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阮大仁 日期：2015-11-18 13:41:27
★国民党撤守台湾岛，“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外蒙古案，蒋中正“总统”连任谜团……
这位国民党**长官在人生起伏**、事业*重要、斗争*激烈关头的在做什么？在想什么？
★蒋中正侍从秘书之子阮大仁重磅作品
书中所提及人物大部分他曾亲见、或与他家庭熟悉：蒋介石、陈诚、蒋经国、陈立夫、张群、王云五等都与阮毅成交往甚秘，外加上蒋中正侍从秘书的职位，秘史掌握颇多。
★台湾版蒋中正日记解读大陆首次公开
★全球研究蒋中正*权威三人羡慕，力荐的作品
大陆蒋中正研究**人杨天石，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台湾“国史馆”馆长吕芳上长序推荐。225篇珍贵日记，
11场重大事件，
128位国民党高官将领上演过的历史舞台剧。
《蒋中正日记揭密——从风雨飄搖到大局初定》选择在蒋中正人生起伏最大、事业最重要、斗争最激烈关头的历史事件，力求真实再现蒋中正的心境：
蒋中正准备撤守台湾；
“外蒙古案”
“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
阅读本书，你将进入中国当代历史上这个风云人物的精彩内心世界。
作者简介：
阮大仁
台湾著名政论家，蒋中正侍从秘书阮毅成先生之子。
一九六五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数学系，一九六六年赴美留学，先后取得圣母大学数学博士、威斯康星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及斯坦福大学计算机工程硕士。
作品散见于台湾之《法令月刊》、《传记文学》与香港《明报》等。后由台湾学生书局辑成《放声集》。
目录：
自序
1948年5月6日～1948年5月24日
陈立夫阻挡张群“组阁”之政争兼谈李培基落选案之影响
精彩看点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蒋中正“隐退下野”是完全被逼宫还是另有隐情？
蒋中正对“团派”光打雷不下雨——只是严厉警告并未执行，“CC”中的陈立夫等人对蒋先生的指责也就并非空穴来风。蒋先生意图何在？
五月二十一日假投票之前，陈立夫面告蒋中正张群要落榜，两人大起口角。既然是秘密投票，陈立夫怎么可能预知结果？
陈布雷先生在自杀前不久向阮毅成（作者父亲）作了说明，翁文灏是他向蒋先生推荐的。陈布雷难道也是“CC”领导人之一？蒋先生如何反应？
李培基既不属于“CC”，也不属于“团派”，而是属于阎锡山派系，他出线任“立法院长”引发了蒋先生嫡系的反对，也引发了蒋先生心中的难题：陈立夫如何处理？
1954年～1990年
陈诚、严家淦脱颖而出之经过
兼谈蒋中正与李登辉政治手法之不同
精彩看点
蒋中正先生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到第五任“总统”，那么他的历任“副总统”人选是不是由他一个人说了就算呢？每任都有曲折，都有故事……自序
1948年5月6日～1948年5月24日
陈立夫阻挡张群“组阁”之政争兼谈李培基落选案之影响
精彩看点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蒋中正“隐退下野”是完全被逼宫还是另有隐情？
蒋中正对“团派”光打雷不下雨——只是严厉警告并未执行，“CC”中的陈立夫等人对蒋先生的指责也就并非空穴来风。蒋先生意图何在？
五月二十一日假投票之前，陈立夫面告蒋中正张群要落榜，两人大起口角。既然是秘密投票，陈立夫怎么可能预知结果？
陈布雷先生在自杀前不久向阮毅成（作者父亲）作了说明，翁文灏是他向蒋先生推荐的。陈布雷难道也是“CC”领导人之一？蒋先生如何反应？
李培基既不属于“CC”，也不属于“团派”，而是属于阎锡山派系，他出线任“立法院长”引发了蒋先生嫡系的反对，也引发了蒋先生心中的难题：陈立夫如何处理？
1954年～1990年
陈诚、严家淦脱颖而出之经过
兼谈蒋中正与李登辉政治手法之不同
精彩看点
蒋中正先生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到第五任“总统”，那么他的历任“副总统”人选是不是由他一个人说了就算呢？每任都有曲折，都有故事……
蒋先生心中已经有了“副总统”的人选，为何还要继续支持于右任、王宠惠出任“副总统”。是戏耍？是“虚邀”？一官两卖，还要两位老“院长”都“不小心”知道，此事玄机在哪？
谋政如用兵，多算者胜。“虚邀”再次使用为何还能取得奇效。对象个性不同，手法不同。即使是“虚邀”却让黄杰将军感觉无比窝心，又让他更全心全意效忠蒋先生。
严家淦“击败”元老孙科、张群、薛岳、何应钦、谷正纲出任“副总统”是意料之外，还是情理之中？或者是暗合“汽车的备胎不能比正胎先爆掉”的道理？
投票选举“国大”，几个派系联合，蒋中正、严家淦难堪在即！如何在最后的票柜上动手脚才能翻盘？
1963年
一九六三年蒋中正日记中的两条令人惊奇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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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幽居之处又为何挂上“奉命不许见客”的牌子。究竟何事使得蒋中正大怒于他，使他最终被幽禁？
对待战败的日本问题上，蒋中正没有经过任何一个机构授权，就制定以及公布了“以德报怨”的决策，是陈布雷、张群、王世杰还是另有他人代笔出的演讲稿？
1961年
叶公超“大使”去职之经纬——“侮辱政府”、“奸诈欺骗”、“卖国汉奸”三罪并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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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超“大使”为什么会在蒋中正那里获得如此之多的罪名：“大不敬罪”、“欺君之罪”、“卖国罪”、“抗命罪”……尤其是“大不敬罪”是被人录音密电揭发还是有现场目击证人证词？
两国之间的交往是以外交往来为正途，但是，为何蒋中正却要单独开创外交的“第二管道”？
在蒋中正第二任“总统”任期将满，王云五身负秘密任务访美：为什么小罗斯福可以连续做四任总统？
动手脚才能翻盘？蒋中正和张群精彩的双簧演出能否一封众人之口。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属于美、俄所领导的集团。因此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之争，也成为了美俄超级强权的外交重点。蒋中正领导下的“中华民国”为何最终退出联合国？退出后，蒋中正是怎样的心境？
1961年
叶公超“大使”去职之经纬——“侮辱政府”、“奸诈欺骗”、“卖国汉奸”三罪并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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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的内部决议文件，为何两蒋父子能很快得知？许绍昌与阮毅成因得知国民党“外交部”泄密文件而险些闹出政治风波。
解密文件：十月二十日“中常会”会议内容全记录原文。
阮毅成十月二十一日《中央工作日记》有关“泄密案”记载原文。
一九七一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为何在十年前的一九六一年底，蒋中正就形成决策，下定了决心。
1961年
叶公超“大使”去职之经纬——“侮辱政府”、“奸诈欺骗”、“卖国汉奸”三罪并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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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蒋中正“中央政策委员会”致辞记录文稿。
“中央政策委员会关于外蒙入会案决议文”。
张群与蒋中正同为背贴背的邻居，张群推开围墙之间一个不上锁的小门，即可穿越两个后花园，无需预约就可见到蒋中正。
“叶公超案”，“外蒙古独立”后，蒋中正不为外人所知的想法与反思。
1961年
叶公超“大使”去职之经纬——“侮辱政府”、“奸诈欺骗”、“卖国汉奸”三罪并发（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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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于“退出联合国”，“外蒙古独立”等事件中的内心独白。
叶公超缘何大骂“蒋介石是什么东西——一条狗”！
继任“美使”人选，蒋中正本在蒋廷黻、陈之迈、陈立夫三人之间犹豫，缘何最终确定为蒋廷黻？何人何事让他下定决心？
1963年
一九六三年“行政院长”陈下严上之原因（上）
陈诚下台是为必然，严家淦上台则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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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的“副总统”人选，蒋中正为何抛弃往日爱将陈诚，转而选择一向颇为看不上的严家淦？是为蒋经国铺路还是别有用意？
迁台之初，陈诚作为内战时期即先到台湾的方面大员，掌握陆军一半多军力，又主持台湾政务，一时形成颇有可能据地自雄的局面。这对蒋中正去台后的局面，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1949年，蒋中正由舟山群岛赴台，原计划是直飞台北，后改飞冈山，更在途中问随行两位将军：“我这次来，安全有没有问题？”台湾有爱将陈诚坐镇，蒋中正为何还不放心呢？两位将军的不同回答，又将怎样改写他们的政治生命呢？
去台后，蒋中正一直全心全意在筹划军事上“反攻大陆”，而1963年9月蒋经国访问美国，肯尼迪总统在白宫与之密谈。蒋经国回国以后，蒋中正的日记中已很少提及“反攻大陆”，蒋经国带回了什么消息让蒋介石对“反攻大陆”灰心？这又会对当时的台湾政局产生什么影响？1958年，发生了群众冲击台北市警察局、美使馆的“五二四”事件，蒋中正由此认为蒋经国还不堪大任，遂提拔陈诚为自己的接班人。“五二四”事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蒋中正对儿子不满？国民党历史上仅有的两位“副总裁”——汪精卫与陈诚，均为蒋中正亲自安排，其后也均与蒋中正翻脸，大起争执。是蒋中正气量狭隘，不能容人？还是“副总裁”的位子有何玄妙，一坐上去就要跟蒋中正对着干？
陈诚于1963年先后两次向蒋中正辞职，第一次蒋中正批了三个月假期，岂料假满复任后一个多月，蒋、陈二人在会上发生了正面冲突，导致陈诚愤而再度辞职。陈诚此举是因为身心疲惫，不能再胜任“行政院长”之重任而主动告退？还是中了蒋中正的激将之计，钻进了蒋的口袋，愤而辞职变成正中下怀呢？
1963年
一九六三年“行政院长”陈下严上之原因（中）
陈诚下台是为必然，严家淦上台则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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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原先心目中要选出者，竟然落选了十多名，而陈诚“副总裁”也看到自己中意的人纷纷落选。为什么蒋中正亲自操作的“中委”选举会失控，成了一个双输局面？这种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境地，蒋中正又会如何化解？
对当时“副总裁”的不二人选陈诚来说，由“中委”、“中常委”再进阶为“副总裁”，还是直接由“总裁”提名做“副总裁”？看似没有区别，仅是形式不同。但蒋中正为何要求出任“副总裁”者必须先选“中委”？陈诚为何开始没表态，后又提出异议？一件“小事”，为何导致蒋、陈二人翻脸？
陈诚当面连声说道“不干了、不干了”，在蒋、陈双方面谈无效后，此事已成僵局。而更改“中常委”之决议，时间上已经来不及。那么，谁又能解开这一僵局呢？
蒋中正在日记中将不懂、不识外语，引为终身憾事，称“学习英文，继续不断，则此生事业或早已完成，亦未可知。以许多重大事皆误在不学英文，而为译者所误与所欺耳”。不知他心目中欺骗他的“译者”，是不是也包括了夫人宋美龄在内呢？严家淦在九全大会参选“中委”落选，连候补资格都没有，可他竟在十天之内，一跃成为党政方面排名第三的实权人物，一个蒋并不熟悉，并不喜欢的人，如何取代陈诚成了“行政院长”？蒋中正为何在与陈诚翻脸之后，又选择了一个自己“不喜之人”？
1963年
一九六三年“行政院长”陈下严上之原因（下）
陈诚下台是为必然，严家淦上台则是偶然精彩看点黑马严家淦糊里糊涂当上了“行政院长”，这只是一个暂时局面吗？严家淦能不能做长？面对一向待下严厉的蒋中正，严家淦会不会乖乖俯首听命呢？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在党内是否真的一言九鼎？他的人事任命计划如何会胎死腹中？国民党中的“CC”与“团派”之争由来已久，大陆时期，党权操在“CC”首脑陈果夫、陈立夫手中，党中“CC”成为主流。去台以后，陈果夫不久去世，“CC”是否仍能风光如昨？“团派”代表陈诚、蒋经国又将如何对待“CC”成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曾经援助过的七十二个国家中，“中华民国”为何能成为众多亚非国家中，唯一自立发展经济成功的例子？台湾土改中的左右派之争。1949年5月～1949年6月
一九四九年蒋中正抵台行止略记
精彩看点蒋中正1949年去台，原定直飞台北，为何临时改了主意，改飞冈山？曾一度出现蒋中正对台湾电话、电报不通的情形，令他大为忧虑。是谁中断了台北与蒋中正的通讯呢？为何身担守台重任的陈诚还要专程飞到马公见蒋中正？而蒋中正为何又会在当天日记中写下“数日来所焦虑者至此释然”，他在焦虑什么？前言序一
阮先生原籍浙江，1965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数学系，次年赴美留学，先后获得数学博士、企业管理硕士、电脑工程硕士等学位，在大学里担任过教授，在高科技公司、银行界担任序一杨天石胡佛研究所有一座咖啡厅，所内学者，包括访问学者公余都可以去坐坐，喝喝茶，品品咖啡，吃几块点心，是一个舒心惬意的聊天所在。2006年，我应邀到胡佛档案馆研读蒋介石日记，一天紧张的工作之后，常爱到咖啡厅坐坐。某日，见四五位中国同胞已经先在，正围桌团坐，听其中一位谈蒋介石轶事。这一位个子不高，略显清癯，江南口音，谈兴正浓。我凑进去，介绍之后，得知这一位便是阮大仁先生。
阮先生原籍浙江，1965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数学系，次年赴美留学，先后获得数学博士、企业管理硕士、电脑工程硕士等学位，在大学里担任过教授，在高科技公司、银行界担任过高级管理职务，为报刊写过十年政论，也曾跃入商界遨游。他博览典籍，爱好文史，精研书法，写得一手好字，是真正的才子和多面手。我们初次见面，相谈颇为投机，可谓一见如故。此后，我每年去胡佛研究所，都要和大仁先生见几面。大仁先生熟悉掌故，健谈也爱谈，尤好长谈，每次见面，只要话题一开，大仁先生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谈下去，我只要带着耳朵恭听就可以了。有一天，在大仁先生寓所的宽大阳台上，一边眺望山野景色，一边谈民国史事，天黑后，转入室内，灯下续谈，仍然是大仁先生当主角，不觉已经夜深，我起身告辞，大仁先生意犹未尽，殷勤挽留，表示可以继续谈下去。
大仁先生所谈，有许多可以稽诸文献，但是，也有许多属于人所不知的秘辛。我虽研究民国史多年，与大仁先生谈话，常有闻所未闻之感。后来了解到：大仁先生的祖父阮性存，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与民国建立；父亲阮毅成，担任浙江省民政厅长长达十余年，国民党迁台后，追随蒋介石，历任“中央日报社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副秘书长等多种职务，其所著《中央工作日记》至今仍在台湾《传记文学》连载。大仁先生自述，毅成先生曾告诉他不少政坛秘闻，为防窃听，有些则是在大街小巷散步时所告。此外，大仁先生又以家庭关系，与民国的政坛耆宿及其后代多有交往，这些人有意讲述一些事情，企图借大仁先生之笔传世；大仁先生有时也有意向他们请教、打探、求证。这些原因，加之大仁先生博闻强记，记忆超人，其所以秘辛独得，掌故独多，良有以也。
治史，当然主要靠档案和文献，因为此类资料形成于历史事件发生的当时，比较准确、可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档案、文献亦不尽可靠，而且，它绝无可能记录所有历史家需要的资料，有许多事件、过程、情节、细节，不可能见之于文字，或根本不能见之于文字，这就需要历史学家周资博采，收集当事人，或相关人的回忆、口述，包括传闻等资料，然后与档案、文献对照、检核，验证，择其可靠、可信者入史。这样做，可以使历史学不仅真实，而且丰富、全面、生动。中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当年就是如此，他的不朽名著《史记》，既利用了汉朝的国家档案，也是他行万里路，周游各地，广泛调查、访问的结果。
大仁先生住在斯坦福大学附近，这使得他可以从容精读蒋介石日记和相关档案文献，又可以利用他得之于祖辈、父辈的口述或传闻资料，使二者相互补充，相互验证，相得益彰。大仁先生说我曾戏称他为正史、野史兼采的“二史堂主人”。我年轻时记忆力可能尚好，但近年来脑力日衰，已经不记得当年说此话的情景，不过，即使有此语，亦非批评，而是言赞美，因为第一，正史未必尽真，而野史未必尽伪，鲁迅一生，就瞧不起那“装腔作势”，摆“史架子”，“也不敢说什么”的“正史”，而提倡读民间私人敢于说真话的“野史”；第二，如果以档案文献与回忆、口述、传闻来界定“正”与“野”，那么，“二史堂主人”的老祖宗正是被尊为“史圣”的司马迁。如此说来，“二史堂主人”之称，岂不美哉！岂不懿哉！当年的司马迁“悉论先人所次旧闻”，而今的大仁先生传述祖上亲历、亲见、亲闻之事，亦何尝不是一件美事、好事！
收集在本书中的大仁先生的文章利用蒋介石日记，参以阮毅成先生生前日记、口述回忆和身后留下的其他资料，相互验证，对照，解开了1948年以后，特别是1949年国民党迁台之后的诸多秘密。大仁先生是学数学的，重视科学精神，主张写历史要冷静、中立、客观，反对“笔锋常带感情”，因此他的文章论证严密，以说理和分析见长；但是，大仁先生文学修养很深，因此，书中也颇多引人入胜、趣味盎然之处。国民党内，派系复杂，人物关系复杂，大仁先生却能条分缕析，层层剥笋，揭示真相。大仁先生成长于台湾，国民党迁台以后的历史是他的“所见世”。由于时间较近，档案尚未开放，台湾学者可能尚未顾及，大陆学者则难以深入。大仁先生本书，根据蒋介石日记和毅成先生所述以及自身的见闻，对这一时期台湾政坛的重大变幻，如蒋介石和陈诚的关系，蒋经国、严家淦、李登辉之上台，以及著名的“叶公超案”等，都做出了很有说服力的叙述和分析。
大仁先生认为蒋介石日记是“无尽的宝藏”，积极加以利用，但是大仁先生在利用的同时，对日记所载，也采取考核、存疑的态度，对其中论事、论人的主观与谬误，甚至不惜下大力气加以批驳、辨正。大仁先生认为：蒋介石写日记是为了供自己“日后查阅”，“原则上不会故意说谎去欺骗自己”，因此“大致是可信的”，但是，有时也有当记而不记的“省略”。这种情况，大仁先生称之为“不正当的省略”。另外，蒋介石像每个人一样，也有其喜怒哀乐与主观之处，他对别人的批评与指责，历史学家不能不加查证而全盘接受，不能只以他日记中的记载为准。这些意见，对于已经利用蒋介石日记，或准备利用的学者是有启示意义的。2012年6月初旬于北京东厂胡同之书满为患斋
序二郭岱君大仁兄写史有独特的方法。他擅长从“人”的角度观察历史事件，特别重视政治人物的互动、他们的背景、派系、思想、人事关系等，有时还触及个人的性格及心理状态；而笔下的人物，大部分他曾亲见、或与他家庭熟悉。蒋介石、陈诚、蒋经国、陈立夫、张群、王云五、严家淦、叶公超、黄少谷、唐纵等，这些在民国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几乎都见过，而且与他父亲阮毅成先生过从甚密。
在国民党的官场文化中成长，了解其中的复杂与微妙，大仁不但能得到一般学者所无的事件当事人的第一手口述资料，而且他读蒋介石日记，别有一番体会。再加上大仁博学多才、学贯东西，兼有过目不忘之能，因此他能见人所未见。
例如，不少研究民国史的学者关注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关系，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分掌党政军。当时汪早已是资深的“革命领袖”，而蒋则出掌黄埔不久，在党政方面的资历都去汪甚远。可是，仅仅十数年间，蒋汪几度分合，最终分道扬镳，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其结局亦别于天壤。蒋领导抗日胜利，是国际上公认的中华民国领袖、民族英雄；而汪却成了千夫所指的“汉奸”。
究其原因，两人对日和战态度不同、以及对国民党领导权的争夺固自是主因，但彼此地位消长带给汪的委屈与不平，也不能忽视。在大仁的文章中，他父亲阮毅成先生（时任汪精卫机要秘书）对汪近身的观察，就颇耐人寻味。
1938年4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欲把党权定于一，以因应抗日。大部分党员的共识是由蒋介石任总裁，汪精卫任副总裁，但原来在名义上一直掌握党权的汪不愿屈居蒋之下，坚拒出任副总裁。汪向蒋表达这个意思，蒋也同意了。可是4月1日选举总裁、副总裁大会中，汪却被动地陪着演了一场不愉快的戏。当日蒋本人回避，汪担任大会主席。选举总裁、副总裁本是两案，先选总裁、再选副总裁，没想到吴稚晖提案把“选举蒋中正同志为总裁、汪兆铭同志为副总裁”并成一案，全场立刻起立鼓掌，一致通过。汪精卫在台上，赞成也不是、不赞成也不是，尴尬万分，踌躇几秒，只好也起立鼓掌。当时也在台上、站在汪侧后方的阮毅成先生清楚看到汪脸色铁青，“羞愤至极”，觉得被蒋摆了一道。毅成先生指出，几个月后汪精卫出走，经河内转赴日本，另立“维新政府”，多少与此事有关。
像这样近距离观察政治人物互动的机会，一般历史学者是很难有的。本书所收集的五篇文章，除了第四篇外，其余都是这样的典型。例如1961年11月“国民政府驻美大使”叶公超突被召回，当场免职，而且不许其回到华盛顿办理交接。为什么素受蒋介石夫妇信任的叶公超，突然遭受这么严厉的处分？多年来众说纷纭，扑朔迷离。蒋介石日记刚开放时，不少台湾媒体及学者特别来找答案，也有几位朋友特别托我查看这段事故。
从蒋日记看来，是因为叶公超在处理联合国代表权相关的“外蒙古案”上，违背蒋介石的命令，犯了“抗命罪”、“大不敬罪 ”。可是，大仁根据蒋日记、美国国务院档案、特别是其父亲的工作日记和当年参与处理此案的长辈口述，发现事情不是这么单纯。
原来蒋介石早在1958年就对叶公超不满，认为他在处理“中美共同宣言”的英文版本时，玩弄文字，“欺诈”“元首”。1961年叶在“外蒙古案”的态度，更使蒋“深恶痛绝”。当时，蒋不但拔掉叶驻美“大使”职位，还要降调他为“行政院”顾问，以示惩罚；后经过陈诚斡旋、叶也向蒋经国求情，才考虑“内外关系”，把叶调为“政务委员”。
蒋介石为什么那么厌恶叶？多少是因为怀疑叶被陈诚收编。王云五亲口告诉阮毅成先生，他1959年美国之行，表面上说是考察公务员考选业务，其实是另有一秘密任务——蒋要他调查为什么罗斯福可以连任四次美国总统。蒋把这个任务交给王云五，而不是驻美“大使”叶公超，显示蒋信不过叶公超，而最主要的是当时蒋对陈诚的信任已不如前，他怀疑叶倾向陈，所以对叶也不放心。
因此，大仁指出，叶公超一案实牵涉“内外关系”，肇因于“内外关系”，最后处理也是考虑了“内外关系”。也就是说，在蒋的心目中，“外”是因为叶公超与美国人太近；“内”则是因为叶公超是陈诚的人。
谈到陈诚，蒋介石与陈诚关系的变化，也是大家难以理解的谜。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陈诚一直是蒋信赖的部属，尤其是1949年撤退台湾后，陈诚是蒋介石最倚重的左右手，从台湾省“主席”、“行政院长”直到“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声望之隆，仅次于蒋介石。当时陈诚接班的态势明显，却为什么“内阁”突然在1963年改组，陈诚辞去“行政院长”兼职，由严家淦接任？这个变化直接影响到台湾后来数十年的政治发展。
大仁根据蒋日记以及私人管道的讯息，提供了理解的线索。他认为蒋陈嫌隙的关键是1960年蒋介石欲连任第三任“总统”。陈诚“坐二却不能望一”，因失望而生怨。蒋陈也因此而有心结，双方互相猜忌，到1963年初，蒋陈关系已变质，整个1963年，蒋日记出现许多批评陈诚的文字，大多是指陈“心胸狭小”、“成见太深”、“偏激偏见”，几乎无好言，在1963年11月国民党“九全大会”上，还做出不尊重、甚至羞辱陈的言行。所以，陈诚下台是势在必然，反而严家淦上台“纯属偶然”。
大仁指出，蒋陈都是刚强不折的个性，本来中间有位性情圆融的张群（“总统府秘书长”）作为润滑剂，化解冲突，可是1963年张群自己也有问鼎“行政院长”之意，因此不但未能疏通两人心结，反而火上加油，最后导致陈诚愤而辞去“行政院长”兼职，不久即因病过世。
当时有意争取“行政院长”的，除了张群，还有王云五（“行政院副院长”）和周至柔（“总统府参军长”）。三方各有利弊，蒋难以取决，但又执意要拿掉陈诚，最后跌破众人眼镜，匆匆找来政学系的严家淦接任“行政院长”。
大仁的分析引用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内情”，而这些内情，则是当事人或参与协调折冲的王云五、陈雪屏（“行政院秘书长”）亲口所述。阮毅成先生时任“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也亲见1963年整个政局变化以及国民党高层的互动。
大仁没有受过正规的历史研究训练，但他提出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值得我们深思：
（一）他的分析充分证明正史不可尽信。文字记载的历史多为官样文章，免不了有所隐瞒或偏失。历史事件有其多面性，其中有太多灰色地带，治史者必须特别留意。
（二）他提醒我们，研究历史人物，不能只从他们公开的、官方的言行去看，而是要观察他们私下的言行，才能碰触到他们真正的想法。参与或知道事件真相的人，经常会陷入不能讲、不愿讲或讲不清楚的困境。如何判断？如何挖掘真相？就要靠治史者的努力和能耐了。
（三）大仁笔下的历史充分显露国民党的政治文化、以及蒋介石的领导统御模式。在每一篇文字中，蒋介石的领导模式、性格、决策的心路历程，还有国民党领导人的派系、彼此的互动、特别是他们难以言喻的微妙关系、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细腻的脉络，一一活生生地呈现出来，真是一部活历史！
杨天石教授曾戏说大仁是“二史堂”——信史加野史。事实上，正史（特别是现代史）在目前还有许多说不清楚的地方。当然真相只有一个，可是，史家除非掌握各个方位，还要力求客观，否则很难窥其全貌。
从这个角度来看，大仁在这方面得天独厚，他有特殊的背景和管道，复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一点一滴的访查、拼凑，把一般历史学者关照不到的地方补起来，使历史的大拼图更接近真相。
为此，我要诚挚地向大仁致敬、致贺！（郭岱君：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序三吕芳上2010年12月，阮大仁先生出版《放声集》，虽属政论文字，但事涉1970年代台湾重要政治事件，所论集中在台湾的民权与人权上，从历史的角度看，诸多谠论，已成为台湾民主化的重要象征与文献；如论作者的写作态度，以“放声不愿误苍生，博学终为读书人”，大约可以概括。从政论转到历史研究，作者秉持同一心态：识力、风骨、坦然、洞见，完成的新书《蒋中正日记揭秘》，当为时下蒋中正研究风、民国热，添薪加材，延烧熊熊之火，格外引人瞩目。
收录在这本书的十一篇文章，是1948年至1963年间，以蒋氏父子为中心的史事，的确为所谓风雨飘摇到大局初定的十五年，留下了时代的可贵记录。蒋中正一生的政治生涯，跌宕起伏，虽说台湾时期最称安定，但小局面下，对内对外，依然波涛汹涌。撤退到台湾的蒋，最关怀的几件事，一是稳定局势寻求再起，故有党的改造、政治戒严、寻求接班人；二是念念不忘反攻大陆、“光复”故土，不仅坐而言，且起而行，直到1963年希望才告破灭；三是维系民国命脉，保有国际地位，故外交上亲美、巩固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成为每年耿耿于怀的大事。内政外交交错，政治案件往往因之迭起。其初，国民党内部派系、地域之见，仍时隐时现，化为权力之争，每见出招、接招戏码，CC派与政学系，见于1948年陈立夫、张群组阁之争；1963年陈诚、严家淦的下台与上台，也见“团派”与政学系的身影。1961年叶公超去职案，在蒋眼中，涉大不敬、“欺君”、“卖国”、抗命诸罪，内情扑朔迷离，经作者的分析，此事牵及中美间有关联合国代表权及外蒙入会案之交涉，对美外交第二管道的出现，加上叶公超洋派作风，辅以小报告的推波助澜，终造成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般人谈历史，看表面文章不难，要掌握内幕不易，作者于重要史事内情，每娓娓道来，读之于知人阅世增益颇多。
历史学者多深知，先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并由大事权衡历史关键问题为治史之道，大仁先生综论史事的典雅文字，正落在非易易的窍要论述上，此正见其智慧与才情。作者之所以有这套功夫，有家世的渊源，也有自修所得之涵养。大仁先生先祖性存（荀伯）先生，清末法政留学生，曾与胡汉民、汪精卫等革命要人同学；其尊翁毅成先生在五四时期已崭露头角，活跃浙江学界，其后历任党政要职，留下的“从政工作日记”与口述历史，正是作者据以为文的宝库。大仁先生个人才气不凡，高中时代众生懵懂时，他已有成熟文章面世；大学时代，与刘氏兄弟等，共享“上官鼎”笔名，引领众人进入武侠世界。1970年代的政论文章，分析时政，筹思振笔，发为时评，每见真情。待新世纪投入历史写作，以美国圣母大学数学博士，又读企管、电子计算器工程者，复见其文史根底之雄厚，不论史事论断、人物月旦，于公私夹叙中，有想像但逼真；于太史公笔法中，有感喟不失其公义，所谓智烛机先、谈言微中，发人所未发、见人所不见，尤使专业史家自叹弗如。
2007年蒋中正日记公开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学者趋之若鹜，个人因此连续三个暑假也附会风雅，得晤大仁先生。犹记当时每逢傍晚时分，多数同道聚集咖啡厅，海阔天空论议抄录日记心得，更且品评时政。大仁先生往往放言高谈，其丰富见闻，开阔眼界，纵论古今，谈笑风生，倾倒众人，而谈论史事之关键处，尤有肯棨之见。如今大仁先生以近几年来相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史事文字集结成书，虽为私家之作，但不可仅视为政坛秘闻。往事并不如烟，本书相关文字对现代史事提供之多元视角及精辟见解，于转型关键时期之历史，尤有见微知著之用，读者幸毋轻忽。爰以为序，并请大仁先生及前辈指教。（吕芳上：台湾“国史馆”馆长） 我的家族在国民党圈子里甚有地位……深知蒋家与国民党史事者也……阅读蒋中正日记时，许多少年时就听到或见到过的人与事，在我脑中乃一一浮现出来。这就好像原本散落在一地的许多大大小小的珍珠，我可以因此日记而将之各安其位，把它们串连而成项链。
——阮大仁阮毅成先生曾告诉他（阮大仁）不少政坛秘闻……大仁先生又以家庭关系，与民国的政坛耆宿及其后代多有交往……这些原因，加之大仁先生博闻强记，记忆超人，其所以秘辛独得，掌故独多，良有以也。
——大陆蒋中正研究第一人杨天石他有特殊的背景和管道……把一般历史学者关照不到的地方补起来，使历史的大拼图更接近真相。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 一般人谈历史，看表面文章不难，要掌握内幕不易，作者于重要史事内情，每娓娓道来，读之于知人阅世增益颇多。
——台湾国史馆馆长吕芳上一九四九年蒋中正抵台行止略记
读者车守同先生的来信，已在《传记文学》九十八卷第二期上读到，有关蒋先生那次飞台，孙立人及彭孟缉与之同车，他们二位在车中的对话之故事，我本已听闻过，后来在一九九○年代承张佛千世伯又面告我孙将军拒绝让座的故事。
车先生是对的，当时彭将军已晋阶中将，并已离开高雄“要塞司令”的职务，此当是张佛老或我误记了。
不过蒋先生在高雄有没有同时召见过孙、彭两位将军呢？我去胡佛研究所查了蒋先生的日记，没有找到召见过彭将军的记载，至于孙将军则有两次。
今抄录与此相关之日记如下，此都是发生在一九四九年的：
五月六日
在复兴岛登江静轮商船休息……，五时半到舟山县城。
本星期预定工作项目
马公岛设住处。
五月十日
七时半船由岑港启碇……
五月十一日
昨日下午在倒斗泊二小时，即启碇向普度。
本星期预定工作项目
移驻马公岛。
五月十七日
一时半起飞至四时五十分到马公岛降机。
仁按：即在上海战事进行中时，蒋先生自五月六日到五月十七日，都是乘船在浙江舟山群岛各地及其附近的地区，如定海、普陀等巡弋，在五月十七日则飞抵马公，即澎湖。
五月十八日
朝课后，以对台湾电报、话皆不通，福州情况始终未能明了，为虑。
五月二十日
陈辞修赴粤，多日未回，不胜系（系）悬之至。
本星期预定工作项目
进驻台湾。
五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辞修与铭三忽由穗飞来相晤，甚慰，数日来所焦虑者至此释然。
仁按：此即在五月二十一日以前，因为蒋先生“对台湾电报、话皆不通，为虑”。到了五月二十一日，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将军从广州（穗）飞到马公来晋谒蒋先生，同行者有蒋鼎文（铭三）上将，蒋先生这才放了心。
问题是：
（一）从那一天起，蒋先生与台湾电报、话开始不通了呢？
（二）通讯开始中断时，陈诚是在台北？还是广州（穗）？如果陈诚不在台北，替他看家而中断了与蒋先生通讯的人又是谁呢？
（三）蒋先生由舟山飞马公而不直飞台北，便是一个“不应该发生而发生了的事”。我判断蒋先生与台北通讯中断应该是在五月六日到十七日之间，即他坐船在舟山群岛海域巡弋之时。因为与台北失去联络，蒋先生才先落脚马公，而不直接去台北。
（四）即使在陈诚将军于五月二十一日由大陆飞马公晋谒蒋先生之后，蒋先生“数日来所焦虑者，至此释然”，但是在五月二十五日蒋先生仍然由马公飞去台湾南部的冈山，而不是台北。
此时台湾的防务，北部是由陈系的一个军防守，而南部则由孙立人系的第八十军（军长唐守治）负责防守，因此我认为蒋先生此举还是以安全为重的了。
一如车先生所说的，是王叔铭去冈山接机，不过有没有其他人在场，蒋先生没提，此即：
五月二十五日
到冈山下机，叔铭来迎，直上高雄要塞之寿山官邸，……至下午见吕司令国桢与吴司长嵩卿（庆），讨论高雄地形与下月军费收支要领。
此处蒋先生的文义不够精确，以吕与吴两位将军之职掌，在讨论军费时，吕将军是不宜在场的，所以应该是：
（一）蒋先生与吕国桢将军（或许吴嵩庆也在场）谈高雄地形。
（二）另外与吴嵩庆将军单独谈下月军费收支要领。
那一次，蒋先生住在高雄是从五月二十五日到六月二十一日。
六月二十一日
三时后，由高雄出发至冈山上机，约一小时到桃园机场，辞修夫妇来迎，到大溪驻公会堂，风景其美也。
在此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日记提到孙立人者有三处，其中两次是召见他，第一次是在五月二十九日（星期日）：
午前，以孙立人不愿上海之部队撤退来台，令其设法代筹驻地及让出若干该部营房，彼词搪塞，并多说无谓攻讦之语，令人悲伤矣。
其次是在六月十二日：
自九时至十四时，召见（林）蔚文、（陈）辞修、（周）至柔、（桂）永清、（汤）恩伯、（孙）立人各将领，分别谈话。
即蒋先生自五月二十五日到六月二十一日，他住在高雄的那段时间内，其日记所载，曾召见孙立人两次，而彭孟缉的名字则从来没有出现过。
当然，蒋先生写日记，并不是像流水账一样把每天发生的所有事情，见过的每一个人都巨细无遗地记载下来的。因之没有记载，并非表示不曾发生过。
这是我去查阅了那段时间里蒋先生日记，有关坊间传闻蒋、孙、彭三位同车之故事的所得，即从日记中看不到任何有关之记录，目前只能存疑、待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