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鸣 日期：2016-05-28 13:15:05
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开国之惑》关于鸦片战争的历史书市面上有很多种，张鸣这本的新意在于“不屈辱”。他曾讲过，人们提到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常有“怨妇心态”，就是我们觉得被打了很委屈，很需要伸冤。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摆脱了这种“受害人”嘴脸，非常客观、公正地来分析这段历史，英国人的想法、表现、作为，中国官方的想法、表现、作为，中国百姓的想法、表现、作为都有理有据地陈列出来，鸦片战争的全貌更生动地呈现出来了。犀利幽默是他惯有的语言特色。看他讲历史，就像在看一场脱口秀，三言两语戳中要害，毫不留情。提及中国鸦片走私的黑幕，他说：“来华的外国商人都知道，只要塞点钱，什么违法的事情都可以通融，越是有关卡，就越可以通融。中国的关卡，等于是提示人们贿赂的。”当然，根据作者的写作特点，是不会一本正经全篇引用数据和典故的，他喜欢把历史讲成故事，官员们阳奉阴违的黑色幽默也时不时穿插在书中。“圆明园被烧之后，咸丰帝想到里面存放着清朝历代皇帝的画像，忙命两个大臣去找。幸而这不是什么珍宝，没有被抢劫。然而这些列祖列宗的画像每个人的脸上都被踩了脚印子，有的还被扯破。两位大人原本打算拿去交差的，转念一想，列祖列宗这幅尊容被皇帝见了还不雷霆大怒，讨个没趣也就罢了，万一……于是，点把火，把这些劫后余生的‘御影‘烧了。给皇帝回话说，都被鬼子烧了，一张没剩。”读这样的历史，轻松，愉快，而又受益匪浅。值得一读。 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开国之惑》本书是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系列的第一册，图文并茂，解说生动，主题为两次鸦片战争以及战前与战后的局势分析和后续影响，表现以英国为代表的近代西方世界与清王朝这个古老帝国的第一次剧烈碰撞，以此揭开百年近代史的开端，展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矛盾和潜在发展方向。两次鸦片战争，先后相隔差不多20年，但写在战争上面的主题，却是一个：逼中国开门，开大门。而且拖中国进入西方的世界。就情势而论，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只要中国的天下没有本事扩张，吃掉西方的世界，那么就早晚会被西方的世界撞毁。这么大的一个中国，没有幸免的可能。一个拥有了现代工商业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拒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是野蛮人，而蹈海而来的西方人，自诩是文明人。对中国的征服，在某种程度跟他们征服印第安人，非洲人一样，是文明战胜野蛮的过程。然而，两次战争的借口，都那样的苍白而且龌龊。第一次，是为鸦片贸易背书，第二次，则基本上是没事找茬。尽管中国人完全可以像后来的日本人那样，顺从西方世界的通商要求，自行打开大门。但是，以天朝上国自命的中国人，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他们的视野里，没有这样的经验，也没有这样的教训。其实，如果没有中国的失败，面对美国佩里舰队的日本幕府，也不大可能如此痛快地屈服。“文明人”发动的战争，里面没有文明，也没有道德。讲究以德服人的中国人，被西方用弱肉强食的大棒，不由分说地教训了。在中国人完全不明白西方世界的道理的情况下，他们的表现，被反衬得格外的愚昧。这个愚昧，是沉湎于自己天下里的愚昧。越是愚昧，就被欺负得越惨。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局，尽管被打得丢盔卸甲，没有还手之力，窝囊死了两任皇帝，换了一个女主，但是，比照奥斯曼帝国的命运，中国能有这样的开局，已经不错了。在此后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曾、左、李之辈，在王朝的开门过程中，已经露面，但还没参与开门的过程。他们此时可能还不知道，今后的中国，今后的他们，将跟撞开门进来的洋人，有着越来越深的关系。他们后来的事业，不是所谓的中兴，而是洋务。门开了，此后的中国，就成了世界的一员。无论有多少人想把中国拉回去，重建过去的天下，已经没有这个可能了。本书详细描述了中国被迫打开大门的前因后果和近代中国落后的根由。
作者简介：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199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99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师、博士生导师。主要作品有：《武夫治国梦》《历史的坏脾气》《辛亥：摇晃的中国》《中国人为什么看不起中国人》《历史的底稿》《共和国的帝制》等。
目录：
两个世界的冲撞／1
World和天下／6
温柔的天下体系／13
茶叶与白银／21
鸦片的魅惑／30
林则徐登场／39
林则徐光临澳门／48
鸦片稽查戏／54
英国人决定开战／60
晦气的琦善／67
不对称的战争／73
马桶与火攻／86
凑热闹的看客／93
三元里的故事／100 两个世界的冲撞／1World和天下／6温柔的天下体系／13茶叶与白银／21鸦片的魅惑／30林则徐登场／39林则徐光临澳门／48鸦片稽查戏／54英国人决定开战／60晦气的琦善／67不对称的战争／73马桶与火攻／86凑热闹的看客／93三元里的故事／100两个神话／106定海的情报／112不贪土地的洋人／118两个“汉奸”结束了战争／124南京条约的悲喜两面／131一个相国家人的“抚夷”牛皮／137满大人来香港／142中国兵船远航记／150抄查琦善／157入城的纠葛／162修约，修约／168亚罗号事件及其他／175愈发不对称的战争／181倒霉的叶名琛／190跪还是不跪，这是个大问题／199火烧圆明园／205终于认账了——北京条约／219战争的副产品——祺祥政变／225前言总序中国晚近的历史，是段痛史，悲惨的事儿多。我最初接触这段历史时，还是个孩子，读着读着，每每掩卷扼腕，咬牙切齿之声，经常令边上的同学害怕。近代史给我的印象是总序中国晚近的历史，是段痛史，悲惨的事儿多。我最初接触这段历史时，还是个孩子，读着读着，每每掩卷扼腕，咬牙切齿之声，经常令边上的同学害怕。近代史给我的印象是，我们中国和中国人，总是无缘无故地挨打，挨欺负，打了又打，欺负了又欺负。写历史，总是要寻出过去人类经历的因果和逻辑，如果没有逻辑，也没有因果，那么历史事件就变成了无厘头的闹剧，或者说悲剧。世界之大，这样的事情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绝对是超小概率事件。事情的发生，大多还是有脉络可寻的。对于研究者来说，若要不被湮没在众说纷纭的史料中，就是得找出其中的脉络，除非，你成心想骗人。过去的事情，也许一个人做过的某些事情，是可能被永远掩埋的，但也很可能是没有人费这个心思去查。而一个民族的历史，要想被刻意编排成某个样子，短时间段也许是可以奏效的，但时间长了，真相还是会出来。所有掩盖、歪曲、编造，最终都会真相大白。全球化互联网的时代，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了。中国的崛起，不能带着一腔仇怨，满腹牢骚，应该和平相处，互利共赢，不能背着历史的包袱。我们要明白，我们前辈们，除了曾有刻意向后转的趋向，更有融入世界的努力。而这个努力，才是我们这个民族近代奏鸣曲的主旋律。再过二十几年，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就要200年了。从19世纪，20世纪，走到了21世纪，横跨三个世纪，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并没有过时，只是挨打变成了受欺负。不管有多少的曲折，走了多少的弯路，我们毕竟是个上进的民族，总是会向前走。历史让人长智慧，因为可以以史为鉴。但以史为鉴的前提，是历史写得比较认真，写作者在努力逼近真相。以错误的历史为鉴，就会有错误的现实行为。这一点，所有人都应该明白。历史是无用之用，不能当饭吃，但从长远看，跟人们的吃饭穿衣，还是有点干系。不接受历史教训，有时候真的会让很多的人吃不好饭，甚至饿肚子。这些年，写史的人多了，写近代史的人也多。但把历史写成八卦的，也越来越多。历史当然有八卦，但如果把历史当八卦来看，就又跑偏了。写一套通俗的，图文并茂的中国近代史，是我多年的心愿，但我没有想到，这个大活儿，最后居然得我一个人干。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个中甘苦，天知地知我知。读者诸公赞我，罪我，在此一体全收，预先谢了。张鸣2015年10月自古以来，中国就存在两部分人，一部分保守，一部分开放，一部分内向，一部分外向，一部分有内陆性格，一部分有海洋性格，可惜，总是前者主导着中国政治。中国的士兵不乏英勇善战之辈。视死如归者，比比皆是。但是，正如一位英国军官说的那样，从军事角度看，这个民族之缺少个好领导，并需讲点科学。经过二十年的阵痛，中国终于变了，被拖进了西方的世界，尽管有十二万分的不情愿，古老的中国还是进到了这个世界里。慢慢开始适应，学习这个世界的规则。易中天“有思想，有见地，有学问，无官腔，十分好读”。秦晖认为张鸣作品的说服力在于将材料、事实和逻辑结合起来。李零“读张鸣的文章既可以作轻松的享受，也可以从里面学到很多近代史的知识，可以说是读史的捷径。”吴思“看透枪杆子，了解锄把子，张鸣抓住了这两个要点，中国历史的真相就能说个八九不离十了。我对他的理解，有时候也经常是对我自己的理解。”陈丹青“现在有学者零零碎碎、点点滴滴在做这个事情，就是告诉你们，你们知道的这些事情在当时不是这样的。张鸣做的工作，就很重要。”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开国之惑》两个世界的冲撞两次鸦片战争，先后相隔差不多20年，但战争所涉主题，却只有一个：逼中国开门，开大门；而且要拖中国进入西方的世界。就情势而论，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只要中国的天下没有本事扩张，没有本事吃掉西方的世界，那么就早晚会被西方的世界撞毁。这么大的一个中国，没有幸免的可能。一个拥有了现代工商业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拒的世界。只要这个星球出现了这样的世界，这个星球就必然被全部涂抹上它的颜色。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是野蛮人，而蹈海而来的西方人，自诩是文明人。对中国的征服，在某种程度上跟他们征服印第安人、非洲人一样，是文明战胜野蛮的过程。然而，两次战争的借口，都那样的苍白而且龌龊。第一次，是为鸦片贸易背书；第二次，则基本上是没事找茬。尽管中国人完全可以像后来的日本人那样，顺从西方世界的通商要求，自行打开大门。但是，以天朝上国自命的中国人，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在他们的视野里，没有这样的经验，也没有这样的教训。其实，如果没有中国的失败，日本幕府面对美国佩里舰队时，也不大可能如此痛快地屈服。“文明人”发动的战争里面，没有文明，也没有道德。讲究以德服人的中国人，被西方用弱肉强食的大棒，不由分说地教训了。在中国人完全不明白西方世界的道理的情况下，他们的表现，被反衬得格外愚昧。这个愚昧，是沉湎于自己天下里的愚昧。而越是愚昧，就被欺负得越惨。宛如一个中国的乡下人，闯进了伦敦，言语不通，规矩不明，挨欺负，遭蒙骗，甚至挨打被抢，都是应有之义。那个时代，漫说中国乡下人，就是英国乡下人进城，也就这个待遇。可是，这回是英国的城里人，结伙来到了中国，依仗自己的强力，痛扁了主人——有点迂腐而且自命不凡的主人——然后逼主人学他们的规矩。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当然会感到挺冤的。1840年开始的悲情，事实上一直延续到今天，还没完没了。悲情可以理解。但是，当年的悲情，更多的是一种固执。固执于天朝上国的天然优势，从迟迟不肯承认失败，到即使勉强承认，也在寻找借口。输掉了底裤，却仍在夸耀自己过去锦袍的华美。之所以战败，都是因为朝中出了汉奸，朝廷用人不当……这样的阿Q，在鸦片战争期间，还真是不少。连第一次鸦片战争末期，负责与洋人交涉的钦差大臣伊里布的家人（长随），不过粗通文墨的张喜，竟然也敢说如果朝廷任命他做统兵大将，一定能打赢。仗还没有打，中国方面已经出了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然而客观地说，在这一阶段，真正能睁开眼睛的人其实不多，从林则徐到魏源再到徐继畬，还要加上满洲贵族耆英，其实他们顶多算睁开了一条缝。他们对西方的了解，仅仅限于各国概况的水准。乐意学的东西，也就是船坚炮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是这些站在中国最前沿的人，跟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也大体上处于一个水平线上。虽然都是人类，但两种完全陌生的人碰在一起，最初的接触，又充满了敌意；那么，彼此的了解，或者说，处于弱势一方对强势者的了解，在开始阶段肯定非常不充分，也相当勉强。万事开头难，对挨了打的中国人来说，难不仅难在沟通的渠道不易把握，还难在自己的心魔上。这心魔，来自老大帝国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也来自对西方仗势欺人的反感。在那个丛林时代，中国人就这样被人家强按着头，硬拖着进入了人家的世界。严酷的现实告诉中国人，过去所拥有的一切，一钱不值；过去理所当然的道理，全然失效。一切，得从头开始。幸好，这个老大帝国，以一个不伦不类的衙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问世，开始了它的新历程。其实，中国人应该庆幸，在内忧外患交至的境况下，这个王朝没有崩溃，否则，即使进入了人家的世界，中国也会是另一个印度——散了，就攒不起来的印度。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局，尽管被打得丢盔卸甲，没有还手之力，窝囊死了两任皇帝，换了一个女主。但是，比照奥斯曼帝国的命运，中国能有这样的开局，已经不错了。此后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曾、左、李之辈，在王朝的开门过程中，已经露面，但还没参与开门的过程。他们此时可能还不知道，今后的中国，今后的他们，将跟撞开门进来的洋人，会有着越来越深的关系。他们后来的事业，不是所谓的中兴，而是洋务。门开了，此后的中国，就成了世界的一员。无论有多少人想把中国拉回去，重建过去的天下，已经没有这个可能了。World和天下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前，我们这个地球上，实际上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西方由于地理大发现、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建立和1648年10月《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的民族国家关系间的国际准则形成的世界（world），另一个，则是中国的天下。古代的时候，人们按照家、国、天下这样三个层次来论说这个人们生存的空间，天下就是世界。也许，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地球上还有其他民族，和他们自己的世界，但到了1840年的时候，基本上已经被西方的世界吞噬一净。虽然说，中西之间，在古代的联系也不多，但真正分成两个世界，还是近代的事。中国的天下，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天像穹盖一样，笼罩着大地。地上的中心，对应着天的穹顶。而这个中心，就在中国的中原地区，所以，中国是中央王国。中国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是中心，而且在文化上也是中心。正因为这文化的中心地位，所以，中国的帝王具有绝对的权威，是地上所有王国的权威合法性的来源。天下，只有一个君主，那就是中国王朝的君主，其他的地方，只能有低一层次的首领。所有人，都得服从来自中国的王化，自觉归心者，是善类，冥顽不灵之辈，理论上应该被消灭。如果实在消灭不了，那就存而不论，当他不存在好了。另外一个逻辑是，怀柔远夷，对那些不遵王化的狄夷，采取怀柔政策。然后逐步引导他们纳入王化之内。按照天下观的视野，当时的英国，处于化外之外，基本不在天下的视线之内。而西方的世界里，地球是圆的，在地理上没有中心和边缘。地球上的土地和人，是分成一国一国的，是可以通过谈判、建立外交和商务关系的。别的地方不论，至少在欧洲是这样的。虽然，英国继西班牙和荷兰之后，成为霸主，他们也自认是霸主，但并不认为所有国家都该服从他们的权威，接受他们的册封。显然，这样的西方世界，是地理大发现之后才形成的，这是一个近代世界。其实，中国的这个天下，以华夏正宗自居的中央王朝，不见得总是能实现他们的天下理想，建构完善的朝贡体系，经常会向位于边缘的狄夷屈服，甚至称臣纳贡。连王朝的正朔，都两度被胡人取代。但是，在清朝，当中国与西方大规模接触的时候，这样的天下观却依旧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作为统治者的满人皇帝，甚至比汉人还要在意这样的观念以及由这观念建构的天下体系。中国的古代，的确创造出过足以傲视西方的辉煌，但比中国还辉煌的辉煌，却由西方近代展现了。说中国衰退，倒也未必，只能说人家创造了奇迹，一个进步得太快，另一个就显得停滞落伍了。中国按照自己的逻辑走，也许永远走不到西方。明末的时候，耶稣会士利玛窦给中国人带来了万国舆图，告诉了中国人，地是一个圆球。后来在清廷任职的传教士南怀仁，也带进来过地球仪。但是，这一点光亮，并没有照亮中国人的天下体系。士大夫们，依旧做着天圆地方的梦。虽然，一直都有迫于生计、走出国门的人，有些水手，还受雇在外国商船上干活，远航世界各大洲。但是，这些人属于无声的群体，他们即使回国，所见所闻也没有人理会。没错，这样的天下体系，至少在东西碰撞之时，是内向的。碰撞，是西方找上门的，而东方的中国，却并不在意西方，也不在意西方是否乐意遵从王化。即使对传统的藩属国，明清两代也没有干涉过它们的内政，更没有兴兵动武。清朝的对外贸易，对于这个国家而言，的确是可有可无的。关税收入，微乎其微；也没有什么西方的物件是中国所必需的。对于朝廷而言，开一个口子对西方贸易，不过是皇帝的恩典，让西方人可以通过这个口子，得到他们特别想要的茶叶、丝绸和便宜的瓷器。在英国人打上门来之前，中国人的视野里没有西方。在最开明的中国人所描画的地图上，只是将已经知晓名字的西方国家佛郎机、英吉利什么的，随便画几个小岛，搁在中国脚下。中国人对英国的认识，仅限于皇宫和贵族府邸里的自鸣钟。这么大的中国，不是所有人都没有到过西方，但是，这些人，在中国整体的视野里，等于不存在，因为知识界不了解西方，也没有兴趣了解西方。明代曾经有过相当规模的下西洋，其实只是为了永乐皇帝寻找建文帝。除了证明中国具有远洋航海的能力，什么都说明不了。身处天朝政治中心的人对海外，可以说没太多的兴趣。直到鸦片战争打响，替浙江前线的主帅伊里布办理夷务的家人张喜，到英国人的军营里混了一圈，也就是问一些英国在中国哪个方向，距离多远，国王是男是女之类的最简单的问题。而且还将好些基本的常识弄错，把印度半岛的孟加拉，视为英国本土，说是可以从陆地经缅甸走到中国来。中国的天下是内向的，而且越来越内向，但是，西方的世界，要来找麻烦。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扩张的体系。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是个打开的潘多拉的匣子，释放出人类无可阻挡的欲望，颠覆性地改变了这个星球，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在一百年内，创造出过去上千年才能创造的产值。手工业革命来了，工业革命也来了。生产力和技术的优势，使得西方的世界在扩张中占据了绝然优越的地位。工商立国的基础，也给西方带来了中世纪想都不要想的效率。所以，当西方扩张到了古老的中国地界的时候，西方的世界和中国的天下这两大板块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温柔的天下体系中国是天朝上国，天下中心。这样的观念，自打《禹贡》问世以来，被多少代的统治者固守着。即使外夷打将进来，占了半壁江山，像女真人那样，不仅逼着汉人的朝廷纳贡，而且还要称女真的君主为叔父，这样的观念，也依旧在。继承了明朝江山的满人，也继承了明朝的朝贡体系和天下观念，凭借武力和手腕，把朝贡体系扩大了。西北边的游牧人，也渐次被纳入其中。虽然说，原来给明朝纳贡的朝鲜和越南，肚子里对原来的狄夷满人并不买账，但该纳贡时却依旧纳贡。因为在经济上，纳贡是个有大便宜的事儿。历朝历代的中国皇帝，也包括那些在中土称帝的胡人，对欺负到头上的外人，都很头疼，但只要这样的欺负不严重，就都热衷于怀柔远夷。隋炀帝下令外来的胡人吃饭可以不付钱的事情，有点过分，但对外来胡人的优惠，一直都存在。中国的皇帝可以对自己的百姓狠，但对外来的胡人，却能怀柔就怀柔。所谓的天朝上国、天下中心，理论上是个文化意义上的太阳。周边的各族人民，包括远恶边鄙地带的远夷，都应该向慕王化，主动接受太阳的普照。因此，那些来进贡的藩属，随便带来点儿什么东西，都会换回去一堆金银财宝。而且，天朝对于来进贡的藩属，一般不过问其国内的事务，只要你能接受我的册封。如果你像朝鲜那样，恭敬地接受册封当然好；如果像日本那样，随便将册封的金印一丢，也随便，没有人会因此而兴师问罪。至于这个地球上存在的那些众多的邦国，根本不理会天朝上国的存在，顶多跟你直接和间接地做过生意。那么天朝对这些国家也基本视而不见，连你们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地方，都可以无视。中国人，从来都有对自己视力之外的事情存而不论的本事，他们不来，就假装他们不存在。在英国马戛尔尼使团1793年来华之前，欧洲的其他“夷人”其实也来过。来传教、找工作的不算，葡萄牙和荷兰人的使节，也是来过的。只是，这些使节面目不清，弄不清他们是东印度公司派来的，还是国王派来的。他们来华，胸无大志，只是想占点儿小便宜。所以，在礼仪上一点都不纠结，跟暹罗、越南一样，来了进礼部，贡品也稀松平常，见皇帝，让三跪九叩，就三跪九叩。所以，尽管是远夷来朝，却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但是，1793年来的英国人不一样。首先，他们是带着一个舰队来的，其中狮子号是艘装配了64门大炮的巨舰。其次，这是一个庞大的使团，为首的马戛尔尼勋爵曾经做过驻俄公使，以及若干英国海外领地的总督，是位高级别职业外交官。鉴于英国第一次派出使节半途病死的教训，英国政府还为使团准备了副手，以防万一。除此之外，使团中还有各色专家以及随行画师。其三，他们带来了大量的礼品，有中国人见过和没见过的各种天文仪器、地球仪和一架天文望远镜，还有中国没有的四轮马车，最先进的枪和炮，其中铜质的速射炮，可以每分钟发射20到30发炮弹。有中国人肯定见过的地毯、挂毯，各种产自欧洲的工艺品。当然，还有英国最自豪的巨大战舰的模型。如果英国人真的是来进贡的，那么此番向慕王化的诚意，可是够大的。所以，马戛尔尼使团的到来，给中国朝野带来的是一片欢喜。当时的乾隆爷，已经82岁了，在位已经58年，自我感觉极好，当然臣子们也跟着他感觉好。有什么能比一个遥远没有听说过的国家前来进贡，更能说明王朝的强大、皇帝爷的威名远播呢？可惜，英国人不是向慕王化来的，备了厚礼，仅仅是为了要建立外交商务关系。确切地说，就是中英两国互派使节，各自驻在对方的首都，双方全面通商，而不是像当时那样，仅仅广州一口通商。为了全面通商的方便，英国方面还要求比照澳门，在舟山租用或者买一个基地，用来囤放商品。当然，按情势论，如果中国方面不答应这个要求，只要全面通商，英国人的这个要求，也是可以放弃的。但是，中国人的反应却让马戛尔尼震惊而且百思不得其解。首先，马戛尔尼此行被视为来进贡的。从不见经传的“远夷”英吉利，不远万里前来朝拜进贡，这令朝臣，尤其是乾隆帝的宠臣和珅，兴奋莫名，非常热心地派出他的亲信，去接待远方的“贡使”。其次，即使以天朝自命的人们没有一个明白这些“进贡”来的仪器怎样安装，怎么摆弄，但却都装出一副什么都明白的架势。对付天文望远镜如此，对付速射炮也是如此。在马戛尔尼的随从当众演示了速射炮的威力之后，围观的清朝大臣们，依旧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假装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这些奇技淫巧。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清朝官员在知道了来者不是贡使之后，却依然假作不知。他们根本不乐意谈及马戛尔尼的使命，却一个劲儿地劝马戛尔尼，见皇帝的时候，一定要穿中国的衣服，行三跪九叩大礼。而在英国人看来，他们见中国皇帝的礼仪，只能按照他们见英国国王的礼仪，单腿跪地，吻对方的手。马戛尔尼在没有见到乾隆皇帝之前，当然不会放弃达成协议的希望，所以对陪同的清朝官员的纠缠，也一直应付着。在此期间，马戛尔尼也做了一点儿妥协，如果清朝方面一定要坚持按中国礼仪，那就请清朝方面派一个跟马戛尔尼地位相当的大臣，对着英王乔治三世的像三跪九叩，那么他对清朝皇帝也如此办理。然而，这样的妥协并没有达成。见不到中国的皇帝，马戛尔尼的使命就泡汤了。礼仪，并不是天大的事。最后，迫不得已，马戛尔尼和他的同伴们，至少按照中国礼仪，双膝跪倒了一次。单腿下跪的英国礼，也行了若干次，但吻手则免了。只是后来，当使命最终失败之后，马戛尔尼很羞于提及他的妥协。尽管如此，当英国使团的真实意图最终为乾隆皇帝所知的时候，马戛尔尼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连同双膝跪倒的屈辱，都付诸东流。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天下共主的乾隆爷，对英国人这种荒唐的要求，感到了愤怒和不解。虽然说，在后来的日子里，皇帝还是表现了他的大度，没有下令将狂妄自大的来使斩了，或者割了耳朵放回去。该赏赐的礼物，以及所有贡使都会被赐给的御笔的“福”字，后来也补上了。可惜，铩羽而归的英国人并不知道这玩意的价值，否则留起来，后人在香港嘉德拍卖，还是可以挣一大笔钱的。中国皇帝对于英国建立平等外交商务关系的要求，在敕谕中加以全然驳回。在乾隆看来，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需要跟外夷进行贸易，互通有无。现在开的一个口子，不过是因为天朝的茶叶、瓷器和丝绸为你们这些外夷所需，因此特别加恩体恤的，类似于一种宽大为怀的赏赐。这样一来，马戛尔尼的使命就彻底失败了，不仅平等通商做不到，连改善一下在广州的英国商人的待遇，避免地方官随意加税都办不到。这个事，他们跟一起南下的新任两广总督商议，得到的回答是，如果我去了以后降低税额，将会有很多人跟着失业。但是，这个使团也不是一点收获也没有。有一样意外的成果，那就是看清了大清帝国的真面目。由于使团在中国盘桓多时，尤其回程是从北京沿大运河南下江南，再转广州，所以，他们沿途考察了中国的社会、官场、军队，包括军事要塞。那时的中国人还没有丁点儿的保密意识，所以，他们想看什么都能看到。他们了解了中国社会贫弱的现实，看到了官民关系的紧张、官员的贪腐。也看到了中国几乎不堪一击的海防、贫弱的军备。虽然没有照相机，但他们随行的画师，将所看到的一切都画了下来。马戛尔尼回国之后，中国以往的神话就不复存在了。但是，马戛尔尼不肯下跪的故事，却被传成了神话。一种说法是，马戛尔尼坚持不跪，但到了大殿之上，见了皇帝，天威所致，不觉双膝跪倒。有人还为此赋诗道：“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另一种说法则是，这些夷人两腿僵直，根本跪不了。1816年，清朝的嘉庆二十一年，英国最后一次派使节阿美士德来华，再一次铩羽而归，连皇帝的面都没有见到，更别说谈事了。后来，美国人也来了，所有人都卡在了双膝跪倒的礼仪上。美国人比较幽默，他们解释说，西方人的双膝，可以跪上帝，也可以跪女人，但就是不能跪皇帝。其实呢，礼仪问题的背后，是中国的开放和平等通商关系，在天朝体制下，根本不可能建立，这是个死结。英国人、美国人意图通过和平方式将中国拉入他们世界的努力彻底失败，剩下的事情，就只能是刀兵相见了。就像当年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面对那个著名的线团一样，只能用剑来对付了。天下体系的传统仍在延续。但大清所不知道的是，这个温柔的天下体系，已然面临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