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晓峰 日期：2015-12-21 20:21:32
本书对伪满时期中国东北的佛教、喇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进行系统的梳理研究。作者着眼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东北宗教，以近代中国东北地区特殊的政治和文化为背景，探讨东北本土宗教以及扎根于东北的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等外来宗教处于何种状态，如何应对各种挑战而发展自身，把握东北各教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勾画出近代东北宗教的概貌，并针对东北区域史的薄弱环节，进行了补充研究。
作者简介：
王晓峰，男，1972年生，汉族，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硕士，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满铁研究、日本宗教侵略研究。
目录：
绪论／1
**章近代以来日本对东北地区的宗教调查／16
**节近代东北地区的传统宗教／16
第二节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地区的宗教调查／22
第三节宗教调查研究的成果：出版物／26
第二章伪满时期日系宗教在东北的活动／31
**节近代日本神道在中国东北的活动／31
第二节伪满时期日本佛教在东北的活动／40
第三节伪满时期日本基督教在东北的活动／49
第四节满铁利用宗教在东北的活动／60
第三章伪满时期的基督教政策／73
**节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地区的基督新教／73
第二节伪满基督教政策出台的背景／77
第三节基督教统治体制的建立／80
小结／87绪论／1
**章近代以来日本对东北地区的宗教调查／16
**节近代东北地区的传统宗教／16
第二节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地区的宗教调查／22
第三节宗教调查研究的成果：出版物／26
第二章伪满时期日系宗教在东北的活动／31
**节近代日本神道在中国东北的活动／31
第二节伪满时期日本佛教在东北的活动／40
第三节伪满时期日本基督教在东北的活动／49
第四节满铁利用宗教在东北的活动／60
第三章伪满时期的基督教政策／73
**节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地区的基督新教／73
第二节伪满基督教政策出台的背景／77
第三节基督教统治体制的建立／80
小结／87
第四章伪满时期的天主教／88
**节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地区的天主教／88
第二节罗马教廷及东北天主教会与“满洲国”的关系／95
第三节伪满时期的天主教政教关系：以延吉教区为中心／113
第四节四平集中营中的天主教徒：太平洋战争时期伪满
当局对东北境内同盟国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政策／124
第五节海伦海北镇与天主教会／132
第五章伪满时期的东正教政策／146
**节伪满时期的东正教政策出台的背景／147
第二节对东正教的拉拢与利用／149
第三节对东亚东正教各派的党同伐异／151
第四节对东正教会的监控与改造／154
第五节日本殖民政权的东正教政策评价／159
第六章伪满时期的佛教／162
**节东北本土佛教的发展／162
第二节殖民政权对东北本土佛教的政策／166
第三节日伪统治下的东北佛教徒／177
第七章伪满时期的伊斯兰教／183
**节近代东北伊斯兰教的沿革／183
第二节伪满时期东北伊斯兰教的生存发展／185
第三节日本殖民政权对伊斯兰教的统制／187
结语／194
附录／196
参考文献／244
索引／251
后记／263前言序
宗教在中国是普通民众*基本的信仰，至少我的感受是这样。然而在日本侵占的中国东北——所谓“满洲国”时期却不是这样。
一安静的东北宗教环境
在我刚刚有记忆时，那记忆是片段的、凌乱的，但都是美好的，其中宗教启蒙算是其中之一。
记得一个晴朗的日子，父亲牵着我的手——我至今的感觉是提着我的手——向卧虎山西山坡一座小庙走去。在缓缓的山坡上，一条小水沟突然让我眼睛一亮。今天想来，小水沟序
宗教在中国是普通民众*基本的信仰，至少我的感受是这样。然而在日本侵占的中国东北——所谓“满洲国”时期却不是这样。
一安静的东北宗教环境
在我刚刚有记忆时，那记忆是片段的、凌乱的，但都是美好的，其中宗教启蒙算是其中之一。
记得一个晴朗的日子，父亲牵着我的手——我至今的感觉是提着我的手——向卧虎山西山坡一座小庙走去。在缓缓的山坡上，一条小水沟突然让我眼睛一亮。今天想来，小水沟也就是手掌那么宽，深不过一指，但在幼小的我看来就是一条小河了。流水泛起浪花，阳光下如碎玻璃那样闪炼着灿烂的光芒，十分好看。水流安安静静的地方，一眼可以看到水底，小石头清清楚楚地呈现在眼前，水就像水晶那么通透。小河边生长着的小草，一根一根的，碧绿碧绿，嫰得透明。一只小青蛙，只有拇指那般大，绿灰色的脊背，四肢浅褐色，半透明，睁着大大的眼睛，顿时激起了小水沟的灵气。我**次看到这个世界，还有这样的地方。这之前我依恋的是自己家的小草房，它是黄色的，屋内的墙壁是秸秆编扎成的，抹上了黄泥，切断的秸秆是一段一段的。眼前这地方真是奇妙至极，我深受感动。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美丽的情景，除了在美丽的童话和电影里，偶尔能看到类似的情景。
对于父亲领我去的那座小庙，我什么记忆也没有留下来。那似乎是一座半砖瓦小房，有一个和尚，“满洲国”后期连一个和尚也没有了。
我父亲闯关东时，是15岁，他当时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他是山东海阳县人，7岁时母亲病逝。他从石岛乘木帆船，在海上航行一个多月，才到关东东角的安东（今丹东），现在坐海轮只有一个晚上的路程。那时下船后，连路都不会走，好像捡了一条命。父亲原是想到海参崴去找出路的，临行前听说老毛子侵占了那里，就不去了，转向边外。
那时，在鸭绿江入海口这地方并没有安东这一地名，俗称边外，距此地近百里的五龙背曾是兵家重镇。当时的边外并不发达，只有几家农户和清末山东大灾荒时乘木帆船逃难到此的灾民。安东是随着近代海洋贸易的兴盛和闯关东民众的增多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刚开始时，人们大多是开荒种地，而后将粮食作为商品销售，建起油坊用大豆榨油，随后木材行业也发展起来了。父亲干过种种苦活，*后顺鸭绿江逆水而上，到穷乡僻壤的临江来发展。那时临江是鸭绿江中上游的一座小城，居于鸭绿江冲积出的一块平原上，这块地从东到西十分钟就可走完，从卧虎山根到江沿儿，步行不过五分钟。从安东坐槽子（中国木帆船），沿鸭绿江逆流而上可到达临江，从临江到水流更加湍急的鸭绿江上游的长白县十八道沟，槽子已很难通行，卧虎山前的这块地便成了交通枢纽。现在来到临江，绝不会想到，这里的兴盛是从乱砍滥伐林木开始的，是从遮天蔽日的茂密森林中建立起的。那时进临江的通路，只有鸭绿江上这段水流湍急的水路。临江周围都是古老森林、陡起的高山，长白山老岭，层层叠叠。从临江至通化，只有一条需要爬山穿林时断时续的小土路。可以说临江的生命线就是那段弯弯曲曲的鸭绿江水路。成群的纤夫在湍急的江流边背着纤绳，一步步地艰难迈进，紧紧地拽着临江的生存希望。
20世纪初，日本便盯上了鸭绿江流域的木材，成立了鸭绿江木材开发公司。该公司像是一只魔掌，对鸭绿江沿岸的郁郁苍苍的林木进行大肆砍伐，不到百年，鸭绿江沿岸、长白山老岭的葱郁森林，就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而在我小时的记忆中，鸭绿江两岸树木遮天蔽日，鸭绿江又宽又阔，水量非常充沛，流筏是鸭绿江的一大风景。
太平洋战争的时候，日本更是有木就伐，好像人到垂死时一切置于不顾一样。我父亲认识的人里就有人认为，伪满时的日本统治者都是靠砍伐长白山的林木而发家的。长白山山脉里零星地点缀着庙宇，其周围的树木，也难逃厄运。临江那座小庙周围就没有一棵古树，以前卧虎山的树林郁郁葱葱。伪满时期，日本人也人工造林，由于不认真，效果甚微。
我小时候，临江充其量只有几千人。县政府是个小院落，几间瓦房，这在临江就是**的建筑。临江砖瓦房是少数，集中在一条街上，它就是中街。临江大多数是草房和木板房。木板房可能是临江建筑的一大特点。当年的临江，住的、烧的、用的都是木材，连饭勺都是木制的。临江政府大门朝南，直行可到江边儿。朝江建有一座城门楼，我记不得城墙的样子了，也许城墙挤在那一块小地方，在发展中难以长久存在。
临江城里有两家百货店，伙计不到10人。临江只有一家当铺，连钱庄都没有，更没有银行。一家铁匠铺，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几乎传遍全城。记得钉马掌的也只有一家，是一间歪草房。还有就是煎饼店、烧饼铺，但没有几家。
临江的精神信仰，*显眼的是西山坡的那座小庙。一座小庙，住一个和尚，庙事好像也不怎么忙。
小庙却是我父亲携着我，领我从愚钝到启蒙的地方。这是一座佛庙，不记得有道人。1943年日本在开发临江三道沟煤矿的时候，将卧虎山朝江面的那一半全部炸掉，铺设铁道，向三道沟煤矿开进。小庙好像随爆炸声消失了，和尚也不知去向。卧虎山露着难看的石架，临江的美丽一去不复返。
我父亲与其说是信佛，不如说是到佛庙那里去消遣，放松心情。父亲回家就忙生意，并不念佛经，也不供佛像，偶尔也会和母亲吃吃斋，数着串珠，却坚持不了多久。
作为原始信仰，萨满教在东北很流行。萨满教的跳神，在临江贫困百姓中很有影响，人们因跳神时敲着单面大鼓，称之为跳大神。也许跳大神比信仰重要，我没有看到萨满教的祭祀活动。百姓多是因为有病，才去找跳大神的。在夜间会听到单面鼓的敲击声，咚咚响，还有串铃伴奏。
老百姓也有人信狐仙，我们小孩叫它狐狸精。在山间、路旁常常看到木板钉成的盒子，用砖头、石板拼成的小屋，都高不过一尺，当成狐仙庙，但常遭孩子们恶作剧般的破坏。
也有山神庙，影响广泛。我没有看见比山神庙大的宗教建筑，闯关东的多是跑腿的，掏不起钱盖大庙。盖起的多是由木板和石片搭起的小庙，高不过尺把，和狐仙庙差不多，却备受尊崇。父亲信仰山神，给我们讲过很多山神的故事。父亲在冬日深山老林里当过木把，就是伐木工，差一点儿丢了性命。
这些都是九一八事变之前的事，小城临江的种种宗教信仰，带有当地百姓的精神需要的特点，我不记得宗教紊乱了当地百姓的生活，尽管他们的信仰是不同的。信仰生活相安无事，鸭绿江静静地流着。
二九一八事变，东北宗教环境大变
九一八事变以后，临江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生活上的、思想上的、信仰上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临江对岸是朝鲜，日本驻朝鲜宪兵队悍然闯过鸭绿江，以“清剿”抗日分子为口实，在临江、鸭绿江北岸大肆屠杀，血肉模糊的头颅不时在临江城头挂起，吓得我夜夜做噩梦。临江曾因反对日本设立领事馆，掀起全国性的抗议运动，一再挫败日本越过鸭绿江的侵略企图。事变后，日本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径直越过鸭绿江，攻入临江，大发凶威。日本关东军、伪军自通化起，一路上“讨伐”中国抗日军队，随后进入临江。临江很快被建成一座木桩环绕的木城。每个木桩高两米五左右，直径一尺五以上，用的都是极好的木材。木桩笔直地密密地排在一起，给我的印象好像插翅也难飞出去。城内不时响起哨声，大门快速紧闭，抓捕抗日分子。父母不时神色慌张，中国人说错一句话就可能送命的事在那时经常发生。那时临江的夜晚，死般寂静，没有电，居民在家里只点一盏小油灯。
1933年伪满政府利用一个不三不四的和尚何一鸣，跑到日本去巴结日本佛教上层，其后日本派此和尚来到“新京”，组建起所谓的“满洲大同佛教会”。“满洲大同佛教会”声称：“发展日满两国民文化向上，努力王道乐土向上。”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是把日本排在前面，满洲排在后面，所谓“日满”。文字显然是出自日本和尚之手，体现的也是日本的政策，日本当然排在前。
“满洲大同佛教会”建立时，为扩大影响，叫来大名鼎鼎的张景惠，他当时任伪满政府军政大臣，后来任“满洲国务总理大臣”，他出面支撑，并在“满洲大同佛教会”胸章上题字。出钱购买胸章者，将其戴在胸前，据说会享受优待和特权，倒是有人利用它到处招谣撞骗，并未给“满洲大同佛教会”和伪满当局带来什么好声誉。
“满洲大同佛教会”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制造的**的宗教骗局之一。出笼之始便由“满洲国”伪政府下令在各伪省、市、县、旗、区、镇设分会，并大肆摊派，不管中国人同意不同意，都要交钱。“满洲大同佛教会”的会员，日本人是不参加的，只要中国人参加，越多越好。
不久，“满洲大同佛教会”呼啦啦地进了临江。
我曾看到一份有关满洲宗教的资料，密密麻麻的统计数据，我们的小城临江还没有被统计在内。
我的父亲是经商的人，在强逼之下只好掏钱了事。不管你信仰不信仰佛教，伪政权能摊派多少就摊派多少。很多人耻于戴那个胸牌。“满洲国”不仅有“满洲大同佛教会”的胸章，还有中国人极为厌恶的“满洲协和会”的胸牌。“满洲国”的这些摊派，除了被逼无奈不得不在日本人眼皮底下戴这些牌牌的人之外，只有几个汉奸得意扬扬地戴着这些牌牌到处欺骗，后来日本人也发现这种愚弄中国百姓的方法太不得人心。
“满洲大同佛教会”号称宗教，在临江却没有一座庙，也没有一个和尚，势力一度很大，因伪满政权支持它。在临江的历史上，一个佛教会闹得全城不安，这是前所未有的。不念经不念佛，只讲政治——“日满提携”。“满洲国”统治者以宗教的名义，对临江县民进行讹诈、骗钱，要求中国人效忠日本，接受日本殖民者的思想统治。
在满洲利用宗教之名统治中国人民的，不仅有“满洲大同佛教会”的创办人，还有投靠日本人的哈尔滨极乐寺的方丈如光，他早早投靠了日本，既有佛家丛林，又有声望，组织“满洲国佛教总会”顺理成章。
“满洲国佛教总会”倒是一个佛教组织，只是它投靠了日本，不得人心。它在满洲也受到伪政府的支持，在满洲有庙宇的地方设置分会，组织较严整。我不知道卧虎山西坡上的那座佛庙中的和尚怎么样，估计也消停不了。当时要求中国和尚必须向满洲的日本统治者念佛效忠，祈祷“日满协和”，宣扬日本“圣战”给亚洲带来的“和平”，不然，和尚的饭也不好吃，不仅当不了和尚，而且生命是否保得住都难说。
日本计划把满洲（东北）的佛教和日本在满洲的佛教合并起来，将满洲的中国佛教全面日本化，改造为从属工具。
在满洲的日本佛教和它国内一样，有各宗各派，有自己的佛庙，历来只向日本人开放、传教，而不向中国人开门，不吸收中国教徒。中国人到日本庙去参拜的，在20世纪30年代极少。很多日本和尚都瞧不起中国和尚，更愿意自己独立。中国和尚除向他们卑躬屈膝之外，别无他事，“提携”只能是一句空话，统一组织谈何容易。
三满洲第二次“建国”，日本天照大神成主神
1937年，日本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起初进攻迅猛，大有吞华之势，但此后陷入战争泥潭，纠缠了4年，前途茫茫，日本失去耐心，又于1941年发动袭击美国珍珠港的太平洋战争，自诩为“大东亚战争”。*初阶段，所向无敌，就像七七事变时开打一样，中国香港、南沙群岛以及英属新加坡都改为日本的地名，划为日本领土。日本的得意没几天，它的航空母舰、战舰接连被击沉。现代工业发挥了作用，美国的战舰、飞机越来越多，日本并没有获得战争的胜利，而是遭到战争的惩罚。
日本在战争中加紧了对所谓的后方基地“满洲国”的政治、军事、思想压迫和经济掠夺。政治的、思想的、军事的统治是其经济掠夺的支柱，那时日本的统治力度日益加剧，措施花样翻新。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是所谓“满洲国”的统治者，它的侵略也带来其宗教势力的扩大。为让其信仰随处有所寄托，日本人在其所到之处大量修建寺庙、神社。
1940年，日本安排溥仪访问日本，说是第二次访日，溥仪在回“国”后发布诏书。日本殖民统治者宣称，这是满洲的“第二次建国”。日伪的“王道”转换成了“惟神之道”，即日本的神道。在当时的日本国内也没有实行这样的神道政治。日本帝国主义真是太欺负中国人了。
日本将古代贵族崇拜的日本始祖“天照大神”，定为满洲——中国东北——各族人民的始祖，宣称其是满洲的主神，要求日日月月敬拜。日本和满洲的关系由“友邦”（九一八事变之后）变为“盟邦”（1935年溥仪**次访日之后），再到“亲邦”（第二次访日之后），升为父子关系。满洲成为日本帝国的一部分，所有在满洲的日本人都是“满洲*后的领导者”。日本毫不含糊地把这话写在它的各种文件里。
日本人的地位理所应当地升为上位。虽说伪满各部，一帮汉奸伪部长的位置没有变化，日本人仍是副手，但副手的权势更大。在一些伪省、市、县，日本人已经毫不客气地坐上**把交椅，出任伪省长、伪市长、伪县长。伪满的文件历来是中文在前日文在后，自“亲邦”之后一律改为日文在前中文在后。占伪满人口大多数的汉族，被改名为满人，汉族不再存在。“满洲新天地”的“国歌”，也改为日本人用不三不四的、拙劣的、既非古汉语更非现代汉语写的歌词，强迫中国人歌唱，这些歌也传到中国寺庙。
为了实现政治上、思想上的强制，日本殖民当局在全满洲各伪省、市、县、旗以及主要街镇等，一律建立起中国人必须跟着日本人去祭祀的天照大神的神社，从官吏到老百姓，不管信不信仰，每周必须到神社去参拜、祈祷，敬拜天照大神降福，祈祷日本“大东亚圣战”的胜利。
日本的这个神地位至高，在满洲的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都必须奉天照大神为“满洲建国元神”，满洲的始祖。照日本的理论，佛的始祖不是释迦牟尼，是天照大神；基督教、天主教的始祖不是耶稣基督，也是天照大神。这已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思想上的、政治上的粗暴镇压，古今未见。
日本将日本神定为满洲的**神。不仅宗教界的中国人，而且在满的中国人都被强制性地灌输这种思想。基督教、天主教中有欧美人，他们在“大东亚战争”爆发后，被统一送到“奉天”（沈阳）或四平监禁，日本人逼迫他们交出财政大权和房地产，然后将他们干净利落地驱逐出境。
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的殖民统治者在满洲的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一律改为贯彻日本意志的组织。这年年末，日本通过伪民生部发布一道指令，将满洲各宗教组织、各慈善团体加以整顿，统一称为“国民教化关系团体”，对满洲的中国宗教慈善团体和一部分日本团体进行统一领导、监控、利用。
“国民教化关系团体”分为两类，**类为宗教团体，有“满洲国佛教总会”“满洲国道教总会”以及满洲基督教联合会、日本基督教团、满洲朝鲜基督教会、天理教、满洲回教协会及其他；第二类为教化团体，有“满洲帝国道德总会”“世界红卍字会满洲国总会”“满洲大同佛教会”“满洲国博济慈善会”“满洲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新京五台山向善普华佛教总会”及其他。
这是日本全面垄断中国东北信仰、慈善团体的**行动。
在战争环境下，在“民生部”（1945年改为“厚生部”）的领导下，这些团体很少从事宗教、慈善活动，而是进行了很多政治活动，如组织各色名义的“报国班”，到满洲各地搜刮民财，强迫储蓄，动员“出荷”粮食。
基督教里的日本牧师中，有人大感不平。在日本国内，神道、基督教是两个宗教团体，在满洲，神道却成了至高无上的神。满洲基督教联合会的一个牧师声称：我支持“大东亚战争”，但我信仰的是上帝，不是天照大神。日本关东军、日本“大使馆”的头们大为光火，将其逮捕审查，逐回日本国，加以惩罚。
日本进驻满洲的各派宗教团体，都是站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立场上的。自甲午战争始，日本军队开到中国东北哪里，他们的宗教就出现在哪里。和日本军队一样，他们以中国人为敌，攻击中国人，且不比日军更慈悲。
特别是在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制造“满洲国”后，日本利用其政治、军事的占领特权，派遣大量的日本和尚、神职人员到满洲，其所到之处大肆兴建日本寺庙、日本神社。“第二次建国”实际上成为日本统治满洲的分水岭，在政治、经济进一步日化的同时，日本人在思想统治上竟搞起侮辱中国人的神道化，日本的狂妄可见一斑。
四小城临江“惟神之道”急行
七七事变后，日本和尚在边城临江**次露面，在这之前从未见日本和尚在街上转悠。这个日本和尚在临江街东租下一间民房。显然，是临江政府的安排，那时临江已有户籍。和尚穿着袈裟，敲着咚咚响的单面鼓，在临江街上转圈。单面鼓和萨满教的单面鼓近似，只是鼓的两面有题字，一面题着“南无阿弥陀佛”，另一面题着“武运长久”。
临江人明白，这个日本和尚虽唱“南无阿弥陀佛”，却是个侵华的和尚。他来到临江，安营扎寨，是为了祈祷日本在中国关内的战争获得胜利，为当地的日本人祈祷。这让中国人的心里非常不舒服。我父亲在心里非常不满，常在家里发牢骚，他嘲笑说：“敲鼓就能打胜仗吗？”
日本和尚响起的鼓声，标志着临江成了日本和尚的天下，这个和尚出现了之后，隔年又来了一个日本和尚。和**个日本和尚一样，租赁一家民房，安营扎寨，每天穿着袈裟，敲着单面鼓，也在临江街上转圈。单面鼓上一面书写“大东亚圣战万岁”，另一面写着“打倒米英”。“米”是日文中的美国，当时日本蔑视美国。鼓上好像还有什么文字，现已记不得。那时日本在其发动的战争中，越打越力不从心。
日本和尚在行路中，从不和中国人说话，中国人也不和他们说话。我一直在想，日本和尚不知道中国人不喜欢他们吗？从他们木然的表情里不得而知。
日本和尚虽然天天能看到卧虎山上的中国小庙，却从没有看到他们到那里去，也没有看到中国庙里的和尚和日本和尚有什么往来，可以说各有各的事。
日本宗教在东边道折腾，并不是一两个日本和尚的问题，如果是那样倒也简单。实质上这是日本的满洲统治政策的一环，是要搞出一个更大的折磨中国人的政策，要中国人都接受信仰天照大神。日本是在赤裸裸地同化中国人民的思想、信仰。
日本对中国满洲的物资和资源的劫掠，需要日本宗教的配合。我们亲身体验过日本对东边道资源的劫掠。在我们居住区域的临江，日本发现了大量战争急需的煤炭、铁矿、铜矿、有色金属等矿藏。战争越打越紧张，日本便急匆匆向临江投入资金进行开发，建设矿山设施、机器厂房，修建铁路，派遣日本技术人员，抓捕劳工，进行开采。临江就是在那时才修通到通化的铁路的，它打开了除鸭绿江水路的另一条通路。记得通车的那一天，火车头上插着两面旗子，一面是日本国旗，另一面是“满洲国国旗”。从那以后由于在鸭绿江上建设水电站，水路不再通畅，只能走陆路。
20世纪40年代，随着日本人开发东边道人烟稀少的矿山，他们也在所到之处建立起日本神社。比如，在铁厂子、烟筒沟、大栗子沟、林子头、五道江、二道江、七道沟、三道沟等新开的矿山，先后建立起日本神社，供奉天照大神、明治天皇。
自从天照大神成了“满洲神”之后，日本人一声令下，日本神社在东边道各县纷纷建立起来，就像日本在满洲其他各伪县建立神社一样。通化县神社，1937年建立，那是在七七事变那一年；辑安县神社，1939年建立，日本在那里修了一个水电站。抗日“赤匪”活跃的、荒僻的东边道及其他各县的神社，是在“第二次建国”“大东亚战争”之后建立的。抚松县神社，1941年7月建立；临江县神社，1943年2月建立；辉南县神社，1943年5月建立；濛江县神社，1943年9月建立。仅仅两年后，日本在满洲的统治轰然崩溃。
临江神社建在县城西猫耳山（帽儿山）下，是个很显眼的地方，从县城西望便能看到。“建国纪念日”“天长节”“大东亚战争纪念日”等这些日子自不从说，每月都让中国各界的人们拉着队伍到神社参拜。几所小学和两个男女国民高等学校的学生要排好队伍，敲着大鼓、吹着小号，迈着整齐的步伐去神社参拜。日本对中国人的参拜，监督很严。市民有时必须拿着各色祝贺的旗帜去参拜。这给我的印象是，好像日本人用一条无形的鞭子驱赶着大群的中国人。
“惟神之道”可不仅是参拜日本神社的问题，“惟神之道”是政治，是日本套住满洲的政治枷锁。在这一政策下，日本加紧了对全东北的压榨。小城临江产大米，中国人吃了犯“国事罪”，是经济犯，送去当劳工。如果是对日本人不满，就是思想犯，也送去当劳工。后来仍缺少劳工，日本人就直接在街上抓人，说是“浮浪者”。临江很多中国人的商店纷纷倒闭，东北的经济都为日本垄断。我父亲的生意走进死胡同，破产了，母亲病死，我家的生活更加困难了。
在临江，日本侵占东北后的20世纪30年代，宗教尚有空间。记得有基督教人士在街面上活动，宣传教义，无非是要吸收信徒，父亲还拿回基督教宣传时的慰问品。一时间基督教在临江市民中有一定的发展，但至今也不记得临江基督教会设在哪里。可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临江的基督教便一蹶不振，其后很多年临江再也没有基督教活动的影子。
道教在东边道有一定的影响，但在临江并不兴旺。记得临江出现过道士，活动不详。后来，日本稍有举动，道士身影便一去不返。
日本战败之前只是跳大神的大鼓，仍旧咚咚地在敲着。
日本在山城临江搞起日本神道大一统的高压局面，好像天照大神真有那么灵验。1945年在阵阵的夏风中，我耳边还听到日本妇女在哼小曲，不久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彻底战败，临江的日本人傻眼了，日本的满洲乃至临江的统治轰然垮台，临江的居民欢声震天动地，人们立即点上灯笼，全城庆祝，街上人山人海。
一两天后，我听人说，有人去砸了“巍然不可侵犯”的日本天照大神神社，他回来说：“那个日本神社里狗屁都没有，只有很小的一个镜子、一把小刀、一块破石头，把这个小庙砸了，将那些东西扔了。”
神社片瓦不存，宗教也不是好玩的。
我在想，日本不仅愚弄中国人，而且也在愚弄自己，就连他们信奉的那个神道、天照大神，也救不了日本。奴役他人的险恶用心，也迷住了自己的心窍和眼睛，遭到报复是自然的。
五赘言《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宗教侵略研究》
当《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宗教侵略研究》书稿摆在我的面前时，引起我一系列的感想。
我在拙文开头时说：“宗教在中国是普通民众*基本的信仰，至少我的感想是这样。然而在日本侵占的中国东北——所谓‘满洲国’时期却不是这样。”我以个人经历来印证这一问题。而本书对中国东北的日本殖民时期宗教研究，是从理论上深入，多方面地进行的，证实了这一问题。
我个人对伪满的宗教做了些研究。研究工作是个苦差事，越往深里研究，越是千头万绪，至少我是这种感受。宗教上的事多着呢，宗派、信仰、传播、建寺建庙、行事祭日、教会团体、事件以及中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人物、历史、军政方关系，等等。王晓峰、吴佩军、王志却能在深度上做出千般研究，将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种种主要罪行清理出来，非常难得。
一部著作要有深度，也要有广度。以东北的西方宗教为例，可以说是千头万绪，牵涉极广。在中国东北的宗教传播有其特点，日本不乏采用的拉拢和镇压两手措施，本书中都有深入研究，还是研究的重点。
东北宗教既有多民族性特点，也有和其他国家交流的特点。对这种特殊性，日本的研究者曾拿出一种理论，言称汉族是满洲的殖民者，当然也是侵略者。他们认为在文化上、宗教上，汉族当然是侵略者、殖民者，倒是日本拯救了满洲，拯救了满洲文化。理论虽然十分荒唐，日本学者却乐于这种研究。
他们三人的研究，是以大量的实据，彰显了中国东北多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和宗教的成就，并描述了它们之间的交流。中国东北沦陷时期的宗教研究，他们选择了以佛教、伊斯兰教和研究难度较大的外来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为题。罗马教廷和所谓“满洲国”的关系令人匪夷所思，“满洲国”明明是日本拼成的，罗马教皇却站在日本侵华者的立场上，称其为“国家”。罗马教皇的不公正是有历史根源的。这方面研究者较少，他们的研究填补了空白。
个人的经历多是单薄的，而我们小城的经历就更单薄了，但从那里也可以看到日本在满洲实行的宗教政策是怎么回事。侵略和掠夺且极其粗暴，无知、野蛮，这些就是日本的满洲宗教政策的特点。
日本的满洲宗教政策，今天看来也许不可思议，然而那是千真万确的，是一场民族的悲剧。那时有人如不支持，会以“思想犯”的罪名，被逮捕，发送当劳工，遭如些灾难的人们也许一去不复返。
日本制造的“满洲国”的覆灭，到今天已经过去70年，日本的满洲宗教政策方面的研究著述仍很少。王晓峰等人的研究是一次极大的突破，其成果可以说在此领域跨出了一大步。
吕元明
2015年7月30日于长春20世纪初，日本便盯上了鸭绿江流域的木材，成立了鸭绿江木材开发公司。该公司像是一只魔掌，对鸭绿江沿岸的郁郁苍苍的林木进行大肆砍伐，不到百年，鸭绿江沿岸、长白山老岭的葱郁森林，就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而在我小时的记忆中，鸭绿江两岸树木遮天蔽日，鸭绿江又宽又阔，水量非常充沛，流筏是鸭绿江的一大风景。
太平洋战争的时候，日本更是有木就伐，好像人到垂死时一切置于不顾一样。我父亲认识的人里就有人认为，伪满时的日本统治者都是靠砍伐长白山的林木而发家的。长白山山脉里零星地点缀着庙宇，其周围的树木，也难逃厄运。临江那座小庙周围就没有一棵古树，以前卧虎山的树林郁郁葱葱。伪满时期，日本人也人工造林，由于不认真，效果甚微。
我小时候，临江充其量只有几千人。县政府是个小院落，几间瓦房，这在临江就是最好的建筑。临江砖瓦房是少数，集中在一条街上，它就是中街。临江大多数是草房和木板房。木板房可能是临江建筑的一大特点。当年的临江，住的、烧的、用的都是木材，连饭勺都是木制的。临江政府大门朝南，直行可到江边儿。朝江建有一座城门楼，我记不得城墙的样子了，也许城墙挤在那一块小地方，在发展中难以长久存在。
临江城里有两家百货店，伙计不到10人。临江只有一家当铺，连钱庄都没有，更没有银行。一家铁匠铺，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几乎传遍全城。记得钉马掌的也只有一家，是一间歪草房。还有就是煎饼店、烧饼铺，但没有几家。
临江的精神信仰，最显眼的是西山坡的那座小庙。一座小庙，住一个和尚，庙事好像也不怎么忙。
小庙却是我父亲携着我，领我从愚钝到启蒙的地方。这是一座佛庙，不记得有道人。1943年日本在开发临江三道沟煤矿的时候，将卧虎山朝江面的那一半全部炸掉，铺设铁道，向三道沟煤矿开进。小庙好像随爆炸声消失了，和尚也不知去向。卧虎山露着难看的石架，临江的美丽一去不复返。
我父亲与其说是信佛，不如说是到佛庙那里去消遣，放松心情。父亲回家就忙生意，并不念佛经，也不供佛像，偶尔也会和母亲吃吃斋，数着串珠，却坚持不了多久。
作为原始信仰，萨满教在东北很流行。萨满教的跳神，在临江贫困百姓中很有影响，人们因跳神时敲着单面大鼓，称之为跳大神。也许跳大神比信仰重要，我没有看到萨满教的祭祀活动。百姓多是因为有病，才去找跳大神的。在夜间会听到单面鼓的敲击声，咚咚响，还有串铃伴奏。
老百姓也有人信狐仙，我们小孩叫它狐狸精。在山间、路旁常常看到木板钉成的盒子，用砖头、石板拼成的小屋，都高不过一尺，当成狐仙庙，但常遭孩子们恶作剧般的破坏。
也有山神庙，影响广泛。我没有看见比山神庙大的宗教建筑，闯关东的多是跑腿的，掏不起钱盖大庙。盖起的多是由木板和石片搭起的小庙，高不过尺把，和狐仙庙差不多，却备受尊崇。父亲信仰山神，给我们讲过很多山神的故事。父亲在冬日深山老林里当过木把，就是伐木工，差一点儿丢了性命。
这些都是九一八事变之前的事，小城临江的种种宗教信仰，带有当地百姓的精神需要的特点，我不记得宗教紊乱了当地百姓的生活，尽管他们的信仰是不同的。信仰生活相安无事，鸭绿江静静地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