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村上卫 日期：2016-03-08 11:01:03
本书尝试将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华南沿海的贸易、海盗、船难、秘密会社与叛乱、征税、移民等问题都放在“海洋史”的主题下加以讨论。书中集中讨论了四个问题：⑴“近代”之始；⑵沿海贸易的实际状况和贸易秩序的构建；⑶华南沿海地区社会管理的情况；⑷英国在中国近代所扮演的角色。全书将晚清华南沿海地区的许多问题加以专题性的讨论，最终要证明：正是无数民众自行采取的零散行为将中国推至新的时代，不仅将列强对中国国内的影响降至最小程度，甚至还摆弄、牵制了列强。
本书简介：
晚清中国沿海贸易的实际状况如何，贸易秩序是怎样构建的?华南沿海地区如何开展社会管理?英国在中国近代又扮演了何种角色?本书将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华南沿海的鸦片贸易、通商口岸贸易、海盗、船难、秘密会社与叛乱、征税、移民等问题放在“海洋史”的框架下展开讨论，通过描述福建人的活动，展示了晚清沿海秩序瓦解一重建一再动摇的过程。
作者简介：
村上卫，1973年出生于日本静冈县滨松市，199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1999年于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修士课程取得硕士学位，2012年取得东京大学博士（文学）学位。现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准教授。
目录：
凡例／1
地图／1
绪论／6
第一部开埠前清朝沿海秩序的崩溃
第一章闽粤沿海民众的活动与清朝
——以鸦片战争前夕的鸦片贸易活动为中心／41
前言／41
第一节清朝沿海统治的动摇／46
第二节鸦片贸易的扩大与闽粤沿海民众／62
第三节清廷的应对／93
结语／125
补论零丁洋与广州之间——19世纪30年代广澳地区鸦片贸易的利权／129
前言／129
第一节19世纪30年代前期的鸦片贸易／132凡例／1
地图／1
绪论／6
第一部开埠前清朝沿海秩序的崩溃
第一章闽粤沿海民众的活动与清朝
——以鸦片战争前夕的鸦片贸易活动为中心／41
前言／41
第一节清朝沿海统治的动摇／46
第二节鸦片贸易的扩大与闽粤沿海民众／62
第三节清廷的应对／93
结语／125
补论零丁洋与广州之间——19世纪30年代广澳地区鸦片贸易的利权／129
前言／129
第一节19世纪30年代前期的鸦片贸易／132
第二节广州近郊利权结构的瓦解／135
第三节广澳地区的鸦片利权规模与结构的变化／139
结语／142
第二章清朝与汉奸——以鸦片战争时期的福建、广东沿海民众对策为中心／144
前言／144
第一节鸦片战争的展开与汉奸问题／147
第二节团练与乡勇／153
第三节封港／166
结语／179
第二部19世纪中叶华南沿海秩序的重建
第三章闽粤海盗与英国海军——19世纪中叶福建沿海的海盗问题／185
前言／185
第一节开埠与海盗的兴起／187
第二节对海盗的应对——以清朝与英国海军为中心／191
第三节福建海盗的衰落与广东海盗的抬头／206
第四节英国海军与区域秩序的恢复／222
结语／238
第四章遇难的“夷狄”——19世纪后期华南船难对策的变化／240
前言／240
第一节清朝的船难处理政策／243
第二节英国的对策／260
第三节沿海秩序的恢复与船难问题／268
结语／292
第五章秘密结社与华人——五口通商时期厦门的华人与小刀会之乱／295
前言／295
第一节华人与地方社会／296
第二节小刀会的建立与被镇压／307
第三节厦门小刀会之乱／317
第四节小刀会势力向东南亚发展及东南沿海的叛乱／323
结语／328
第六章绑架者与被绑架者——19世纪中叶厦门苦力贸易的兴衰／330
前言／330
第一节苦力贸易的兴起／333
第二节苦力贸易的各种问题／338
第三节各方对厦门暴动与苦力贸易的态度／345
第四节苦力贸易的衰退与移民向东南亚集中／350
结语／361
第三部世纪之交贸易的变动与华人的作为
第七章亚洲内竞争的败者——清末厦门贸易结构的变化／367
前言／367
第一节开埠后厦门的贸易结构／371
第二节厦门商品输出之变化／389
第三节日本领有台湾与厦门贸易／407
第四节厦门贸易结构的变化／420
结语／442
第八章善堂与鸦片——19世纪后期厦门的鸦片课税问题／446
前言／446
第一节厦门的鸦片贸易与鸦片税的扩大／449
第二节19世纪80年代鸦片征税的包揽问题／457
第三节善堂与鸦片捐／465
第四节中国鸦片的征税问题／478
结语／483
第九章被利用的“帝国”——晚清厦门的英籍华人问题／487
前言／487
第一节阿礼国服装规定的确立／489
第二节华人保护与清朝地方官员／495
第三节英籍华人的经济活动与清朝地方官员的应对／501
第四节英籍华人与中国人之间／516
第五节英国与清朝的夹缝之中／533
结语／550
结论／554
参考文献／574
索引／618
后记／662
中文版后记／670
前言凡例
·冠以年号的年月日使用阴历，其余皆用阳历；阴历以汉字数字表示，阳历以阿拉伯数字表示。
·引文中［］内文字为引者的插入部分，为使引文连贯；（）内文字为引者的解释说明。
·引文中以……表示省略。
·所引文书的日期基本上使用发信时的日期，上奏等发信日不详时，则使用中央政府、上级官厅受理的日期。
·欧美人名及英籍华人名后的（）内为原名或英文名。
绪论凡例
·冠以年号的年月日使用阴历，其余皆用阳历；阴历以汉字数字表示，阳历以阿拉伯数字表示。
·引文中［］内文字为引者的插入部分，为使引文连贯；（）内文字为引者的解释说明。
·引文中以……表示省略。
·所引文书的日期基本上使用发信时的日期，上奏等发信日不详时，则使用中央政府、上级官厅受理的日期。
·欧美人名及英籍华人名后的（）内为原名或英文名。
绪论
一本书课题
1885年5月6日上午9时许，在福建省南部漳浦县铜山附近海上，正设法让前夜触礁的Zaffiro号（英国船）靠岸的R.M.Talbot船长等人，发觉其船遭到100多只大型渔船包围。Zaffiro号一靠岸，便有300～400人陆续自渔船登上Zaffiro号实施劫掠，顺手持斧破坏船体，扒下零件。Talbot船长等人用来复枪和手枪等抵抗，但仍被此群劫掠者压制，仅保住鸦片等“贵重物品”；劫掠一直持续到中午。
晚清中国沿海发生船难事故时，相同的情景不知重复出现过多少次（参见本书第四章）。这些渔民许多并非是在某人的指示下一齐袭击失事船舶的，而是各自得知事故发生后，宛如被磁石吸附的铁砂般纷纷涌来。零散民众自行向利益聚集的同样的情景，在群集于鸦片贸易船周围的小型船舶等（参见第一章）的经济行为中频繁可见。然而，其对象若失去吸引力，聚集的民众会再度散去回归零散的状态。
中国人的这种不胜枚举的零散行动、离合聚散，几乎未曾获得过肯定。清末民国以来，中国人经常被形容为“有如散沙一般”，并被认为此乃中国迟迟无法完成国家整合、受列强欺凌的原因。因此倾向于描述迈向“近代国民国家”之奋斗过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往往对此种零散、个别行动的特性持否定态度，视其为应解决的问题。但本书将尝试由晚清时期（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华南地区所发生的“海洋史”证明：正是无数民众自行采取的零散行动将中国推向新的时代，不仅将列强对中国国内的影响降至最低，甚至摆弄、牵制了列强。
一方面，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中叶华南地区的“海洋史”曾有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焦点的可能性。因为大多数的中国史研究者长久以来一直认为中国的近代是由一连串“西方的冲击”与“中国的反应”所构成的，视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象征，即“近代的嚆矢”；故正如费正清的经典大作所代表的，开埠前后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曾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注目。但如本书各章所述，其后“海洋史”因研究对象的扩大和欠缺对其前后时代的考虑，且未挖掘新的史料，除与鸦片贸易、鸦片战争相关的特定题目之外，几乎无所进展。
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开始重视中国内部的自发性变动，日本学界亦强调自中国前近代开始的连续性的一面，并提出将西方的影响相对化的研究，鸦片战争已不再被视为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象征。其后，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以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历史为研究对象，对于19世纪前期的研究一直甚少。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重心由晚清时期转移至中华民国时期，再进而移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19世纪的历史逐渐不再受到重视。
另一方面，近年日本的亚洲前近代史研究在海域史研究方面有蓬勃的发展，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背景在于英语圈等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海事史研究的发展以及日本的明清史、东南亚史研究的积累，而最大的变化是日本史研究中的海域史研究的活跃。然而，日本的历史研究在前近代史与近代史之间存在断层，致使此种研究与近代史研究一直无法有交集。虽说清代海上贸易兴盛，但清朝在本质上是“大陆帝国”；而即使17～18世纪日本、朝鲜、琉球等其他东亚国家未实施“锁国”，由当时的世界来看也是非常封闭的，人、物、货币的流动明显受到限制。由于海上交通的发达，海域在东亚地区的重要性自19世纪开始显著提高，故必须克服此种研究上的断层。
因此，本书将重点置于宋代以后一直是中国“海洋史”主要舞台的华南沿海，特别是福建省南部（即闽南），重视活跃于其中的主角——福建人的活动。除汉文史料外，还将充分利用在“海洋史”方面数据具有压倒性丰富程度的英文一手史料，针对贸易、海盗、船难、移民等“海洋史”的主题，加以多方面的探讨。因此，本书可能会是最先描述晚清中国“海洋史”整体的图书。而对华南沿海而言，晚清时期是何种时代这一问题，本书亦将尝试在长期的“海洋史”中对其加以定位。通过这些探讨，应能将被视为“近代之嚆矢”的鸦片战争重新加以定义。
如上所述，本书将在各章中探讨“海洋史”多样化的主题，解决各种问题；同时透过本书整体，努力阐明与“海洋史”相关的课题。在讲述该时期的“海洋史”时经常会成为焦点的，是以鸦片贸易、通商口岸贸易为首的交易，与海盗、船难等沿海社会的实际状况相关的问题，以及真正的“海洋帝国”英国。因此，本书拟探讨三项课题：（1）交易的特点与中介的机能；（2）沿海社会的管理；（3）对英国在中国近代所扮演角色之再检讨。这三项课题不仅与前述零散民众的各自行动及其历史性意义有密切关系，同时也是由最近30年的相关历史研究，特别是明清时代至近代的中国史研究中析出的课题。其理由如下。
（1）交易的特点与中介的机能——经济史研究
①亚洲交易圈论与全球史（GlobalHistory）
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亚洲经济史研究出现的最大变化，无疑是“亚洲交易圈”论的登场。主要研究有：川胜平太提出的关于亚洲内部的竞争之研究；滨下武志提出的朝贡贸易体系之研究，注重前近代的连续性；杉原薰着眼于亚洲内部的贸易的高度成长所做的研究。受到此种转变的影响，中国经济史方面亦出现了以通商口岸为主的研究。此研究动向的主要贡献是，对以往遭否定的亚洲经济给予积极评价，并超越了既有的以国家框架和国民经济为前提的经济史研究；其亦先于近年英语圈对前近代亚洲经济评价的转变。
然而，此种以通商口岸为中心的研究，大多是针对能利用海关统计资料的19世纪60年代以后，主要是19世纪末期以后的状况，对19世纪中叶通商口岸体制形成期的讨论甚少，对开埠前的状况所做的探讨亦不充分。因此，对于与前近代的连续-断层、通商口岸体制的历史性意义等亚洲交易圈论的重要主题尚未充分加以探讨。更大的问题是，虽借由强调中国商人在通商口岸的经济活动较外国商人占优势，阐明了国内流通网、金融机构、生产领域的掌控等并非迈向工业化的充分条件，但反之却无法充分说明19世纪后期以后日本和中国的工业化情形相异的原因。
另一方面，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英语圈亦在全球史的研究中发展了不以欧美为经济发展基准的比较史。首先，王国斌描述了西欧和中国的历史路径在经济上的类似性及政治上的相异点，主张应脱离以西欧为基准的想法。再者，彭慕兰批评由竞争性市场或私有财产的有无等说明西欧居优越地位的制度学派式观点，认为至19世纪初，西欧和中国的核心区域的经济发展具有相同的水平，两者皆同样面临环境上的制约，而其后产生“分流”的原因在于新大陆和煤炭资源的取得，其主张引起极大反响。在这些“加州学派”学者的影响下，不仅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重新被评价，比较经济史研究亦变得活跃，亚洲及西欧的经济指标和发展路径的比较研究亦有所进展。
极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对英语圈内根深蒂固的西欧中心史观造成了冲击。日本根据亚洲交易圈论重新对近代亚洲经济加以评价，并进行了不以西欧为基准的中国史研究，只是与英语圈共有对亚洲经济重新做的历史评价似乎有所不足。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些论述中代表“中国”者，因史料的残留状况，多为最先进的江南地区。加之，这些残留史料并非近代性的统计资料，受汉文史料中能利用的量化数据极度稀少的限制，所得到的数据是否能够信赖有待商榷，数据的应用方式也应更为谨慎。而若考虑到19世纪以后经济指标的急剧变动，则必须探究追求经济指标的意义；更进一步说，原本各自经过不同的路径发展而来的区域产生“分流”——此种看法似乎亦有重新考察的必要。
再者，这些论述大多以西欧与中国的比较为中心，未对亚洲内部进行充分比较。特别是对于19世纪中叶几乎处于同样经济水平的中国与日本在19世纪后期经济发展的差异，几乎无法以此种论述来说明。
②“制度”研究
为解决上述亚洲交易圈论和全球史的课题，必须探究中国的经济“制度”并进行比较。但因“制度”的含义视论述者而异，在此有必要先对本书中的“制度”一词加以定义。
本书中的“制度”一词是指用“规范”“规则”或“常识”等词表现的，人们有意无意间遵循或引以为准则者，广义上也指由其产生的“行为方式”。而本书对于这些“制度”所具有的功能亦将加以一定的关注。
若根据此定义提出与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关的问题，那么比起探讨“中国至18世纪或近代为何未发生工业革命，经济发展为何失败”，或提出19世纪初“中国和西欧的生活水平并无太大差异”，更具意义的是从“制度”方面探讨“为何中国在18世纪时经济有所成长，19世纪时却陷入危机之中，20世纪末以后经济发展得以成功”的问题。在此点上，从具有长期性视野的制度史的角度进行探讨是很重要的。
此外，由于全球史研究重视关联性，故倾向于强调世界性的联动。当然，异于以往的西欧中心史观，全球史研究强调的是亚洲各国、亚洲商人等所扮演的角色。但在世界一体化的潮流中对世界各地的历史加以定位，容易忽视各区域的个性，这与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一体化讨论蕴含了相同的问题。因此，必须深入考察在世界规模中所发生的表层的变动，以及即使受其影响也根深蒂固地留存在各区域的“制度”。
日本迄今为止并非不存在推论此种“制度”的研究，特别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调查和研究积累来论述中国的经济形态的村松佑次，以及重视中国经济社会中“包”的伦理规范的柏佑贤，皆取得了重大的成果。然而，在战后的历史学中在对战前日本的中国社会停滞论的批评声浪高涨的情况下，这种研究未能成为其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学界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进展，才重新获得评价。
近30年来，日本的明清史研究极重视“制度”层面的研究。例如，岸本美绪提出了中国的市场经济结构模式，而黑田明伸对中国货币制度和市场结构的特质、岩井茂树对中国财政的特质、寺田浩明对中国契约社会的特质曾分别加以阐明。这些研究皆突显了明清时期至近代或现代中国的特质或广义的经济“制度”。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受到此种明清史研究的影响，依据亚洲交易圈论的主题，从更长期的视野着眼于交易和征税的关系，对近代中国的经济“制度”进行探讨。代表性的，有冈本隆司通过对负责征收海上贸易税金的海关进行的由明末至近代的长期性分析，阐明国家对交易征税的实际情况之研究；本野英一由上海的外国商人与中国商人间的微观商业纠纷，探讨传统商业秩序崩溃的问题之研究。
上述日本学界中国史研究中的制度史研究虽与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史研究有相似性，却具有不同的性格。正如诺斯与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学》中所见，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史研究是因重视西欧的经济发展、考察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而发展出来的。而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比起探究经济发展与“制度”的因果关系，更重视根据史料来考察长期性的“制度”本身。因此，日本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不太重视“制度”本身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而言是否有效率。不过，在19世纪至20世纪前期的局势中，中国创建了中央集权的国民国家并企图急速达成工业化时，这样的“制度”应是“无效率”的且有负面的影响。当然，由于在21世纪初不同的局势中同样的“制度”变得更有效，故各时期的制度之“效率性”无疑受到时代的制约。因此，无论“制度”对研究者所探讨的时代的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经济史研究中的“制度”史研究之重要性都不会有所改变，且其成果应也能给现代中国经济研究带来启发。为此，本书的课题将着重于厘清作为经济“制度”的交易之实际情况及其秩序结构的变迁，并从沿海民众的经济性行为来进行探讨。
中国的交易特征在于其零散性，而赋予其秩序的是中间人。以牙行为首的此类中间人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受到注目已久。此外，最近与信息经济学（EconomicsofInformation）相关，中间人所具有的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及缓和信息的非对称性的机能，亦受到重视。同时，在探讨冈本隆司、本野英一等人的研究所阐明的中国独特的官僚与商人的关系，或是交易＝征税的关系时，牙行等中间人具有决定性的地位。19世纪后期以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因财政上的问题而变得更加密切，故本书亦拟将中间人与征税问题一同加以考察。
本书以第一部、第三部为中心，一方面以长期性的视野来探讨此种基于中间人而形成的经济结构及征税机构，另一方面尝试将其加以某种程度的抽象化、模式化。并且，对于此种“制度”及以此为基础的体系在19世纪后期以后所面临的课题，及其预防欧美的人和“制度”向中国渗透的功能，亦将尝试做一番回溯。宋代以来商业发展，闽南沿海地区自19世纪以后经历了激烈的经济变动且流动性高，活跃于其中的福建人所从事的活动应可在考察此种课题时提供适当的材料。虽然由此种福建人的活动所导出的“制度”是否适用于全中国也许还有疑问，但考虑到流动性极高相当程度上是中国社会的共性，至少若满足一定的条件，此种“制度”应能适用于中国大部分地区。而之所以举出此种“制度”，并非是要舍弃区域的多样性，正是因为有各种区域，才会有由各区域的现象中轻易看出的“制度”，并将其析出。
（2）沿海社会的管理——社会史研究
19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在社会史研究方面有显著进展，明清史研究中总称为“地域社会论”的研究对此有极大的影响。地域社会论是基于人们行动的微观事例将其行动方式、选择的逻辑、社会形象等当作整合的概念性模式来掌握，倾向于在更一般性的脉络中进行探讨，并以江南为中心进行研究。
此种对明末清初时期的研究，对关于清代中期以后的内陆移民社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的城市社会史研究、清末民初时期的地方政治研究等影响极大。其中，城市社会史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主要领域，以上海和天津为中心展开。此种城市社会史所关注的重点之一是社会秩序的维持，特别是城市里分散的民众是如何被集结在一起施以统一管理的。就清末而言，吉泽诚一郎着重于探讨天津管理城市下层民众的各种团体、组织和制度；帆刈浩之则阐明了上海的下层宁波人的同乡组织所具有的机能。此外，较日本更早盛行城市社会史的英语圈中，罗威廉（WilliamT.Rowe）曾对汉口维持秩序的实际情况加以探讨，强调由精英和有力商人所主导的都市自治团体的作用。在卫生史方面，饭岛涉注重卫生的“制度化”，由此亦可窥知以通商口岸城市为中心的社会管理的一端。除此之外，关于18世纪以后更进一步开发的珠江三角洲，魏斐德（FrederickWakemanJr.）的研究着眼于19世纪中叶珠江三角洲的混乱；科大卫则从更长期性的视角，考察珠江三角洲的变动及宗族在区域社会与国家整合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些研究体现出许多有关华南沿海地区区域秩序的实际情况。
然而，上述研究还说不上已充分阐明了多样化的中国社会的管理情况。在流动性高、选择多的区域，若无根基深厚的精英阶层存在，社会管理究竟要如何进行呢？本书将以闽南沿海地区作为此种区域的代表来进行讨论。此区域具有长期且广泛的对外关系，是中国境内流动性最高的区域，与内陆相比可说选择（即退路）很多。同时，相较于上海、汉口、天津等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闽南自19世纪末以后贸易停滞，在晚清未出现显著的财富集中和精英阶层成长的情形。本书将以福建民众在这样的区域中引发的各种微观的纠纷为线索，对社会如何维持安定之课题加以探讨，并将其实际情况与其他区域加以比较。
（3）英国的角色——帝国史研究与殖民地史研究
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苏联解体，美国独霸于世界；在此背景下，全世界盛行“帝国”研究，在历史研究方面，世界最初的全球性帝国——英帝国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然而，英帝国史研究——即使其研究对象在本国和欧洲外再加上殖民地和影响所及的广大区域，其所根据的也是英文的一手史料和二手文献，故始终是以英国为中心的。由英帝国史的观点来看，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存在英国的“非正式帝国”（informalempire）因素，到19世纪，中国甚至与拉丁美洲诸国、奥斯曼帝国并列，被纳入“非正式帝国”行列中。
当然，从中国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即使同样利用英国留下的史料，也必须从与英国不同的自己的方向进行探讨，而对于实体暧昧的“非正式帝国”，亦有必要借由厘清其实际情形来将其相对化。在进行此探讨时，“帝国史”强调身为霸权国家的英国为世界性规模的贸易所提供的“国际公共财产”（internationalpublicgoods）的意义；对此，中国史研究方面亦接受了此种看法，再根据各地区自身的历史脉络反过来投射“帝国”。
此外，在帝国史研究中，支撑欧洲的帝国统治之“合作者”（collaborators）受到注目；而在未受到殖民统治的中国，中间人的角色更为重要。但正如本野英一的研究中利用买办和不平等条约体制的中国商人之活动所示，中间人不一定会配合帝国的统治。本书亦将举出行为模式与买办相似的英籍华人（指拥有英国国籍的华人）的活动，探讨其有别于合作者的其他侧面，并试将英籍华人与日本影响下的台湾籍民众加以比较。
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的“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的研究被指出有将西方与中国的关系强置于背景的问题。日本亦可见到对同样倾向的批评。关于日本的“中国中心观”的研究方法所遭到的批评，尽管如此，若像何伟亚（JamesL.Hevia）般，将“去疆界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再疆界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后殖民理论原封不动地套用在未殖民地化的中国，会过度强调英国等西方列强的角色，可说是仍与西方中心主义同出一辙。而且，中国主体性的行为被当成被动性的反应之点，亦无异于以“西方的冲击”及“中国的反应”之形式来进行论述的近代化论。
于是，本书将采取以“中国中心观”来考察欧美的影响之方法。既然中国未殖民地化，欧美和中国就都具有“主体性”的一面及“被动性”的一面，本书将不单只强调其中的一方。具体而言，在第二部、第三部中主要探讨在华英国领事所扮演的角色，其主题在于由微观的角度重新检视英国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希望能借此发现基本上由“中国”和“英国”的国家关系构成的中国政治外交史或中英关系史所无法捕捉到的英国的角色。闽南地区经常发生与英国海军有关的海盗、船难等海事纠纷，是最适合考察此问题的领域之一。此外，本书将成为首度对晚清时期英籍华人在中国的活动加以全面探讨的研究，应可更明确地厘清英国的角色。再者，甲午战争的结果导致日本自1895年起领有台湾，故该区域亦是19世纪末以后日本的影响力增强的地区。因此，东亚的日本（帝国）特性，亦可透过与英国的比较而呈现出来。
二研究对象、结构、史料
1.研究对象
关于上述三项课题，本书将提出几个主题进行具体的、多方面的探讨。针对时期为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中国近代史上所谓划时代之时期所指，视研究者而异；本书将扩大时段，以便更长期性地考察变动。在考察时，注意到除表面的、日常的变动之外，还有自19世纪初开始的变动及19世纪末的变动等在下层发生的更大的变动。这些变化重叠成数层，并且表层重复发生的变动牵动了更下层的基层。为了解此种变动，本书将着眼于鸦片战争及其发展至战争的过程，由鸦片贸易对策在整个沿海区域正式展开的19世纪30年代末开始论述，至20世纪初结束。在此，之所以以清末为一个段落，不只是因为有所谓“清朝之终焉”如此王朝区分的说法，还因为此时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首次全球化的终结这个世界性的转变期几乎重叠。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亦是英国等欧洲诸国在东亚的影响力开始衰退的转折点。
本书将探讨“福建人”活动的世界所发生的变化。此处所说的“福建人”是指福建南部的民众，即闽南人，使用闽南语。这是由于本书所使用的汉文史料里的“闽人”大部分是指闽南人，以及东南亚所说的福建人实际上是指闽南人。因此，本书的探讨对象为籍贯福建的东南亚华人和大多数的台湾居民，但不包含在日本为“福建人”主流的福州人、福清人等福建省东北部民众，即所谓的闽东人等。再者，本书所揭示的“福建人的世界”是指，以福建为中心，扩及东海、南海海域的福建商人、船员、渔民、工人的世界。因此，关于占福建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只要是专门从事农业者，就几乎不会出现在本书所描述的舞台之上。
此外，本书将不对厦门城市本身进行分析。如后所述，与香港、广州或上海、天津相比，厦门的城市规模极小，能用于城市社会史研究的材料亦不丰富。加上已有研究专门探讨厦门城市的“发展”。所以本书将以厦门城市为重点，着重分析活动的“人”。
本书的主角一个是福建人，另一个是“官方”。在第一部中出现的清朝官员是总督、巡抚，第二部之后的是地方官员。自第二部起还加入了在中国的英国外交官，特别是英国驻厦门领事。对英国领事的角色加以重视，可能会有过度强调英国的影响之虞。但从开埠前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列强之中，英国是东亚和中国最重要的贸易对象，且至19世纪末在政治上、军事上具有压倒性的重要地位，故就该时期而言，对英国之角色加以重视的判断应是妥当的。
2.结构
本书的结构如下。
第一部“开埠前清朝沿海秩序的崩溃”，主要阐述清朝沿海秩序崩溃、瓦解的过程。
第一章针对鸦片战争前福建、广东沿海民众的鸦片贸易活动以及清廷对此所采取的因应加以探讨，从清朝贸易管理体制的实际情况来说明清廷查缉鸦片贸易失败的原因。在补论中，对广澳地区的鸦片贸易和利权结构的规模及其变化进行分析。
第二章将迄今一直被当作中英之间的冲突来理解的鸦片战争，以清廷对汉奸（指福建、广东沿海民众）的架构重新加以探讨，将鸦片战争编入中国沿海的历史中。
第二部“19世纪中叶华南沿海秩序的重建”，主要从治安与人的移动这一点，探讨开埠以后华南沿海秩序的重建。在考察时着重分析清朝地方官员和英国所扮演的角色。
关于华南沿海的治安问题，第三章在分析19世纪中叶海盗活动猖獗的背景之后，就镇压海盗时英国海军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镇压海盗活动所具有的历史意义进行考察。
第四章从19世纪中叶以后的船难事件探讨船难救援体制的重建；不仅厘清船难事件与海盗问题的关系，同时还对清朝“漂流民遣返体制”的意义重新加以讨论。
接下来探讨由人的移动而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根据在东南亚英国殖民地取得英国籍并来到中国的英籍华人所引发的问题，探讨小刀会成立的背景及其叛乱的影响。
第六章将迁往东南亚以外地区的移民视为“苦力贸易”，考察其为何会引起纠纷，以及如何解决此问题。
第三部“世纪之交贸易的变动与华人的作为”，从贸易的变动与华人的作为探讨19世纪中叶重建的秩序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发生动摇之事态。
第七章对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期厦门的贸易变动加以概述，特别注意厦门输出商品的多样性及其与台湾的关系。
第八章主要以19世纪80年代以后对鸦片征税的问题为线索，探讨鸦片贸易和鸦片税的变动给各种商人以及官商关系带来的影响。
第九章探讨19世纪60年代以后围绕英籍华人发生的纠纷，阐明清朝地方官员、英国外交官及英国政府对此所采取的应对方式。
3.史料
本书在进行以上探讨时所用的史料，有汉文、英文、日文等多种文字的史料。但在第一部关于开埠前的论述中，主要使用的是汉文史料；在第二、三部关于开埠后的论述中，主要使用的是以英国外交文书为主的英文史料。
关于开埠前历史的汉文史料，在已编纂刊行的史料之外，还使用了档案。注记时为便于参照，若有已刊行的史料，即以其为根据。另外，关于开埠前的部分之所以使用汉文史料，是因为由于清廷重视鸦片贸易对策及鸦片战争，记载该时期“海洋史”的汉文史料从整个清代而言格外多。
至于开埠后的部分，虽也可由汉文史料来进行讨论，但大多数与闽南有关的上奏等，都是出自驻福州的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福州将军之手。除赴任厦门时期，他们对闽南当地的状况并不十分清楚，并且基于各种原因，有许多事情并未向中央报告。再者，比他们低阶的地方官员几乎未留下任何记录。另外，清末编纂的地方志大部分是将清代中期编纂之物加以若干增补而成的，有关清末的具体记载非常少。而自1843年11月英国驻厦门领事馆成立之后，以英国领事对英国公使的报告为中心的英国外交文书是唯一持续对厦门当地进行记录的史料，故本书开埠后的部分主要依据之。
关于英国领事的交涉对象，鸦片战争后清朝未设立新的外交机构，且督抚等逃避承担夷务（即外交），倾向于让官位更低者负责。因此，福建初时是由福建布政使徐继畬负责夷务，他除官后，管辖兴化府、泉州府、永春州的兴泉永道（厦门道台）之角色被认为变得重要。但福建布政使驻于福州，实际上自开埠之初，英国驻厦门领事的交涉对象即基本上是厦门文官中官位最高的兴泉永道，以及督理厦门税务协镇（厦门海关）和海防同知（厦防同知）。其他的交涉对象还有驻厦门的福建水师提督与驻漳州负责管辖汀州府、漳州府、龙岩州的汀漳龙道（漳州道台）、漳州知府、泉州知府，以及同安知县、海澄知县等。1860年以后发生英国公使由香港移驻北京、总理衙门设立等变化。此外，闽浙总督等督抚积极参与外交的情形亦增多，驻厦门外国领事逐渐变成直接向闽浙总督进行交涉。
再就英国外交文书的形态、内容加以考察。至20世纪初，该时期的英国外交文书全部依照领事馆、日期整理，其中有许多被英国领事定为义务的事务性业务的记录。这些史料未被依照内容分别整理，故在从领事的视角了解该时期厦门的状况上是非常珍贵的史料，但也有如下所述的问题。
首先，领事的报告中只有领事及领事馆职员所知范围内的信息。因此，与英国人或外国人有关的通商口岸及其周边的记述占绝大多数，而内陆地区的情况几乎全依靠传闻以及清朝地方官员和欧美商人、传教士所提供的消息，信息的来源受到限制。其次，厦门的情形是，初开埠时领事就接二连三地发生调任、死亡之事，所以领事本身对厦门当地的了解亦有限。而且，当时英国已是“国民国家”，故想当然报告是从英国的立场、“英国人”的观点书写的，其中有相当大的偏见和缺乏理解之处。
尽管如此，在现存汉文史料中少有记载的区域却可由此种英文史料得知部分情况，这一优点用来弥补上述缺点绰绰有余。特别是该时期的英国是贸易大国、海军大国，故关于“海洋史”，英国外交文书在质和量上的有效性都远超过汉文史料。有鉴于上述问题，本书积极利用汉文史料、日文史料及其他英文史料，以补全英国外交文书的不足。
相较于着眼于一桩事件，本书主要还是根据史料中所见日常琐碎的案件及与其相关的交涉来发现问题。这是因为本书所重视的视角是：对当时的英国领事、清朝地方官员而言，什么才是应处理的“问题”。当然，讨论此种琐碎的“纠纷”也许会被批评过于强调一部分例外的事件或民众的行动。但零星的小事件的事例只要汇集在一起，就能显示出一定的倾向。而且，历史上一部分民众的行动常常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这一点，由一小部分英籍华人的活动所带来的影响，就可得到证明。
那么，本书所探讨的福建人其基础所在之闽南和厦门是什么样的地区，至19世纪又走过了怎样的历史过程？以下对构成本书基础的内容，以些许篇幅加以考察。
三闽南与厦门——区域和历史
1.闽南
闽南，即福建省南部，因是闽南语的使用区域而与邻近地区有所区别，在清代的行政区划中指泉州府、漳州府、龙岩州、永春州一带（参见地图2）。闽南的气候温暖，年平均温度在20℃以上；冬季平均温度除内陆的龙岩州、永春州的部分地区外，亦在10℃以上。湿度高，年平均湿度为78%～80％；降雨量亦为全国最高，沿海地区的降雨量一年有1000～1400毫米，非沿海地区则达1400～1800毫米。
福建省的地形，山地、丘陵占全省的82％，海拔200米以下的地区约12％。主要的山地分布于福建省的西部和中部，自西北部至东南部沿海地区地势逐渐降低。因平原很少，福建省的可耕地约占全省面积的12％，人均耕地极少，特别是闽南的泉州府、漳州府耕地严重不足。因此，泉州府和漳州府除一年收割两期稻作外，还盛行种植甘薯。但闽南的土壤大多是红土，并不肥沃。并且，由于明末以来经济作物的栽培扩大，即使甘薯加上稻米，粮食仍旧不足。有清一代亦经常性地自省外、海外输入粮食。
福建省气候温暖、降雨充沛，故森林资源丰富，以马尾松、杉木等常绿针叶树为主。但随着明清人口的增加与开发的推进，森林破坏日益严重，以至于民国初期东南沿海和闽江沿岸的森林几乎消失殆尽，闽南沿海的森林资源正逐渐枯竭。
由于多山多雨，福建省的河川密度很高。闽南的主要河川流经龙岩州、漳州府的有九龙江，流经泉州府的有晋江（参见地图3）。九龙江由全长244公里的北溪和全长156公里的西溪所构成，形成了龙岩县城盆地、漳平县城盆地和漳州盆地。晋江全长182公里，出自永春州和安溪县，形成了泉州平原。闽南降雨多，河川较中国其他地区水流湍急，且水源地的山林被乱砍滥伐，河川的修整和堤防的修筑亦未进行，加上风向和满潮的影响，水灾频繁发生。特别是位于九龙江下游的漳州，20世纪初平均三年发生两次水灾，其中1908年的水灾灾情惨重，遇难者达5000人。
福建省的海岸线全长3051公里，直线长度仅535公里，福建海岸可说是中国第一曲折的海岸，有许多港湾。此外，岛屿亦多，面积100平方米以上者有1200座之多，是适于船只安全停泊的区域。特别是厦门港为一良港，港湾面积230平方公里，水域面积及于154平方公里，港内大部分水深达5～20米，最深达31米。厦门港外侧有金门（大金门）岛、小金门岛、大担岛、二担岛、青屿、浯屿等岛屿围绕，内侧有鼓浪屿、鸡屿、火烧屿等环绕水深最深之处，故水域很平静（参见地图4）。20世纪初英国领事曾指出，厦门港拥有无关潮汐大型汽船都能进出的水深，天候不良时亦很安全，同时能停泊数百艘船只，可说是由香港至中国北部的范围内首屈一指的良港。
在交通方面，闽南西侧以玳瑁山脉与福建省西部的汀州府分隔，而汀州府则借由韩江与下游的广东省潮州、汕头等相连接。根据清末的调查，闽南往北边福州方面的海岸沿线虽较平坦，但道路却未充分整备；往南至广东省的陆路亦同样不便。因此须依靠海运来弥补陆路的不足，借由戎克船来联结沿海各港口。此外，闽南的河川水流湍急，大多难以行船，但九龙江连接了漳州、南靖、漳平、龙岩等地与沿海地区的交通。
再看闽南的人口。清末闽南的人口，在《嘉庆重修一统志》的记载中，1820年泉州府245万人、漳州府340万人、龙岩州33万人、永春州48万人，总计约666万人。此外，根据《福建通志》的记载，1829年泉州府252万人、漳州府360万人、龙岩州34万人、永春州50万人，总计696万人；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1953年的统计，泉州有275万人、漳州174万人、龙岩26万人、永春44万人，总计519万人。关于其中漳州府人口的减少，曹树基认为是1864年太平天国占领漳州之故。但自漳州占领即使经过90年人口仍未恢复，似乎有必要考虑海外移民等其他因素。此外，19世纪20年代的统计之可信度亦有问题。尽管如此，该时期闽南的人口推测应介于500万～700万人之间。
至于厦门的人口，亦无准确的统计数据。根据道光《厦门志》，开埠前的道光十二年（1832）除僧侣、尼姑、道士外，居民有144893人，估计岛民约15万人。但开埠后不久来到厦门的传教士指出，厦门市内有15万人，厦门岛内有40万人。并且，根据传教士的推算，1854年前后厦门岛的人口有25万人，厦门市内有15万人；1890年前后厦门岛内有40万人，厦门市内有6万～10万人。此外，1892～190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亦指出，厦门岛的人口约为40万人。因此可推算，该时期厦门岛的人口有15万～40万，而厦门市区的人口则有6万～15万，且20世纪初期市区人口可能是10万左右。这在五个开埠地中为规模最小者。
在这样的闽南，居民并未在整体上形成一个坚固团结的团体。特别是泉州人与漳州人明确分为两个团体，互相对抗之事经常发生，即使在台湾，对立的双方也一直反复进行分类械斗。现在的方言集团亦主要分为厦门、龙岩、漳州、泉州四个。并且，虽同属闽南，但民众的性格依地区而异，沿海地区的民众富冒险进取的精神，山区地带的民众则淳朴保守。此外，华南全体宗族的联结极强自不待言，而宗族间的械斗亦极为激烈，闽南亦是如此；清末宗族间冲突时所引发的械斗在厦门及其周边地区（特别是惠安县、同安县、漳浦县）频繁发生，同地区内的对立亦很激烈。
2.闽南的开发与厦门的海上贸易
福建，特别是闽南的开发在唐代以后才有所推进，但来自北方的移民人数并不多，开发亦有限。唐末中原混乱之后，移民才急剧增加。其结果，记录上泉州的户数在唐开元年间（713～741）为50754户，元和年间（806～820）为35571户，宋代初期则增至96581户；漳州则由开元年间的1690户、元和年间的1343户，增至宋初的24007户，变为人口稠密的区域。自此以后，记录上南宋时期闽南的人口激增，泉州有255758户358874口，漳州有112014户160566口，出现人口过剩问题。
闽南耕地狭小，因人口的增加，宋代随着商业的发展，农作物的商品化和手工业发达。经过宋代、元代，以泉州为中心，海上贸易发展，福建商人在中国沿海和南海的活动亦日趋活跃。此后，闽南拥有联络东海与南海的港市，闽南人从事海上贸易活动，并且还从闽南送走许多前往东南亚的商业移民。
明朝因重视朝贡制度及实行海禁，泉州的海上贸易逐渐衰退。但此种海禁政策反而促使16世纪所谓的后期倭寇走私贸易集团的活动变得活跃，闽南的海澄月港与浙江的双屿共同成为倭寇活动的中心。明朝政府勉强压制住此倭寇活动后，于1567年放宽海禁，允许月港进行对外贸易。17世纪初，厦门取代月港成为重要港口。厦门在宋代被称为嘉禾屿，元代被称为千户所，明初则成为应付倭寇的军事要冲，洪武二十七年（1394），中、左所自永宁卫移驻厦门筑城。最迟在弘治二年（1489），明朝初期设置的兵船基地浯屿水塞亦由浯屿岛移至厦门。
厦门之所以会成为重要的贸易港，是受到17世纪郑氏以厦门为根据地的影响。17世纪20年代郑芝龙已拥有庞大的舰队，控制福建沿海；他于1626年、1627年入侵并占领厦门。自此以后，厦门与安海共同成为郑氏的商业及人员补给基地；随着郑氏的发展，厦门逐渐成为政治和贸易中心。1646年清军进攻福建，郑芝龙投降，但其子郑成功以鼓浪屿为基地展开抵抗；1650年郑成功吸收厦门和金门郑芝龙旧部的势力，以厦门为根据地。1661年郑成功将根据地移至台湾后，厦门仍是郑氏的据点，在此继续与清军进行争夺战。厦门最后落入清军之手是在1680年，而三年后的1683年郑氏终于降清。
若从厦门的对外贸易来看，自郑氏时代开始，厦门的中国船就已经与日本和东南亚有贸易往来。同时，在郑氏政权统治厦门期间，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676年在厦门开设商馆，欧美船因此开始前来；郑氏降清后，荷兰和英国仍继续在厦门进行贸易。但相较于厦门，腹地广阔的广州具有更好的贸易条件，欧美船于是逐渐集中到广州，故厦门有力的商人亦移至广州。因此，其后厦门从事对外海上贸易的仅只中国船，但厦门仍维持与东南亚的贸易。而且，以东南亚贸易为背景，厦门成为对外贸易与沿海贸易的接续点，其网络扩及上海、天津等北面诸港与台湾诸港。此种贸易在乾隆年间（1736～1795）达于极盛。除此种交易关系的因素外，最重要的是闽南人口稠密，使得清代中期以后出现许多移居东南亚和台湾的人；台湾汉人的祖先大多是自闽南渡海而来的。
上述闽南人向海上的发展，背景在于闽南人具有船舶和航海技术方面的优势。自南宋至元，以泉州为首的闽南已是造船业最发达的地区，其制造的大型船舶性能优异且坚固。清代闽南亦是造船业的中心之一。此外，中国的木材因资源不足而价格高涨，故自18世纪中叶起华人开始在东南亚的暹罗等地从事造船，闽南人亦活跃其中。而学会航海技术的闽南人操纵船舶的技术极为出色，此由清代江苏船、浙江船等福建船以外的船舶航海时，福建人亦扮演重要角色便可窥知。
总之，闽南平原稀少，人口稠密，在此种环境下，产生了海上交易及经由海路的移民；在这一点上，闽南在华南沿海各地中与潮州并列，是具有与其他地区相异特色的区域。福建人以带有此背景的闽南和厦门为中心展开活动。下文将详细考察其所活跃的世界在19世纪以后所发生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