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书良 日期：2016-03-17 12:01:17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陈书良先生以随笔形式叙述汉魏六朝历史的新作，作者以扎实的文献功底，挥洒自如地为读者描绘了六朝时期的风云变幻与人物风流，举重若轻，涉笔成趣，是人们了解六朝历史，尚友古昔先贤的必备读物。
作者简介：
陈书良，湖湘书香世家。原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学所所长、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为省文史馆馆员、湖南商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院学术委员、院学术带头人。学术上服膺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治学方法，承继朴学传统，醉心六朝文化，独立特行，著作甚丰，人称“六朝人物”。
目录：
生子当如孙仲谋
1、初领江东
2、以保守为智
3、建业开六朝之都
吴井梦
1、孙吴气息
2、文献主司的道德闪光
维摩诘与竺佛图澄
1、玉人顾影
2、辩才称病
3、汉化的洋菩萨
4、一个洋菩萨
伤心人，断肠辞
1、落魄洛阳道
2、红浥鲛绡生子当如孙仲谋
1、初领江东
2、以保守为智
3、建业开六朝之都
吴井梦
1、孙吴气息
2、文献主司的道德闪光
维摩诘与竺佛图澄
1、玉人顾影
2、辩才称病
3、汉化的洋菩萨
4、一个洋菩萨
伤心人，断肠辞
1、落魄洛阳道
2、红浥鲛绡
迷乱与疯狂
1三类名士
2服药行散
3追求生命的长度
4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
竹林七贤祭
1、七贤众生相
2、追求生命的密度
3、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4、酩酊中的超越
5、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清风明月也蒙羞
1“山寨版”名士
2身在江海，心存魏阙
王与马，共天下
1、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
2、所谓“江南文化世族”
3、镇之以静的“愦愦之政”
金谷兰亭
1、残害女性者因一位女性而得名
2、清流书圣
3、云泥之判
苍生其如安石何
1东山携妓
2淝水之战
3用巧伪与忍耐赢得斗争
欲投鞭策过江来
1英武的氐族少年
2北方伟大的统治者
3悲情英雄
4败因种种
北伐！北伐！北伐
1、“北伐”实出现在东晋
2、悲壮的中流击楫
3、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4、金戈铁马，气呑万里如虎
吾亦爱吾庐
1、人品和文品
2、贫困与劳力
3、桃花源之恋
丹青之殇
1、虎头金粟影，神妙独难忘
2、痴癖
3、蓬门今始为君开
4、千古的冷落
刘勰的非儒一面
1夜梦孔子
2古佛青灯
3扪虱雕龙
胭脂井
1、从陈寅恪的精义妙语谈起
2、一代枭雄
3、南方土著政权
4、自残与性乱三十年前，余负笈武昌，与书良相识于珞珈山下，时书良与易中天同为吴林伯先生高足。书良精研《文心雕龙》，由此进入六朝深处，尤对六朝人物之精神风范体悟甚透。
余读《陈书良说六朝》，于其目光之老到，文笔之细腻，钦佩感叹者再三！书良谨守家风，淡于名利，为今日长沙城里少见之读书种子。其为人神朗骨清，简侻自处。此乃天赋之本性乎，抑六朝烟水之熏陶乎？唐浩明
（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作者、著名学者）陈书良教授是我的同门师兄。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与同门兄弟在武汉大学追随先师吴林伯先生学习《文心雕龙》，先师就常以书良师兄关于《文心雕龙》的有关论文激励我们，号召我们学习书良师兄勤奋的学习态度，扎实的学术修养，独特的学术见解，从那个时候起，书良师兄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在我看来，陈书良教授是先师吴林伯先生学术传统的最忠实的继承人。
方铭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导）书良先生出身江南读书世家，其外祖父刘永湘先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即为湖南大学知名教授，伯外祖父刘永济先生更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表兄陈贻焮先生也为古代文学研究界所推重。书良先生幼侍永湘公读书，长承家学，天性勤奋，卓然成家。每读其书，如亲聆锦心绣口之论，亲沐儒雅君子之风。
赵敏俐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导）生子当如孙仲谋
玉座苔衣，拜遗像、紫髯如昨。想当日、周郎陆弟，一时声价。乞食肯从张子布，举杯但属甘兴霸。看寻常、谈笑敌曹刘，分区夏。
——朱彝尊《满江红·吴大帝庙》
1、初领江东
建安五年（200年）四月，吴郡丹徒县，独霸江东的孙策遇刺受伤，生命垂危。东吴局势随之山雨欲来，波谲云诡，险象环生。此时，孙策的挚友、手握重兵屯驻巴丘的周瑜在没有得到任何指令的情况下，亲率精骑，日夜兼程向丹徒疾驰。周郎铁骑，执锐披坚，当然其意不仅是奔丧，而是有关东吴继位大计。
的确，孙策的继承人问题还是一个谜团。在此之前，一代枭雄才二十六岁，春秋正富，谈何继位呢？然而，现在猝然遇刺，继位问题当然摆到了小霸王及东吴军政重臣的面前。况且继位的候选人又不止一人。孙策有子孙绍，不管父执周瑜是否有拥立之意，孙绍其时毕竟尚幼；孙策还有三个弟弟，其中四弟孙匡最得喜爱，孙策曾将父亲的爵位相让。而三弟孙翊在性情上与孙策最相投。孙策似乎直到生命之火即将熄灭时才作出抉择。从典籍看来，孙策的这个决择连重臣张昭、周瑜都无从预知。
据《三国志·孙翊传》注引《典略》：“策临卒，张昭等谓策当以兵属俨（即孙翊），而策呼权，佩以印绶。”也就是说，这一刻之前，谜底尚未揭开，以致重臣张昭等产生误判。《三国志·孙策传》载，弥留之际，孙策对张昭等人说：“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然后将十九岁的二弟孙权叫过来，将会稽太守，讨逆将军、吴侯印绶交与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孙策交代完后事，到晚上就辞世了。
十九岁的孙权手足无措，惶恐异常，只有嚎啕大哭。这时，身为托孤大臣的张昭挺身而出，断然地对孙权说道：“孝廉，此宁哭时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师，非欲违父，时不得行也。况今奸究竞逐，豺狼满道，乃欲哀亲戚，顾礼制，是犹开门而揖盗，未可以为仁也！”张昭的话如一声棒喝，孙权立即认识到他面临的险恶的环境，于是他强忍悲痛，脱去丧服，与张昭等一起陈兵而出，骑马巡视军营，安定军心。
事实证明，孙策临终的抉择是英明之举。
孙权，字仲谋，生于汉光和五年（182年），十五岁在吴郡举为孝廉，同年出任阳羡县长，行奉义校尉。所谓“行”或“领”都是未经朝廷正式下文而暂摄之意。十五岁当县长，纵然在乱世，也算是少年卓荦早据要津了。经略地方三年后，于建安四年（199年）随孙策开始戎马生涯。攻打江夏黄祖时与周瑜、程普、黄盖、韩当诸将并肩英勇作战，受到孙策的夸奖。甚至在宴会上，孙策常对孙权指顾诸将说：“此诸君，汝之将也。”（《三国志·孙权传》注引《江表传》）不过，虽然作战冲杀在前，孙权驭将统兵的才能似乎欠缺，如建安五年孙权第一次独立统帅兵马攻打广陵太守陈登，就连战连败，铩羽而归。大概因为这个缘故，此后直至他当上吴主以后，很少亲自挂帅出征。仅有的几次亲征，都是被打得灰头土脸，狼狈而归。
既然如此，既然血缘关系比不上孙绍（古时帝王传位以父子相传为最常见），血缘关系相同而与长兄的情谊又比不上老三、老四，既然孙策素来看重横行天下的武力；那么，为什么孙权能在坐领东吴上胜出呢？
当然，东吴的权力是按照孙策临终的抉择而转移的。但孙策的抉择的依据是什么呢？我以为，起决定作用的是孙权的长相与当时风行的品目。这样说，现代人难以理解，斥为迷信，讥为荒诞。但古人确实是迷信的，更何况品目是汉末的时尚，朝野都趋之若鹜。《后汉书·党锢传》云：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所谓“品目”，亦称“题目”或“目”，就是清谈中对人物德行、仪表等品评鉴定，给予概括的考语。自古以来，“知人”就是一门莫测高深的学问。《后汉书·郭泰传论》引庄子的话说：
人情险于山川，以其动静可识，而沉阻难征。故深厚之性，诡于情貌；“则哲”之见，惟帝所难。
意思是说，了解人极难，虽然他在做什么可以看见，可他想什么则难以知道。尤其是那些城府深沉的人，所想的与所做的往往不一致。所以，若要说有知人之明，连英明善察的尧皇帝也难做到。有趣的是，这一门连帝尧都感到困惑的学问，到东汉末年及魏晋六朝，却大行其道，郭泰与许邵就是此中的顶尖高手。《后汉书》说郭泰死后，有数以万计的人来吊丧，“自弘农函谷关以西，河内汤阴以北，二千里负攘荷担弥路，柴车苇装塞途”！许邵当时就有“月旦评”的盛名，评曹操的十一个字“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不仅概括了曹操的一生，而且几乎成了历史的定论，是许邵流传千古的绝唱。
话题再回到孙权。当时的典籍记载，孙权出生后的长相是“方颐大口，目有精光”，孙坚觉得奇异，以为有贵相。后来，汉献帝为表彰孙策对朝廷进贡方物，派遗特使刘琬到江东给孙策加锡命。所谓加锡，亦即授予九锡（九种特权。古时天子赐予臣下的最高规格的赏赐。）当中的一种或几种。这当然是皆大欢喜的美差。而特使刘琬恰恰以相面知名，从东吴回来后他曾对人说：“吾观孙氏兄弟虽各才秀明达，然皆禄祚不终。惟中弟孝廉，形象奇伟，骨体不恒，有大贵之表，年又最寿，尔试识之。”成年后孙权更呈两大异相：紫髯，长上短下。所谓紫髯，即紫红色的胡须。所谓长上短下，应指其上身长于腿脚。《三国志·先主传》注引《山阳公载记》说，赤壁之战后，刘备到京口找孙权商借荆州，回到住处后，对左右说：“孙车骑长上短下，其难为下，吾不可以再见之。”于是昼夜兼程离开东吴。刘备对孙权“长上短下”的解释是“其难为下”，这位“汉帝玄孙一脉流”的当世英雄并由此对孙权产生了敬畏以至惶恐，以至避让。又《献帝春秋》记载，建安十九年，孙权征合肥时被张辽所困，后逃脱。“张辽问吴降人：‘向有紫髯将军，长上短下，便马善射，是谁？’降人答曰：“是孙会稽。”可见紫髯和长上短下是孙权异于常人的两个特征。至于《三国演义》所谓“紫髯碧眼”，其二十九回所谓“小霸王怒斩于吉，碧眼儿坐领江东”，恐怕是罗贯中的时代西方、中亚的洋人往来中原，而一般人目之所见，对孙权由紫髯联想碧眼所致。我遍查魏晋六朝的正史和野籍，是找不到“碧眼”的记载的。孙权的异相就是两点：紫髯，长上短下。
既然孙权生有异相，孙策又有明确指示，孙权在权位争夺中胜出也就顺理成章了。罗贯中概括为“坐领江东”是极见文字功力的。
于是，在母亲吴太夫人的坚强支持下，在以张昭、周瑜为首的文臣武将的尽力辅佐下，孙权定军心，讨不臣、平山越、杀黄祖，巩固并扩大了父兄的基业。《三国志·吴志·孙权传》注引《吴书》及《通鉴》卷七十一云，魏文帝黄初二年，赵咨建议孙权“宜改年号，正服色，以应天顺民”，于是当年十一月就吴王位。后七年至魏明帝太和三年夏即皇帝位。孙策临终对孙权“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的评价终于得到实现。约六十年后，吴人陆机在《辩亡论》中描述了这种辉煌：
于是张昭为师傅，周瑜、陆公、鲁肃、吕蒙之畴入为腹心，出作股肱：甘宁、凌统、程普、贺齐、朱桓、朱然之徒奋其威，韩当、潘璋、黄盖、蒋钦、周泰之属宣其力；风雅则诸葛瑾、张承、步骘以声名光国，政事则顾雍、潘浚、吕范、吕岱以器任干职，奇伟则虞翻、陆绩、张温、张敦以讽议举正，奉使则赵咨、沈珩以敏达延誉，术数则吴范、赵达以禨祥协德，董袭、陈武杀身以卫主，骆统、刘基强谏以补过，谋无遗算，举不失策。故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
总之，孙权十九岁承接父兄基业，执掌政权五十二年，是三国历史人物中主政时间最长的一位。他经营江东，开疆拓土，招贤纳士，建国图霸，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入主江南的第一位皇帝。更彪炳历史的是东吴拥有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航海术，船队往来北至辽东，南及台湾和交趾（今越南北部），并远航天竺（今印度）、波斯（今伊朗），甚至大秦（罗马）。正如清人王友亮《吴大帝陵》诗云：
金汤半壁起雄图，毕竟孙郎与众殊。
继业父兄仍手创，资材文武悉心输。
这里，我有兴趣探究的倒不是“与众殊”，而是与父兄殊。孙权既能继承光大父兄之业，那么他有那些异于或优于乃父乃兄之处呢？我以为孙策所谓“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诸语，实落皮相。孙权与父兄之异，有姿质之异与方针之异。
本节先谈姿质之异。众所周知，孙坚、孙策从小就是孤胆英雄，十几岁就杀人越货，一路腥风血雨杀来，在中原大地掀起阵阵戈林箭雨，两人都堪称战神。然而，他们都生性急躁冒进，似乎习惯了险相环生，以命相搏，而忘记了肩上的重大使命。因此，孙坚、孙策之死都带有一定的可以避免的偶然性，正如陈寿《三国志》所总结的：“皆轻佻果躁，陨身致败。”凡事物都有两方面，前面已叙及，孙权不善帅兵打仗，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又持重、平稳、工于心计一些，擅长坐镇后方后勤补给。
《纲鉴合编》卷十三载吴主孙权派中大夫赵咨入谢，与魏王曹丕有一段关于孙权评价的问答：
魏主丕问咨曰：“吴王何等主也？”对曰：“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也。”魏王问其状，对曰：“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阵，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虎视于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丕也：“吴王颇知学乎？”咨曰：“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似书生寻章摘句而已。”
赵咨当然是吹嘘之词，策士余臭，但其中也透露了一些孙权的姿质特点，其异于父兄者仅择两点以叙之。
一曰读书。《纲鉴合编》卷十二载，孙权对爱将吕蒙说，你现在主掌要职，不可以不学习。吕蒙却以军务繁冗为借口推脱。孙权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耶？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尝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于是吕蒙听从孙权的建议努力学习，到后来鲁肃过浔阳，与吕蒙交谈，大惊说：“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吕蒙回答：“士别三日，即当刮目相待。”
这是一个有名的成语故事，“吴下阿蒙”、“士别三日，刮目相待”至今仍活跃在人们的语汇中。但我以为孙权的话最精彩。咀其蕴义，一者要在多务的条件下挤时间学习；二者是不要求成为治经博士，而是涉猎经史。联系到前面赵咨说孙权“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似书生寻章摘句而已”，虽有讥讽以风雅自诩的曹氏父子的弦外之音，但也可知孙权读书是目的鲜明、颇有品味的。怪不得林之奇在这段文字后评曰：“帝王之学与书生异，书生所学寻章摘句而已，若夫帝王之学，以成天下之务。”就这一点而言，我以为孙权是远胜乃父乃兄，力压刘备，而能与曹操匹敌的。
二曰用人。孙策说自己选择孙权的理由是孙权“举权任能，各尽其心”，并承认在这一点上“我不如卿”。典籍所载，孙策以至孙坚在用人上都鲜有长处。而孙权确实在用人上颇具特点。
孙权敢于破格用人，大胆起用年轻将领。如赤壁之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年龄上的较量。周瑜当年三十四岁，鲁肃三十七岁，而对方主帅曹操已是年过半百了。又如夷陵之战，孙权任用年权二十多岁的陆逊为总指挥，当时许多元老重臣如张昭、顾雍，都极力反对陆逊挂帅，说陆年轻望浅，非老谋深算之刘备的对手，必误大事。但孙权知人善任，力排众议，起用陆逊，终于取得了夷陵之战的胜利。
孙权常常恩威并施，驾驭武将。东吴是一个领兵制的政权，大领兵既是将军，又是郡守。孙权对武将戒心尤深，用刑严峻。针对不少武将因畏罪投魏，他甚至命令将在外则妻子作保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也懂得恩威并施。如周泰是一员勇将，孙权命他留守要津濡须，因周泰出身寒门，诸将不服。于是在一次宴会上，命令周泰脱去衣裳，露出身上的几十处疮痕，孙权令众将观看，手指疮痕，一一询问战斗负伤的情况，并亲自把盏敬酒，一处酒痕敬酒一觥，抓住周泰的手臂，流泪说：“卿为孤兄弟战如熊虎，被疮数十，吾亦何心不待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马之重乎？”第二天又赐周青罗伞，令其出入张盖。这样一来，周泰感激涕零，众将也十分感奋，表示效忠吴王。
孙权还能充分听取臣下的意见。如曹操命孙权送一个儿子为人质。周瑜反对，说将军拥有六郡，兵精粮足，将士用命，开矿煮盐，经济富裕，为什么要送人质给曹氏呢？只要人质一入，“不得不与曹氏相首尾，则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见制于人，岂与南面称孤同哉？”于是，孙权听从了周瑜的建议，没有将儿子送去魏国作人质。又如张昭反对孙权封公孙渊为燕王，孙权不听，张昭就称病在家不再上朝。后来公孙渊果然反叛了，事实证明张昭的意见是对的。孙权多次向张昭至歉，张昭仍坚持称病。孙权趁路过张府时呼唤张昭，张昭仍不出。无奈之下，孙权火烧张昭家门，想以此逼他出来，不想张昭干脆连窗户也关上了。于是孙权只好命人灭火，自己一直在门前站立着，张昭的儿子们这才一起扶张昭出见张权。孙权和他同乘一车回到宫中，再三致歉，张昭没办法，只好又上朝议政了。
孙权卓越的用人艺术和识人之明，保证了东吴较长时期内人才层出不穷。特别是“江东四杰”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呈接力赛选手一样的交替崛起，帮助孙权度过难关，雄踞江东。南宋洪迈《容斋随笔》云：
孙吴奄有江左，亢衡中州，固本于策、权之雄略，然一时英杰，如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人者，真所谓社稷心膂，与国为存亡之臣也。自古将帅，未尝不矜能自贤，疾胜已者。此诸贤则不然。孙权初掌事，肃欲北还，瑜止之，而荐之于权曰：“肃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后瑜临终与权笺曰：“鲁肃忠烈，临事不苟，若以代瑜，死不朽矣！”肃遂代瑜典兵。吕蒙为寻阳令，肃见之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遂拜蒙母，结友而别。蒙遂亦代肃。蒙在陆口，称疾还，权问：“谁可代者？”蒙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无复是过也”逊遂代蒙。四人相继，居西边三四十年，为威名将，曹操、刘备、关羽皆为所挫，虽更相汲引，而孙权委心听之，吴之所以为吴，非偶然也。
对“江东四杰”惺惺相惜，为国荐才，孙权用人不疑，江山相托，君臣同心，终成江东大业给予了高度评价。
总之，孙权在三国创始人中，是个不大追求表面轰轰烈烈，比较讲究实效的稳健型君主。他的为人行事也赢得了对手的尊重。建安十八年，曹操进军濡须口，号步骑共四十万。孙权率领七万兵士与曹相持月余，曹操见吴兵军伍整肃，叹道：“生子当如孙仲谋！如刘景升儿子，豚犬耳！”于是撤军北归。
这是一段有名的英雄对英雄的赞叹。曹操与孙坚同年，都生于汉桓帝永寿元年（155），算来是孙权的父辈，难怪其有“生子当如”之叹。后来，南宋词杰辛弃疾在《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中还咏叹了这一著名公案：“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稼轩显然不满于南宋政府对金廷屈膝求和，于是借歌颂孙权能够守住东南，战胜强敌，发千古之浩叹。
2、以保守为智
关于三国鼎立的天下大势，用当时的旷世智者诸葛亮的话来说：“自董卓以来，群雄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那么，如何保住由父兄冲锋陷阵九死一生打下的江东之地，应该是摆在孙权面前的第一要务。
孙权采取了与父兄截然不同的立国方略。孙坚出身寒族（刘义庆《幽明录》中说孙坚父亲“种瓜为业”），靠英勇作战勉强成为多少有些独立性的地方统治者，但他去世很早，且战事多在中原，并没有直接参与制定孙氏家族开拓江东的战略。孙坚死后，其部属为袁术所有，孙策历尽艰辛将这支旧部拉出来，进而扩充人马，摆脱袁术，转攻江东。孙策文韬武略，生命虽然短暂，却十分辉煌灿烂，他白手起家，打下了江东六郡，开创了吴国基业，是江东基业的奠基人。
在郡雄并起，刀光剑影的形势下，无立锥之地的孙策的方针是开拓的、扩张的。按陆机《辩亡论》云：“（孙策）将北伐诸华，诛锄干纪，旋皇舆于夷庚，反帝座于紫闼，挟天子以令诸侯，清天步而归旧物。”陈寿《三国志》本传云：“策英气杰济，猛锐冠世，览奇取异，志陵中夏。”陆、陈所述都明确指出孙策有觊觎中原、剑指北方的野心。
孙权于建安五年继承兄位，其时天下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鼎立之势初现，因此他异于乃兄，采取的是保守江东的方略。
凡乱世都是方略盛行，三国尤然。刘玄德三顾茅庐，得到诸葛亮有名的“隆中对”，《三国演义》所谓“欲识他年分鼎处，先生笑指画图中”。诸葛亮为刘备贡献的方略是先取荆州，后取西川，再伺机分兵北伐。其实在此七年前，孙权与鲁肃有一次榻上对。
据《三国志·鲁肃传》载，建安五年，孙权因周瑜的举荐，第一次与鲁肃相见，“与语甚悦”，感到非常相投。在众宾客告退之后，孙权单独把鲁肃留了下来，引入内室，“合榻对饮”。席间，孙权对鲁肃说：“汉室倾危，四方干戈不息，我秉承父兄基业，意欲建立齐桓晋文那样的霸业，不知足下有何良策助我成功？”于是鲁肃说：
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事实证明，孙权完全听取了鲁肃“保江东”、“观成败”的方略，在三国的三角战略里，孙吴是三方中最灵活的一方，时而联刘抗曹，时而联曹击刘，最后又结盟蜀汉，始终处于最主动的地位。
先谈与蜀汉的关系。建安十三年（208），曹操率大军南下，东南震动。孙权却力排众议，果断地借荆州给刘备，给曹操树立一个敌人，借刘备屏障东吴。据说这一消息传到北方，曹操正在写文章，闻讯大吃一惊，竟把写字的笔掉在了地上。
建安十九年至二十年，刘备取得益州，孙权索讨荆州，刘备带兵以武力相持。曹操乘虚夺了汉中，直接威胁巴蜀。刘备腹背受敌，遂提出和解。孙权顾全大局，与刘备达成协议，以湘水为界中分荆州。孙权之所以强者示弱者以谦恭，目的是巩固江南，建立江北防线，分散强大的曹魏对东吴的压力。没有卓识明睿的战略眼光，是难以做到的。及至建安二十二年（217），孙权派徐详为贡使，到许都向曹操请降，两家修好后，孙权立刻腾出手来争夺荆州。于是关羽被斩杀，孙吴夺回了荆州。
至于对曹魏，孙权一直是避其锋芒的。两方要有战事，也是曹魏先动手，孙权抵挡而已。为防备曹魏攻击，孙权在大江以西修建水上要塞濡须坞（今安徽巢县境内）作为据点，不仅有效地扼制了曹军南侵的势头，而且促使庐江、九江、蕲春、广陵十万户渡江，充实了孙吴的兵员和劳力。最有意思的是建安十八年（213），曹操攻至濡须口，孙权致书给曹，告诉他：“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并在另纸书写：“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阅信后说：“孙权不欺孤。”果真下令撤军了。及至斩杀关羽，夺回荆州后，曹操表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孙权派使入贡称臣，称说天命。曹操对左右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耶？”可见曹操对孙权称臣的别有用心是洞若观火的。
后来曹操病死，其子曹丕称帝，建魏。孙权预料刘备会为关羽复仇，于是加紧靠近魏国，遣使称臣，接受曹丕加封的吴王称号。东吴群臣都认为不应该接受魏官爵称号，孙权却不以为意，笑道：“当年刘邦也受项羽的汉王称号，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曹丕派人求索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等，孙权一一照办。东吴大臣深以为耻，徐盛等甚至痛哭流涕。孙权多方劝解，说：“这些玩意，我看来如同瓦石，有什么可惜的！”
对于孙权向曹魏俯首称臣，历来受人非议，清人黄仲则《满江红·吴大帝庙》就冷峭地慨叹道：“只几封降表落中原，生平耻。”
倒是宋代学者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颇具史学家眼光，其卷一“六朝保守”条云：
知权之志，未尝不在于天下；然以传考之，亦未尝求逞于中国。曹公来侵，则破之拒之而已，治舰立坞，筑堤遏湖，作涂塘，明烽燧，始终所以备魏者至矣……嘉禾中，因蜀寇魏，一攻淮南，闻明帝东行，则遽敛避。诸将之攻樊城，司马懿救之，亦引军亟退。自后世观之，谓之怯可也，而权不以为耻，岂非天下之势，即未有可投之隙，与其力争而取败，不若退守而待时也耶？史称权继父兄之业，有臣以为腹心股肱爪牙，兵不妄动，故战少败而江南安，此权之所以为智也。
张敦颐的这一段史论是非常精彩的，“以保守为智”确实是东吴立国后采取的基本方略。发人深思的是，东吴是三国中存在最久的朝廷，而孙权从建安五年（200）实际掌握江东，到神凤元年（252）去世，当权五十二年，是三国当权最长的君主，他也是中国皇帝中死后唯一被谥为“大皇帝”的帝王。至于“以保守为智”是否影响到以后东晋及宋、齐、梁、陈的立国之策，见仁见智，又当别论了。
3、建业开“六代豪华”之都
《三国演义》第二十九回回目是“小霸王怒斩于吉，碧眼儿坐领江东”，孙吴盘踞的地方古称江东。因为从湖口到南京这一段长江是向东北方向斜流，所以这一段长江两岸不称江南、江北，而称江东、江西。古时以左为东，以右为西，故江东亦称江左。三国东吴所据江东，主要指江东六郡，亦即会稽、吴、丹阳、庐江、豫章和庐陵，大致包括今江苏南部、浙江、福建大部、安徽长江以南、湖北东南长江以南部、江西中东部等地区。
《六朝事迹编类》卷一云：“吴孙策以会稽为根本，大帝嗣立，稍迁京口，其后又尝住公安，又尝都武昌，盖往来其间，因时制宜，不得不尔。”的确，在孙权掌权的前期，江东的大本营总是沿着长江上下来回迁移。赤壁之战前，为了巩固长江下游的江东根据地，把大本营设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一带。建安十七年（212），孙权把大本营迁到了秣陵，在石头山上修筑了石头城堡，并将秣陵改名为建业，亦即要建立一番事业之意。重占荆州后，孙权于黄武元年（221）把统治中心迁到鄂州，并改名为武昌，意思是说东吴“以武而昌”。孙权在此建都，不仅因为这里龙蟠凤集，风景优美，更重要的是这里是军事要冲之地。鄂州地理形势险要，是长江南岸的重要渡口，西面有长江支流，可以停泊水军船只。鄂州的樊口是东吴最重要的水军根据地，四周皆山，南有洋兰湖，西南有较大的三山湖和梁子湖，富有铜、铁等矿藏，可铸造兵器、钱币和高级日用品。也就在黄武元年农历八月，孙权修筑了武昌城，亦即俗称的吴王城。
到了黄龙元年（229），孙权即帝位后，随即作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定，将首都从武昌搬回建业。
建业即今南京，地处长江下游，东距入海口约三百公里，西为皖西丘陵，北有江淮大平原作屏障，南有太湖水网作后盾。境内绵亘着宁镇山脉的西段，长江横卧于北，秦淮蜿蜒于南，形成了古人所说的“龙蟠虎踞”的优越地势。此地原名越城，春秋时越王勾践所建。战国时楚威王因此地有王气，埋金以镇之，故称金陵。秦始皇也认为王气妨碍他的统治，下令凿断山脉，以泄王气，改名秣陵以抑之。后来，孙权还都建业，先是住在孙策旧邸，后来拆除武昌宫殿的旧材，由长江顺流而下，运抵建业，建成太初宫。
孙权之所以还都建业，有内因，亦有外因。
内因是东吴政权的支柱江东大族强烈要求定都建业。当时流行于建业一带有一首民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这首民谣反映出以建业为中心的长江下游人民，不愿用大量的人力和物资，逆流而上供应武昌的东吴朝廷。而作为东吴政权支柱的江东大族，如吴郡的顾氏、陆氏、朱氏和张氏，阳羡（今宜兴）的周氏，吴兴（今湖州）的沈氏等，也不愿离开他们的势力范围过远。这样，举国上下，强烈呼吁还都建业。
外因，是智者从风水学角度的力荐。这一点现在视为迷信，当时则视为雄辩的定论。如相传著名政治家诸葛亮过此，不胜艳羡地对孙权说：“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金陵有以钟山为首的山脉像龙一般地蟠绕在东面，又有石头山像猛虎一样地雄踞在西面，是一处理想的政治军事中心。据考证，诸葛亮本人并没有到过金陵，但是刘备在前往京口（今镇江）途中，确曾留宿于金陵，观察过地理形势，他到京口后，便力劝孙权徙都金陵。（《晋书·王导传》载王导云“古之金陵，圣皇所居，孙仲谋、刘玄德皆言王者之宅”可作参证。）东吴的谋士张纮也进言：“秣陵是楚国所置的金陵邑，石头山一带岗阜相连，秦始皇东巡会稽时过此，认为有王者之气，宜为都邑。”
这些话，都极大地增强了孙权还都建业的决心。更何况当年石头城紧靠大江，江水直抵城下，形势特别险要。靠水军起家的孙权见此赞叹道：“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之。”于是决定还都建业。
孙权定都建业是影响深远的。毫不夸张地说，定都建业开启了一个新时代，那就是六朝时代！
张敦颐说得好：“（孙权）及东南已定，遂还建业，保有荆、扬，而与魏、蜀抗衡，其宏规远略，晋、宋而下不能易也。”（《六朝事迹编类》卷一）从孙吴开始，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都以建业为首都，历史上合称六朝，时间跨度大约是222年至589年，计三百六十余年。
为什么东晋和宋、齐、梁、陈均建都于建业（东晋后改称建康）呢？
建业当然是当时我国最繁华的都市，在西晋左思令洛阳纸贵的《三都赋·吴都赋》中，作者追忆道：“开市朝而并纳，横阛阓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为一。士女佇眙，商贾骈坒。紵衣絺服，杂沓傱萃。轻舆按辔以经隧，楼船举帆而过肆。”建业繁华，活色生香！我以为除了建业是当时我国最繁华最巨大的城市以外，除了世家大族（中原世族与本土世族）多聚居于此以外，地理环境的险要应是一大原因。
建业紧邻长江，在靠舟楫划渡的古代，长江是大部队难以逾越的天险。前叙《三国志·吴主传》载建安十八年曹操军迫濡须却见春水而撤军，以致南宋词人姜白石在《满江红》中冷峭地指出：“却笑英雄无好手，一篙春水走曹瞒。”又按《三国志·吴书·魏文帝传》载，曹丕有渡江之志，吴将徐盛从建业筑土围，上设假楼，江中浮船。曹丕军马到广陵，远远望见围子感到惊愕。当时只见江水盛长，弥漫数百里。曹丕叹道：“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也！”于是命令撤军。又按《江南野史》云，周世宗向孙忌打探江南虚实，孙忌回答：“长江千里，险过汤池，可敌十万之师。”世宗听了很忌惮。（见《六朝事迹编类》卷五）正因为此，《六朝事迹编类》卷一云：
故孙皓舍建业而之武昌，吴因以衰；梁元帝舍建业而守江陵，梁遂以亡；李嗣主舍建业而迁洪府，南唐遂不能以立。王导断然折会稽、豫章之论，而以建业为根本，自晋而下三百年之基业，导之力也。
从正反两方面纵论建都于建业之得失，也是从军事防务上着眼的。
唐代伟大诗人李白《金陵歌》开头六句云：“石头巉岩如虎踞，凌波欲过沧江去。钟山龙盘走势来，秀色横飞历阳树。四十馀帝三百秋，功名事迹随东流。”我以为，可以作为对孙权定都建业的礼赞。书末所附的《六朝年表》，也正是以孙吴始，以陈朝终，我正是怀着对历史的深深的敬畏而编撰的。
谈到这里，附带说说正朔问题。因为《六朝年表》遭到几位专家的质疑，而他们正是拘泥于对正朔的理解。
所谓正朔，就是一年的第一天为正，一月的第一天为朔。中国上古时期改朝换代时，新王朝常重定正朔，表示旧朝的结束，新朝的开始。所谓“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初始，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史记·历书》）至此正朔超越了制定历法的本义，演变为合法政权的代指，有正统、正宗的意思。而且，正朔观念是汉族政权特有的，是指汉族政权的合法性和对汉族文明的继承。如东晋朝廷与前凉、成汉、前赵、后赵并存，而唯一自认为和被后人认为是正朔的只有东晋。这当然反映了汉族封建士大夫偏执、狭隘的历史观，是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然而，就算是执传统正朔观看历史，到了三国也会眼花缭乱的。
三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分裂时期，魏蜀吴三个国家都是汉族政权，曹魏政权从名义上说是汉献帝自动禅让的，有理由被认为是正朔；而且晋代魏后成为当时的唯一政权，从这种传承关系上，也可以把曹魏视为正朔。而蜀汉政权的建立者刘备是中山靖王嫡派子孙，自认为是汉室的当然继承人。于是三国正朔之争围绕着魏、蜀而缠斗。如西晋陈寿《三国志》以魏为正朔，而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则以蜀汉为正朔。后来，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以曹魏为正朔，南宋朱熹《通鉴钢目》则以蜀汉为正朔。对中国社会各阶层影响巨大的《三国演义》也以蜀汉为正朔。
孙权既非汉室血统，其帝位又不是汉室禅让，所以，历来谈三国正朔，都没有东吴孙权的份。
我以为，在三国中强定正朔是荒诞不经的。从汉族文明的传承上来看，魏、蜀、吴都是地位相当的，它们共同继承发扬了这一时期的汉族文明。只要考察此一时期的学术、文学、艺术，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此其一。另一方面，就江东这一区域而言，开启六代豪华的孙吴，与其后的东晋、宋、齐、梁、陈文明上是一脉相承的。宋朝张敦颐考察了六朝旧址后，发现“六代宫室门墙虽时有改筑，然皆因吴旧址”，就是一个虽小而信实的例证。（见《六朝事迹编类》卷一）
基于以上考证，我的《六朝年表》就是以孙吴领起的，这不是表示正朔，而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考虑的。
清代词人黄仲则《满江红·吴大帝庙》下阙说得好：“垂珠冕，翘华屐。睛点碧，髯掀紫。问生儿谁道，不应如是？半壁江山成夜火，一生事业凭春水。小朝廷血食尚千秋，谁能此？”以学者之隽思，藉诗人之才华，肯定了孙权继业之艰、守业之苦，是足以引人发千秋之浩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