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勇 日期：2015-12-30 19:58:08
1898年距今不过一百余年，然而它留下的谜团却让我们困惑至今：
轰轰烈烈的新政仅仅进行了103天，就被慈禧太后一夜之间全部推翻。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谭嗣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政变到底是怎样发生的？有人说起因于袁世凯告密，有人说因为维新势力的内讧，还有人说是英日俄国际势力干预的结果，真相到底如何？
本书作者以可信史料梳理排比，以日常情理细致分析，以逻辑推理填补缺失，以明白易懂的文字解疑释惑，讲述一个不一样的1898年中国故事。
作者简介：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录：
引子
第一章骚动的春天
伏阙忧危数上书
开学会振士气
爱国的权力
第二章问题并非那么严重
西花厅问话
警惕“雅各宾主义”
“伴食宰相”的西方认知
第三章一个亲王之死引发的政治地震
晚清政局中的关键人物
令人遐想的十三天
扑朔迷离的决策内幕
闪电击倒了翁同龢
第四章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引子
第一章骚动的春天
伏阙忧危数上书
开学会振士气
爱国的权力
第二章问题并非那么严重
西花厅问话
警惕“雅各宾主义”
“伴食宰相”的西方认知
第三章一个亲王之死引发的政治地震
晚清政局中的关键人物
令人遐想的十三天
扑朔迷离的决策内幕
闪电击倒了翁同龢
第四章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感觉错位的一次召见
“政治新锐”的失望
设译局透露出耐人寻味的信息
第五章党争：中国政治的顽疾
变科举为新政第一要义
新旧党争拉开了序幕
乘胜而进，立废八股
“政治边缘人”的权利诉求
所谓维新志士
第六章其实不是一个新旧问题
以改革的名义
结党攻讦，各立门户
礼部六堂官“集体下岗”
超常升迁的军机四章京
废我军机？
军机人臣找到了应对办法
不仅仅是一个饭碗问题
第七章风起于青萍之末
风乍起
一个值得琢磨的细节
谁知我心
“康不得去，祸不得息”
想象中的敌人
“非袁莫属”
告不告密确实是个问题
第八章巧合，还是阴谋
期待客卿
一笑泯恩仇
觉悟似乎太迟了
了无深意的会面
列强斗法与宠臣失宠
走，还是留？
解铃还须系铃人
墙倒众人推
第九章失望的结尾
“钦差大臣”悄然出走
吁请太后出园训政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
事情正在起变化
归复旧制第一章骚动的春天
当胶州湾事件爆发时，中国思想界正在酝酿新一轮变法维新思潮。两年前在北京出尽风头的康有为虽然不知道北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但他恰巧离开差不多隐居讲学两年之久的故里广州，于1897年9月至上海。稍后至杭州西湖泛舟。11月，复还上海。
伏阙忧危数上书
在上海，康有为拜会了文廷式，向他讨教北京官场的情况。文廷式是珍妃的老师，师生关系非同寻常，而且因光绪帝宠爱珍妃，爱屋及乌，皇上对文廷式自然是另眼相看，推崇备至；而文廷式则自以为当今帝师，有时不免不知收敛，无形中不知惹得多少显贵不舒服。
但不管怎么说，文廷式是京城乃至全国范围内的显要名流，只是由于他深深介入了宫廷内部纷争，于是在甲午战后失宠于慈禧太后，又受到言官弹劾，遂被驱逐回江西原籍，郁闷中经营煤矿，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文廷式不仅对京城官场的人脉了如指掌，而且自认为帝党中坚，当然乐意为帝党物色康有为这样的青年才俊。
康有为与文廷式也不是初次认识，他们于《马关条约》签订前后，一起在京师从事过救亡运动。文廷式在甲午战后力主追究李鸿章的责任，并予以严惩。对于《马关条约》，文廷式痛心疾首，坚守拒约、迁都、抗战三大原则，这些主张都深刻影响了康有为。
稍后，文廷式为改革现状，挽救国家，在北京发起成立强学会，思开启风气，变法图强。康有为、梁启超闻讯加入，并逐渐成为该会领袖人物。康有为与文廷式政治理念比较一致，因此文廷式也就乐于为康写了密札数通，为其到北京后疏通各方面关系提供方便。
康有为此次北京之行主要是为了请求清政府准许国人移民巴西。康以为中国人满为患，若大规模移民巴西，不仅可以化解这个问题，而且可以在巴西建立一“新中国”。据康说，这个想法由来已久，在1895年公车上书后似乎就已坚定了这一信念，在其当年不得不离开京师南下时，曾与友人陈炽郑重相约：“君维持旧国，吾开辟新国。”广东具有移民海外的悠久传统，如果一切顺利，康有为可能会成为海外移民的领袖，在巴西广袤的土地上建立一个以华人为主的新国家。
然而甲午战后，中国的政治不仅没有多大变化，而且在康看来，简直是一切不变：压制更甚，心虑必亡，于是“欲开巴西以存吾种”的信念更加坚定。与此同时，康遇见葡萄牙人及曾经游历过巴西的中国人，知巴西政府曾来约通商招工，其使至香港，而甲午战争起。巴西使节在香港逗留数月，本计划战争结束后与中国方面进行谈判，不料战事久拖不决，只好空手返国。而香港、澳门的商人获悉此消息后，均愿承担此任，尤以何穗田的计划最为详尽，任雇船招工之事。
何穗田又名何廷光，澳门巨商，且具有非凡的政治眼光，与孙中山、康有为等人都有不同寻常的交往。康有为此次赴京，其实只是为了这桩移民巴西的生意。
在北京的那些天，康有为主要为移民巴西的事奔波。他通过关系找到当朝大臣李鸿章，向李详细介绍了这个构想。李鸿章原则上表示同意，只是他略感困难的是，此事并非中国政府说了算，而必须待巴西政府委派专使前来谈判乃可行。
李鸿章的表态合乎情理，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再待在京师似乎已经没有多大必要。
在这一短暂时间里，正是中国外交危机急剧发生及变化的关键时刻。由巨野教案引发的胶州湾危机弄得朝中大臣不得安宁，尤其是德国政府不仅不肯让步，反而步步进逼，至12月5日出兵占领即墨城，故意扩大事态，迫使中国政府让步。
康有为有着天生的政治热情，他是不得已才从事移民巴西的商业活动，一旦有机会参与到现实政治中来，政治热情使他很快放弃一切。这段时间，因文廷式等人的关系，接触了不少像李鸿章、翁同龢这样的朝中大臣，他与他们的地位虽然比较悬殊，但这并不影响他发表自己对这些外交危机的看法。因为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康有为曾就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向清政府表达过意见，这几次上书虽然都没有取得具体效果，但康有为的名字在京城官场似乎并不陌生。所以，胶州湾危机可能是清政府的外交难题，但对康有为来说，无疑使他因此而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发言机会。据他自己后来描述，胶州湾事件确实给他极度脆弱的心灵以致命打击，爱国保种之心油然而生，于是奋笔疾书，上书言事，很快草就《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呈》。康有为期待由此重演1895年公车上书故事。
在这份后来被称为《上清帝第五书》的文件中，康有为详尽分析了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为甲午战后三年来，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瓜分中国为言。其分割之图，传遍大地，筹划详明，绝无隐讳。康有为推测，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实在为列强瓜分中国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德如成功，列强必群起而效尤，诸国咸来，并思一脔，瓜分豆剖，渐露机牙，犹如地雷四伏，导管遍布，一处火燃，四面皆应，胶州湾事件只不过是列强的借口而已。
在康有为看来，中国如欲摆脱被动的国际环境，只有在内政上下功夫，使中国尽快以近代民主国家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至于如何变法，康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上中下三策：
上策：取法俄、日以定国是，铲除旧制度根基，建立君主立宪体制。
中策：大集群才而谋变政。
下策：中央政府拱手无为，听任疆臣各自变法。
康自信，实行上策，国家可以富强；能行中策，中国还可以维持积弱的局面；仅行下策，大清王朝则不至于尽亡。若徘徊迟疑，因循守旧，上中下三策都不实行，那么幅员日割，手足俱缚，腹心已到，大清王朝欲为偏安，无能为计，必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终必如前明一样，重演煤山故事。
康有为此时的官方职务为工部主事，理所当然，这份建议书要想上报清廷政治高层，只能通过工部主管予以转递。不料工部尚书淞淮读到“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时，以为这些词句尽管说得极为痛心，极为真诚，但无疑具有明显的“犯上”倾向，至少不是吉祥之言。淞淮为此极为震怒，而且决定不能以工部的名义转递。
淞淮字寿泉，满洲镶蓝旗人。原为翁同龢任工部尚书时的属员，据说是翁一手提拔起来的。翁同龢获知康有为上书情形后，觉得有必要通过正常渠道将这份上书送到光绪帝手里，所以他凭借自己与淞淮的交情，先后两次到工部与淞淮交涉，作疏通工作，劝他将这份上书转呈。或许是淞淮受到其他更高层面的压力，或许是他真的认为这份上书没有多少价值，总之他并没有听从翁同龢的劝告。
不过，康有为在呈递给工部的同时，就有意识将这份上书分发出去。京城内外广为传抄，且刊载于报，受到一些士大夫和开明官僚的称赞。而翁同龢大概也是通过外间的流传看到这份上书，并找淞淮进行交涉的。
翁的交涉并没有起到作用，京城官场上关于这件事的各种传言大概也使康有为有点不快。总之，根据他的既定计划，将于1897年12月11日（十一月十八日）离开北京，返回南方，因为“是时将冰河”，不便久留，所以“行李已上车”。
临行前，康有为又草三疏交内阁侍读杨锐分转监察御史王鹏运、给事中高燮曾上之，又与户部主事曾习经（刚甫）相约同赴都察院面呈，并先与都察院主管徐寿蘅言之。就政治理念而言，康有为清楚地知道徐寿蘅本属旧党，不过他的优点也很突出，即“能待士”。徐寿蘅看了康的上书后，并不像淞淮那样以为有什么问题，很爽快地答应将这份文件转呈清政府高层。
当此时，梁启超的内兄、时任刑部左侍郎的李端菜也在胶州湾事件的刺激下，激昂忠愤，欲联九卿上书清廷，于是康有为在临行前也为他起草了一份奏折。不过遗憾的是，当李端棻拿着这份奏折找人联署时，竟然没有人同意。不得已，李端棻将此折转交国子监司业贻谷上之。
处理完这些文件后，康有为前往当今帝师翁同龢的官邸告辞。翁不在家，康“投以书告归”，留个纸条，说他将在今天（12月11日）返回南方。
翁同龢并不是故意不见康有为，这些天他正为胶州湾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所以当他退朝回家看到康的留言后觉得有必要劝他留下，以为外援，遂以帝师之尊枉顾南海会馆，明确告诉康不要走，并告诉康，他已在今天早朝时力荐康于上矣，谓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举国以听。相信朝廷不久将“大用君矣，不可行”。
或许是翁同龢知道光绪帝将大用康有为的心迹，或许是其真的爱才如渴，总之，翁期待这位将来终有一日掌握清政府大权的年轻后生要耐得住寂寞，不要计较一时之得失，不要因为这些小小的挫折就放弃多年的追求，更不应该因为上书无法转至高层就意气用事一走了之。他似乎还就自己所知的一些情况作了介绍，甚至向康表白自己也是主张变法维新的新党，与他在本质上是同道。
在翁的劝说下，康有为回心转意。他觉得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自己都应该继续留在京城利用已赢得的机会，更应该对得起翁师傅的厚爱，为国尽力，为国效忠，在政治场上进行一番拼杀，以达到光宗耀祖、留名青史的人生目的。不管怎么说，康此时至少相信，留在京师进行政治投资，肯定要比回到南方进行移民巴西的商业活动有利得多，也有效得多。
对于翁的诚恳挽留，康有为感激至深，他在后来所作的一首诗中比较真切地留存了这次晤面对其后来的深刻影响。诗中写道：
胶西警近圣人居，伏阙忧危数上书。
已格九关空痛哭，但思吾党赋归欤。
早携书剑将行马，忽枉轩裳特执裾。
深惜追亡萧相国，天心存汉果何如。
诗意虽然比较隐晦，但多少透露出他们谈话的信息。他把自己与翁的关系比喻为韩信与萧何，说翁深夜来访并挽留他，就是韩信月夜追萧何，是大清王朝礼聘能够辅佐江山的能臣贤相。他在这首诗的“题记”中说得更明白：“胶变，上书不达，思万木草堂学者，于十一月十九（12月12日）晓，束装决归。是日朝，常熟力荐于上，凌晨来南海馆，吾卧未起，排闼入汗漫舫，留行，遂不获归。”不过这次见面并不见于翁同龢的日记。
开学会振士气
翁同龢的挽留是康有为中止回归故里的原因之一，而康最终决定留在京师的另一背景是另外一位官场朋友、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的帮助。
高燮曾（1841～1917），字理臣，名楠忠，湖北孝感人。同治十三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甲午战败，高燮曾联名上奏折弹劾李鸿章误国，要求惩处，以儆将来，又曾疏指慈禧太后懿旨有“挟朋比私，淆乱国是”之语，具有浓厚的维新思想。
根据康有为自编年谱的记载，他在戊戌年间曾数次为高燮曾代拟奏折，可见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康在准备离京南下的时候，曾草三疏由杨锐分发给王鹏运、高燮曾寻机上奏清廷。这次草拟的奏疏特别是康转交给高燮曾的那份奏折究竟是什么内容我们不太清楚，但根据他的一贯做法，似乎是借助高的力量推荐自己。12月12日，高燮曾向清政府呈递了一份《请令主事康有为相机入西洋弭兵会片》。这是清政府官员第一次正式举荐重用并请求皇上召见康有为，因而引起了清廷的高度重视。片上当日，即有上谕责成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酌核办理”。
然而由于高燮曾的建议有违清廷惯例，所以总理衙门在经过研究后并没有采纳。这其中并不像康有为后来回忆的那样有多少阴谋，因为高的建议不仅有违惯例，而且从当时的实际情形看，委派康有为相机参加西洋弭兵会更不是当时之急务，不需要现在就作出决定。总理衙门当时最头痛的事情还是正在进行中的中德、中俄交涉。也正是在这一交涉过程中，康有为不断从旁介入，方有后来故事的发生。
清政府没有很快启用自负的康有为，这其实也在康的预料之中。所以当他决定继续留在京师从事政治活动的时候，政治策略实际上就已形成，即继续采取先前行之有效的政治手腕：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学会振士气于下，以双管齐下、上下其手的老办法，在向清廷上书的同时策动正在京师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成立新的政治组织，并以此为阵营，相机联名上书，向清政府施压，重演1895年公车上书故事。
1898年1月5日，康有为策动在京广东应试举人及各界名流二十余人聚会于南海会馆，宣布成立粤学会，欲续先前强学会之旧，意在团结粤籍维新志士。康又觉得各省会馆皆为各地京官会集的中心场所，因此值得在各省会馆中推广这一以地域方式命名的新学会，于是草疏交江西道监察御史陈其璋上言，请将总署同文馆群书颁发各省会馆，以便各京官讲求。正是在粤学会的影响下，清政府接受陈其璋的建议，奉旨照办。各省旅京志士纷纷成立区域性的维新团体，从而使百日维新前的新学会总数急剧上升。
在创办成立粤学会的同时或稍前，康有为还与詹事府中允文焕、翰林院编修夏虎臣等满洲官员数人计划筹组“经济学会”，拟将京中八旗士大夫自亲王及各大臣以下集中在经济学会的旗下，“讲求实学，可以为天下风气”。由于该会的组织构成以八旗贵族为主，故曾一度有“八旗学会”之称；又由于此会的主体为八旗士大夫，因此康有为等人计划邀请庆亲王奕勖主持，并将已拟定的章程送呈，甚至已代他草就序文。奕勖原则上答应了康有为等人的请求，但对“经济学会”这一名称略有异议，坚持要删除“会”字。奕勖的意见不为康等人所接受，“议不合，事遂已”，经济学会最终胎死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