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龙 日期：2016-03-03 20:30:04
1927——1937年，这十年不是一个*好的时代，也不是一个*坏的时代，这只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悲剧的时代而已。民国乱世，枭雄辈出。他们大多崛起于草莽，在民国版图合纵连横。城头变幻大王旗，各领风骚三五年，制造了一桩桩称霸民国的“神话”，演绎了一件件封疆裂土的“事变”。剥去尘封百年的民国政府历史面纱 体味中央政权与地方军阀兴衰成败1926年7月正式开始的北伐战争，是一场令国民党成功问鼎中原的战争。可是在此之前，北伐取胜的条件几乎全不具备，即便在战争爆发之初，国民党集团的实力也远逊于北洋集团的实力总和。然而，以“革命”为号召的国共两党，在苏俄顾问、蒋介石等人的领导下，及唐生智、冯玉祥等部的配合下，究竟是凭借什么有利条件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呢？当北伐军由珠江流域一路横扫至长江流域之后，国民党内部的各种矛盾，连同中苏矛盾、国共矛盾等一齐爆发了出来，一时之间，中国的命运再次走到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本书精选民国时期掌控或左右中央政权，或在某些重大历史事件中产生过重大影响、具有鲜明特色与争议的军阀，参考大量原始资料，剥去尘封已久的历史面具，以大量客观事实，讲述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发迹、崛起，以及最后结局，力求客观、公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作者简介：
周龙，孔子同乡。其人好学多思，读书甚勤，著述甚多，学识、文笔兼备，人称“写史圣手”。对国史情有独钟，以追求真相、真理为己任，已出版《中国人的人格》《为什么偏偏是朱元璋》《圣者为王——王阳明的超凡之路》《大转折1937: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始末》等。
目录：
第一章蒋汪的第一回合
“中山舰事件”发生。蒋由于猜忌过头，遂向汪发起主动挑衅。正当忍无可忍的汪准备加以报复时，并未得到苏俄方面的支持，令病重的汪愈加气愤难平，最后只得一走了之；蒋由此获得了重大的胜利，逐渐成为国民党集团的独裁者。然而这才是个小小的开局……
三月二十日的政变
辞职引发的风波
狗急跳墙为哪般
苏俄的算盘
鲍罗廷其人其事
第二章国民党的五大巨头
广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支巨大社会力量的策源地，离不开孙文十多年如一日的积极开拓，这位狂热的“革命先行者”留给后世以巨大的影响与争议。孙死后，由于接班人权威递减等原因，开始出现了胡汉民、廖仲恺、汪兆铭三足鼎立的局面。正当这三位大佬在苏俄的干预下闹闹哄哄时，紧握着枪杆子的政坛黑马蒋中正已然呼之欲出……
为革命而活的孙文
无法盖棺定论
人才难得的胡汉民第一章蒋汪的第一回合“中山舰事件”发生。蒋由于猜忌过头，遂向汪发起主动挑衅。正当忍无可忍的汪准备加以报复时，并未得到苏俄方面的支持，令病重的汪愈加气愤难平，最后只得一走了之；蒋由此获得了重大的胜利，逐渐成为国民党集团的独裁者。然而这才是个小小的开局……三月二十日的政变辞职引发的风波狗急跳墙为哪般苏俄的算盘鲍罗廷其人其事 第二章国民党的五大巨头广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支巨大社会力量的策源地，离不开孙文十多年如一日的积极开拓，这位狂热的“革命先行者”留给后世以巨大的影响与争议。孙死后，由于接班人权威递减等原因，开始出现了胡汉民、廖仲恺、汪兆铭三足鼎立的局面。正当这三位大佬在苏俄的干预下闹闹哄哄时，紧握着枪杆子的政坛黑马蒋中正已然呼之欲出……为革命而活的孙文无法盖棺定论人才难得的胡汉民书生意气的汪兆铭志同道合的廖仲恺夫妇政坛黑马蒋中正 第三章北洋集团的五位大佬自从袁世凯死后，同样由于权威递减等原因，北洋集团也形成了皖系、直系、奉系等多个大小派系的权力斗争，甚至在派系内部也是山头林立。经过直皖战争与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逐渐成为“中国最强者”。然而当他最强大、最有希望统一中国的时候，却也正是他最虚弱的时候……自比关岳的吴大帅狡猾过头的孙传芳徒劳无功的张作霖面目复杂的冯玉祥 第四章乱成一锅粥的北方江浙战争引爆了规模空前的第二次直奉战争，趁着吴佩孚无暇后顾的时候，冯玉祥等人发动了北京政变，孙文由此应邀北上，段祺瑞由此再度出山。随着孙的去世，以及国民军与奉张矛盾的激化，新的战争再次爆发。张作霖联合东山再起的吴佩孚，发誓要将国民军彻底剿灭，尽管冯是那样留恋北洋集团……闹哄哄的北京政变反奉三角同盟的失败空前激烈的南口大战得不偿失的胜利 第五章新桂系的崛起借着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广西的几个小军官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人，居然从夹缝中迅速崛起，乃至一统广西。为了结盟以自固，新桂系选择了加入广东国民政府，由此壮大了北伐的潜在力量。桂军的英勇善战，加上急欲扩张的野心，只待一个良机，蠢蠢欲动的桂军就要驰突而出……新桂系三巨头广西的再统一偏心的李济深与不凡的邓演达好佛的陈铭枢与单纯的张发奎 第六章北伐战争的前奏北伐的第一枪，可以说就是湘南的唐生智无意中打响的。唐是个野心勃勃的地方军阀，为了实现自己独霸整个湖南的愿望，他开始结好两广，以为声援。唐本来不愿招惹吴佩孚，可是当吴方的人对其大肆威胁的时候，一怒之下的唐决计跟吴拼个你死我活，终于吹响了北伐战争的前奏……两位政坛失意的湖南客一心要独霸湖南的唐生智外援不断的唐叶战争 第七章两湖的激烈争夺随着两广军队的加入，朝气蓬勃、英勇善战的北伐军越发使得吴佩孚军难以招架。经过汀泗桥、贺胜桥等地的血战，北伐军打得吴军再无还手之力，只得败退武汉孤城，固守待援。原本一场无太多悬念的攻城战，却由于蒋的瞎指挥，导致白白牺牲了一批英勇将士和一段宝贵的时间……北伐军的阵容血战汀泗桥与贺胜桥武汉攻防战底定两湖 第八章再破孙传芳坐山观虎斗的孙传芳，本有心坐收渔人之利，可惜由于北伐军进展神速，令他一时慌了手脚。大惊之余，孙不得不赶紧集结重兵于江西，试图拒敌于地盘之外。由于北伐军第一军等部队的失误，致使江西战场暂时形成了拉锯局面。然而由于第七军的出色表现，乃至一举扭转了江西大势。在第四军等部的支援下，北伐军终于一举攻取了江西及福建大部，孙传芳的统治根基被严重动摇……孙氏的和战大计大显神威的钢军孙传芳投靠奉张北伐军席卷江浙 第九章走向“四一二”随着迁都之争与迎汪运动的出现，眼见武汉方面反蒋风潮的兴起，眼见苏俄与国民党的分歧日渐增大，早已坐不住的蒋中正在黄郛等人的支持下，决定与苏俄、中共公开决裂，以此结好于日本等列强。“四一二”政变及其二期“清党”，迷信武力的蒋不惜大开杀戒，但在沉重打击了共产党的时候，国民党却也严重自伤，这为其未来的统治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幕后献计的黄郛作为国民党理论家的戴季陶为蒋嫡系的何应钦迎汪复职与迁都之争夹缝中的陈铭枢“清党”是把双刃剑 第十章反共大合唱为了在内讧时后顾无忧，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都选择了继续北伐。武汉方面的北伐在冯玉祥等部的配合下还算顺利，而南京方面的北伐则是先胜后败；与此同时，武汉方面也开始了反共“清党”之举，这使得他们逐渐赢得了对南京方面的政治上风。面对重重危机，蒋在内外反对派的压力之下，终于不得不选择了下野。然而蒋下野后，国民党内部却仍然不得安宁，乃至乱作一团……东山再起的冯玉祥最后的五分钟东线的拉锯战武汉的和平分共蒋中正的第一次下野 附录一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 附录二国民革命军主要序列前言序言
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不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只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悲剧时代而已。
只是，这个时代距离今天非常切近，简直呼吸可及、触手可感，遂令我们耿耿在怀。
本系列图书共分五卷，以百万字的篇幅勾勒了一幕时代史诗大剧，全面地讲述各个方面的情况，使得大家更容易理解一些诸如以下的重大问题：为什么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会采取不抵抗的立场？为什么汪精卫会有从“主战”到“主和”的态度转变？为什么蒋介石始终坚持对日隐忍？为什么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派都喜欢打“抗日”的旗号？为什么这十年中国的重工业没有太大起色……
从1927年到1937年这十年，是一个腐败横行、民生极苦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丰富多彩的时代。但随着日寇的入侵，一切都成了梦幻泡影。
由于这段历史人物众多、头绪繁杂，史料的问题更让人头疼，虽然时间跨度不大，但正如有些人所感叹的——治民国史，比研究宇宙史都难！因此，在这样一个内外煎迫、忧序言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不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只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悲剧时代而已。只是，这个时代距离今天非常切近，简直呼吸可及、触手可感，遂令我们耿耿在怀。本系列图书共分五卷，以百万字的篇幅勾勒了一幕时代史诗大剧，全面地讲述各个方面的情况，使得大家更容易理解一些诸如以下的重大问题：为什么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会采取不抵抗的立场？为什么汪精卫会有从“主战”到“主和”的态度转变？为什么蒋介石始终坚持对日隐忍？为什么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派都喜欢打“抗日”的旗号？为什么这十年中国的重工业没有太大起色……从1927年到1937年这十年，是一个腐败横行、民生极苦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丰富多彩的时代。但随着日寇的入侵，一切都成了梦幻泡影。由于这段历史人物众多、头绪繁杂，史料的问题更让人头疼，虽然时间跨度不大，但正如有些人所感叹的——治民国史，比研究宇宙史都难！因此，在这样一个内外煎迫、忧患重重的时代，“南京政府那十年”重点描写国民党方面的情况，尤其侧重于表现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派系之争，也就几乎等同于描写一部民国版的《三国演义》。通常学术书只是负责揭示真相，且表达非常枯燥，往往缺少人文关怀，难以满足普通读者希望从历史阅读、历史探究中获得教益、能量和趣味的渴求。因此，为力矫其弊，本书运用活泼的表达，将历史大事与人物的命运沉浮相结合，将“事的历史”变成“人的历史”，力求生动有趣。不过，越是细节化的东西，越是难以辨别真伪，越是容易被扭曲。因此，很多时候只能大处着眼、大而化之。好吧，不啰唆了。这是一个长长的故事，从头讲起是不可能的，那就让我们从它的脖子讲起吧。辞职引发的风波 当汪离开广州时，很多人都认为蒋发动军事政变就是为了挤走汪，如今汪果然走了，导致事变的真相越发扑朔迷离了。此前，凭大家的观感，以为汪、蒋之间关系非常友好、和睦，甚至连汪本人也许都蒙在鼓里。这一次汪算明白了，原来权力关系是如此靠不住，蒋对他的猜忌和不满其实早就种下了。的确如此，但也并非仅仅如此。早在1925年年底的时候，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提出了立即北伐的主张。就在12月28日的日记中，蒋还信心满满地写道：“预定明年八月克复武汉。”1月4日，他在国民政府的春酌中，又发表演说道：“从敌人内部情形看去，崩溃一天快似一天。本党今年再加努力，可以将军阀一概打倒，直到北京。”两天后，蒋又在军事报告中指出：“再用些精神，积极整顿，本党的力量就不难统一中国……我们的政府已经确实有了力量来向外发展了。”（可参见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显然，这个时候的蒋是乐观过头了，虽然半年以后形势大变，确实印证了他的先见之明，可是此时的形势还不容国民政府去冒如此之险。那么，此时的蒋究竟是怎么想的呢？在经历了反复的战火和残酷搜刮之后，民生凋敝的广东地区其承受力已经接近极限。孙文最后一次北上时就曾表示，自己再不愿回到广东，无言面对江东父老。那么，蒋是不是也想赶在广东民力崩溃之前放手赌一局呢？此时的广东，已经是共产党、苏俄势力及在他们的影响之下的国民党左派的天下了。骨子里是国民党右派、民族主义者的蒋明白，自己早晚要和他们闹翻，为保进退有据，还是宜早早另立山头，最好能在家乡附近的江浙一带建立自己稳固的根据地。这个时候，别说是曾经的“中国最强者”吴佩孚，就是这两年刚刚崛起的“五省联帅”孙传芳，单凭广东一省的力量也未必搞得定。但是，有不怕冒险和牺牲、屡仆屡起的职业革命家孙文的表率在前，自己这个继承先总理遗志者还有什么好惧怕的呢？还有什么不敢折腾的呢？大不了从头再来，大乱的中国，有的是东山再起的机会。可是，身在广州的国民政府绝不是蒋中正一人说了算的，此时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苏俄方面，他们是中国国民革命的赞助人、投资人，他们是不愿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投资打水漂的。苏俄方面的最高负责人鲍罗廷是不懂军事的，时为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的季山嘉则明确表示反对此时进行北伐，理由就是目前的条件还不成熟。在顾问团写给苏联驻华使馆的报告中，曾予以指出：“国民党中央缺乏团结和稳定。它的成员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成分，经常摇摆不定……军队缺乏完善的政治组织，将领们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在有利的情况下，他们中的部分人可能反叛政府，并且在国民党右翼的政治口号下，联合人口中的不满成分。另一方面，国民革命军何时才能对北方军保持技术上的优势还很难说。当然，革命的失败将给予广州内部的反革命以良机。”理由是多方面的，与蒋的立场自是不同。在季山嘉等人的反对下，蒋只得暂时搁置起了自己的北伐狂想，但是他从心里，越发反感这帮指手画脚、包藏私心的苏俄顾问，尤其是那位公然和自己唱对台戏的季山嘉。不过，当时中国的形势真的是瞬息万变，尤其是北方的变数极大。在苏俄及国共两党的支持下，冯玉祥、孙岳等人的国民军到处收编军阀武装，总兵力已达40万众，又控制着北京政府，一时间称雄华北。为了狠狠地教训冯玉祥，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与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不得不暂时捐弃前嫌，开始携手讨伐国民军。1926年1月中旬，国民军在直、奉两军的夹攻下，渐趋不利；进入2月以后，国民军不但军心开始出现动摇，并由于联直抗奉等主张逐渐失去了革命人民及左翼人士的信任。此时，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冯玉祥与国民军皆陷入巨大的矛盾和被动之中。（可参见刘敬忠《冯玉祥的前半生》。）为了拉冯玉祥老兄一把，苏俄方面便由季山嘉出面，向广州国民政府提出了两项建议：第一，就是经由海道出兵天津，援助国民军；第二，由蒋中正亲赴北方练兵，地点据说初步选定在了海参崴（以威胁奉张的后方）。对于这两项建议，起初汪、蒋二人都是赞成的。在当时的蒋看来，一来是机会难得，二来广东毕竟地方小又僻处华南，一时难有大的作为；如果能够在接壤苏联的北方建立一块稳固的根据地，其发展效力必然十倍于南方。但是蒋这人对别人算计惯了，难免自己就比较多疑，态度上自然转变得也快。2月初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第一军第二师王懋功部的军费有了增加的趋势，相反，黄埔军校的预算却减少了。蒋怀疑是季山嘉搞的鬼，于是他便找季山嘉谈话，尽管季山嘉百般解释对蒋的支持和信任，但蒋还是不放心，他迅速做出了辞职的姿态，使出了以退为进的惯技。在孙文在世的时候，蒋为了自抬身价，就经常以撂挑子为要挟。就在两年前，蒋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访苏，受到了苏联上层的青睐。这一次，蒋在决定辞职之后，便准备再访莫斯科，争取到苏俄上层对自己的支持；与此同时，他还致电时在北京的鲍罗廷，要求撤换季山嘉。汪虽然是支持季山嘉的，但他本人是个书生，枪杆子的事情还真离不了蒋这种军事强人；尤其环顾国民党内，政治上比较可靠的军事领袖也只有蒋一个。汪于是百般挽留蒋，蒋看出了“季新兄”这种妥协的意思，便于2月26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王懋功扣留并于次日押送赴沪，最后又换上了自己的亲信刘峙出任第二师师长一职。王懋功在政治上的确是接近汪的，虽然汪本人没有什么激烈的反应，但此事还是在内部矛盾重重的广州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有人便以油印的反蒋传单分送各处，此举着实引起了蒋内心的一阵恐慌。此时的蒋为了自保，公然与季山嘉唱起了对台戏，而汪看在眼中，以为双方矛盾无法调和，才不得不同意了蒋前番提出的辞职、赴苏建议，随后他就为蒋和蒋的秘书陈立夫办好了护照——然而，汪此举等于是又在蒋那本已刺痛的伤口上扎了一针！右派的代表人物胡汉民就是以赴苏的名义，被强迫离开广州的权力中枢的，汪此举，在此时百般疑惧的蒋看来，无异于要他重蹈胡汉民的覆辙。就是在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精神状态下，某些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兵行诡道，借助蒋对于汪、季山嘉、苏俄及共产党的这种多疑猜忌的心理，便导演出了一幕火上浇油之剧。 狗急跳墙为哪般关于国民党右派的问题，这里不妨先简单交代几句。在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急于扩大自己的外围，以保卫革命的现有成果。虽然当时虽然财政拮据、民生困苦，可还是对新生的革命力量进行扶持。孙文与列宁之间神交已久，这时候都打起了对方的主意，于是才有了后来中国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策的出台。过去，孙文闹革命一直得不到强大外援的支持，这次虽然他对于苏俄仍是颇有戒心，但是现在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此举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大拐点，也是极具争议性的一大焦点。然而，国民党内部很多人既不能在感情上接受苏俄，也不能在意识形态上认同社会主义、阶级斗争那一套，怀疑其包藏祸心，尤其不能接受中共像孙悟空那样进入自己的肚子。这批人就是跟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左派针锋相对的右派，他们以胡汉民、孙科、邹鲁、戴季陶、张静江等人为代表，汪兆铭起初也是右派，但后来渐渐转变。在孙文生前，右派还不敢反对得太激烈，等到孙文一死，他们先是暗杀了廖仲恺，继而又妄图主导国民党。只是这时汪、蒋等人都比较左倾，胡汉民又不敢公然违背孙文的遗志，邹鲁等人只得来到孙文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的棺木前一边哭诉，一边召开了防苏防共的“西山会议”。 ……至于党对于反抗帝国主义之苏联，在革命进程工作之中，有联合之必要时，自然相与提携；即本党对于中国共产党，亦视为友党，以明此次善意的决定取消加入本党中之中国共产党员，实理势所不得不分，而情谊未始不可合也。（“西山会议”宣言）（参见邹鲁《回顾录》。） 这次会议于1925年11月23日开幕，会期十天，通过了开除汪兆铭党籍、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李大钊、解雇顾问鲍罗廷等重要提案。由于公开分裂国民党，邹鲁等人被广州政府宣布开除党籍，但是，留在广州的右派同情者、支持者还是很多，他们以孙科所主掌的广州市党部为中心，暗地里不断进行活动，妄图利用广州上层的内部矛盾达到自己防苏防共的目的——从防苏防共到反苏反共，这是后来由温和转向激烈的表现，是中苏、国共双方水火难容的结果。孙科与吴铁城、伍朝枢等人曾秘密向蒋提议，“将首要共产党员十数人，送到中山县附近一个小岛或送到海上去”（《吴铁城回忆录》），这就等于是变相发配，可惜野心勃勃的蒋自有主张。此时，胡汉民已经因为刺廖案的嫌疑，被迫前往苏联访问。由于蒋、汪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一个让右派翻身的重大机会终于到来了，这就是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事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一件悬案、谜案，很多当事人也搞不明白大部分细节，包括了汪、蒋等人，他们最多掌握了事件的部分真相。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亲历历史者也面临一种“当局者迷”的尴尬境遇，他们由此进行决策的信息之掌握也是不完全的，有时甚至是错误的。而历史学家存在的必要，就不但是使“乱臣贼子惧”，更重要也是为了去伪存真，就如法官审案一样。陈公博也一直不解，很多年里为此困惑不已，他一直试图揭开“中山舰事件”的真相，直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他再次碰见邹鲁，多年的疑窦才得以破除（见《苦笑录》）。邹鲁曾是国民党的党校广东大学的校长，他去职后陈公博还接替过一段校务，可以说二人颇有渊源。邹鲁便对陈公博指出：“三月二十之变”不过是伍朝枢（字梯云）玩的一个小把戏，自从胡汉民出亡莫斯科之后，右派失一主将，乃至急于扳回一局。“怎样能拆散广州的局面，只有使共产党和蒋分家。我们在外边想办法，伍梯云也在广州里头想办法，”邹鲁对陈公博说道：“有一天梯云请俄国领事食饭，跟着第二天便请介石的左右食饭，席间梯云不经意地说：昨夜我请俄国领事食饭，他告诉我蒋先生将于近期内往莫斯科，你们知道蒋先生打算什么时候起程吗？这一句话，介石的左右自然报告介石了。介石是最多疑的，但既不能找梯云去问，更不能找俄国领事去问，于是只好怀疑。怀疑到极点，以为共产党要干他，或者精卫要赶他。一次介石便向精卫刺探了，说他于统一东江南路之后，极端疲乏，想作短期的休息；但上海不好去，倒不如往莫斯科。一者可以和俄国当局接头，二者可以多得些军事知识。精卫是一个老实人，在第一次刺探时苦苦留他，以为在军事时期他不好远去；禁不住第二次的刺探，介石说明在整军时期。他留粤与否无关重要，倒不如趁此时机，作短休息，可以恢复精神．他的言语态度当然像很虔诚，到底是书呆子的精卫终于答应了。“介石见精卫答应了，遂确信他的判断不差，他更提出第三步刺探。希望陈璧君和曾仲鸣陪他出国，你知道璧君是一个好事之徒，听见有莫斯科可去，哪里有不答应之理。以为俄国那时还冷，于是制皮大衣呵，办行李呵，忙到不可开交。衣服制备之后．便天天催介石走。“介石原来是无意去的，所谓到莫斯科完全是刺探的，现在璧君天天催他动身，于是遂确信精卫要赶他。碰巧俄国有一条船来，并且请介石参观，当日介石要拉精卫同去，而精卫因已参观过，没有答应，于是介石更以为这条船是预备在他参观时候扣留他直送莫斯科的了。因此之故，介石遂决定反共反汪，这是三月二十之变的真相。其初只是梯云的小把戏，自己也没有什么把握，不料后来倒求一得二，不止反共，而且也赶了汪。这是当时大家所没有预料到的。”历史是复杂的，也许邹鲁说的不尽是事实，但基本交代出了整个事件的主线。实际上，促成这一事件的因素和势力是多方面的，包括广州的反共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挑拨离间。但不管怎么说，有些事情也许迟早都是要发生的。孙文主义学会的核心人物是王柏龄、贺衷寒等人，王柏龄等人先是大力散布汪要反蒋的消息，弄得蒋开始神经紧张；继而又与广州海军重要人物欧阳格假传蒋的命令，诱使中山舰在李之龙的指挥下出现“异动”，从而给蒋造成假象。 苏俄的算盘 汪兆铭这个人，多的是书生本色，却并不是一个强势的人物，尤其不是一个意志力坚强的人物。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广州政府的头号领导人，其实正是各方实力人物妥协的产物。但向来不怕死的汪好歹还是有脾气的，当“中山舰事件”刚闹出来的时候，汪其实还准备好好教训一下蒋这个愣头小子，起码也要向他问罪，让他写份检查作为案底。此时，连一向沉稳圆滑、善窥风向的谭延闿也伺机而动。一时之间，只要汪主席一声令下，他姓蒋的可能就要从此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了。因为蒋本来在党内就没有什么地位，此番既然犯了众怒，自然更不会受待见。离了国民党这棵大树，蒋想另立山头也难。中共也提议对蒋采取强硬态度，陈独秀早就看国民党尤其蒋某人不顺眼了。陈氏一直就不赞成国共合作，一个党员受两种主义和两个上级机关的支配，简直就是不靠谱的事，日久也是必分的；在陈炯明背叛孙文时，他甚至动过助陈的想法，（参见陈公博《我与共产党》。）但一切终究都架不住来自莫斯科的圣旨。这次也没有例外，苏俄方面竟决定向蒋实行妥协、退让，要维护和保持统一战线。如此一来，汪这个书生仿佛失去了主心骨，阵脚一下子就乱了。鲍罗廷出差以后，时在广州的苏俄最高负责人是联共中央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苏联考察团团长布勃诺夫。他是刚到广州的，其实不熟悉情况，但他经过分析认为：中山舰事件是“军事工作和总的政治领导方面的严重错误引起的”，“中国的将军们脖子上带着五个套，这就是参谋部、军需部、政治部、党代表和顾问”。对此，他顾虑这样要触犯的不仅是一个蒋中正，长此以往，所有的中国将军都要不听指挥了。事发之后，布勃诺夫等人又找蒋谈话。蒋一面百般道歉，撤去了对顾问团的包围；一面又指出了苏俄顾问的“很多错误”，并声言自己是对事不对人。与此同时，苏方也顾虑蒋方在广州市内形成的暂时的局部优势，一旦闹掰了，他们也无法全身而退。有鉴于此，苏俄方面决定“尽量设法留住蒋介石并争取恢复他同汪精卫的友谊”。3月22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上，由于苏方作出了撤换季山嘉等决定，汪的不满已经无济于事，会议最后形成了如下几项决议： 一、工作上意见不同的苏联同志暂行离去，另外聘请其他人为顾问；二、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三、李之龙受特种嫌疑，应予查办。 3月24日，布勃诺夫使团一行就要离开广州，他们的最后结论是：“蒋介石能够留在国民政府内，也应该留在国民政府内，蒋介石能够同我们共事，也将会同我们共事。”27日，季山嘉被解除职务。就这样，蒋险胜了这场与汪的较量，汪恼怒之下，也不给各方打招呼，便唱了一出“卷包会”。据陈璧君后来说，汪之所以这样做，有一个考虑就是促使蒋进行反思。汪未免天真了些。当汪兆铭于一个月后悄然离开广州去往法国的时候，恰遇访苏归来的胡汉民，同是天涯沦落人，狭路相逢之余，自然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此时已经决心反苏反共的胡更加看汪不顺眼，两个昔日的亲密伙伴，竟形同陌路一般擦肩而过。 然而，蒋要真正巩固自己已经取得的成果，还要过鲍罗廷这一关，他才是苏俄方面派在广州的独当一面的人物。“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本来准备返国汇报工作的鲍罗廷不得不取消了原定计划，他要迅速赶回广州处理善后事宜。时在北京的鲍罗廷经张家口、库伦，转道海参崴，在那里与来自莫斯科的胡汉民等人会齐，于4月29日回到了广州。在此之前，蒋为了瞒天过海，做出了一些疏远右派的举动，比如解除了右派分子吴铁城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的职务。右派被迫开始向李济深等人靠拢，等到胡汉民回到广州，胡又再次被右派看作是自己的精神领袖。蒋还是有些惴惴不安，担心鲍大钦差会为汪翻案。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在30日的蒋、鲍谈话中，蒋感受到了鲍对于自己的某些猜忌；但蒋不像汪那样容易受人摆布，他是个意志力比较坚强的军人，他还是准备迎难而上，于是便向鲍罗廷提出要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职务。此时，右派的活动依然非常活跃，鲍罗廷担心他们在酝酿一场政变，而自己此时可以依靠的力量，只有蒋是首选。鲍罗廷认为，此时广州的局面有些类似法国大革命初期，急需要罗伯斯庇尔这样的革命强人出来造成一种独裁局面，由此“打破右派反革命的阴谋，替革命开辟一条出路”；蒋虽然有很多严重的缺点，但是环顾当时的国民党人，“排除感情上的障碍，冷静地考察事实”，还是只有蒋有力量、有决心来打击右派，因为以黄埔军校为代表的党军就是由蒋来负责的。终于，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的鲍罗廷暂时妥协了。事后，鲍罗廷在同中共方面的彭述之的交谈中指出：要打破目前广州的极度危险的僵局，就需要向蒋作最大限度的让步，承认他从3月20日以来所取得的权力，不要反对他的“整理党务案”，并支持他尽快进行北伐，将来北伐的进展，形势会对于我们有利的。中国越乱，越有助于“革命”势力、红色势力的发展，越容易受到外部的影响。鲍罗廷此番的华北之行，也是为了联络冯玉祥部（蒋经国当时在苏联，而且已经与冯玉祥的女儿冯弗能公开同居），只要国民党与国民军联手对付北洋集团，苏俄与中共就有壮大的机会。虽然胡汉民再次被排挤出权力中枢，但从5月12日起，蒋连续抛出自己的“整理党务办法”，尽管鲍罗廷也曾表示过一些异议，可最后还是全部接受了蒋的提议。这其中包括：“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于总理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怀疑和批评”，“共产党应将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之命令，不得别有组织与行动”等等。蒋此举，虽然还没有走到排斥和反对共产党的地步，但是已经大大限制住了共产党，确保了国民党对于即将到来的国民大革命的主导地位。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国民党的核心机构，汪出走后，张静江成为中执会主席，轮椅上的张不但是蒋的浙江同乡，而且是坚定的保蒋派，此举也标志着江浙派逐渐取代广东派在国民党中的主导地位；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则由谭延闿代理，这位民国第一书法家、美食家、人称“药中甘草”的政客，本来就是来广州避难、投机的，谁的摇杆硬，自然就倚靠谁。由于苏俄的默许和支持，蒋渐渐将党权、政权、军权抓在手中，成为国民党内最大的实力派，暂时没有了可以与之抗衡的力量。然而由于蒋的资历、能力、魅力皆有不足之处，这又成为后来国民党集团内部纷争不已的主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