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毅，罗平汉，齐小林 日期：2015-11-20 22:42:00
2015年，中国人民将迎来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特别重大的纪念日，是反思历史，赞美人类正义、道德和文明，痛斥侵略者的残暴兽行的关键时间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引导全民族走向胜利的旗帜，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它的崛起与抗战密不可分，在各方都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崛起的内在因素之前，我们有必要还历史以本来面貌。《抗日战争与中共崛起》主要侧重于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并深入剖析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共形象的改变到敌后游击战、大量发展党员、努力改善民生以及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等，全面探讨了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下，中共的崛起过程。
作者简介：
卢毅，历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已出版《整理国故运动与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章门弟子与近代文化》等多部著作。先后在《近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抗日战争研究》等专业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项，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和中央党校重点课题研究。曾获中央党校科研优秀成果奖、教学优秀奖等。
罗平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生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主要从事当代中国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土地改革运动史》、《农业合作化运动史》、《农村人民公社史》、《当代历史问题札记》、《当代历史问题札记二集》、《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天堂试验——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等。
齐小林，历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革命史、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已出版专著《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并在卢毅，历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已出版《整理国故运动与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章门弟子与近代文化》等多部著作。先后在《近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抗日战争研究》等专业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项，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和中央党校重点课题研究。曾获中央党校科研优秀成果奖、教学优秀奖等。
罗平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生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主要从事当代中国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土地改革运动史》、《农业合作化运动史》、《农村人民公社史》、《当代历史问题札记》、《当代历史问题札记二集》、《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天堂试验——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等。
齐小林，历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革命史、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已出版专著《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并在《中共党史研究》、《开放时代》等专业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若干篇。
目录：
第一章走向舞台中央
一、九一八事变后国共两党的策略
二、国民党“剿共”与中央苏区的丧失
三、联手地方实力派
四、确立逼蒋抗日方针
五、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第二章以斗争求团结
一、拒绝蒋介石合并国共两党的建议
二、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
三、皖南事变前后的政治交锋
四、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夭折
第三章敌后游击战
一、作为战略选择的游击战
二、中共军事力量的扩张和停顿
三、打破封锁的努力第一章走向舞台中央
一、九一八事变后国共两党的策略
二、国民党“剿共”与中央苏区的丧失
三、联手地方实力派
四、确立逼蒋抗日方针
五、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第二章以斗争求团结
一、拒绝蒋介石合并国共两党的建议
二、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
三、皖南事变前后的政治交锋
四、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夭折
第三章敌后游击战
一、作为战略选择的游击战
二、中共军事力量的扩张和停顿
三、打破封锁的努力
四、军事力量恢复和向正规战转变
五、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第四章 “大力发展党”
一、“十百倍的发展党员”
二、中共组织的大发展
三、大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四、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
五、各地中共组织的整顿
第五章减轻人民负担
一、苏维埃革命失败的教训
二、抗日根据地主要经济政策
三、抗战前期中共的经费来源
四、精兵简政与大生产运动
第六章“因为边区有民主”
一、“民主是抗日的保证”
二、“民主政治，选举第一”
三、推行“三三制”
四、延安成了民主的灯塔
第七章举起自己的旗帜
一、“国民革命”之旗与大革命失败
二、“苏维埃革命”之旗不适合中国
三、高举新民主主义之旗
第八章统一思想
一、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缘由
二、整风运动的准备和展开
三、全党思想的空前统一
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政府确立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策略，重心在于“安内”。随着日本步步入侵，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国民政府逐渐将政策的重心转向“攘外”。1934年，蒋介石曾经做出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中国生死存亡的关头……临到我们头上！……现在可供我们准备的期间，恐怕最多也只有三年了。”蒋介石：《庐山训练集》，新中国出版社1947年版，第448页。1935年11月12日，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明确讲：“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如果和平无望，“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
1936年1月，蒋介石在与全国中等以上学生代表见面时表示：“如果和平交涉不能成功，最后当然只有一战，政府方面正在努力准备最后的牺牲……我决不怕战争，不过我要做有准备的战争！我们和日本不战则已，战则必胜。”《抗战前国家建设史料——外交方面》，《革命文献》第72辑，第165、166页。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表示：“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略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签订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全会发表的宣言也明确宣布：“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治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出于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323、412页。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日趋坚决。因此，国民政府在1936年11月间的绥远抗战中采取了极为强硬的态度，取得了百灵庙大捷。
1935年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加快了对日战争的准备，在内政、外交、经济、社会文化、国防军事等方面都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调整和恢复与苏联的外交关系；政府实施改组，将主张对日节节妥协者逐渐排除出政府；实行币制改革，法币与英镑挂钩，加强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开展民族文化宣传运动，提高中国民族的自信力和凝聚力；整顿江、海防及作战阵地，加强军队素质和战斗力；尽力扩大武器装备的生产，积极向国外购买军火；加紧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整顿云贵川三省等。参见黄道炫：《西安事变：不同抗战观念的冲突》，《历史教学》2004年第3期；操申斌、黄延敏：《论“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安徽大学学报》2005年第11期。所有这些，都为后来的持久抗战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工作中，彻底解决中共问题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另一方面，在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中，恢复与苏联的外交关系，谋求苏联对中国抗日的支持，是蒋介石对日国际战略的重要目标。由于中共和苏联的特殊关系，国民政府和苏联恢复外交关系之后，国民政府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进入最后阶段时，蒋介石即萌生了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念头。蒋介石在1934年9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以后即用少数部队迫近，与飞机轰炸当可了事。用政治方法招降收编，无妨乎。”
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人员折损将近九成，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威胁远不如以前。此外，蒋介石注意到中共的政策也在发生转变。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宣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1935年10月《救国时报》上发表的中共《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海内外华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1月，王明在《救国时报》发表《答反帝统一战线的反对者》，表明了对蒋介石的态度：“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已屡次宣言，表示我们准备与任何军队和任何将领，订立战斗协定区共同进行反日斗争，南京政府的军队当然也在内。至于讲到蒋介石个人，那么，我们公开宣称：虽然他作了无限卖国殃民的罪恶。但是，如果他真正停止与红军作战，并掉转枪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不但给他以向人民和国家赎罪的自新之路，而且准备与他及南京军队一起，在共同的一条战线上，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