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樊树志 日期：2015-11-08 19:57:08
1．名家新著
本书是樊树志先生五十余年明史研究的积淀及对中国历史思考的结晶，在进一步推进晚明史研究的同时，对中国大历史的变迁发展提出了新的见解。
2.学术前沿的著作
（1）提出晚明大变局是中国历史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晚明时期，传统中国社会在世界大变局——全球化浪潮的激荡下，在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等方面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大变局，这个大变局虽然貌似随着清朝的建立戛然而止，但它却是晚清以后中国社会发生颠覆性大变局的思想和文化潜源。
（2）澄清了人们对晚明历史的诸多误解，并提出己见。作者以宏阔的学术视野结合细致入微的考证爬梳，在诸如“倭寇”问题、西学问题、东林及复社问题等上，澄清了人们的误解，还历史的真相于大众。
（3）具体推进了晚明史研究的高度。作者认为以徐光启为代表的明末士大夫，是中国**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同时，还原了瞿汝夔在西学东渐过程的关键性作用，打破了学界历来引用西方学者认为明代中国天主教传教成功仅归功“三大柱石”而忽略瞿汝夔的成说，推进了晚明史研究的高度。
3.大众历史的笔法
（1）用通畅浅近语言，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能读懂的历史叙述，为学界书写大众历史做了一个极好的示范。
（2）以全球化的宏阔视野和五十余年的研究积累来书写晚明历史，高屋建瓴，给读者提供了一本系统了解晚明社会的简明通史著作。《晚明大变局》是樊树志先生五十余年明史研究及对中国历史思考的结晶，是继《晚明史》之后，对晚明历史研究的又一力作。本书在进一步推进晚明史研究的同时，对中国大历史的变迁发展提出了新的见解——晚明大变局是中国历史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是晚清以后中国社会发生颠覆性大变局的思想和文化潜源。
宏阔的学术视野结合细致入微的考证爬梳，本书中，樊先生在诸如“倭寇”问题、西学问题、东林及复社问题等上，澄清了人们的诸多误解，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同时，樊树志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以徐光启为代表的明末士大夫，是中国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并还原了瞿汝夔在西学东渐过程的关键性作用，打破了学界历来引用西方学者认为明代中国天主教传教成功仅归功“三大柱石”而忽略瞿汝夔的成说，推进了晚明史研究的高度。
樊树志先生的语言通畅浅近，将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了大众能读懂的历史叙述，真正做到雅俗共读，在推进了晚明历史研究的同时，给读者提供了一本系统了解晚明社会发展的简明通史著作。
作者简介：
樊树志1937年出生于浙江湖州，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攻明清史、中国土地关系史、江南地区史。
代表著作《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万历传》（1994）、《崇祯传》（1997）、《国史概要》（1998）、《晚明史（1573－1644年）》（2003）、《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2004）、《国史十六讲》（2006）、《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2007）、《张居正与万历皇帝》（2008）、《明史讲稿》（2012）、《明代文人的命运》（2013）。其中，《晚明史（1573-1644年）》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国史十六讲》已畅销三十余万册。
目录：
引言
第一章“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
一海禁政策与朝贡体制
1.严禁“交通外番，私易货物”的海禁政策
2.俯视周边的朝贡体制
二日本的朝贡关系与宁波争贡事件
1.日本的朝贡关系
2.大内氏与细川氏的宁波争贡事件
三海上走私贸易与海禁政策的较量
1.海上走私贸易面面观
2.海禁的突破口：月港与双屿港
3.朱纨的悲剧：海上实情实事未得其要领
四嘉靖倭患的真相
1.何谓“嘉靖大倭寇”
2.倭患与真倭、假倭引言
第一章“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
一海禁政策与朝贡体制
1.严禁“交通外番，私易货物”的海禁政策
2.俯视周边的朝贡体制
二日本的朝贡关系与宁波争贡事件
1.日本的朝贡关系
2.大内氏与细川氏的宁波争贡事件
三海上走私贸易与海禁政策的较量
1.海上走私贸易面面观
2.海禁的突破口：月港与双屿港
3.朱纨的悲剧：海上实情实事未得其要领
四嘉靖倭患的真相
1.何谓“嘉靖大倭寇”
2.倭患与真倭、假倭
3.“市禁则商转为寇”，“禁愈严而寇愈盛”
五王直之死与海禁的开放
1.胡宗宪招抚王直
2.王直其人其事
3.开放海禁之议
4.月港贸易合法化与广中事例
第二章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
一新航路发现与葡萄牙人东来
1.寻找通往印度的航路
2.葡萄牙人的中国贸易
3.从香山澳到濠镜澳
二以澳门为中心的全球化贸易
1.“东方第一商埠”——澳门
2.澳门—果阿—里斯本之间的远程贸易
3.澳门—长崎之间的远程贸易
4.澳门—马尼拉之间的远程贸易
三尼古拉一官与“海上马车夫”
1.泉州海商李旦
2.尼古拉一官——郑芝龙
3.“海上马车夫”——荷兰东印度公司
4.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中国、日本的贸易
四“马尼拉大帆船”与太平洋丝绸之路
1.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与西班牙人东来
2.从马尼拉到阿卡普尔科的太平洋丝绸之路
3.从月港到马尼拉
4.从澳门到马尼拉
5.中菲贸易的鼎盛时代
五贸易顺差与巨额白银流入中国
1.“商业上的‘纳贡’”
2.全汉昇：美洲白银的1/2被运到中国
3.弗兰克：中国占有了世界白银产量的1/4至1/3
第三章江南市镇：多层次商品市场的繁荣
一江南经济的高水平发展
1.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
2.“湖广熟，天下足”何时形成？
3.江南的乡村工业化
二晚明：江南市镇的迅猛发展时代
1.苏州府与松江府的典型分析
2.江南市镇的规模与结构
三丝绸业市镇的分布及其特色
1.丝绸业市镇的分布
2.丝绸业市镇的经营方式
3.“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
四棉纺织业与棉布业市镇
1.乌泥泾与黄道婆
2.“绫布二物，衣被天下”
3.棉布业市镇的分布状况及其特色
4.棉布业市镇的经济结构与经营方式
5.“土布出洋”一瞥
五经济高度成长与奢侈习俗风靡
1.社会风尚由俭入奢
2.奢侈风尚的典型分析
3.奢侈风尚的经济意义
六余论
第四章思想解放的潮流
一陈献章：“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
1.“江门心学”的怀疑精神
2.“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
3.陈门弟子：从贺钦到湛若水
二王守仁：“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
1.“学贵得之心”
2.贬谪龙场：“动心忍性，恍若有悟”
3.“功高而见忌，学古而人不识”
4.漫长的昭雪之路
三“掀翻天地”的王门弟子
1.“不从人脚跟转”的王畿
2.“六经皆注脚”的王艮
3.“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颜山农、何心隐
四李贽：“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
1.赞扬王门弟子“一代高似一代”
2.“假道学以异端目我”
3.“快口直肠，目空一切”
4.“不死于人，死于口；不死于法，死于笔”
5.“先生起千载，高言绝群智”
第五章西学东渐与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
一耶稣会士东来：利玛窦的前辈
1.依纳爵罗耀拉与耶稣会
2.澳门：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通道
3.沙勿略神父：向中国传教的创始人和发起者
4.范礼安神父：中国传教事业之父
5.罗明坚神父：中国传教事业的实际开创者
二利玛窦神父的“本土化”传教活动
1.“但求人与我同，岂愿我与人异”
2.《交友论》：“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
3.《天主实义》：“与经传所纪如券斯合。”
4.“登上了‘月球’”
5.为传教士们留下了敞开功德之门
三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
1.《山海舆地全图》与《坤舆万国全图》
2.《几何原本》、《同文算指》与《圜容较义》
3.《奇器图说》与《泰西水法》
4.《崇祯历书》
四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
1.第一个结识利玛窦的名士瞿汝夔
2.可以与托马斯莫尔媲美的徐光启
3.“以西法为宗”的李之藻
4.由佛教到天主教的杨廷筠
5.“读书必开眼”的方以智
第六章新气象：文人结社与言论
一“虑圣教之将绝”的应社
1.文人结社之风由来已久
2.应社与广应社
3.“尊经复古”
二“负韬世之才，怀救时之术”的几社
1.“十人社”、“六人社”与“十八子社”
2.“绝学有再兴之几”
3.剖析朝政利弊的《几社壬申合稿》
4.“关于军国，济于时用”的《皇明经世文编》
三游走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复社
1.复社的尹山大会、金陵大会与虎丘大会
2.门户之争与政治谣言
3.甚嚣尘上的攻讦
4.复社的理想政治——吴应箕的个案
5.《留都防乱公揭》
6.报国无门的悲剧
四余论
后记前言撰写《晚明大变局》这本书，并非心血来潮。大约十年前，我在《解放日报》的学术版发表一篇几千字的文章，题为《晚明的大变局》，主旨是：近来人们常说“晚清的大变局”，殊不知，晚明也有大变局。希望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这篇文章似乎没有什么反响，于是我立志要写这样一本《晚明大变局》。这十年间，阅读、收集各种史料，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增补自己已有的认知，逐渐集中于六个问题，也就是诸位现在看到的，本书的六个章节。从各章的标题可以约略看到各个方面的“大变局”：“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漩涡；江南市镇：多层次商品市场的高度成长；思想解放的浪潮；西学东渐与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新气象：文人结社与言论。
晚明的大变局自然不是中国内部悄悄发生，而是有世界背景的，或者说是在世界潮流的激荡下逐渐显现的。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世界历史出现了大变局，历史学家称为地理大发现时代，或大航海时代。欧洲的航海家发现了绕过非洲好望角，通往印度和中国的新航路；越过大西撰写《晚明大变局》这本书，并非心血来潮。大约十年前，我在《解放日报》的学术版发表一篇几千字的文章，题为《晚明的大变局》，主旨是：近来人们常说“晚清的大变局”，殊不知，晚明也有大变局。希望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这篇文章似乎没有什么反响，于是我立志要写这样一本《晚明大变局》。这十年间，阅读、收集各种史料，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增补自己已有的认知，逐渐集中于六个问题，也就是诸位现在看到的，本书的六个章节。从各章的标题可以约略看到各个方面的“大变局”：“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漩涡；江南市镇：多层次商品市场的高度成长；思想解放的浪潮；西学东渐与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新气象：文人结社与言论。
晚明的大变局自然不是中国内部悄悄发生，而是有世界背景的，或者说是在世界潮流的激荡下逐渐显现的。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世界历史出现了大变局，历史学家称为地理大发现时代，或大航海时代。欧洲的航海家发现了绕过非洲好望角，通往印度和中国的新航路；越过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这些发现，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西方历史学家把它作为中世纪与近代划分的里程碑。这一转折，最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初露端倪。从此，人类的活动不再局限于某一个洲，而是全球各大洲；人类的视野不再是半个地球，而是整个地球。中国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
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占领印度西海岸的贸易重镇果阿、东西洋交通咽喉马六甲，以及香料群岛，从1524年（嘉靖三年）起，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走私贸易。当他们获得澳门贸易的许可后，澳门开始成为沟通东西方交往的商埠，把中国市场卷入全球贸易网络之中。澳门—果阿—里斯本之间的远程贸易，澳门—长崎贸易，澳门—马尼拉贸易，输出以丝货为主的中国商品，输入以白银为主的外国商品，人们概括为“丝—银贸易”。
西班牙人到达美洲以后，绕过美洲南端，横渡太平洋，来到菲律宾群岛。1580年（万历八年）以后，西班牙的马尼拉当局，为生丝、丝织品、棉布等中国商品找到了一条通往墨西哥的贸易航路——太平洋丝绸之路，这就是驰名于历史，持续两百年之久，沟通菲律宾马尼拉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之间的大帆船贸易。声名远扬的“马尼拉大帆船”，运去的是以丝货为主的中国商品，运回的是墨西哥银元。
无论是葡萄牙、西班牙，还是后来的荷兰，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始终处在逆差之中。正如德国学者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所说：“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因此，正如印度总是短缺白银，中国则是最重要的白银净进口国，用进口美洲白银来满足它的通货需求。美洲白银或者通过欧洲、西亚、印度、东南亚输入中国，或者用从阿卡普尔科出发的马尼拉大帆船直接运往中国。”根据他的研究，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美洲生产的白银30000吨，日本生产的白银8000吨，最终流入中国的白银达到7000吨至10000吨，约占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有的学者认为，通过贸易渠道，全世界白银的一半最终流入中国。不管具体数据有什么差异，巨额白银流入中国流入中国是确凿无疑的，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它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辉煌。
在全球化贸易浪潮频频袭来之际，大明王朝的统治者依然沿袭着开国皇帝朱元璋制定的海禁政策，禁止人民私自出海与外国商人贸易。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贸易双方都不遗余力地冲击这条禁令，东南沿海走私贸易非常兴旺。走私与海禁较量的结果，终于使得统治集团明白，时代的潮流不可阻挡，海禁政策已经不合时宜。隆庆元年（1567），福建巡抚涂泽民上疏，请求朝廷开放海禁，准许人民前往东西二洋贸易。朝廷权衡利弊得失之后，批准了这个建议。在东南沿海的港口，设立海关，向从事对外贸易的商船征收关税，使得“私贩”转化为“公贩”，走私贸易转化为合法贸易。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转折，显示了晚明时代对外开放的胸襟。
各种力量的作用，铸就了晚明对外贸易的辉煌。正如全汉昇所说：“中国的丝织工业，因为具有长期发展的历史背景，技术比较进步，成本比较低廉，产量比较丰富，故各种产品能够远渡太平洋，在西属美洲市场上大量廉价出卖，连原来在那里独霸市场的西班牙丝织品也要大受威胁。因此，当西班牙帝国自欧洲本部扩展至美洲和菲律宾后，中国丝货的输入美洲，竟引起西班牙国内丝织业者与海外殖民者间的严重冲突。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中国工业的发展，就它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来说，显然曾经有过一页光辉灿烂的历史。”
而创造这一页光辉灿烂历史的正是晚明的江南，具体地说，是江南的丝绸业市镇。太湖流域的丝绸业市镇，其四乡以出产一生产优质生丝而闻名于世，统称为“湖丝”，它的著名品牌“辑里丝”（七里丝），就是以南浔镇的辑里村（七里村）为中心的地区出产的“湖丝”，在国际市场上享有极高的声誉，成为各国商人争购的抢手货。用这种“湖丝”织成的各色绸缎，也是行销海内外的名牌产品。或者从福建的月港销往马尼拉，再由马尼拉大帆船横渡太平洋，运往美洲；或者从澳门销往印度的果阿，再转销欧洲。外销商品中，仅次于丝货的棉布，主要产地也在江南，江南的棉布业市镇出产的精品棉布，号称“衣被天下”，不仅行销全国，还远销海外。1580年代至1590年代，中国商人运往马尼拉的商品，排在首位的是生丝、绸缎，其次就是棉布、夏布。中国的棉纺织品还由马尼拉大帆船运往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早在16世纪末，中国棉布已在墨西哥市场上排挤了西班牙货。1600年，从澳门开往日本长崎的葡萄牙商船运去3000匹棉布，见于博克瑟（C.R.Boxer）的著作。其实，中国的徽州海商，早已从宁波走私棉布前往日本。刊印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筹海图编》就已记载，运往日本的中国商品，第一位是生丝，第二位是丝绵，第三位就是棉布。而这些棉布的产地就是江南的棉布业市镇。
随着欧洲商人的步伐，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来到中国，通过澳门这个渠道，进入中国。他们在传播天主教的同时，传播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文化，不仅使得中国在文化上融入世界，“西学”以前所未见的巨大魅力，深深吸引一大批正在探求新知识的士大夫们，短短几年，就掀起了西学东渐的高潮。无怪乎西方学者把利玛窦称为“科学家传教士”，中国士大夫则把他叫作“西儒利氏”。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中国知识线与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佛学传入对于中国文化影响之深远，人所共知；而明末西学东渐的影响可以与之媲美，或许更胜一筹，使得中国人看到了欧洲先进的天文历算、数学物理、农田水利、机械制造等领域的新知识。
在耶稣会士的影响下，中国人开始真切地了解世界，涌现出第一代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瞿汝夔、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方以智等，他们与耶稣会士合作编译各种欧洲科学著作，向国人普及新的科学理念，一时间钻研西学蔚然成风。裴化行神父在《利玛窦神父传》中说，16世纪的中国出现了一场文化伦理革命，其先锋“并不是出国考察者，因为谁也不能走出帝国之外去异邦寻求这些新科学，他们只是译者或编者，是他们让读者得以接触外来的著作”。他推崇瞿汝夔“把西方文明的成就系统引入远东世界”；赞扬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的徐光启，可以和英国人文主义最纯净的代表人物托马斯莫尔相媲美。徐光启起用耶稣会士修订历法，编成《崇祯历书》，吸收欧洲先进的天文学知识，使中国传统天文学转型，开启了中国人认识宇宙的新阶段。李之藻把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刊刻出版，并且加上许多文字说明，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的观念，让中国人认识到人类居住的地方其实是一个圆球，中国只是地球的一小部分。从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人们知道了地球上有五大洲，大大开拓了士大夫的眼界，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
崇祯五年（1632）浙江宁波的天主教徒朱宗元把中国与欧洲相比较，感慨系之：“天载之义，格物之书，象数之用，律历之解，莫不穷源探委……则我中土之学问不如也”；“自鸣之钟，照远之镜，举重之器，不鼓之乐，莫不精工绝伦，我中土之技巧不如也”；“土地肥沃，百物繁衍，又遍贾万国，五金山积，我中土之富饶不如也”。人们在惊讶之余，不能不反思，以老大自居的天朝，应当急起直追了。
西学东渐的成功，还得归功于晚明社会提供了一个宽松的接受氛围。周振鹤教授说，此次天主教来华的运气比较好，客观环境正处于晚明“天崩地解”时代，有利于基督教义的传播。王阳明心学的兴起，大大解放了读书人的思想。思想愈解放，就愈需要新的资源。天主教传教士的传教活动除了其他吸引力，新鲜感本身就是一种号召。晚明的中国大环境让传教士们感觉到如鱼得水。
王阳明思想的精髓，可以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他认为，学问是天下的公学，不是朱子可以私有的，也不是孔子可以私有的，拒绝拜倒在圣贤和经典的脚下。明中叶思想界沉闷而无新意，科举取士都以宋儒朱熹对儒家经典所作的注释作为考试的标准答案，士子们没有自觉、自由的思想。王阳明的大声呼喊，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此后，人才辈出，都以追求思想自由为旨归，形成波澜壮阔的个人主义与博爱主义的思潮。
王阳明的大弟子王畿，把师说发扬光大，主张学贵自得，“不从人脚跟转”。王门的另一大弟子王艮，高唱“六经皆注脚”。所谓“六经皆注脚”，顾宪成把他解释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从儒家经学的正统立场来看，这显然是大不敬。但是那种“原教旨主义”，使得人们的思想僵化，只知背诵教条，人云亦云。要想打破牢笼，自由思想，“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是必然的选择。经典的生命力就在于与时俱进，不断赋予新的解释，为我所用。王门后学宣扬“不从人脚跟转”、“六经皆注脚”，被正统派视为“非圣人之道”，斥为“异端”。王艮反唇相讥：“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与“非圣人之道”的衡量标准唱反调，主张“百姓日用”才是衡量是否“异端”的标准。李贽也被贬为“异端”，他的应对策略更为巧妙、机警，扬言说，既然假道学把我看作“异端”，索性以“异端”自居，我行我素。他著书立说，大胆地责问：为什么千百年来无是非？答案只有一条：“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振聋发聩，令思想界“莫不胆张心动”。
冲破思想的桎梏，挣脱名教的牢笼，思想解放的浪潮滚滚而来，思想界流派纷呈，讲学之风盛行，互相辩驳诘难。有了这样的氛围，使得西方科学文化得以顺利地传播、弘扬，培养出了一大批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
一个启蒙时代来临了。
更多的士子、文人有了自主意识，文人结社蔚然成风。在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江南，涌现出许多文社，其中以常熟的应社、松江的几社和活跃于江南的复社最为有名，影响所及，遍于全国。学人们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畅所欲言地交流心得，无所顾忌地高谈阔论，成为晚明社会一道明丽的亮色。复社鼎盛时期，拥有三千多成员，遍布全国各地，主要集中于太湖周边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嘉兴、杭州、湖州等最为富庶的七府之地（有一千二百多人），其中又以苏州府为最多（有五百多人）。崇祯六年（1633）春，复社在苏州虎丘举行大会，盛况空前，陆世仪《复社纪略》写道：“先期传单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余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往来丝织。游于市者，争以复社会命名，刻之碑额。观者甚众，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从未一有此也！”岂但三百年来所未有，此后也不曾再有，简直是空前绝后，令人叹为观止。
德国学者耶格尔（FriedrichJaeger）在《德国历史中的记忆文化》中，意味深长地指出：“历史意识并非只瞄向过去，历史恰恰是为了未来而回顾往事。”提出晚明的大变局，并不是故意耸人听闻，而是希望人们放宽历史的视野，回过头去看一看16世纪至17世纪的中国曾经发生的巨变，不仅对于重新评估晚明史，而且对于看清近代史以及当代史，都有莫大的好处。
第一章“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
四嘉靖倭患的真相
2.倭患与真倭、假倭
亲历平倭事宜的唐枢，在一篇写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的公文中，提及“寇之缘由”，说得还是比较客观的：“海寇之炽，自嘉靖五六年始。彼因商道禁严，横行劫掠，然止以南纪澳为巢穴，居有定处。至嘉靖二十年后，许栋、李光头等掠人责赎，声势衍蔓，然止偶遇佛郎机船数只，党有定伙。昔时在倭为寇，在我国为民；行者为寇，居者为良民。今则华夷浑处，内外连结，善恶莫辨。官府举动方下堂阶，而声传贼众；贼有勾当，不时遣入，而即作施行，推厥所终，诚可疑惧。”
地方政府第一次以“倭贼入寇”上报朝廷，与“内地奸商”汪直、徐海与余姚谢氏在海外贸易上的纠纷有关。朱纨在奏报漳州走马溪大捷时，说“夷患率中国并海居民为之”，王士骐引用这一奏疏，所写的按语很值得注意：海上之事，初起于内地奸商汪直、徐海等，常阑出中国财物，与番商市易，皆主于余姚谢氏。久之，谢氏颇抑勒其值，诸奸索之急，谢氏度负多不能偿，则以言恐之曰：“吾将首汝于官。”诸奸既恨且惧，乃纠合徒党、番客，夜劫谢氏，火其居，杀男女数人，大掠而去。县官仓惶申闻上司云：“倭贼入寇。”巡抚纨下令捕贼甚急，又令滨海居民有素与番人通者，皆得自首及告。于是人心汹汹，转相告引，或诬良善，而诸奸畏官兵搜捕，亦遂勾引岛夷及海中巨盗，所在劫掠，乘汛登岸，动以倭贼为名，其实真倭无几。显然，地方官所谓“倭贼入寇”完全是讹传。所谓“内地奸商”汪直、徐海，不过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徽州商人，他们代理余姚谢氏货物的外销业务，另一方则是停泊在宁波外海的日本或葡萄牙商船，汪直、徐海从中起到中介作用，收取佣金而已。由于谢氏经常拖欠应付的佣金，引起纠纷，最终导致一场焚劫事件，轰动一时，却与“倭贼”全然无关。此处所说的余姚谢氏，即前任大学士谢迁家族，与同安林氏一样，都有强硬的背景，可见势豪之家都卷入走私贸易，所以难禁。但是，走私贸易者并非倭寇。这条关于倭寇缘起的重要史料，值得重视。
同时代的嘉兴人李日华，在《嘉禾倭寇纪略》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海上之事，初起于内地奸商汪直、徐海辈，阑出中国财物，与番舶市易。主于余姚谢氏，颇抑勒其值，谢复多所贞，度不能悉偿，则恐之曰：“吾将首汝”。诸奸恨且惧，纠合徒党，夜焚劫谢氏，杀男妇数人，掠资而去。有司张皇其事，称“倭入寇”。巡抚都御史朱纨下令捕贼甚急，又令沿海居民得互讦察，相告言。于是人心汹汹，诸奸莫必其命，遂勾岛夷及海中亡命，乘潮登岸行劫。李氏退官后致力于地方志编纂，此文当为地方志而写，应是实录。李日华与王士骐是同时代人，王是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李是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王是太仓人，李是嘉兴人，就时间与空间而言，都是嘉靖倭患的亲历者，所见略同，不足为奇。然而文字如此雷同，人们或许会问，究竟是谁影响了谁？抑或二人都接受了同一信息源？这其实无关宏旨，重要的是，两位重量级人物的看法如此一致，有力地证明了事实的真相。海上之事起初不过是海商的走私活动，由于地方官谎报军情，朱纨的严厉海禁，促使海商转化为海盗。王氏说“勾引岛夷及海中巨盗，动以倭贼为名，其实真倭无几”；李氏说“勾岛夷及海中亡命，乘潮登岸行劫”，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倭患缘起的真相。
当时人几乎都认同这样一点，即真倭所占比例极少，大部分是假倭。嘉靖三十三年（1554），身任兵部侍郎兼漕运总督的郑晓，于四月十三日写的奏疏中说：“倭寇侵犯，其中类多福建、浙江并江南、江北、直隶之人，或奸豪射利之徒，或勇悍无聊之众，赍粮漏师，肆无忌惮，结党效尤，苟活旦夕。若不早为区处，日甚一日，其祸不啻烈于戎狄而已。”
同年五月十二日，他在另一份奏疏中说：“臣原籍浙西，叨役江北，窃见倭寇类多中国之人，间有臂力、胆气、谋略可用者，往往为贼路踏白，设伏张疑，陆营水寨，据我险要，声东击西，知我虚实。以故数年之内，地方被其残破，至今未得殄灭。缘此辈皆粗豪勇悍之徒，本无致身之阶，又乏资身之策，苟无恒心，岂甘喙息，欲求快意，必致鸱张。是以忍弃故乡，幡从异类。倭奴藉华人为耳目，华人藉倭奴为爪牙，彼此依附，出没海岛，倏忽千里，莫可踪迹。况华夷之货往来相易，其有无之间，贵贱顿异。行者逾旬，而操倍蓰之赢；居者倚门，而获牙行之利。今欲一切断绝，竟至百计交通。利孔既塞，乱源遂开，驱扇诱引，徒众日增。”
他一再指出，所谓倭寇大多是中国人，既有东南沿海省份的奸豪，也有破产的勇悍人群。海禁愈严，断绝了他们的生计，祸乱愈发严重。对于这一点，他写的《皇明四夷考》，从政治腐败入手予以分析：“近年宠络公行，上下相蒙，官邪政乱，小民迫于贪酷，苦于徭赋，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为之奸细，为之向导。人情忿恨，不可堪忍，弱者图饱暖旦夕，强者奋臂欲泄其怒。于是王忤疯（王直）、徐必欺（徐海）、毛醢疯（毛海峰）之徒，皆我华人，金冠龙袍，称王海岛，攻城掠邑，劫库纵囚，遇文武官发愤砍杀，即伏地叩头乞余生不听，而其妻子、宗族、田庐、金谷公然富厚，莫敢谁何，浙东大坏。”
明末陈仁锡在谈到海防时，引用了郑氏这段话，不过立意稍有不同：“或云，罢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内诇，海上无宁日矣。番货至，辄赊奸商，久之，奸商欺负，多者万金，乃投贵家；久之，贵家又欺负，不肯偿。番人乏食，出没海上为盗。贵官家欲其亟去，辄以危言撼官府出兵，辄赍粮啖番人，利他日货至，且复赊我。番人大恨，言我货本倭王物，盘踞海洋不肯去。小民迫于贪酷，相率入海从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为之奸细。于是，汪五峰、徐碧溪、毛海峰之徒，皆我华人，金冠龙袍，称王海岛，攻城掠邑，劫库纵囚，遇文武官发愤砍杀，浙东大坏。”
当时的地方官多纷纷指出，倭寇大多是中国人。例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太平府同知陈璋向朝廷上《御倭十二事》，重点就是“倭寇多中国人，宜早图区处”。兴化知府董士弘认为，“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又如嘉靖三十四年（1555）南京湖广道御史屠仲律，向朝廷上《御寇五事》，第一就是“绝乱源”：“夫海贼称乱，起于负海奸民通番互市，夷人十一，流人十二，宁、绍十五，漳、泉、福人十九。虽概称倭夷，其实多编户之逋民也。臣闻海上豪势为贼腹心，标立旗帜，勾引深入，阴相窝藏，展转贸易。此所谓乱源也。”
明白了所谓倭寇大多是中国人，也就是说，真倭少而假倭多，并不能解释本质问题。必须进一步揭示真倭与假倭的关系，如果假倭从属于真倭，听从真倭指挥，那么把这些假倭概称为倭寇，并无不可；假如真倭从属于假倭，听从假倭指挥，那么就不能把假倭一概称为倭寇。
在这方面，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徐阶向皇帝奏对时所说的话，最有说服力：“臣去岁具奏时，尚闻此贼是真倭，近来细访乃知，为首者俱是闽浙积年贩海剧贼，其中真倭不过十分之三，亦是雇募而来者。只因初时官司不能讨捕，彼见地方无人，又得利甚厚，故旧者屯据不去，新者续增无穷，而沿海无赖贫民为所诱胁，因而从之，故其徒日繁，其势日猖獗。”
徐阶的这段话，是对于皇帝咨询的回话，是两人之间的意见交换，与公开场合的官样文章截然不同，他坦率地讲了真话。那些海贼并非真倭，而是长年在闽浙沿海从事贸易的“剧贼”，而十分之三的真倭，是他们雇募而来的日本人。因此真倭是从属于“剧贼”的，当然不能笼统地把“剧贼”一概视为倭寇。
那么这些雇募而来的真倭充当什么角色呢？一是用他们来对付官军，二是用他们来混淆视听。请看胡宗宪的幕僚郑若曾的说法：“海商初不为盗，然盗由商起，何也？许二、王直辈通番渡海，常防劫夺，募岛夷之骄悍而善战者，蓄于舟中。”话说得很直白，那些真倭都是王直等人从日本雇募而来的，处在从属的被雇佣的地位。这也印证了徐阶所说，“真倭不过十分之三，亦是雇募而来者”，确有所据。反观郑晓所说，“倭奴藉华人为耳目，华人藉倭奴为爪牙，彼此依附”，就显得过于含糊，不分主从。所以关于倭寇的记载中，有名有姓的真倭寥寥无几，稍微有点名气的有一个名叫辛五郎，此人不过是徐海的偏裨。
曾经作为胡宗宪幕僚的茅坤，亲历倭患，谈及此事，非常注意把“海上之寇”与“倭寇”、“倭患”加以区分。他在一篇议论“海寇事宜”的书信中，向浙江巡抚李天宠条陈八事，即谍贼情、申军令、利器械、分战守、择官使、籍兵伍、筑城堡、练乡兵。其中第一条“谍贼情”写得最为精采，特别强调“诸寇特挟倭以为号而已，其实皆中州之人”：即如近年黄岩以来，众并称倭奴入寇。倭特东海诸夷之总名，而不闻其某岛为首乱，以某事始衅也。或谓诱之者海贾王五峰、徐碧溪等。然要之，诸海贾特以射利而出尔，非欲长子孙海岛也……若海上之寇，乘潮而来，自温、台、宁、绍，以及杭、嘉、苏、松、淮阴之间，几三千里。东备则西击，南备则北击，决非国家戍守之兵所可平定者。近闻里中一男子，自昆山为海寇所获，凡没于贼五十日而出，归语；海寇大约艘凡二百人，其诸酋长及随从，并闽及吾温、台、宁波人，间亦有徽人，而闽所当者什之六七。所谓倭而椎髻者，特十数人焉而已。此可见，诸寇特挟倭以为号而已，而其实皆中州之人也。夫既皆吾中州之人，其始也，本操资冒利而入；其既也，则相与行动，畏重罪而不能出。《筹海图编》专门写了《寇掠分合始末图谱》，提及的倭寇，其实都是假倭。陈文石的论文引用了这一《图谱》，令人一目了然。简要摘引如下：
金子老、李光头：双屿之寇，金子老倡之，李光头以枭勇雄海上。子老引为羽翼。迨子老去（归福建），光头独留，而许栋、王直相继而兴者也。
许栋：此浙、直倡祸之始，王直故主也。初亦止勾引西番人交易，嘉靖二十三年始通日本，而夷夏之衅门开矣。许栋灭，王直始盛。
王直：嘉靖二十三年入许栋船为司出纳，为许栋领哨马船，随贡使至日本交易。嘉靖二十七年，许栋为都御史朱纨所破，王直收其党自为船主。嘉靖三十一年，并吞陈思盼，因求开市不得，掠浙东沿海。嘉靖三十二年闰三月，在列表为俞大猷所破。分略沿海各地，败走白马庙，往日本，屯松浦。
陈思盼：屯长涂，寻为王直所灭。
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屯日本杨哥，攻仙游寨，攻瑞安、黄岩，出洋，巢柘林，分掠苏州、杭州。林碧川、邓文俊、沈南山皆海上巨寇也。嘉靖三十一年浙直之祸林碧川实为之首，破黄岩得利，遂启群盗贪心。三十三年，萧显继出。碧川与显以次败亡，而徐海、陈东又继之为浙东大患。
萧显：寇太仓，陷上海，巢柘林，破南汇，据川沙，攻嘉定，败走海盐。南直隶之祸，萧显实为首，善战多谋，王直亦惮而让者也。
徐海：率和泉、萨摩、肥前、肥后、津州、对岛诸倭入寇，屯柘林，攻乍浦，犯平湖，破崇德，犯湖州，分掠各地。嘉靖三十四年、三十五年之乱，徐海为之首，陈东、叶麻为之辅，众至数万。
陈东：率肥前、筑前、丰后、和泉、博多、纪伊诸倭入寇，攻南汇、金山，入崇明，攻青村，围上海，遁归日本，复屯川沙，并入柘林，与徐海合，攻乍浦，围桐乡，分屯新场，与徐海、叶麻合。
陈文石引用了上述《图谱》后评论说：“这些有的原为海盗，纯以劫掠为事。有的原为海商，转而为盗。三十三年前后，诸股渠帅多被诛服，惟王直、徐海等仍为乱不已。”
3.“市禁则商转为寇”，“禁愈严而寇愈盛”
明白了海商转而为盗的背景，我们不能不佩服当时人唐枢的犀利目光，他在回答胡宗宪的咨询时，直言不讳地指出，由于海禁严厉，商人转而为寇：“嘉靖六七年后，守臣奉公严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嘉靖二十年后，海禁愈严，贼伙愈盛。许栋、李光头辈然后声势蔓衍，祸与岁积。今日之事，造端命意，始系于此。夫商之事顺而易举，寇之事逆而难为，惟其顺易之路不容，故逆难之图乃作。”他特别强调所谓倭寇其实是中国百姓：“海上逐臭之夫无处无之，恶少易动之情，亦无处无之。樵薪捕鱼，逞侠射利者，原无定守，不得安于其业，则随人碌碌，乃常情之所必至。使有力者既已从商而无异心，则琐琐之辈自能各安本业，无所效尤，以为适从。故各年寇情历历可指，壬子（嘉靖三十一年）之寇，海商之为寇也；癸丑（三十二年）之寇，各业益之而为寇也；甲寅（三十三年）之寇，沙上黠夫、云间之良户复大益之而为寇也；乙卯（三十四年）之寇，则重有异方之集矣。迹是而观，能无治其乎？”很清楚，倭患最严重的嘉靖三十一年到三十四年，先是海商转而为寇，继之各行各业随之为寇，沿海的黠夫与松江的良户也从而为寇，到了后来四方云集，鱼龙混杂，形势愈发严重。
万历时福建长乐人谢杰对倭寇的分析，与唐枢有异曲同工之妙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成为中国大患的“倭寇”，其实多是中国人：“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其人众，其地不足以供，势不能不食其力于外，漳潮以番舶为利，宁绍及浙沿海以市商灶户为利，初皆不为盗。”
二、由于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闽浙沿海民众海上贸易的生路受到遏止，由商转而为寇：“嘉靖初，市舶既罢，流臣日严其禁，商市渐阻。浙江海道副使傅钥申禁于六年，张一厚申禁于十七年。六年之禁而胡御史琏出，十七年之禁而朱御史纨出。视抚设而盗愈不已，何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愈严而寇愈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商在此者，负夷债而不肯偿；商在彼者，甘夷据而不敢归。向之互市，今则向导；向之交通，今则勾引。于是滨海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三、政府推行政策的偏颇是导致“倭患”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初但许栋、李光头等数人为盗，既则张月湖、蔡未山、萧显、徐海、王直辈出而称巨寇矣！初但宫前、南纪、双屿等数澳有盗，既则烈港、柘林、慈溪、黄岩、崇德相机失事，而称大变矣！初但登岸掳人，责令赴巢取赎，既则盘踞内地，随在成居，杀将攻城，几于不可收拾矣！”
四、归根结底，“倭患”根源在于海禁太严：“推原其故，皆缘当事重臣意见各殊，更张无渐，但知执法，而不能通于法外；但知导利，而不知察乎利之弊，或以过激起衅，或以偏听生奸……闽广事体大约相同，观丙子（万历四年）、丁丑（万历五年）之间，刘军门尧诲、庞军门尚鹏调停贩番，量令纳饷，而漳潮之间旋即晏然，则前事得失亦大略可睹也。已夫，由海商之事观之，若病于海禁之过严。”
既然倭患的根源在于海禁太严，最好的解决办法不是“堵”，而是“疏”，换言之，必须开放海禁，才能缓解倭患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动乱。事实已经证明，用军事围剿来解决倭患并不成功，从朱纨、张经、李天宠到胡宗宪，调动重兵围剿倭寇，劳民伤财，财政不堪重负，民不聊生，社会愈发动乱。平倭总督胡宗宪之所以会乞灵于“招抚”的一手，就是看到了围剿难以奏效，不得不另谋出路的无奈之举。而“招抚”必须以开港通市作为交换条件，开放海禁便成了无法绕开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