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晓晴 日期：2016-01-28 13:25:50
全书分为清史、史学理论、其他史学论文和书评四部分，其中清史和史学理论为主体部分。清史部分主要研究了清入关前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两朝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及清代辽宁流人文化和清朝参务管理制度；在史学理论部分，作者重点研究了清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和方志学家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
作者简介：
廖晓晴，1958年9月生于辽宁省沈阳市，祖籍四川省成都市。出身史学世家，受家庭影响，自幼立志史学事业。198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9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文献学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任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辽宁省重点学科——明清史学术带头人，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院学术带头人。长期以来，主要从事清史和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主要社会兼职：中国史学会理事、辽宁省史学会副理事长、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副理事长、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组专家、辽宁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成员和成果评审组专家、沈阳市历史学会副理事长。
目录：
清史篇
清代文化史研究之我见／3
清代前期文化领域里的复古主义倾向／11
清代碑学的崛起／21
任职勤勉、持己清洁的“贤相”吴琠／34
清代科举制之“馆阁体”／38
清初考据学与“四王”画派／68
清代考据学与篆刻艺术的复兴／86
入关前清统治者的文化政策／98
满族崛起的文化因素／101
试论清初统治者的重武轻文意识／111
清代辽宁流人与流人文化述论／122
辽宁清文化的概念、精神及保护开发／135
试析清代东北流人文化的内涵／140
清初著名爱国文化流人——函可和尚／149清史篇
清代文化史研究之我见／3
清代前期文化领域里的复古主义倾向／11
清代碑学的崛起／21
任职勤勉、持己清洁的“贤相”吴琠／34
清代科举制之“馆阁体”／38
清初考据学与“四王”画派／68
清代考据学与篆刻艺术的复兴／86
入关前清统治者的文化政策／98
满族崛起的文化因素／101
试论清初统治者的重武轻文意识／111
清代辽宁流人与流人文化述论／122
辽宁清文化的概念、精神及保护开发／135
试析清代东北流人文化的内涵／140
清初著名爱国文化流人——函可和尚／149
郝浴及其银冈书院／154
清入关前实行科举制考论／164
清代盛京、吉林、宁古塔官参局设立时间考／177
清朝参务管理制度的嬗变／179
乾隆五十九年参务案／198
急功近利的清朝参务／219
清代盛京上三旗包衣采参事略／223
清朝在东北地区实行的参务政策／227
清朝对偷参活动的惩治／232
论龚鼎孳／246
史学理论篇
杜佑与《通典》／259
刘知几与章学诚／267
民国时期方志学理论述评／295
论章学诚的“贵专家之学”／311
章学诚“史意”说考辨／318
其他史论篇
两汉“任子”问题之探讨／341
抗日战争的起点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上限应当分开／348
“不抵抗”政策是蒋家王朝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359
沈阳审判与纽伦堡、东京、南京审判比较研究／371
日本在东北地区实施的鸦片侵略政策
——以抚顺千金寨地区鸦片毒品贩卖活动为中心／384
辽海文化之我见／395
东北人观念落后的历史成因／398
书评篇
中国区域史的一部扛鼎之作——评《中国东北史》／405
清代东北满族史的一部拓荒之作——《清代东北边疆的满族》评介／409
一部亚文化专题史的填补空白之作——评曲彦斌著《中国乞丐史》／414
人书俱老德艺双馨——记我的书法老师祁毓麟先生／419前言自序
我出生在书香门第，今生能够与史学结缘，主要受家庭影响。父亲廖德清，成都人，早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史地系，曾听过徐中舒教授讲授的课程。新中国成立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生班，导师是尚钺，辅导员是戴逸。毕业后到辽宁大学历史系任教，讲授的基础课程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专业课程是《中国古代思想史》。曾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教授职称。母亲刘敏洁，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在辽宁大学历史系任资料员，职称是副研究馆员。
记得小时候家里的书架上摆满了微微泛黄的古书，或是清末的线装书，或是大部头的《四部备要》，或是王云五编辑的薄薄的小书，父亲经常翻阅这些书。出于好奇，我也偶尔自序
我出生在书香门第，今生能够与史学结缘，主要受家庭影响。父亲廖德清，成都人，早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史地系，曾听过徐中舒教授讲授的课程。新中国成立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生班，导师是尚钺，辅导员是戴逸。毕业后到辽宁大学历史系任教，讲授的基础课程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专业课程是《中国古代思想史》。曾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教授职称。母亲刘敏洁，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在辽宁大学历史系任资料员，职称是副研究馆员。
记得小时候家里的书架上摆满了微微泛黄的古书，或是清末的线装书，或是大部头的《四部备要》，或是王云五编辑的薄薄的小书，父亲经常翻阅这些书。出于好奇，我也偶尔偷看，然而当时根本看不懂，好似天书一般，有些书的内封上还绘有古人射箭的图案，更觉神秘。正因为感觉神秘，心里反而十分向往，很想知道里面究竟写些什么！既然这些古书暂时看不懂，我就转而看一些历史故事，如蔡东藩撰写的《前汉演义》《后汉演义》，以及明清小说《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当时读这些历史故事书也不是很顺利的，主要是不认识繁体字，但经过一番艰苦的磨炼之后，在小学毕业之前基本过了这一关。
我小学是在沈阳市宁山路小学就读的，班主任老师郑玉琦，这是我要一生铭记的**位老师。记得在小学四年级一次作文中，郑老师批改后唯独没有把作文本返还给我，我正困惑间，郑老师却把我的作文作为范文在全班宣读，此后我信心倍增，益加努力，作文在全班乃至全年级宣读成为常例，于是在同学间便有了个绰号——“大学生”。家中尚未来得及翻看的《写作知识》一书，因此也被同学的家长借去，错失阅读机会。现在看来，小学作文毛病多多，与其说我在小学四年级时开始显露了一些写作方面的天赋，不如说受到老师的激励作用更大。我至今认为，孩子教育不但需要批评，更需要鼓励。
上了中学之后，我开始自学古诗词，当时能够见到的就是《毛主席诗词》。在一次作文中，我就模仿毛主席的《西江月》词律写了一首，结果被年级组长老师叫到办公室，问我是在哪儿抄的，我说是我自己写的，年级组长老师竟然说我不诚实，认为这样的诗词不是这个年龄段孩子能写的。我有口难辩，心里是又好气又好笑。还有一次在儒法斗争宣讲会上，我因偷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简本）》，被老师发现，说我是走“白专”道路，入团时间延缓一期，说是考验。在中学期间**能令我聊以自慰的是，在母亲工作的资料室找到了王力撰写的《古代汉语》，得到这部书真是如获至宝，我当时想这是读懂家中古书的津梁，因此每天早上都反复背诵，终于在中学毕业之前，我背熟了四册中的前三册，这为我日后阅读古文献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1977年8月9日，作为*后一批知青，我来到辽宁省开原县三家子公社南英城子大队插队。知青的劳动和生活是十分艰苦的，为了好好干，早日抽调回城，晚上收割归来之后，经常都顾不上洗脚，便去磨镰刀，镰刀磨得飞快，甚至可以刮胡子，以便明天收割时不落后。冬天要戴着棉帽子睡觉，第二天清晨起来，眉毛上都结了白霜。对于这段经历，我现在的看法是：它是用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因为这使我真正认识了社会，使我有了思考问题的深度，在后来的治学和社会交往中皆受益匪浅，然而再回到农村的那个日子里也是不肯的，因为毕竟是学非所用。
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之后，我知道自己能考上，在乡下经过近两年的努力，终于在1979年以全省文科第66名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北京师范大学虽名为“师范”，但实际上是以培养研究人才为宗旨的。入校后，刘家和老师给我们讲授世界古代史，开始的**句话便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是培养历史学家的，而不是一般的历史教师。”让我们同学都以成为历史学家为终身追求目标。黎虎老师讲授先秦史，期末考试时，不采取传统的以背书为主要内容的闭卷形式，而是实行撰写论文的考试方法，着重培养同学们综合研究能力。唐赞功老师讲授秦汉史，期末亦实行撰写论文的考试方法，他曾说：“大学主要培养同学们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至于历史知识内容，书架上的书写得*为详细，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去背。”何兹全老师是我国魏晋封建说的代表学者，讲授中国经济史，当时还有一些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师来听课。何老师在课上每人发一篇《史记?货殖列传》的打印稿，要求在阅读十五分钟之后，提出问题。何老师解释说，这主要是考查同学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在同等的时间和同一篇文章中力争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现在想起来，真是循循善诱，获益匪浅。
1983年大学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四年之后，也就是1987年，我又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历史文献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黄苇教授。
以上这些老师，都是我终生不能忘记的人。父母生育了我身，老师却塑造了我的灵魂。我平生*敬重的就是我的老师。
1990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辽宁人民出版社古籍编辑室工作，1992年调入辽宁社会科学院，先是在党史研究所工作，1996年又调入历史研究所工作。进入历史研究所工作之后，所长关嘉禄老师积极培养我，使我在政治和学术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张玉兴老师也十分关心我，经常鼓励我要刻苦治学，并给了我很多的清史资料。
时光荏苒，屈指一算，来辽宁社会科学院工作已有23年。这部《文集》就是在这23年期间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从内容上看，这部《文集》收录的40余篇文章可以分为四部分，即清史、史学理论、其他史论和书评。
在清史文章部分中，又可以细分为两类，即清代东北史和清代文化史。
关于清代东北史研究的文章主要有《入关前清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清入关前实行科举制考论》《满族崛起的文化因素》《试论清初统治者的重武轻文意识》《辽宁清文化的概念、精神及保护开发》《清代辽宁流人与流人文化述论》《清初著名爱国文化流人——函可和尚》《郝浴及其银冈书院》《清代盛京、吉林、宁古塔官参局设立时间考》《清朝参务管理制度的嬗变》《急功近利的清朝参务》《清代盛京上三旗包衣采参事略》《乾隆五十九年参务案》《清朝在东北地区实行的参务政策》和《清朝对偷参活动的惩治》等。
众所周知，清朝崛起于辽宁，即所谓“龙兴之地”。为了凸显地方特色，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自建院和建所以来，一直把清代东北史，或称清前史，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笔者自1996年进入历史研究所以来，继承了本所老一辈学者的学科传统，从事这一领域的课题研究。上述文章又可分为三个问题，即关于打造辽宁清文化品牌的问题，关于清代辽宁文化流人的问题和关于清朝参务管理制度的问题。
关于清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文章有《清代文化史研究之我见》《清代碑学的崛起》《清代科举制之“馆阁体”》《清代前期文化领域里的复古主义倾向》《清代考据学与“四王”画派》《清代考据学与篆刻艺术的复兴》等。
选择这一研究领域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其一，清代文化史是目前中国文化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亟待加强。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全国范围内兴起了文化热，在史学界也兴起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热。在这场文化史研究的热潮之中，中国文化通史与各断代文化史如雨后春笋，纷纷问世。从各断代文化史的研究来看，迄今为止，几乎各个朝代的文化史均已出版，唯独清代文化史尚付阙如。因此笔者亦选择了这一研究领域，争取有所建树。其二，笔者认为：如将清代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与文化史联系起来，进行综合性考察，必将推动清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例如，清朝在以武力统一全国之后，为了消除在汉族知识分子中存在的反清复明意识，采取了高压与怀柔相结合的两面政策。一方面搞“文字狱”，以残酷的手段镇压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开“博学鸿词科”和明史馆，编纂《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图书，吸纳知识分子参加，给他们以出路。同时清朝还利用清初启蒙思想家顾炎武开创的考据学，泯灭其“经世致用”的宗旨，倡导为考据而考据的复古主义学风，*终将考据学派转变成为清朝粉饰太平的工具。对于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做文化领域里的考察，就很难知道清朝统治者实行的高压与怀柔相结合的两面政策是否得到落实？如果确实得到落实，那么落实的程度如何？在落实的过程中，具体情形如何？皆无从得知。本人撰写的《清代前期文化领域里的复古主义倾向》《清代考据学与“四王”画派》和《清代考据学与篆刻艺术的复兴》三篇文章，便回答了这个问题。通过这三篇文章，我们就会对清朝统治者实行的高压与怀柔相结合的两面政策有了更为具体明确的认识，同时在清代绘画领域、书法领域、篆刻领域，以及自然科学领域，也找到了影响它们发生和发展的政治原因，从而深化了这些文化领域的主题，正所谓彼此促进，相得益彰。
关于史学理论部分，有关的文章主要有《章学诚“史意”说考辨》《论章学诚的“贵专家之学”》《刘知几与章学诚》《杜佑与〈通典〉》《民国时期方志学理论述评》等。
由于笔者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历史文献学，因而在这一研究领域亦有所涉猎。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是本领域里研究的重点。章学诚是清代*伟大的史学理论家和方志学家。他的史学理论和方志学理论主要反映在《文史通义》一书中，《文史通义》的内容很丰富，但其基本精神是主张“史意”一说。章氏虽然一生力主“史意”之说，但对“史意”的概念从未做过说明，因此引起史学界的纷争，迄今没有达成共识。如果概念不明确，便会直接影响对章氏史学理论和方志学理论的理解和解释。鉴于此，笔者撰写的《章学诚“史意”说考辨》一文，突破前人就章氏的某段有关语句进行推断“史意”的办法，采取认真考察章氏在史学理论和方志学理论上的各项具体主张的方式，诸如：“史意”与历史编纂学、“史意”与校雠、“史意”与史评和“史意”与修志等各个方面，由下至上地综合分析出章氏的史意内涵与外延，*终得出“史意”乃是探索事物发展过程中规律性认识的结论。应当说这为推动史学理论和方志学理论的研究做出了一点贡献。
关于其他部分的史学论文主要有《两汉“任子”问题之探讨》《抗日战争的起点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上限应当分开》《“不抵抗”政策是蒋家王朝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沈阳审判与纽伦堡、东京、南京审判比较研究》《日本在东北地区实施的鸦片侵略政策——以抚顺千金寨地区鸦片毒品贩卖活动为中心》《辽海文化之我见》等。在这些论文中，《两汉“任子”问题之探讨》是本人的大学毕业论文，也是*早发表的论文。其他几篇论文都是本人由于特殊机缘而撰写的论文。
关于书评部分的论文主要有《中国区域史的一部扛鼎之作——评〈中国东北史〉》《清代东北满族史的一部拓荒之作——〈清代东北边疆的满族〉评介》《一部亚文化专题史的填补空白之作——评曲彦斌著〈中国乞丐史〉》《人书俱老德艺双馨——记我的书法老师祁毓麟先生》。以上这些书评，大都是受人之邀、应人之请而撰写的文章，有必要一提的是，*后的一篇文章是为介绍我的书法老师祁毓麟先生而写的。我平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史学，二是书法。我的史学老师较多，而书法老师只此一位。祁毓麟先生是辽宁省书法界的元老，自1991年初有缘结识祁老师并成为弟子，至今已有24年矣！是祁老师把我引入学习书法艺术的正途，使我在书法艺术上有了很大的进步，故借此文集一角，以铭记师恩。
除了以上收入《文集》的文章之外，笔者还参加了国家清史工程的工作，撰写了《王鉴传》《沙尔虎达传》《尼堪传》《李国翰传》《屯齐传》《罗托传》《豪格传》《林起龙传》《阎应元、陈明遇传》和《龚鼎孳传》共10篇传记，其中《王鉴传》被列为撰写画家传记的样稿。因为清史工程至今尚未结项，故没有收入《文集》之中。
没有收入《文集》之中的还有著作。本人共撰写三部著作，即《史林巨匠——章学诚与史著》（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1997）、《畸形人生——中国历代宦官》（辽海出版社，2001）、《线条里的神韵——中国历代书法》（辽海出版社，1998）。主编了三部著作，即《清代帝王》（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清史鉴知录》（辽海出版社，2010）、《清代文化名人传略》（辽海出版社，2015）。
值此《文集》出版之际，自己并无太多的欣喜之情，相反更多的是感到汗颜和遗憾，因为这和我年轻时代的期望相去较远。我是学习清史的，记得当初读到清代的考据学风时，认为那个时代的学者实在是太僵化和愚痴了，做了一生舍本逐末的学问。然而我们这一代学者又当如何呢？浮躁之风充斥着整个学术界，追逐高额利润的课题成了人们治学的动力和风向标，由此催生了一批擅长课题论证的“专业户”，结项时发表的成果质量却很差；每年一度的量化打分成了衡量人们科研成果的主要评价体系和评职定级的主要依据，将学者们的时间一段一段地人为分割开来，结果只能是出现一大批科研成果的早产儿，庸品多而精品少。有人说：科研就是将白纸变成废纸的过程，此言虽是调侃，但并非一点道理没有。以此与清代的考据学风相较，考据尚能得到一些真知，而浮躁则一无可取。笔者生当此世，亦不得不为稻粱谋，面对现实，因此应时之作多而沉潜之作少。不要说与古代学者相比，就是与上一辈学者相比，也是功底浅薄，自愧不如。虽然如此，但这些文章毕竟是自己的一生心血所注和精神轨迹所在。清初画家王鉴暮年时，曾在自己的画上题曰：“倘遇知己不鄙弃而收之，余魂魄犹依依于旁也。”我虽不能与王鉴相比，但此刻的心情却有些许相通之处。值此辽宁社会科学院为本单位学者资助出版文集，亦属难能可贵之善举，使我得以借此载体，将几十年的史学研究所得寄存于世间，也算是心有所寄，意有所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