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乃义 日期：2015-11-05 11:46:09
1.读史明智，智慧来源于历史，中国五千年历史孕育了无穷的智慧。无穷的智慧造就了各领风骚的历史。
2.在浩如烟海的历史中采撷成功者的智慧之花，为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
3.中西结合的学者用大数据来为我们讲解不一样的中国历史。
4.三面间谍、FBI线民-江南的好友、美籍华人的倾力之作。
本书作者是一个具备现代高科技背景的华人，有当代科学素养和深厚的文史功底。他意图以大数据为基础，结合自己的考据分析，来重新讲述中国的历史。同时是少有的从人类走出非洲一直写到今天的历史读物。
这本书不同于以往我们熟悉的史书内容。作者没有为一个朝代、一个人或者一件历史事件作传，而是立足大数据、抓住每个朝代的根本-“人”这一因素来重新为读者解读历史。
读者们不妨跟随作者的思绪、数据以及陈述重走人类起源的历程，重新发现中国人自身的故事。作者相信，本书对中国历史的阐释，更符合现今不断增加的大量中国考古发现和史料考据，其独到之处，较之史学大师之作亦不遑多让。
作者简介：
李乃义，1947生于广州，后随父母迁居台湾。美籍华人，物理及核工双科硕士。1971年赴美留学，求学期间曾参与海外“保钓”运动。其在中国台湾和美国的大学时期一直是学生刊物的撰稿人和编辑。20世纪80年代进入硅谷工作与生活，跻身高技术人才之列。2007年从华润上华半导体有限公司总经理任上退休，同年出版处女作《这才是你的世界》。
目录：
第一章中国人的来源
第二章“三皇五帝”与夏、商、周三代
第三章春秋战国：东周的城邦世界
第四章大一统的秦汉
第五章大混血的三国、晋、南北朝
第六章大开放的隋、唐、五代十国
第七章经济化的宋、辽、金
第八章全球化的蒙古、元帝国
第九章结晶化的明、清
第十章现代的中国
写在最后
1.这是我读过的八本中国史中最好的一本。
--美国伯克利大学陈治平
2.历史从来不缺精彩的片段，一帝千古，王朝短命的秦；盛世传天下的汉和唐；铁骑如风的元；封建末代的清。然而不曾有一本书能把中国历史从洞穴中猿人写道今天电脑前的你我。美籍华人李乃义新书，为我们奉上了可以如愿的阅读饕餮盛宴。
---佚名
第二章“三皇五帝”与夏、商、周三代（2800—1万年前的事儿）
在文字符号发明之前，人类族群的历史主要依靠口述，口述的内容，一是靠前辈口传下来的故事，二是靠当时人们对事物的理解，三是靠讲故事的人的记忆、口才和情感。
传统中国历史记述四五千年之前的事情，跟人类其他族群一样，这些“历史”充满许多神话与想象的传说，传达模模糊糊的信息。
2000年前，当司马迁写作第一套中国通史——《史记》的时候，他当然无法考证传说里的故事内容的真实性，司马迁只能根据自己收集到的传闻，比较系统地把没有文字记载之前的历史传说整理成文字。实际上，在司马迁之前的1000多年里，许多当年的“知识分子”已经记录下各种传说，分散在各类文书里，给司马迁提供了些许判断的依据。
西汉中期之后（公元1世纪左右），那时候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懂得了比较科学的文献考据方法，其实就是下死功夫去做资料的统计和对比，包括中国文字的演变，因此还原了许多古籍经典的原来面貌。
司马迁记载的“三皇五帝”，现代人迄今未找到任何物证，无法证实黄帝或神农或伏羲，到底存在或不存在。我们当然不能批评2000年前的历史记述者不够精确，这跟嘲笑古人不会用电话一样荒谬，那时候，他们还不懂考古发掘。
人们曾经一度怀疑夏代和商代的存在，但20世纪之后的考古发掘，证实了《史记》里与商王朝相关的大部分记载。对夏王朝的考古发掘，仍在继续，已确定了夏代的存在，只是还未能确定夏王朝都城的位置。夏、商、西周三代的文物已经出土很多，许多事件的确切年代还未能完全肯定，主要是不知道那时候古人纪年的方法，但估计误差应该也就是50年以内，对大于3000年前的史料求证而言，是没有问题的。
2000年以前，中国人就懂得考据，并且懂得收藏古董，却始终没有发展出考古学。这跟李约瑟提的“中国人为什么只有科技，没有科学”是同一类的课题。
公元前770年，西周王朝东迁之后，叫作“东周”，中国实际进入“城邦”时代（春秋战国），文物、记录、书籍相对留存较多，年代确切，史料也丰富。
但东周之前的中国人的历史，记述模糊，我们需要跳出传统史书的框框，以现代考古的众多发现为主，重新描绘这段遥远年代的中国人的历史。
农业文明在中国的兴起（约9000年前）
“智人”老祖宗们，千辛万苦，先后落户到了中国大地，扩散在相当辽阔的土地上。到了1万年前左右，各地站住了脚跟的东亚老祖宗后裔们，明显感觉到气候暖和多了，那时在沿海生活的，必定感觉更强烈，因为海面不断伸进陆地，就是那时期的“海侵”现象，地球暖化呗，海平面比从前大概高出150米（我们需要怀疑，人类真有这个数量级的力道，让地球暖化？恐怕是资本化的大企业或政治炒作。环保，绝对应该，但扯地球暖化，未免高估“智人”的能力了）。
海侵，当然不是瞬间发生，是连续数千年地球升温的结果。这结果，当然也不会仅只反映在海平面上升这个单一现象上。全球气候变化一定相当诡异，至少不是那个时段各地老祖宗们习惯的，或他们被教导的、被传说的那种气候，气候变得更潮湿更多雨，虽然植被与猎物更充沛，但暴雨、山洪大概牺牲了不少老祖宗。于是，又一个几乎全球同步的自然现象发生了——洪水。对洪水的恐惧，深烙在人类许多族群的神话与传说里……
估计，好日子必定带来族群人口膨胀，每个群落的人口数也增加，也许达到千人的数量级。人群所需要的人际沟通与协调更加频繁，刺激人的智力、技艺、语言、组织、管理、计划、算术等的提高，软体能力大大增长。语言强化了沟通，等于把众人的脑力联网、积分，工艺的学习与传承，更加容易，出现了半定居或定居的聚落，从而发展成为后来的“文明城邦”。
目前中国最早的聚落证据，有9000多年的历史，出现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在湘北，洞庭湖周边），距湖北、四川不远。土台与环壕的聚落地，有住屋柱洞、大量人工栽培的稻谷及墓葬遗存，还出土了编织的芦席和烧制的陶器，并且出现了驯化的牛、猪、鸡家畜和家禽。这些都是原始农业、定居部落的表现，大量野生兽骨和野果采集的存在则表明，老祖宗在迈向农业的过渡生活中仍然有浓郁的拾猎痕迹。
同时，伊拉克北部的两河流域（就是两条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也出现了村落遗址。西方老祖宗也经历类似的，从拾猎迈向农业的过渡时期。
只不过，他们种大麦、小麦，家畜为山羊、绵羊。那里气候远比湖南干燥，当地的欧贝德人很快就懂得了开发灌溉渠道。
“定居”“农业”，显然需要先决条件：除了煮食必备的陶器之外，还必须有驯化了的动物和栽培的植物。这又是个漫长的摸索，需要许多代人做好铺垫，而湘桂赣的原始先人早已开始人工栽培水稻。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欧贝德人的原始先人，也是在大约1万年前驯化了动物和栽培植物，而野生小麦的原型还是中亚来的（人类最早的种植，也许发生在中亚的“绿洲”地区，并且欧亚大草原一直是连通的）。
农业，是1万年前人类的“高新科技”。标志着我们“智人”与所有其他原始人真正分道扬镳，跟石器拾猎时代的生活告别，进入定居的陶石农业时代。
相隔十万八千里的亚欧洲老祖宗们，同时迈向农业定居，巧合吗？当然不是。
逻辑上来说，智力的演化，需要人群数量大到一定程度，数量级有了，概率总会带来量子飞跃的机会。人是群居动物，很需要相互“脑力激荡”的。
而老天爷给的暖气候，带来了机遇的时间点。直立人与尼安德特人的群落，估计始终没能壮大到超过100人的门槛，这或许才是他们灭绝的直接原因。靠脑力谋生的“人”，碰到了瓶颈：智力开发，需要人数的巨大。
群落人口数不增长，智力发展会相对迟滞，“智人”的丛林部落似乎为此提供了证据。
农业起源不单亚欧洲同步，即便在中国大地，南北方也几乎同步：8000—9000年前这时段，河南（郑州、洛阳一带——中原）、陕西（南邻四川的汉中——关中）、河北（邯郸，冀晋豫交界区）、山东（鲁东的淄博——后李、大汶口）都出现原始农作物——粟。家畜和家禽有猪、鸡，甚至有驯化的鸽子。这些就是后来黄河流域中下游的古老文明的起始。
浙江杭州南边，萧山跨湖桥出土的人工稻作谷粒，距今有8000年的历史；独木舟，历史更在9000年以上。实际上，宁波到杭州之间的绍兴嵊州，也有9000年前的聚落痕迹，随后的1000年，宁波、嘉兴、杭州等地的河姆渡、马家浜、良渚文化涌现的，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农业部落。这些，连同湖南彭头山地区，就是后来长江流域中下游的古老文明的起始。
在4000—9000年前，正是中国人群从拾猎生存转型到农业社会的时段，也就是司马迁《史记》上记述的“三皇五帝”时代。别忘了，司马迁虽然忠实于历史记述，限于当时他能活动到达的汉王朝领地，他能听得到的传说，主要也就只限于距他2000年前黄河流域的老农口口相传下来的故事。
要知道那时候的科技“交流”是很困难的，比如，黄河流域派人到彭头山学习，或彭头山派人到华北各地传授经验，那是不灵的，老祖宗们，甚至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如果是彭头山的人扩散到华北，那就更加难以想象，先要适应气候，还要培育粟种，那时的1000年不够用啊。
农业“高新科技”在那时遍地开花（印度也有），是因为必须各自开发种植的、豢养的东西。如此这般“巧合”，还是老话：人道是天道的一部分，人性中的理智是共通的，老祖宗们遗传下来同样的脑袋，各自把智力演绎于身边的应用罢了。
中国初始农业的遗迹，根据现代考古发掘，大致标示为五大“文化圈”，代表5000年之前平行发展于中国各地的农业文明（考古界的命名，通常是率先被发掘的地点沾光，年代更久远而被发现较晚的地点“吃亏”，但这些仅只是标记而已）。
这些早期文明，可以当作是“你不可以不知道的中国史前史”的数据和印象部分。那时的气候比现在暖和5—10摄氏度，但人们还没搞清楚地球温度这方面的规律。
其中，仰韶—大汶口文化圈：黄河中下游，粟为主要作物，西边也种稷黍。
马家浜文化圈：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种稻类，多粳稻。
大溪文化圈：长江中上游，两湖、四川，种稻类，多籼稻。
红山文化圈：辽河上游，特殊的玉器文化，以拾猎为主，但6000年前也种粟了。
大坌坑文化圈：东南沿海，特殊的绳纹陶器文化，但5000年前即开始消亡。绳纹部落，或许跟“棕标”有关。后来发展为几何印纹陶器，影响及于南方各地，以江苏南京附近的“湖熟文化”为代表，时期基本上与北方彩陶平行。
从遗迹分布可以看出来，5000年前的代表性遗址，不复出现于红山与大坌坑区域。换言之，4000—5000年前的这个时段，发生了某些历史事件，促成了此后相对一致的“中国特色”。但一段时间的空白，并不表示灭绝，因为他们在随后的3000—4000年前时段，以更精彩的形式呈现，比如，绳纹演变出各式几何印纹陶器，广布几乎整个长江水域。
根据考古界对遗物的比较和考证，4000—9000年前的中国发生了下列状况：
一、黄河下游：山东，大汶口文化在6000—8000年前大行其道，大汶口彩陶辐射状传播到了晋、陕、豫、鄂、苏淮、辽东。
代表作：1.6000多年前，开始了夫妻合葬，确证进入父系社会。
2.多座5000—6000年前城址，城、郭、壕、门，形制明确，成为中式规范。
3.陶、玉进入专业分工阶段，薄黑陶工艺达到极致。
4.大汶口彩陶纹饰，迅速流行到河南的仰韶文化圈里，并散布南北，成为当时的文化“时尚”。
二、黄河中游：河南，从7000年前开始，仰韶文化盛行，受到大汶口文化影响的彩陶，更向西传播到了黄河上游的甘、青，在那里（马家窑，4500年前），彩陶文化达到极致。随后，彩陶整个“产业”消亡。这是拼出中国上古史的重要线索。
代表作：1.玫瑰花瓣艺术化的几何图饰，是华山脚下、中原“华族”的标记，“华族”的各个氏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花纹。
2.至迟在5000年前，开始出现文字符号雏形。
3.墓葬的规制与陪葬品差异很大，显示出开始出现社会等级。
三、长江下游：浙江，环太湖流域，自7000年前开始，马家浜文化大放异彩。这一地区跟早期山东的发展类似，比较集中。但至迟在5000年之前，影响力也扩散到了苏北。苏北、皖南是马家浜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融合区。
代表作：1.6000年前，就开始有了榫卯结构的木造建筑，成为中式木工规范。
2.手工业发达，已经有纺织、漆器，精工细作，蟠螭纹饰后来风行全中国，成为典范。
3.陶器的鼎、豆、盉，玉器的琮、璧（礼器），发展成为中式典范。
4.筑城不如大汶口文化，但排水、灌溉的布局严整，成为中式特色。
四、长江中游：湖北，大溪文化，实际从稻作源头的彭头山开始，这一地区文化扩散较慢，但也在5000年前铺开到了四川（成都平原）、重庆，以及两湖、江西。陶器明显受大汶口文化影响，但薄胎素陶，甚至仅只一毫米厚，当然，也有自身的特色。
代表作：1.连根拔起、铺开晾晒的稻作收获方式在当时是“行业标准”，马家浜文化区也用此类似操作。
2.有专业捏陶塑小动物、小人物的作坊，也雕刻类似的玉器，用作祭器与葬器，有明显的“巫风”。
五、辽河上游：辽宁、赤峰、科尔沁草原，红山文化，其实是6500年前，在已经积淀几千年的原始宗教上，发展出来的玉石文化。那里的玉器，作为祭器与礼器，主要是为祭师和族群的上层服务的。在原有的管理层出现祭师，在拾猎人群里头出现玉匠，显示当时社会的分工与分化，组织力无疑是增长的。
红山文化扩散到辽河出海口，那里出土的文物有半农半牧的特征，已经具备大汶口的因素。多半是两者的混同（包括血缘）。
代表作：1.雄伟祭坛，大型人面陶塑，阳具崇拜。
2.祭师或领导人的大墓葬。
3.“龙形”玉玦（大“C”字形玦，大开口的一端带马、猪等动物头型，另一端刻意做成各式尾巴形状），而同时期中国内地的玉玦，都是简单在玉环上开个整齐小缝口。把玉用作饰物，如耳环。
农业文明在中国各地演进，这状况的背后，我们必须记住，人类从1.5万年前的石器拾猎时代过渡到9000年前的陶石农业时代，本身也是对逐渐暖化的环境的一种适应与演化。在相对成熟的农业来临之前，以当时群落人口的数量、装备、积蓄、知识、组织，史诗般的、有移民意识的迁徙，是不会发生的。从某一点开始，慢慢地填满周边，绕过障碍，向四面八方扩散。
传说的“三皇五帝”时代（约5000年前）
比较中国各地区的出土物证，可以看出在农业文明伊始，多样性就已经出现了。既然农业化了，人群生活在更加固定的空间范围里，族群之间发展出差异性，理当更为明显。但是，几个古老文化圈之间也有明显的雷同或彼此借鉴的地方。是物流的交换或交易，还是人流的扩散与融合所造成的？或者都有？或者……
这就回到了司马迁为中国人记述的历史源点——传说中的黄帝。
首先，太史公司马迁很聪明，把黄帝之前的事，掩掉不谈。全世界，都不是很清楚，5000—15000年前，老祖宗们发生了什么变化？现代人只知道，似乎1万年前，突然就有了全球遍地开花的农业。
蓄积这个演化事件的过程，表现于老祖宗们的“定居”。类似万年前湖南彭头山或恰塔霍裕克（土耳其东部）的定居或半定居处所（硬体），是古人从中拾猎到农业的具体反映，群落的技艺、组织、制度等相应软体，无疑必定点点滴滴地积累着这种转变。演化不会在毫无基础的情况下凭空发生。
定居是农业文明的必要条件。定居下来的群落，一开始自然还有拾猎的习性（比如，母系社会），繁衍增殖嘛，就分支、扩大成母系血缘的氏族群落。
扩大的人口本身就会刺激智力的使用，演化出更系统化的语言表达，以及更结构化的组织效率，以确保群体的生存。定居领域的渐次扩大，距离的区隔，自然使得相对固定的族群迅速凝聚为具备个性的各个部落。部落内部的凝结剂，来自适存的生活习性所产生的制度与规矩，比如，分工、分配、选择头领的方式、图腾徽号等。一开始，地球上人少，容易增殖分支，扩散到附近的群落之间，习性差异不会太大，使得部落联盟相对容易实现。黄帝部落出现之前的漫长的演化过程，太史公自然无从得知，现代人也只能按理推测。
其次，太史公笔下的黄帝，看来看去，似乎只做了件伟大的事：入主中原（先联合炎帝打败蚩尤，后又打败炎帝），所以，后代中国人都成了“炎黄子孙”。他拥有中国人“祖先”的光环，是“政治”话语吗？黄帝或黄帝部落，其实也像是中原的征服者。
“征服”，是用现代的“意识”来形容的，以7000年前的现实来说，部落的人数，大不到哪里去，黄帝部落扩散到中原，跟原住民血腥摩擦以及融合，必定是同时进行的。每个族群当然都有祖先，这并不奇怪，叫作“黄帝”也无妨。我们只是想搞明白些，查无实据、事出有因的“打败蚩尤”“逐鹿中原”，是否真有其事，其事又如何。
“三皇”“五帝”的称号，是后人为了纪念、感恩那些给人类族群带来实质贡献的老祖宗们而加的尊称，比如，女娲氏（婚姻）、有巢氏（建房）、伏羲氏（网渔、八卦、结绳记事）、燧人氏（火种）、神农氏（炎帝，稼穑、中药）等。这些人物，不仅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5000年前的人们并没有“皇”“帝”的概念。
黄帝，轩辕氏，有熊部落……他被尊称为“帝”最可能是因为他是带来轮子的人。轩辕嘛，是轮子、车具，而轮子与驯化马匹确乎是5000年之前草原族群的发明。熊嘛，大概是黄帝部落的图腾，也符合草原上由拾猎发展为游牧的规律。古埃及人5000年前就造了大金字塔，没轮子，直到4000多年前，挨了游牧民族的揍，才学会用轮子。美洲印第安人，直到16世纪才学会用轮子。
由此可见，轮子与驯化马匹是草原部族的“尖端科技”——机动性。游牧民族大多没有文字，历史记述的“话语权”操控在全球农业文明族群手上，以至于草原民族的故事不大为世人所知晓。对丧失机动性的农业文明来说，这是神秘、来去如风的一群人。东西方对游牧民的记述，大都一样，“不知所起，莫知所终……”而东西方的人类史，却始终跟草原密切关联。
有限的记述，隐隐约约指出黄帝跟草原部族有所关联。
既然找不到“三皇五帝”的物证，我们只好检视一下出土的5000年前的其他物品，逻辑推看5000年前的中国大地是个什么“形势”。
一、共通性（全球一致的）
1.农业既然是当时的高新科技，相应的社会软体演化：原始母系社会变成父系氏族社会，各种技术分工，器械专业化，交易经济与私有资产（生活和生产用具），等级化的社会组织（头领、祭师、庶吏、民众），礼仪与管理，奴隶（把人当成生产工具）等，在中国各地都出现了。这一过程跟地球上的其他人群没有什么不同。
2.硬件上，寨堡、城池是最主要的特征，反映出防御的重要性。因为，“私有”了嘛，要防备其他人群的掠夺了！换句话说，人际掠夺开始了。中国这时候，各地涌现出许多聚居群落，大致也就是血缘相近的氏族部落或“城邦”。这也跟世界各地同步。
3.暴力，无论私的、群的，都长速惊人，反映出了古人的“组织力”。这时，各地已经出现残酷的“人殉”。
4.祭祀，无论是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神灵还是巫术，显然是各地区人群演化上的必需品（也许是人群感情、统治、知识、组织等的需要，所促成的一个早期人类习性）。但不知怎的，中国人始终没有发展出一个宗教，倒是使玉作为祭器、葬器、礼器广泛流行。
又是巧合吧？上述的前三项，中国各地的发展，跟当时的古西亚（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如出一辙。人际暴力在西方的增速，绝不在中国之下，5000年前的埃及，已经开发出文字系统及宗教。那时西方已经存在更有组织的掠夺与战争，城邦或城邦集团已经形成“国家”机器，开始了制度化的集群暴力。
最后一项，就成为真正的“中国特色”，直到今天。
二、个性
黄河中下游的彩陶文化延绵了几千年。色彩、图案、样式，在文字系统还没有成型的时候，成为黄河流域各个族群的徽记，甚或是祭祀用品。考古发掘出的完整彩陶，大多是如新的大件，常伴随有墓葬的痕迹。实际上，更多的证据显示，黄河流域古人用彩陶隐约表达出了他们的宗教观、生死观、艺术观及仪制。而彩陶的系统性和一贯性则显示出黄河流域已经形成一个独特的彩陶文化体系。
长江中下游环太湖的马家浜文化遗址、宁波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及杭州的良渚文化遗址，还有川鄂湘的大溪文化遗址，也许可以从湖南澧县的彭头山算起，那时也已延绵几千年，长江流域古人明显有巫师统治的特征。从马家浜遗址出土的文物证明，他们已使用玉石作为祭器或礼器。
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中出土了大量的玉石祭器、礼器，这也算作是异军突起。
但这些古人的文化，似乎都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时段出现了突然转折。
也许是，发生“黄帝事件”，促成后来中国的历史，逐渐转化成今天的模样。
三、迁徙与扩张
南北各个文化圈的农业科技的发展，势必引发人口膨胀，而私有制对人性贪欲的刺激，引发更多的人际、群际摩擦。人性里的暴力面，不断升级，战争是迟早的事，城池的兴起也是大势所趋。
史书记载说，炎黄集团打了多次败仗，才辛苦险胜蚩尤。但史书记载说，决战于河北涿鹿，显得非常不合逻辑，无论蚩尤是西南或“南蛮”，都不大可能老远跑去北方那里找黄帝部落打群架。莫非，蚩尤是比较靠近的山东或淮北的“东夷”？而炎黄组合的中原联军，中原城池比其他地区的简易城寨更复杂，显示出，中原族群更习惯于打仗作战，当然，也就更习惯于掠夺……
《史记》记述的人物与事件，可以是象征性的虚拟，代表一个史前时代。史前历史是漫长的过程，不是一次大型的集群暴力可以说明的。黄帝部族的演化，是个长期的迁徙、开发、繁衍、扩散、冲突、融合的过程。
中国在4500年前的时段，还发生了司马迁没察觉到的一个变化——中原迅速从陶石时代过渡到青铜器时代。青铜器件最早出现在中国的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遗址距今4500年左右，数量不多。考古界努力发掘的夏王朝遗址，大致集中在河南洛阳东区，出土了一些4100年前的夏代青铜器。那时，整个仰韶文化遗址中的甘、青、陕、豫、晋等地区也不过百件数量级像样的青铜工具。虽然如此，但这是个标志，中原开始掌握了新型材料技术，至少大大推进了武力（兵器）的提升。
据现代学者统计，这一时段，整个长江流域没有青铜工具。后来各地出土的青铜工具，年代早于秦代的在全中国有7000多件，属于东周（距今__2250—2800年前）的约占63%，西周（距今2800—3000年前）的约占18%，商代（距今3000—3600年前）的约占18%。而商代青铜工具本身，50%集中在豫陕（中原地区），30%集中在湘赣鄂（因为这里有那时的铜矿）。
这说明了什么？那时，青铜太宝贵，当然，制作兵器、礼器优先，只有能搞到铜矿石，又知道怎么冶炼，怎么铸造，才可能应用于工具制造。这应该才是中原地区迅猛发展的真正原因，铜石并用，当然比陶石并用更有效率，这是当时的“核心竞争力”。连正旺盛着的甘、青彩陶，也快速消亡。何况，黄帝部落还带来了轮子、马匹，地面上的机动性比较强。
尽管《史记》的传说记述，实情模糊，倒也透露了一些玄机。比如，黄帝部落，作为中原盟主，曾经强力消除“巫”风，传说是黄帝后代颛顼干的。
真有没有这个人，不重要，消巫这事却很要紧，这塑造了后代中国人理智、现实的民族性。祖先崇拜，礼制化为各种“祀”，祭祀的对象都是人群需要感恩的象征：带来生命的天、地、日、月、风、雨，带来新生活的“三皇”“五帝”等。
既然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中华民族”，或许应该认识到，黄帝部落很有可能是中原古老族群的第一个征服者，启动过程未必不血腥，但消巫效果倒不错，至少此后中国从未发生“宗教战争”。但，“祀”与“戎”成为传统中国政治的大事（这里的“戎”是武器、军事），说明了什么？“祀”与“戎”，直接涉及统治方式。
又比如，禅让这回事，尧帝从部落民中选贤与能，挑出舜，通过观察、培训，最终把两个女儿嫁给了舜，还让他接任首领之位。这只能发生在原始部落集团，那时私有制还没大行其道，人群组织还很松散，还没有形成专制权力结构。头领或盟主的权力，有，但不绝对。何况，那时群际沟通也困难，召集一个会，信使往返，没十天半月的，人都到不齐。那时，盟主兴许是件苦差事，没太大“好处”（私有制还不突出），禅让给别人很自然，不是现在想象的什么“民主”或“伟大”。
另外，全球各地很早就出现人殉，从自然状态下的人性来看，杀俘或杀奴来做人牲（俘与奴，非我族类的可能性非常大），这才比较容易说得通。黄帝族群战胜蚩尤族群的事件，可能是政治话语的烟雾弹，掩盖的主题也许是战胜炎帝族群，进入并统治中原，时间自然应该是夏王朝开端之前，早于4200年之前的某个时段。
至于汉代之前，所有“史”料都缺乏关于周边地区的记述，无须讳言，那时这些地方都还不是“中国”的“蛮荒之地”。文明与历史，非常人性化，先来后到，很不经意地流露出“自我”中心。《史记》写的本来就是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国”史，那时候的古人，照顾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已经很吃力，哪有工夫去知道四面八方遥远地域的事。
黄帝的故事，最现实的数据，也许来自现代基因遗传学的贡献：汉族（或华夏族）的基因，来自羌汉分支。古羌族群，在距今8000年左右才分支出“汉族”基因标记的族群，他们向东迁徙，进入了黄河中游，散布在华山脚下的四周（西安到郑州之间），开发了农业（或征服、融合了已经生活在那里的人群，如炎帝部落，吸收了他们的农业技术），扩大化的黄帝部落，成为“华夏”族群的前身。华人（或汉人）的华夏文化（中华文化或汉文化），是黄河流域诸多早期粟作农业的族群与文明长期融合、发展的结果。
蚩尤，可能出自江淮平原的“东夷”“南蛮”，传说里的蚩尤部落，会使巫术，而南方确实有“巫”的传统（比如，这时段的太湖良渚部落，巫风就很盛）。
这些推测，当然不能证明黄帝或蚩尤的存在，不过是逻辑上可能的图像罢了。即使逻辑上“三皇五帝”不存在，也一定存在过第一个解决住房、种植、缝织、取火、算术的人吧。同样，黄帝即使不存在，也一定存在过第一个强力、有效带领族群的人物吧。而蚩尤即使不存在，族群之间的竞争摩擦也一定存在过。
《史记》的记述、老百姓的传说，不过是把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简化、浓缩到一个形象化的故事里罢了。事情，倒是有的；神话，不可信；细节，不可考。
5000年前的“三皇五帝”或黄帝时代，应该是万年数量级的、古人历史的浓缩版，笼统、神怪地叙述部落社会的演化故事。考古数据嘛，我们只知道，到了4100年前，夏王朝创建时，农业早已深植中国大地，生产力大大提高，各地人口必然增长到业已形成众多部落的地步。农业对水源的依赖，全世界都一样，防范洪水、灌溉分配，两件大事都需要更大数量级的组织与管理，才能解决技术开发、规划实施、仲裁分配的具体问题。部落这一原来的血缘或文化圈，松散连接的特性在这时已经不适应发展的需要了。
人群社会已经蓄积足够能量，部落联盟终将固化为国家机器了。
固化剂便是权力制度，一套强力维持组织、管治、分配、教化、秩序的有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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