大使广田弘毅口中得知苏联副外长加拉罕已于１０月２９日向日本声明苏联对交战双方都不提供任何支持、采取“严格的不干涉政策”〔４０〕时，日本陆军省等的态度才有所改变，转而采取支持关东军的态度。１１月２日，本庄繁令齐齐哈尔日本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向马占山发出最后通牒：马占山军在１１月３日正午前必须自嫩江铁桥后撤至１０公里以外地区，在日军修桥完竣之前不得进入该地区；如不接受上述要求，则日军将使用武力。〔４１〕马占山决定对日军修桥不予干涉，但如进攻中国军队，则采取自卫措施。
４日上午，日嫩江支队的先遣中队在飞机掩护下从江桥车站北进，通过嫩江桥后向大兴车站以南的中国军队阵地进攻。马占山卫队团徐宝珍部奋起迎击，将其击退。下午，日军集中兵力，在飞机和炮兵的支援下连续进攻，均被守军击退。日军伤亡甚众，低飞投弹的飞行员大针新一郎中尉亦被击伤。
５日上午，日军集中全力再次发动进攻。战斗极为激烈。马占山军除先后增加省防步兵第２旅的２个步兵团以加强正面阵地的防御力量外，又派出省防骑兵第１、第２旅（各２个团）分别从左、右两翼迂回至日军侧后将其包围。日军被迫由进攻转为就地防御，其后方勤务分队大部被迂回的骑兵所歼灭。
当日夜，日军第２９联队的１个大队前来增援，到达后立即发动进攻，但很快亦被马占山军所包围。本庄繁再急调第１６联队的１个步兵大队和３个炮兵中队来援。
６日晨，日军增援部队到达，为解救被围日军，在飞机轮番扫射、轰炸支援下立即发动猛攻。当日，马占山亲自到阵地督战。双方伤亡均众。日军在马占山军的顽强抗击下，攻击受挫，进展困难。本庄繁当即又令第２师团多门二郎率在沈阳地区的第２９联队、骑兵第２联队、野炮兵第２联队、临时野战重炮兵大队、工兵中队和混成第３９旅团的１个大队急开江桥附近增援。由于江桥战斗情况发生变化，马占山军在重创进攻的日军后，于当日中午开始主动向三间房一带转移，以骑兵第１旅与步兵第１旅重新组织防御，因而本庄繁于下午３时又下令多门二郎停止前进，返回原驻地。
在马占山直接指挥下，守军第二阶段的战斗非常英勇顽强，抗击了日军三天两夜的空中和地面的进攻。据日方记载，此役日军死伤１９７人［４２］（一说死１６７人，伤６００余人）。马占山军伤亡约５００人。第三阶段自１１月７日起，到１９日守军撤出江桥地区。
日军进攻失败后并不甘心。８日，本庄繁令林义秀通知黑龙江省政府，要求马占山下野，由省政府将政权“和平授予”张海鹏。马占山置之不理，并于１０日通电全国，阐述江桥前期抗战的原委及黑龙江省军民的抗战决心，以揭露日本的野心与阴谋，同时调驻扎兰屯的省防步兵第１旅开往景星地区布防。１１日，本庄繁通过林义秀再一次要求马占山下野，要求将马占山部撤出齐齐哈尔，并声称“为保证洮昂铁路的安全”，日军有进驻昂昂溪车站之权，限马占山于１２日晚１２时前答复。与此同时，日军不断以小部队和飞机、炮兵向马占山军阵地进行袭扰性进攻。马占山再一次拒绝了日方的要求，并指挥部队将进攻的日军击退。
１３日，本庄繁决定暂时减少长大铁路沿线及新占领地区的警备兵力，由第２师团长多门二郎集中力量直接指挥击灭马占山军，占领齐齐哈尔，并将作战计划上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１４日，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复电本庄繁：如果马占山不接受撤往齐齐哈尔以北、向中东铁路以南出动的要求时，“贵军应采取自卫上认为必要的自主行动”。〔４３〕１５日，本庄繁向马占山发出让其撤至齐齐哈尔以北、并限令１６日中午前答复的通牒。此时，嫩江铁桥已经修好，日军第２师团主力（步兵约１０个大队，骑兵２个中队，野炮兵６个中队，重炮兵２个中队，工兵１个中队）已经先后运至大兴地区；关东军于１１月１１日新成立的飞行队的独立第８、第９中队也已进至泰来及大兴两个新修的前进机场。
１６日，马占山再次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当晚，金谷范三下令关东军“向齐齐哈尔以北推进，并以果敢行动将其歼灭”。〔４４〕本庄繁当即下令第２师团向三间房一带的马占山军阵地进攻。为加强进攻力量，本庄繁还将驻沈阳的混成第３９旅团配属给第２师团，令其立即乘车至大兴集结（由于东屏等地多处铁路被东北军游击部队破坏，该旅团未能按时到达战场参加战斗）。１７日上午，日军第一梯队部队开始进攻。均为守军击退。１８日拂晓，日军第２师团各部全部投入战斗。马占山军奋勇抗击，守住了阵地。天明后，日军先以炮兵、飞机对守军阵地连续射击、轰炸，实施火力准备，尔后以轻武器的交叉火力掩护步兵突击。守军阵地被破坏殆尽，部队伤亡极众。至９时左右，日军突破了三间房附近的第一线阵地，但在三间房以东、以西的守军仍坚守阵地，多次以肉搏击退日军的进攻。激战至中午，马占山为保存力量，下令所属部队逐次撤离第一线阵地。日军追击至榆树屯、昂昂溪一线，停止前进。
马占山军撤至齐齐哈尔以南地区后，即以小部队实施掩护性阻击。马占山率部队及黑龙江省军政机关于１９日４时向海伦、拜泉转移。日军于１８日晚开始向齐齐哈尔追击前进，沿途未遭坚强抵抗，于１９日下午３时进入齐齐哈尔市。江桥抗战结束。
据日方记载，日军第二师团进攻江桥的参战总人数约５９００人，伤亡（含冻伤）达１１８１人（一说１３７８人），占其总人数的２０%。〔４５〕又据日军统计，马占山军参加江桥抗战的总人数约为１１８００人，伤亡约１１００人。〔４６〕
违反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江桥抗战打响了武装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第一仗，以鲜血和生命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全国各地爱国志士纷纷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谴责国民政府对东北沦亡熟视无睹的行径，要求国民政府“下令全国动员，对日决一死战，以保国家之尊严，民族之人格”。〔４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在江桥抗战影响之下掀起高潮，东北人民抗击日军的斗争风起云涌，抗日烽火迅速燃遍了白山黑水间。
四、锦州作战及其失陷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９日沈阳沦陷。９月２０日日本侵略者改辽宁省为奉天省，改沈阳市为奉天市，由日人土肥原贤二任市长。辽宁省省长臧式毅等与熙洽、张景惠沆瀣一气，积极从事出卖祖国、组织傀儡政权的活动。
９月２３日，张学良发出通电，严正声明：“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及辽宁省政府均不能行使职权，兹在锦县暂设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及辽宁省政府行署，着以张作相代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４８〕以示东北三省政权依然存在，不承认日本帝国主义炮制的傀儡政权组织。９月２７日，辽宁省代主席米春霖从北平赴锦州组织行署。
锦州仅次于沈阳、安东，为辽宁的第三大城市，是东北通往华北的咽喉，北宁、锦朝两路在此交会，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夺取了锦州，就获得了进一步西侵热河、平津的重要战略基地。日军在侵占沈阳、长春、齐齐哈尔后，锦州便成为日军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张学良在此设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及辽宁省政府行署，不仅对在东北坚持抗日作战的东北军和广大的民众是巨大的鼓舞，而且对步步进逼的日本侵略者是一个威胁。
日本关东军为了摧毁东北军的指挥机关，早在１０月８日即以飞机１１架对锦州轰炸，投下２５公斤重的炸弹７５枚。在此前后还多次派飞机空袭沟帮子、打虎山车站。日军又指使汉奸凌印清、张学成等组织所谓“东北自卫军”，但凌印清、张学成的汉奸武装先后被警备处长黄显声派骑兵公安总队歼灭。日本的阴谋未能得逞。
１１月间，日本又派土肥原贤二去天津制造暴乱，再次制造出兵的借口，并乘机劫持了废帝溥仪去东北充当傀儡。２６日夜，驻天津的日军致电关东军：“在天津附近，日华两军再次冲突，军决定断然行使自卫权，击退当面之中国军，切望迅速增兵。”〔４９〕关东军接电后，立即作出了“军准备立即集结兵力，然后向山海关前进，救援贵军的危急”的决定，［５０］遂令混成第４旅团（原属第８师团，１１月间由日本调至东北，驻军齐齐哈尔）推进到大凌河一线，第３９旅团和第２师团主力到沈阳集结，并派飞机支援地面部队的行动。后因准备不足，遵照日本政府的命令停止进攻，进入辽西的部队撤至新民。
国民政府得知日军向锦州进攻后，经与英、美、法三国商议，于１１月２５日向国际联合会（以下称“国联”）提出了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方案，提出驻锦州的中国军队撤至山海关，日本向该三国和国联保证不占锦州，由国联派官员进驻中立区监督。日本关东军坚决不赞成将锦州划为中立区，竟向陆军省及参谋本部提议：如有必要设中立区的话，应设在山海关至滦河之间。这说明关东军坚决要将中国军队驱逐至关内，要侵占整个东北地区。１２月初，张学良曾企图将锦州部队撤入关内，国民政府告诫张学良：“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并告张：如日人进攻，“自当力排困难，期能抵御”。〔５１〕
１２月中旬，关东军以讨伐辽西匪贼为名要求增派兵力。关东军司令部制订了《进攻锦州的方略》。日本从国内增派了混成第８旅团和１个战车队、１个口径１５厘米榴弹炮大队、１个口径１０．５厘米加农炮中队，从朝鲜增派了第２０师团司令部、混成第３８旅团及１个重轰炸机中队到东北参战。
１２月１８日，关东军司令部根据１３日制定的《进攻锦州的方略》，又拟订了《进攻锦州向大凌河畔进军的要点》和《进攻锦州附近敌阵地的内定计划》，决定分两步攻占锦州。第一步攻占沟帮子，以控制交通线和集结兵力。第２师团由营口、田庄台沿营（口）沟（帮子）铁路，经盘山从东面进攻；混成３９旅团由沈阳、新民沿沈（阳）山（海关）铁路，经大虎山从北面进攻；混成第８旅团随混成３９旅团前进，担任沟帮子至新民间的警备。第二步攻占锦州。以从朝鲜调来的第２０师团司令部和混成第３８旅团（预定２９、３０日到达）及混成第３９旅团进攻锦州；第２师团为机动兵团，仍控制于沟帮子，随时准备策应。预定２８日开始行动。
在准备期间，第２师团以“剿匪”为名义，令第３０联队的步、炮兵各１个大队攻占田庄台，以其为进攻出发地；令野炮兵第２联队及第１５旅团派出小部队，对牛庄、三岔河、盘山等地进行战斗侦察。该师团与中国军队、当地民众义勇军不断发生小规模的战斗。
１２月２８日，日军第２师团在飞行队的配合下，沿营沟路进攻沟帮子，沿途遭到东北军和民众义勇军的抵抗和装甲列车的炮击，于３１日进抵沟帮子；混成第３９旅团于３０日晨由新民、沈阳乘火车出发，沿途仅遭轻微抵抗，于当日到达大虎山，３１日到达沟帮子；混成第８旅团亦于３０日由沈阳乘汽车西进，３１日到达大虎山，沿铁路派出了警备部队。日机在掩护地面部队前进、轰炸沟帮子附近的装甲列车时，被击落１架。
锦州地区的东北军在日军进攻时既得不到支援，又恐被日军从塘沽或秦皇岛登陆切断退路，遂于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９日开始向关内撤退。１９３２年１月３日晨全部撤出锦州，至滦县地区集结。当日下午，日军占领锦州。
日军占领锦州后，迅即占领辽西其他地区，直逼长城之下。尔后又重新调整部署，作下一步攻取哈尔滨、侵占东三省特区的准备。
五、哈尔滨保卫战
哈尔滨为东北门户，是北满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既是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的枢纽，又是华洋杂处的国际市场。该市是东三省特别行政区署所在地（道里为东三省特区所属，道外为吉林省所属）。“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一度想进攻哈尔滨，但日本政府担心苏联的干涉而遭到陆相南次郎的阻止。日军侵占齐齐哈尔后，抵近苏联国境。由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向日本重申实行不干涉政策，〔５２〕因而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
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于９月２７日宣布成立“东省特区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叛国投敌，并利用日军供给的大批军火，招募伪特区警察部队，扩充武装力量。
同年１１月，以诚允为主席的吉林省抗日政府在宾县、以马占山为主席的黑龙江抗日政府在海伦相继设署办公，极大地鼓舞了吉、黑两省人民的抗日斗志。日本关东军为进攻哈尔滨，首先要以武力“讨伐”抗日武装。１９３２年１月，由降日的原吉林省军编成的伪军，在叛国投敌、被日军任命为“吉林省剿匪司令”的原东北军骑兵第１６师师长于琛澄率领下开始“讨伐”吉林省抗日政府。１月１６日，于部伪军在榆树被东北军第２５旅击溃。２７日，伪军在南岗、三棵树地区又遭到李杜、丁超等部的反击，前后伤亡７００余人，进攻受挫。于是关东军决定直接出兵。
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晨，本庄繁在得到参谋本部同意派兵“护侨”的复电后，立即命第３旅团长谷部照率第４联队、炮兵大队及坦克２辆，从长春乘火车去哈尔滨“护侨”。当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后，国内外视点都集中在上海。日军想利用这个机会侵占哈尔滨，于是参谋本部急令关东军增加兵力攻占哈尔滨。
本庄繁于２９日下达作战命令：第２师团向长春集结，尔后以车运至哈尔滨；混成第４旅团一部，从齐齐哈尔以车运至安达、肇东，从哈尔滨北面策应第２师团作战；关东军飞行队第１、第３、第８、第９中队掩护第２师团集结、开进和进攻。
长谷部率第４联队从长春乘火车出发。由于铁路多处被东北军破坏，２９日拂晓，其列车到达松花江南岸的老哨沟一带时即受到东北军的攻击。日军立即改为攻击前进，在不断遭到阻击的情况下，于当晚进至三岔河以北的石头城子村。
在吉林抗战的东北军各部为了统一指挥、抗击日军的进犯，于１月３１日组成了吉林自卫军。众将领推举李杜为总司令。自卫军的编组如下：〔５３〕吉林自卫军总司令李杜
中东路护路军总司令丁超
前敌总指挥王之佑
总参谋长杨耀钧
第２２旅旅长赵毅
第２５旅旅长马宪章
第２６旅旅长宋文俊
第２９旅旅长王瑞华
暂编第１旅旅长冯占海
骑兵第１旅旅长宫长海
骑兵第２旅旅长姚殿臣
山林游击队统领宋希曾日军在三岔河遭到重创，并知吉林自卫军成立后，一面修路准备再犯，一面由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致函自卫军，称“苏俄政府并不反对该军使用中东路运输部队，请丁、李对局势放大眼光，抵抗无益”，〔５４〕企图逼丁、李放弃抵抗。
１月３０日，向哈尔滨进犯的关东军第３旅团长谷照部于当晚８时进抵双城车站。当时第２２旅赵毅部正在此设伏。日军先头部队军车２列到站后，日军下车集结，准备部署对哈尔滨的进攻。设伏部队乘敌架枪吃饭、毫无准备的有利时机，突然从三面发起攻击，以猛烈的火力将敌压迫于站台上下，继而以刺刀、手榴弹与敌展开白刃战。日军措手不及，死伤甚重。〔５５〕３１日天亮后，第２２旅部队方撤离战场。日军被迫停止待援，并修筑了临时前进机场。
双城失守，哈尔滨门户洞开。自卫军将大部兵力配置于哈市城南及东南、西南的顾乡约屯、病院街、旧哈尔滨城、拉拉屯一线。日军第２师团各部于２月３日先后到达苇塘沟河地区。４日下午，日军展开于铁路两侧的顾乡约屯以南、永发屯、杨马架一线，第３旅团在铁路以东，第１５旅团在铁路以西。炮火准备后，日军发起攻击。吉林自卫军利用工事和村庄房屋顽强抵抗，炮兵集中火力对进攻的敌军实施歼灭射击，杀伤了大量敌人。日军攻击顿挫，转为就地防守。
２月５日拂晓，自卫军开始反击，首先以炮兵实施火力准备，对铁路以东的日军第３旅团阵地集中射击，尔后步兵开始出击。第一线日军陷于苦战困境。第２师团长多门二郎急令炮兵对反击的自卫军实施拦阻射击，并将坦克队和预备队投入反击。飞行队的４个中队从双城临时前进机场起飞，轮番轰炸、扫射，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战斗异常激烈，双方伤亡均众。由于自卫军没有空军支援，日军飞机威胁甚大，于５日下午全线撤至哈尔滨以东地区。日军侵占哈尔滨后，沿中东路向东进犯，于３、４月间相继占领了哈东的海林、宁安、方正等要地。
哈尔滨的沦陷标志着在东北三省的抗日政权和东北军的瓦解，以东北军为主体的抵抗活动趋于消沉，代之而起的是各地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图133哈尔滨保卫战要图
(1932年1月下旬—2月5日）
六、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破灭
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日本能够轻易、迅速地占领中国的东北三省。
蒋介石除了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以外，还认为中国“国防力量薄弱”，企望国联、美国出面制止日本的侵略。
蒋介石曾认为：中国是列强的“公共殖民地”，如果日本“要将中国来做他一个国家所独有的殖民地，就是要同世界各强国来决战”。〔５６〕“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一再强调要“镇静忍耐”，要“逆来顺受”，“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要“信赖国联公断处理”等；在东北大片国土被日军侵占的事实面前，却认为国联和英、法必将尽力阻止日本占领东三省，美国在必要时“有运用《九国公约》出面对日本作有力抵制的可能”，〔５７〕还企望能在“外交无形之战争”中取胜。国民政府多次向国联控告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领土，请国联主持公道。但国联并没有，也不可能制止日本的侵略。
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担心美国失掉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和将引起远东的均势发生变化，曾向总统胡佛提出对日本实行集体经济制裁或施加外交压力，但胡佛反对。胡佛在内阁会议上声称：在中日纠纷问题上，“日本方面有些道理”，为了美国与日本长期友好，应当考虑日本方面的理由。他强调说：“美国不参与经济制裁或军事制裁”，因为那将“导致战争”，坚持“只能诉诸舆论”。国联邀请美国派员列席理事会议。美国驻英大使道咸斯到达巴黎后，不但不出席国联理事会会议，反而私下作袒护日本的游说，〔５８〕以致国联理事会讨论对日制裁案持续１月之久，且终未能通过。
当日军占领锦州后，美国国务卿于１月７日发表声明：美国不承认损害美国在华利益、损害中国主权独立与领土，或行政完整、影响门户开放政策，或违反《非战公约》的任何情况。〔５９〕但美国仅有语言而无任何有效的行动。即使如此，当他与英、法联系，希望他们也采取同样的不承认主义时，英国和法国都不肯响应。
在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一再要求下，国联于１９３２年１月组成了以英国人李顿为委员长，由美、法、德、意各出１名委员的国联调查团。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侵占了中国的领土，这本来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可这个调查团在中国进行了近半年的“调查”，又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于９月间写出了一份《国际联合会调查团报告书》。而这个报告书虽然也说了几句有关日方的军事行动不能视为合法自卫办法，和“满洲国”在当地“华人心中不过是日人之工具而已”等模棱两可的“好话”，却又侮称“中国是一个正在演进中的国家”。特别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报告书竟把“承认日本在满洲之利益”和“满洲自治”作为“规定任何圆满解决所应依据的原则”。〔６０〕至此，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完全破灭。
其实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自己并没有必胜的把握。日本驻北平的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曾这样说：“须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利胜利……倘彼时中国军民能一致合力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消费日货，所有交通要点、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统治，均无确实之把握；同时反满抗日力量之集结，实行大规模之游击扰乱，则皇军势必苦于应付。”〔６１〕应当说松室孝良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注释：
〔１〕〔日〕小林龙夫、岛田俊彦编《现代史资料（７）·满洲事变》。东京１９６４年版，第１６１页。
〔２〕日本国际政治学会：《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东京１９６３年版，第９１页。
〔３〕〔日〕本庄繁：《本庄日记》。转引自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４２页。
〔４〕同〔３〕，第５３页。
〔５〕见《板垣征四郎秘录》等。转引自王辅《日军侵华战争》，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一）第６７页。
〔６〕同〔１〕，第１６４页。
〔７〕１９３０年爆发了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９月间张学良率东北军主力入关进行武装“调停”，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名义坐镇北平。东北军入关后部队布防于平、津、冀等要地。
〔８〕同〔２〕，第３８５—３８６页。
〔９〕见《石原莞尔日记》。转引自马越山《九·一八事变实录》，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８５页—８６页；《日军侵华战争》，（一）第７１—７２页。
〔１０〕〔日〕岛田俊彦：《关东军》，东京１９６９年版，第９４—１０７页。
〔１１〕１９３１年４月间，朝鲜移民１８０余人未经长春县政府许可，擅自在万宝山伊通河上筑坝截流、挖掘水渠以开拓水田。挖渠侵占当地农民耕地，截流后将淹没附近良田。５月３１日，县政府派人劝止。朝鲜移民已听从劝告停工，但日本驻长春领事馆于６月３日派日警赶来，怂恿朝鲜移民重新施工。７月２日，当地中国农民企图平渠毁坝，与日警发生冲突。经中国警察极力劝解弹压，停止冲突。双方人员在冲突中均未受伤。７月３日，日本派宪兵２０人、警察６０人，携带机枪及步兵炮等至万宝山现场，禁止中国人在５里内通行。朝鲜移民在日本武装护卫下于７月１１日完工通水。日本借此事蓄意制造事端，在其控制的各报纸上捏造说朝鲜有许多人被杀害、东北当局下令驱逐朝鲜侨民等，从而引起朝鲜排华暴乱，华侨被杀５００余人（一说１１９人），伤２０００余人（一说３９５人）。
〔１２〕日本参谋本部军官中村震太郎奉命以农业技师的假身份在东北从事搜集军事情报的间谍工作，１９３１年６月２６日在洮南军事禁区内被中国军队抓获。因证据确凿，被中国屯垦第３团团长关玉衡所部处决。
〔１３〕同〔２〕，第４２０页。
〔１４〕见《本庄日记》。转引自罗焕章等《中国抗战军事史》，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０页。
〔１５〕〔１６〕同〔１〕，第１４９页。
〔１７〕同〔１４〕。
〔１８〕同〔１４〕，第21页。
〔１９〕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３６页。
〔２０〕日本参谋本部编《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中译本，第１—２页。
〔２１〕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北综合月刊社１９７３年版，第８３页。
〔２２〕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和日本》。三联书店１９８２年版，第八卷第２３６页。
〔２３〕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社会科学院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６７页。
〔２４〕何柱国：《九·一八沈阳事变前后》。载《文史资料选辑》第７６期，第６６页。
〔２５〕洪钫：《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载《文史资料选辑》第６辑第２３页。
〔２６〕见《张副司令表示态度》（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０日）。载《国闻周报》第８卷第３８期。
〔２７〕赵镇藩：《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第５页。载《文史资料选辑》第６辑。
〔２８〕《关东军全史》第１０３页。
〔２９〕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组成员舀井胜美编《张学良的昭和史最后证言》，东京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２５页。
〔３０〕《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台北１９８１年版，（一）第２６２页。
〔３１〕《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１７页。
〔３２〕据陈觉著《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所列损失表统计。日本方面记载所获飞机为１１０架。
〔３３〕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日本朝云新闻社１９６９年版，第１１３—１１４页。
〔３４〕李云汉编《九一八事变史料》。台北１９７７年版，第４５３—４５４页。
〔３５〕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３日《申报》第８版。
〔３６〕同〔２５〕，第２４页。
〔３７〕日本关东军参谋本部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８日《关特报》（中国第３２号）。见远东军事法庭检察官资料缩微胶卷。
〔３８〕谢珂：《江桥抗战和马占山降日经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６辑第２８—２９页。
〔３９〕〔日〕片仓衷：《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载《现代史资料（７）·满洲事变》第２６８页。
〔４０〕〔日〕舀井胜美：《满洲事变》。东京１９７８年版，第１１３页。
〔４１〕〔日〕小林龙夫、岛田俊彦、稻叶正夫编《现代史资料（１１）·续满洲事变》。东京１９６５年版，第３６８页。
〔４２〕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满洲事变史》。东京１９６７年版，（一）第４０页。
〔４３〕同〔３９〕，第２９８页。
〔４４〕同〔３９〕，第２９９页。
〔４５〕同〔４２〕，第192页。
〔４６〕同〔４２〕。
〔４７〕北京法学院教职员会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２１日致国民政府电。转引自陈觉著《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９１６页。
〔４８〕辽宁省档案馆藏《热河省政府档案》第９９８４号。
〔４９〕〔５０〕同〔４１〕，第４２２页。
〔５１〕顾维钧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５日致张学良电稿。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载《民国档案》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５２〕〔苏〕维戈兹基等：《外交史》。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中译本，第３卷第５５２页。
〔５３〕〔５４〕见《长城抗日战纪》附录《义勇军战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５５〕赵毅：《双城阻击战和哈尔滨的沦陷》。载《文史资料选辑》第６辑第６９—７０页。
〔５６〕张其昀主编《蒋总统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一册第７９３页。
〔５７〕《国民党中央特种外交委员会向中央政治会议的报告》（１９３１年１１月）。载《从巴黎和会到国联》。转引自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３５页。
〔５８〕《胡佛回忆录·内阁与总统任内》，引同〔５５〕。
〔５９〕〔美〕史汀生：《远东的危机》，纽约１９３６年版，第９６页。
〔６０〕见《国际联合会调查团报告书》。引同〔４７〕，第１７２３页。
〔６１〕见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