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知远 日期：2015-11-13 14:30:45
中日两国比邻而居，有着久远的友好交往的历史，但近代以来不幸的战争经历和复杂的利益纠缠大大影响了两国的邦交和国民心理，各种流行的偏见和误解持续妨碍着两国国民的沟通、交流和理解。这是迄今仍待改变的事实。
一味高喊“友好”，未必就能实现“友好”的目标。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余年的历史表明，“友好”诉求先行，而“理解”滞后、发育不良的情况，一直在制约着两国关系的发展。要想让中日友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绝不应该放松对“理解”这一中间环节的努力。
《东方历史评论（第6辑）》以中日关系为主轴，作者阵容强大，涵盖葛兆光（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辻康吾（日本独协大学教授）、约翰道尔（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教授）、拉纳米特（牛津大学教授）、唐纳德金（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入江昭（哈佛大学教授）、矢吹晋（横滨大学名誉教授）、家近亮子（日本敬爱大学教授）、刘柠（日本研究专家）等知名学者和作家，梳理近现代日本的中国学乃至东洋学、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日本学，或介绍相关领域的学者及著作。访谈栏目收入对作家张大春关于他的新作《大唐李白》的采访；影像栏目收入摄影师北野谦的风景观念摄影；书评栏目收入路易斯梅南对《到芬兰车站》的评论、與那霸润为内藤湖南旧籍重刊撰写的导读后记等。
作者简介：
许知远：单向街图书馆的创办人之一，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曾出版《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国纪事》、《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纳斯达克的一代》、《一个游荡者的世界》等。
刘柠：作家，艺术评论者，日本问题研究专家。著有《“下流”的日本》、《竹久梦二的世界》、《前卫之痒》、《中日之间》等。
目录：
专题
备受历史折腾的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辻康吾
学术与政治/采访、撰文：田波澜受访：葛兆光
竹内实：超越“友好”思维的中国通/刘柠
美国的日本学：从占领到融合/采访、撰文：张哲受访：约翰·道尔
海外的日本研究/撰文：[日]唐纳德·金
斯卡拉皮诺：亚洲的积极理解者/刘柠
昨日和今日的世界/采访、撰文：陈越受访：入江昭
宏大叙事背后的中日战争/采访：徐力恒受访：拉纳·米特
基于历史事实的钓鱼岛问题/采访、撰文：何培忠受访：矢吹晋
“脐带”是怎样炼成的/矢吹晋
“迷惑”的“麻烦”？/刘柠
蒋介石的外交成功和挫折/家近亮子
访谈
虚荣时代的诗人/采访、撰文：郭玉洁受访：张大春专题
备受历史折腾的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辻康吾
学术与政治/采访、撰文：田波澜受访：葛兆光
竹内实：超越“友好”思维的中国通/刘柠
美国的日本学：从占领到融合/采访、撰文：张哲受访：约翰·道尔
海外的日本研究/撰文：[日]唐纳德·金
斯卡拉皮诺：亚洲的积极理解者/刘柠
昨日和今日的世界/采访、撰文：陈越受访：入江昭
宏大叙事背后的中日战争/采访：徐力恒受访：拉纳·米特
基于历史事实的钓鱼岛问题/采访、撰文：何培忠受访：矢吹晋
“脐带”是怎样炼成的/矢吹晋
“迷惑”的“麻烦”？/刘柠
蒋介石的外交成功和挫折/家近亮子
访谈
虚荣时代的诗人/采访、撰文：郭玉洁受访：张大春
影像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撰文：刘柠摄影：北野谦
随笔
一个现代德国的犹太家庭/雅恰·蒙特
关闭太阳：日本如何制造出自己的“消失的一代”/米歇尔·吉伦吉格
书评
车站前的历史浪漫主义/路易斯·梅南
革命与背信之间：“同病相怜的亚洲主义”的预言书/與那霸润
竹内实：超越“友好”思维的中国通/刘柠
2013年7月30日，日本现代中国学重镇、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MinoruTakeuchi）于京都市内一家医院去世，享年九十岁。闻此讣报，笔者当即发了一条微博：日本汉学又少了一座巅峰。即使在英才荟萃的东洋汉学界，竹内教授也是屈指可数的泰斗级大家，其对战后日本中国研究的开创之功，更被学界誉为“现代中国研究第一人”。无论是资历、声望，还是学术视野之广博，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理解之精深，竹内都堪称不世出的俊才。特别是他对当下中国的走向，对中日关系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及其出路的思考，不仅远未过时，有些至今仍不失为有效的镇静剂、解毒剂。
中国“乡巴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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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大正12年）6月12日，竹内实出生于“外地”——中国山东省张店（即今淄博市）的一个日侨家庭。父母均出生于爱知县的农家，只受过高小教育，很早便来中国谋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接管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利权，成为日人移民山东的契机。相比最有人气的港口城市青岛，张店是乡下。但因为地处铁路沿线，附近有煤矿，也成了日本人居留地之一。在竹内出生的镇上，便住着二十来户日本人家，可并不是像大城市那样单独辟出一块日人屯驻地，而是与中国人杂居。
竹内的父亲，早年曾救过一位被土匪绑票的地主的命（土匪虽然厉害，却不大敢惹日本人）。地主出于感恩，贷了一块地给东洋恩人。用这块地，竹内夫妇建了几间屋，经营了一爿和式旅馆。竹内实成年后还依稀记得，旅馆大门是传统和式书院风格，迎面装饰着鲜花。房间是铺着榻榻米的和室，里面有厚实的坐垫、和式沙发、铜制火钵等，整洁舒适。一位中国厨师，会烹制全套的日本料理，生鱼片、烤鱼、烧蛋等，都很地道。“鱼是从青岛用木箱运来的，很新鲜。螃蟹的嘴里总是咕噜咕噜冒着白泡。也有素烧。牛肉是青岛出产的。当时，青岛的牛肉和神户不相上下。肉肠也很好吃……在青岛住有德国人，那里的牛肉和肉肠都很好吃。”青岛太远，在铁路沿线和矿上工作的日本人，若想吃正宗日料的话，只此一家。“他们在旅馆可以住宿，吃饭和洗澡，全都是日本方式，有一种回到‘内地’的感觉。”
竹内实五岁失怙。母亲隐忍而有远见，粗通汉语，对底层中国人富于同情心，常帮助中国苦力。旅馆的客人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还曾住过土匪头子。竹内后来回忆说：
我刚从小学校回来，母亲告诉我说：“土匪头子住在这儿，看看罢。”我移身向旁边的访客，推开房门进去，望见在榻榻米上，有一个土匪头子在囫囵躺着，大口吸着烟。以后想来，他是在吸鸦片，点着一盏小油灯。
多年之后，我从母亲那里知道，这个土匪连地主、警察局长都接待，打麻将。在赌麻将时，地主（中国人）得故意输牌，他则接受那作为礼物的赌金。要是不这样做，那土匪就会攻打城镇，抢掠烧杀。
这种童年期的现场体验，对日后成为汉学家的竹内实来说，是一种接合中国民间社会的“地气”。接没接过这种“地气”，结果大不同。一位饱读中华典籍的汉学者，可以满腹经纶，但未必了解研究对象国国民的社会文化心理，其所做的文化社会研究和政策研究，纵使全心投入，结果却未尝不是隔靴搔痒。
竹内回国后，“每当说到自己出生在中国，一般人便会说，难怪你的中国话说得那么好。可在实际上，自己与那些因为生在中国而能说漂亮的中国话的人，并不完全一样”，因为他读的是日本人学校。虽然镇上只有二十来户，满打满算四五十个日本人，但却有一间日本小学校，“从日本来的校长和他的夫人，在一间教室里教着两三个班级的学生。还有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教科书也是日本文部省编写的国定教材”。包括漂流海外的适龄学子，“一个都不能少”——日本对基础教育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可竹内的母亲并不满足于此，“母亲的想法是，小时候学一门什么技术，将来总会有些用处”。因此，从小学三年级起，便开始跟中国家庭教师修习汉语，力求学地道的中文：“那位教师叫萧国栋，虽然不是北京人，可是用北京话教课。他对我发音上的错误校正得很严格，在这方面一点也不让步。”
十一岁时，举家迁至“满洲国”的新京（即今长春），直至在那儿受完初中等教育。竹内少时羸弱多病，小学毕业时，班主任说“这孩子升大学有点勉强，不如进商业学校”。于是，竹内便考入了新京商业学校。入学一年后休学，于1942年（昭和17年）回国后，入东京二松学舍专门学校（今二松学舍大学前身）。虽然在中国出生，且长到十九岁，但碍于家庭背景，竹内实在中国并未见过什么“大世面”。他晚年回忆说：“直到战后的1955年，即昭和30年，我初次去上海和北京，才知道中国竟也有那么大的城市，觉得很是吃惊。”
祖国的陌生人
竹内实的“幸运”在于，二松学舍时代虽然经历过“学徒出阵”，却因病未上前线。对此，他自己也感到侥幸：
出人意料的是，我竟能从军队里活着回来。而属于同一个分队的军官后备生落选组里的人，差不多都战死了。其中一个同伴的信，还被收进了《战死者的倾述》一书（岩波文库版）。他的名字叫西村健二，是京都大学法学部的学生。昭和十八年（1943）入伍，第二年5月出征到南方，7月，在塞班岛战死，那年他21岁。
战后，于1946年考入京都大学文学系中国文学科，走上汉学之路，恩师是一代宗师仓石武四郎。竹内一路追随仓石，从京都大学到东京大学，出学部，入大学院，直到毕业后进入中国研究所。
东大时代发生的一件事，给竹内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1946年，中国作家谢冰心随夫君、中国军事代表团政治组组长、社会学者吴文藻访日。因战时，仓石曾把冰心的一册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成日文出版，故带竹内一起去作家夫妇落脚的有栖公园附近的公寓登门拜访，并邀请她来东大讲学。当时，即使是东大汉学系的学生，中文的听说能力也有限。冰心讲课时，便由竹内口译。开讲之前，冰心问了竹内一个什么问题，竹内说自己是边打零工，边读书。冰心一听，皱了皱眉，然后介绍了一位想学日语的中方代表团成员。多年后，竹内回忆起来仍心怀感激：“那位成员给的讲课费可真不少！我能把大学院坚持读下来是托谢先生的福。”随后，就听说吴文藻先生辞去了代表团的职务，准备回大陆。“当然对我们并没有那样说，而是以得到了美国大学邀请的名目，离日赴港，从香港却不转美国，而是去了北京。据说在中国本土受到热烈欢迎，皆大欢喜。这个行动给我们以很大的影响。”从此，在历史性拐点上，知识分子的选择、命运及其与国家的关系，成了竹内观察、思考中国问题时的一条主线。
1952年，在美国结束对日军事占领三天后的“五一”劳动节，东京皇居外苑发生了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国家走上再军备道路（指组建警察预备队，即陆上自卫队的前身），要求开放皇居前广场为“人民广场”。愤怒的人群冲破二重桥前的警戒线，与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开枪，造成2人死亡、1500人受伤的惨剧，史称“流血劳动节事件”。竹内实当时也在请愿人群中，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亲身参与左翼社运。遭射杀而立仆的青年名叫高桥正夫，是东京都政府的小职员，曾参加过竹内担任教师的夜间中文讲习班的授业。事件对竹内内心的刺激之大，可想而知，他旋即加入日共。日共党员的身份，加上中国问题研究者的职业履历，令他对意识形态前沿的交锋有种“春江水暖鸭先知”式的自觉。
“流血劳动节事件”后不久，1953年夏天，竹内实第一次访问新中国。彼时，日本民间掀起了一场返还在日死亡的强制华工遗骨的运动。7月2日，载着551名中国战争殉难者遗骨的商船从神户港起航，驶往天津新港，竹内作为随团翻译前往。“在天津去了海员俱乐部，走在街上，感动不已。前来迎接遗骨的廖承志先生发表讲演，我听了，不仅潸然泪下。”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竹内实作为译员和友好人士曾数度访华，在当时无疑是一种殊荣。客观上，也使他得以窥见中国社会的细部，体会到中日两国历史认识的偏差，赋予自己的学术研究以某种临场感，同时也看到了某些日本左派人士意识形态先行的不靠谱。如1955年10月，竹内随六大都市议员代表团访华，团长是自民党出身的东京都议长北岛义彦。去沈阳的一家工厂参观，厂长介绍厂史时说：“由于机械设备都被日本人拿走了，工厂惨淡经营……”北岛当即正色道：“没有的事，那是被苏联拿走的。”“大跃进”高潮中，以著名左派政治家风见章为团长的日中恢复邦交国民会议代表团访华。在北京会谈后，赴成都、重庆，再从长江三峡顺流而下至武汉，最后经郑州回北京。作为重要的日程安排，参观了被视为“大跃进”运动重要成果的土法炼钢和人民公社。一行中，有位农学家、东京农工大学教授O先生，参观后，充分肯定了人民公社的深耕、密植法。回国后，还在左翼刊物《现代之眼》上撰文《人民公社与日本的农业》，不惜以“专家”立场向日本高调推介新中国的“农业革命”。
1960年6月，竹内实随作家野间宏率领的日本文学家代表团访华，团员中还有开高健、大江健三郎等名作家，在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彼时，日本国内正值第一次“安保”斗争的节骨眼上，“毛主义”（Maoism）甚嚣尘上，连竹内自己在回忆文字中也难掩对毛泽东的“情热”：
握手时，他的手实在太柔软了，我的心很是一惊。因为革命家的手持枪握镐，想必是粗糙的。而我却觉得他的手很软和，像是被他的手掌包住了似的。有一种叫棉花糖的糖果，很软很轻，放在嘴里一块，不用嚼就化了。我握着毛泽东的手时，就正好有这种糖果的柔软感。
……我注意到他浑身上下充满了沉静的氛围，那种沉静的氛围很感染人，好像人被吸进去了似的。据说宇宙有“黑洞”，而毛泽东具有的沉静的氛围，就像黑洞一样——巨大的、深不可测的空洞。
毛给竹内的第一印象，“与其说是革命家，毋宁说更是一个读书人”。谈到在请愿活动中牺牲的东大女生桦美智子时，毛不止一次说她是“民族英雄”。他还问了每个人的年龄，然后说：
要在世界上有所创造，创造性的工作有四个条件。一是年轻，一是地位低，另一个是没有钱，再一个是没有名，这样四个条件。
野间在一旁打趣说：“大江、开高已经有了名，钱也有了一些，怕不够条件了。”众人笑了起来。
竹内当然也注意到了毛身边周恩来的存在：
比较他们俩人，毛泽东主席显得更坚定、威严些。看得出来，周是非常尊敬毛的。二人虽都是中央委员，可身份毕竟不同，在礼仪方面分得很清楚，几乎总是毛在讲话。
竹内对周恩来的印象在日人中很有代表性。日人在单独与周接触时，一般会觉得周“威仪棣棣”，不是一般的政治家。但毛、周在一起的场合，毛的气场则压倒一切，令人觉得毛才是“巨人政治家”。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人都曾留下过类似的回忆。
毛的接见是一个契机。竹内实后来成为日本首屈一指的毛泽东专家，著有三种毛的传记，是毛语录和毛诗词的权威翻译、阐释者。他主编的苍苍社版（初期为北望社）20卷本《毛泽东集》曾纸贵东洋，是西方汉学界的“必携”书。“我们执笔是在1964年夏天。对毛泽东的政治见解，在日本有各种各样的观点。而我，决定主要理解作为文学家的毛泽东，不加政治性的评论”，力求通过文本解读，还原一个最小“失真”的毛泽东像：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它不只是震撼了中国，也震动了全世界。在追踪其动向的过程中，我觉得其现实与外界的评说似乎并不一致。于是，想调查一下过去的主要文献，即毛泽东的文章在最初发表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通过调查，我发现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文章，经过了不少修改和订补。注意那些修改与订补的地方，可以看到他原来的思想。于是，在重新刊行时，我们在那些修改、订补的地方都加了标注。
果然，“这套书出版后，产生了意外的反响”。可竹内实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一番索隐“历史的先声”的努力，其实是“犯忌的”——“此事在当时中国，属于禁区，我（我们）显然迈入了禁止涉足的领域”，而且还招致周恩来的不悦，甚至“叫停”：
……在周总理接见的代表团中，有认识我的人，他回国后立即来找我，劝告我停止出版。这劝告当然是出于好意，但我反复思考，并没有停下来。
与此同时，竹内的学术触角开始向四周延伸，包括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鲁迅研究、邓小平研究、中日关系史等，视野所及，几乎涵盖了中国学的方方面面，且均有相当深度的开掘。
1964年，因参加志贺（义雄）的“结构改革派”，竹内遭日共除名。一方面是这次党内挫折的缘故，另一方面，他看到日共与中共“分道扬镳”后，日共对中共的批判，与其所诟病的中共的做法如出一辙（“日共虽然也在批判中共，但却用中共的方式，先从知识分子开刀”），内心滋生了一种对70年代校园斗争的倦怠感，遂辞掉了东京都立大学副教授的教职。这件事，反映了竹内实对政治超然的一面。
1973年，竹内再度杀回京都，并终老于吉田山下。历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即“人文研”）教授、所长和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同时兼任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及多所中国大学的客座教授。竹内长期主导的“人文研”，历来是“京都学派”的“牙城”。尽管“京都学派”基本上是一个战前的概念，但竹内对注重实证研究、崇尚学术自由、全无“学阀”味道的京都学术氛围仍充满了温情，并深受濡染。用他自己的话说：“根据文献来说话，离不开文献，便是‘京都学派’”。在竹内经年的苦心经营下，京大等几个汉学研究机构的学术资料、历史文献增量多多，科研实力在日本国内无出其右。如在京都产业大学的图书馆里，可以看到《人民文学》和《文艺报》从创刊号到“文革”中休刊号为止的全套出版物；“文革”期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这两种中共机关报，每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