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芮乐伟·韩森 日期：2016-07-28 10:07:26
本书简介：
本书是一部视角新颖的中国古代史之作，系统介绍了从上古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1600年的中国历史。作者除展示跌宕起伏的政治兴衰画卷和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外，还结合其研究领域，重视民族、民间信仰和妇女问题，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娓娓道来，读者在其中可以看到来自各个阶层的人的身影，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从硕学鸿儒到市井妇孺，等等。另外，古代中国社会所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也是本书关注的重点之一。
作者简介：
芮乐伟·韩森（ValerieHansen），男，美国人。著名汉学家，美国耶鲁大学历史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从事中国宗教史、中国法律史、丝绸之路的社会历史等方面的研究。
目录：
／4
中文版序／5
中文版第二版序／7
译者序／9
导言／13
第一部分构建中国（公元前1200～200年）
第一章文字记载的开端（公元前1200～前771年）／25
龙骨汤与早期中国文字／27
安阳的发现／34
商朝与其他方国的关系／41
周伐商／47
第二章战将与思想家的时代：重耳和孔子（公元前770～前221年）／60
《左传》及其所体现的社会／62
孔子的世界／71地图
目录：
／4
中文版序／5
中文版第二版序／7
译者序／9
导言／13
第一部分构建中国（公元前1200～200年）
第一章文字记载的开端（公元前1200～前771年）／25
龙骨汤与早期中国文字／27
安阳的发现／34
商朝与其他方国的关系／41
周伐商／47
第二章战将与思想家的时代：重耳和孔子（公元前770～前221年）／60
《左传》及其所体现的社会／62
孔子的世界／71
大道殊途：孔子弟子们的歧见／81
第三章创建帝国（公元前221～220年）／96
法家之国／98
地方统治者的世界：马王堆的发现／112
汉武帝时代的汉朝／120
汉朝的经济问题／123
东汉的中兴／128
有组织的道教教派的兴起／135
第二部分面向西方（200～1000年）
第四章中国的宗教（200～600年）／143
中国最早的佛教信徒／144
西域佛教：以龟兹王国为例／152
印度和中国的联系／157
北魏王朝（386～534年）／162
中国南方的宗教／171
第五章隋唐盛世（589～755年）／175
隋的统一／176
隋灭唐兴／179
长安的日常生活／185
乡村的日常生活／195
第六章安史之乱及其后果（755～960年）／201
安史之乱／201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221
755年以后的敦煌／224
目连救母／227
第三部分面向北方（1000～1600年）
第七章货币的时代：宋朝（960～1276年）／235
第一次商业革命及其影响／235
宋朝的建立／239
王安石变法：新党和旧党／242
中原长相忆／251
南宋治下的生活（1127～1276年）／259
第八章北族王朝（907～1215年）／266
契丹人／267
女真人的兴起／280
绍兴和议之后金朝的统治／284
金朝治下的学术文化／289
渐行渐远的北方和南方／294
第九章蒙古的统治（1200～1368年）／296
蒙古联盟的起源／297
元朝征服中国南方／308
赵孟頫的艺术／318
元朝的灭亡／323
第十章继续抵抗蒙古的战争：明朝（1368～1644年）／326
明朝开国皇帝及其创建的制度／328
郑和下西洋／332
下西洋的终结／338
明朝的社会变迁／341
尾声
中国人口史概要／362
中国人口增长及其后果／362
索引／366
前言中文版序
我感到幸运的是，美国人对于中国和中国历史怀有极大的兴趣。同样，中国的普通百姓和学者也关心美国人如何理解中国的历史。在我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生涯里，许多中国人帮助我学习讲中文，阅读古汉语，帮我寻找资料，当然最困难的是帮我理解那些原始资料。
我上第一堂中国历史课，是在高中的时候。当时我们高中一位最优秀的老师，在暑假进修了东亚历史的研究生课程后，来给我们毕业班开设中国和日本的历史课。那门课极为精彩迷人，不过也奇难无比。有一个月的时间，我走到哪里都揣着一张纸片，上面写有洪秀全名字的拼音。专心致志地学习，我就能记住如何拼写一个外国人的全名。
在学中文之前，我就已经迷上了中国的绘画和文物。记得高中的最后一年（1974～1975年），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举办了首次大型中国出土文物展览。我在展览馆中流连中文版序
我感到幸运的是，美国人对于中国和中国历史怀有极大的兴趣。同样，中国的普通百姓和学者也关心美国人如何理解中国的历史。在我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生涯里，许多中国人帮助我学习讲中文，阅读古汉语，帮我寻找资料，当然最困难的是帮我理解那些原始资料。
我上第一堂中国历史课，是在高中的时候。当时我们高中一位最优秀的老师，在暑假进修了东亚历史的研究生课程后，来给我们毕业班开设中国和日本的历史课。那门课极为精彩迷人，不过也奇难无比。有一个月的时间，我走到哪里都揣着一张纸片，上面写有洪秀全名字的拼音。专心致志地学习，我就能记住如何拼写一个外国人的全名。
在学中文之前，我就已经迷上了中国的绘画和文物。记得高中的最后一年（1974～1975年），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举办了首次大型中国出土文物展览。我在展览馆中流连几个小时，为展品的数量和精美深感震撼。我对一尊秦代的陶土女性坐像反复观摩，心中实在十分好奇。我的这本书也把艺术作为史料，因为艺术很直接。
多年前我从耶鲁大学休学术假，住在北京，开始了本书的起草写作。几个星期里我全家的作息也因为我在家写作而做了调整。正如我未满两岁的小女儿克莱尔所说：“姐姐坐校车，爸爸坐出租，妈妈坐在家工作。”当我在琢磨如何婉拒邻居的邀请时，刚满五岁的大女儿莉迪亚直截了当地对人说：“我妈妈正在写一本书，我们下午4点以前没空！”我丈夫杰姆对我的支持是多方面的，尤其是鼓励我写一本能引起大众兴趣的历史书。
北京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的几位老朋友和同行的邓小南、李孝聪、荣新江、臧健等，对我提供了资料上的帮助并解答了我的问题。李孝聪最近告诉我，外国人对中国史的研究，与中国国内对中国史的研究完全是两个领域。外国人提的问题不同，并用非传统的方法来回答问题。
本书是根据我在耶鲁开设的《中国古代史》基础课的讲稿修改而成的。我的学生多数不懂中文，也未学过中国史。他们或许听说过孔子、马可·波罗，如此而已。我的目的是让他们知道中国漫长历史的梗概，并不要求记住许多细节。除了这本教材，我也布置学生阅读翻译的原始资料（中国的读者可能会惊讶众多的中文书籍已经被译成英文，而且常常被多次翻译）。学生在课程开始学习儒家、道教及佛教的基本主张（分别在第二至第五章中介绍）。到学期末，他们能解释明代的《十诫》中某一条为什么最难以被接受（见第十章）。
本书的最后定稿得益于学生、助教以及许多大学同行的意见和建议。我要特别感谢西雅图大学的梁侃和南京大学的邹劲风，他们放下自己的研究，找时间把本书翻译成中文。翻译花费的时间比他们预计的长得多（两年多时间）。在此期间邹教授生了孩子，可是她仍然坚持翻译不辍。
本书强调，我们对过去的认识是如何取决于近些年来的考古发现，而且这种认识的变化又是那么迅速。我尤其要感谢博学的吴百益教授。吴教授仔细地阅读了最后的书稿，并指出了很多错误。当然，我知道现在书中还存在不少错误，也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写信到耶鲁给我指正。吴教授在读完书稿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把书籍比喻为军事要塞，学术专著就如同城墙内的城市，建立在坚实的研究基础之上。相反这本书稿，他机智地指出，则是建立在大量他人研究的成果之上，就如同敞开的院子，可以受到从任何角度来的攻击。对我来说，之所以要写一部涵盖三千年历史的书的一个理由，是因为有必要把某一特定时期我们的知识状态记录下来。我们完全知道，在这个迅速发展的领域，书中所说的很多内容或许很快会受到挑战和修改。
韩森
2006年8月2日于康涅狄克州纽黑文
中文版第二版序
2008～2009学年，在北大-耶鲁联合本科项目中，我第一次有机会同时使用本书的英文本和中文本为中美学生授课。在秋季学期，我们研读第八章和第九章，特别是其中的辽代和金代。在春季学期，我们在研习中国历史学家如何利用考古资料时，研读本书的第一至七章。在每周的课程中，我用英语讲授2个课时，随后我们分成小组讨论文本。美国学生只读英文本，而大部分中国学生认为，先通过中文本了解每章内容之后再读英文本的方法很有益。
许多中国学生反馈道，此前他们在高中所受的历史教育从未令他们感受到历史的乐趣。在那样的课程中，他们死记硬背，但对史料可靠性鲜有思索。RichardEvan所著的InDefenseofHistory虽然艰深，但颇值得一读；学生们此前未曾思考过历史事实是如何构建的，以及过去的某些事件有可能受制于各种诠释。如一位学生对其同学举例说：我们可以确定在星期二中午12：30上课这个事实，但是却难以确定有多少学生喜欢这门课。后者需要诠释和分析技巧。
在整个学期中，我们就是在训练这种技巧。学生们从每一章中选出最重要的历史术语，并探讨其重要性。凡读过这些章节者都知道这些术语是什么，但难以解释它们为何重要。北大历史系的硕士生李怡文在这两个学期中担任我的助教，她是学生们的严师，起初，几乎没有学生能达到其严苛的标准。学生们多次向她请教，后来已能就这些问题自如应答。
学生们通过原始史料形成自己的观点，并撰写论文表达其史学论点。在秋季学期，我们研读《宣和遗事》和《老乞大》；春季学期，我们则读了睡虎地文献中的一则。开始时，学生们觉得这些作业颇具挑战性，但最后他们因为建构起自己的中国历史的观念而颇有成就感。
为共聚一堂的中美学生授课的经历令我乐在其中。在这两个学期中，中国学生表现得非常愿意师从于我这样一位非汉语母语、非汉人的老师，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我看来，北京大学的学生展示了其思想的开放性，这正是其祖先的精神遗产，这也是本书的主题。
韩森
译者序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通史著作不仅展示一种文明的来龙去脉，而且是作者史学视野、理论和方法的全面体现。
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森所著《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是一部吸收西方最新研究成果的通史著作，中国读者可以从中看到过去数十年间西方史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概貌。
本书以“开放”为题，如美国相关书评所述：为中国历史研究提供一种全新的方法（afreshapproach），重构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框架和主题（refashionthestructureandthemesofthefieldinthisnewsurveyoftheChinesepast）。近代以后中国的发展历程使人们已惯于在“落后”“保守”的老套路（stereotype）中考察中国古史，并沿着这一思路追寻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历史学研究反对观念先行，但历史学者不可避免地受到观念的影响。而历史果真如此吗？在漫长的古代，中原帝国和其他地区之间确实道阻且长，然而自然地理的隔绝显然不能证明文明的封闭，《开放的帝国》告诉读者，地理环境的封闭性是相对的，古代中国对外来文化保持着开放的态势，而其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内部，仍然存在着由多元化（diversity）和活力(dynamics)所带来的勃勃生机。
在“开放”的主题下，全书由介绍方法论的导言和三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从商到汉末，如其标题“构建中国”（InventingChina）所示，作者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孕育和形成阶段；第二部分从魏晋南北朝到唐末，以“面向西方”(FacingWest)为题；第三部分“面向北方”（FacingNorth）是关于从北宋到明末的历史。古史分期事关如何诠释历史，本书的这种结构体现了作者对中国历史分期的一种新颖视角，即追寻古代中国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在外来文化和中原文明的互动中，探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如佛教成为本书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主题，作者以此考察在佛教以及印度文化的影响下，中国社会是如何发生深刻变化的。另外，本书通过中外比较，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框架中考察中国历史，如作者对郑和下西洋和欧洲大航海的比较，可以让读者感受到，虽然明代在物质和技术上仍有优势，但欧洲对世界的影响已随着地理大发现动地而来。
《开放的帝国》在方法论上有颇多值得借鉴之处。利用丰富的文学艺术作品、考古碑刻资料解读历史是本书的特色之一。如《白沙宋墓》是历史时期考古的典范之作，《开放的帝国》一书充分利用《白沙宋墓》来展示宋代社会生活的画卷。中国家喻户晓的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成为本书后半部分的一条重要线索，从《莺莺传》到《西厢记》的演变贯穿着由唐代到明代的各个章节，这是一则从文本演变中考察历史的典型范例。作者对《二羊图》等的解释提供了通过艺术作品解析人物的实例；敦煌阿龙的故事可以让读者看到如何从简短的出土文献中释读社会史、妇女史、经济制度等多方面信息。
中国读者也许会发现，《开放的帝国》一书和中国同类型著作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作为美国学者所著、面向美国大学生的教材，它体现在美国人视野之下历史发展中有哪些问题是特别值得关注的。比如，宗教是本书的重要内容之一。宗教曾对西方的历史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理解，西方学者易于从宗教的角度考察历史，
对妇女的关注也是《开放的帝国》的重要主题。本书涉及从吕后、武则天等政治女性，到李清照、管道升等女性艺术家；从崔莺莺、李娃之类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到安令首、阿龙等见于正史之外的文献中的女性。史料的缺乏和零碎使古代妇女史研究困难重重，但韩森教授充分利用考古资料、出土文献乃至杂史，力求体现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各阶层的妇女生活。在韩森教授笔下，妇女是研究社会生活的重要切入点。
域外文献和域内文献的互证是20世纪初以来中国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韩森教授在其研究中也采用了非汉文史料。如粟特古信函是迄今所发现的时代较早的涉及中国古代历史的域外外文文献。由于文字隔阂，中国学者利用这批文献进行研究者尚不多。而韩森教授引用粟特古信函，为我们研究汉末至魏晋的历史提供了新视角，也有助于中国学者了解这批文献的重要性。
美国西雅图大学的梁侃教授将本书介绍给我，令我大开眼界，梁教授建议我将其译为中文，他还在百忙中翻译了本书的导言和第一部分。韩森教授亲自为我寄来书中所有中文引文的原文文本，这使本书的翻译大为顺利。我在翻译过程中，多次就其中难解之处求教于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诸位先生，先生们给予我耐心的解答。同时，编辑为本书中译本的出版也付出大量精力，在此谨致感谢。
邹劲风
导言
在中国文明开始之际，中国人就已经在撰写史书了。我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胜于我们了解世上任何其他文明的历史。因此，很难想象本书还会给悠长而记载丰富的中国历史再添加点什么。然而，每年令人兴奋的考古发现都在不断地增加我们的知识。而这些新的信息所提供的启发性的领域，一直以来都为传统史家在书写1600年以前的历史时所忽视。传统的宫廷史官撰写的编年史，是自上而下关于帝王将相的历史，却几乎完全忽视普通百姓、非汉族的少数民族，以及经济和社会变迁的历史。而这种变迁，事实上对中国历史中以朝代为分期的方法构成了有力的挑战。
考古新发现促使史学家们重新思考、认识和组织中国历史的方式。比如，“中央王国”是否总是对非汉族的外来者怀有敌意？崇山峻岭和西部一望无际的沙漠使得中国地理意义上的边疆充满了险阻，这一点确保了只有少量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以及少量的中国人去往外国。而这些历经艰险的旅行者确实从域外带回了知识和技术，比如佛教本是印度的信仰体系，后来在中国发展成国教之一，这一惊人的成功，证明了古代中国人对外来宗教是如何的开放和包容。
本书的目的
本书打破了中国历史的传统模式，即在历史文献中夸大皇帝的重要性，轻视社会其他群体贡献的所谓王朝循环模式。传统的王朝历史在本书中仍然存在，但只是叙述的一个方面，而不以之掩盖中国历史上对日常生活产生更大影响的其他趋势，如佛教的引入、丝绸之路带来的思想和技术的交流、妇女角色的演变、普通百姓对冥界生活认识的变化，以及蒙古的征服，等等。本书解释了为何近年来精彩的考古发现使历史学家们对过去的定论重新反思。同时，本书特别重视包括文学和非文学作品在内的有关妇女和家庭生活的著述。此外，本书利用尽可能获得的图像资料，更为生动地为读者呈现本书所涵盖的漫长历史中的显著变化。
这种新的思路，导致了不同于读者可能期待的，对1600年以前中国历史的新认识。这些资料描述了这样一个帝国：它在形成之时便融合了不同的地区和民族，并在漫长的历史中保持了对外来影响的开放，而不是一个拒绝外来影响的中央王国。我们会看到少数由于其自身成就而声望卓著的女性，还有更多能干的管理着家族基业的妇女，尽管看似荒谬的是，她们甚至还缠着足。由于早期的西方学者只关注宗教教义，因而他们相信每个中国人都只信仰一种宗教，或道教，或儒教，或佛教。然而，考古新发现和文献材料都证明，人们实际上可以同时信仰上述三种宗教，甚至同时还相信经典宗教文献里没有的有关死后生活的其他信仰。
佛教在公元3～6世纪中国王朝的分裂时期进入中国，在隋（589～618年）、唐（618～907年）两代继续发展。王朝循环模式假定所有重要变化都发生在一个朝代里，而佛教的发展过程则与该模式不完全吻合。汉朝（公元前207～220年）的官方历史记录（《后汉书》）引用了一份皇帝的诏书，该诏书提供了若干有关佛教的最早证据。可是，如果我们只依据这些传统史料，便无法正确评价佛教传入的影响，事实上，它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深远影响要远甚于一个朝代的更替所带来的变化。
佛教的传入只是官方史书所忽视的中国历史上诸多变化之一。中国古代官僚编修史书是为其他官僚服务，他们心中所想的也是他们的皇帝。官方史书是在由朝廷官员编纂的王朝档案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这些史书大部分的篇幅都用来记载官员心目中最重要群体的历史，即皇帝、重臣和下层官员的历史。因此，它们所反映的多为国家政权所关注的问题，如皇帝的健康及他的帝国的所有问题。这些史书也记载了士大夫、官员之间对于税收、强兵、济民、吏治等问题的讨论，以及皇帝、摄政、奸臣、宦官等对权力的滥用。
王朝循环模式
以王朝循环模式看待中国历史往往会有这样的套路：开国皇帝总是强有力的。开国之君总能获得充分支持来进行税制改革，因而有足够的军饷支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去征服广袤的疆域。继任的皇帝则难免缺乏开国之君的魄力，于是权力渐渐落到宦官、大臣、将领及外戚手中。到了王朝晚期，末代皇帝们就理所应当地被推翻。按照这个王朝循环模式，末代皇帝通常昏庸无能，对丢掉本朝江山负主要责任，而下一朝新君登基后总是马上命令其官员撰写前朝昏君的历史。这一僵化、简单的模式具有一些吸引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总是为统治王朝的统治者进行辩护。
王朝循环模式有很多不足之处，其最甚者是盲目接受一个朝代的自我界定。我有一位同事讲了一个不太可信的故事：一位通史课老师提出了上述观点，在学期快结束时，有一位学生问这位很有名的教授：“什么是王朝？”整个课堂哄然，以为该学生居然没有弄懂课上最起码的常识。然而教授很礼貌地问那位学生是想要一个长的答案还是一个短的答案，如果是短的答案，王朝自然指的是一个家族的成员世代掌握皇位。
长的答案则需要更为复杂的分析。王朝是一个虚构的框架，它允许包括非皇室成员在内的各色人等获得权力，但始终维护皇室家族表面上的持续统治。中国第一个长久的皇朝——汉朝的历史很好地解释了这个概念。在这个王朝之初，刘邦（公元前206～前195年在位）击败秦朝皇帝，建立汉朝。刘邦死后，来自于另一个家族的吕后没有支持她的两个儿子上台（其中一个据传被她谋害），而是自己掌握了朝政。她死后，两位忠臣成功地将皇位归还刘姓家族，使之又统治了1个世纪，直至另一位摄政掌权。到公元２世纪，外戚和宦官争权成为历史模式，皇帝形同虚设。然而，刘姓家族统治国家的说法一直继续着。
尽管刘邦的子孙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仅仅是傀儡，但这个400年的时期都以汉朝的名义存在。中国的历史学家使用朝代的名称，因为这些名称是有用的组织概念。但术语的便利不应该妨碍我们认识到王朝名称中包含着的虚构性。
由于过于注重宫廷内发生的事件，王朝循环模式假设朝代与朝代之间几乎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传统宫廷史官惯于将这些过渡阶段描述为混乱与分裂的时期，直到以武力重新统一国家，混乱才宣告结束。如果我们也以传统宫廷史官的视角来看20世纪的中国，那么1911年清朝终结至20世纪末也会被看成一个未能实现完全统一的时期。
然而，如同历史一再呈现的那样，混乱与分裂常常带来生机和创新。20世纪的中国大陆及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虽然没有统一，但是经历了令人目眩的经济增长，取得了骄人的工业化和普遍的农业现代化，更不消说人民生活和思想的深刻变化。
因此，那种认为中国文明只有在统一时期才到达其鼎盛的观点，应该值得怀疑。我们需要重新考察那些被遗忘却富有朝气的朝代之间的过渡时期。本书重新反思关于大一统益处的流行假设，希望带来一些新的启示。而对重要朝代之间的过渡时期实质内容的理解，将有待于长期艰苦的研究和考古工作。
考古发现资料
20世纪初以来，中国考古学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发现。在西安郊外发现的守卫秦始皇陵墓的兵马俑只是其中之一。如果没有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发现的最早的甲骨文，本书第一章便无法描述最早创造书写文字的人类社会。甲骨文字被刻画在牛肩胛骨或者龟贝上，记载了古代君王求神占卜的结果，其内容涵括了一个国家从对敌战争到君王本人健康的所有事务。传统史家列出了中国第一个王国——商朝，即第一个有文字证明的王朝的君王谱系，似乎商朝同后来的朝代是一样的。但若仔细研读这些早期的文字记载，就会发现商朝君王们统治的其实只是一块相当小的地盘，大概也就200公里（125英里）的跨度。
考古发现如何促使历史学家反思官方史书对事件的记载，秦汉之间的过渡可谓最为清楚的例证。传统史家将秦始皇描写为暴君，他的残暴统治导致秦朝被推翻。然而考古发掘在一位听取讼事的低级官吏的墓穴中发现了秦朝的一份法律手册，证明同传统的观点相反，秦朝执行的刑律相当严格：秦朝刑律明确区分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的不同，以及合法溺杀病残婴儿与非法杀害健全婴儿的区别。这个考古发现表明，汉朝的开国皇帝之所以成功地领导农民起义反抗秦朝，并非像早期史家所说是因为秦始皇不得人心，而是因为人民反对他选择无能的第二个儿子继承皇位（见第三章）。
考古发现也显示了中国人如何理解来世。学者总是能以佛教和道教文献以及文人的观念来研究人们对死后的看法，但是最近发现的墓葬使我们能够了解人们在他们墓中究竟放些什么东西。秦朝时，如兵马俑那样的陶制模型，已经代替了早期的殉葬品。我们从湖南省马王堆的公元前２世纪汉代贵妇人墓中可以看到，在墓内的起居室里摆放着她的家具，其他３间房内则存放着48个竹箱，装有她打算带往另一个世界所需的物品。更重要的是，墓内还有一个T形的横幅，将她描绘成一位拄杖行走的老妇。这幅中国最早的历史人物肖像，给我们提供了有关佛教进入中国以前人们对于死后信仰的一些资料，而这种信仰在文献资料中是看不到的。
文学资料：对小说的利用
除了官方史书和考古发掘资料，本书还从各种非官方记载追踪历史过程中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状况。其中有些资料，特别是小说记载，是史家们早已熟悉但不予利用的资料，原因是这类资料不属于传统的史料。
早在公元前1000年，中国的农民们就用民歌唱出他们的劳作、他们的爱情和背叛，以及他们的宗教生活。这些民间歌谣后来被编成了《诗经》。后来的男女作家们在他们的作品中告诫子女如何持家，描述他们自己的婚姻，嘲弄当时的迷信，甚至影射和讥讽朝政。１０世纪后，雕版印刷的传播使书籍流通数量大增，文学作品的数量和种类也显著增多。对于能阅读中文的人来说，这些资料随手可用。而近年来的大量翻译，使西方读者也能利用这些资料。由于这些资料的生动性，本书会经常从原始资料里引用长篇的译文。很多译文采自梅维恒《哥伦比亚传统中国文学文集》（VictorMair，TheColumbiaAnthologyofTraditionalChineseLiterature，NewYork，1994）。只要有可能，我都引用译文，以方便英语读者。我核对了所有中文引文的原文。在个别情况下，我对译文加以修改，以求准确。我将所用名词都改为拼音拼法，并删掉了一些括号和中文用法，以增进可读性。为减少注释数量，本书只有在直接引用和统计数字时才加注释。在多次引用同一资料时，只在首次引用时提供注释，之后仅注出页码。
一些杰出的妇女，包括中国第一位女史学家、第一位女诗人和第一位女艺术家，都留下了文字遗产。然而，绝大多数妇女没有留下永久的记载。王朝历史一般很少记述妇女，除非某位妇女掌握朝政，比如皇帝的遗孀或叛军的首领，如蒙古人占领前的一位女子（见第九章）。迫于解释684～705年在位的武则天如何坐上皇帝宝座，传统史家们能做的只是指责她怪异的性行为。而我们现在知道，她利用丈夫唐高宗久患疾病的机会安插她的族人进入朝廷高位，从而支持她取得权力。
本书大量使用未经其他材料证实的文学资料来探究妇女的生活。12～13世纪，中国处于游牧民族的征服统治之下，当时戏曲对于男女关系的描述，为别类史料所未有。文学和史学界的一些学者非常反对如此运用小说来描述历史。这些批评家认为，这些作品只是文学创作，不能将文学作品当作现实生活的真实描述。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对的。几百年以后，如果有位天真的历史学家完全依赖情景戏剧或肥皂剧撰写历史，确实会得出歪曲战后美国生活的观点来。但是，即使是纯粹主义者也必须承认，电视剧本中确实包含了《国会记录》中没有的信息。同样，中国古代的小说里也包含了官方编纂的历史中所没有的有关妇女的信息。
本书的好几章都提到了一位特别的小说主人公——莺莺。许多学者相信她有真实的人物原型，即被作家元稹（779～831年）遗弃的情人。元稹曾写了一篇怀念她的短文（见第六章）。在最早的故事里，莺莺在未婚的情况下就和她的情人同床。当他拒绝她后，她又同另一个人结了婚。莺莺这个人物出现后显得十分突出，后世的戏曲家们不断重新撰写她的故事，以迎合他们所处时代对于妇女的主流观点。12世纪时，莺莺成了缠足女子；而15世纪时，戏曲家们则大肆指责莺莺的婚前性行为。自莺莺首次出现的９世纪后，妇女的生活的空间日益收缩。本书之所以提到其他小说中的妇女人物形象，是因为塑造这些人物的作家们都尽力将她们置于真实的生活场景中进行描述。显然，人物的服饰、住宅和其他方面的细节越真实，读者就越相信小说中人物的真实性。
艺术资料：绘画反映了什么
基于同样的原因，本书也从艺术资料中取材以补充历史记载之不足。很多中国最有名的绘画，如花鸟画，描绘了想象中的山水和自然。鉴于这类绘画很少涉及人间世事，本书偏重于分析少数留存下来的反映真实世界的图像。此类图像始于公元前1000年的青铜器。尽管佐证文献的缺失给分析带来困难，这些青铜器还是喻示了当时人们对于少数民族、日常生活和礼仪的观念。后世的绘画描述了更多不同的主题。其中最为真切的，是一幅12世纪的５米（16英尺）长卷《清明上河图》，它极其逼真地描绘了一座城市及其周边的景象。《清明上河图》描绘了一个没有饥饿、痛苦、贫困，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个没有妇女的城市。
本书将视觉材料做字面意义上的解释，是有一些风险的。但这个风险又是值得的，因为艺术所揭示的古代中国的视觉形象世界，即便不是真实的，也反映了艺术家所认识的世界。
本书的结构
本书呈现的中国历史，在时间上始于公元前1200年最早文字的出现，终于1600年（明万历二十八年）耶稣会士到达中国。为了更好地理解历史，本书将中国古代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构建中国（公元前1200年）、面向西方（200～1000年，魏建安五年至北宋咸平三年）、面向北方（1000～1600年，北宋咸平三年至明万历二十八年）。
第一部分：构建中国
中国的传统史家推崇商朝以及其后的周朝（公元前1045～前256年），将之列入王朝系列，并将之归为统一进程中的中国。不过我们必须对此提出质疑，因为现存的资料只为汉语使用者的观点提供文献证据，而居住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辖区内的古人并不只有汉族一个民族。尽管文献记载不完备，但其他族群也确实对中国历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与今天的中国社会不同，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笔下的古代中国由众多不同的族群组成，包括不说汉语的人以及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农耕民族截然不同。
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上中国境内的其他民族。江西和四川均发现了至今未能解读的文字。一旦读懂这些文字，我们对古代中国的理解就会发生重要的变化。令人激动而又困惑的四川三星堆遗址（见第一章）显示了虽无文献记载，但同样高度发展的民族，它们与早期有汉语文字记载的王朝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但在多个世纪之后，随着汉族征服越来越多的领土，原住居民的踪迹就更少见了。
即使在文献资料极其零碎与罕见的早期，我们仍然能发现非汉族人民对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贡献。对于后人来说，写汉字的人征服对手似乎是很自然的事。其实，在公元前221年中华帝国形成之前的上千年的战事中，没有什么是必定的。商朝使用古代汉语来记载历史，并在历史记载中轻视他们所逐步征服和同化的非商朝人的作用，而不管他们是否说同商朝人一样的语言。发现与确定非汉族人民的作用，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最有意义的新领域之一。研究者已经利用考古学、语言学和脱氧核糖核酸（DNA）等所有的新方法来从事此项研究。
这个时期的戏剧性结尾，是公元前221年中国大地第一次统一在秦王朝治下。虽然秦朝仅持续了短暂的14年，但这个短命的王朝还是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建立在秦朝基础上的汉朝，领导了长达4个世纪的统一帝国。到了汉朝末年，汉族已经征服了大部分的中国领土，而将非汉族族群驱赶到帝国边缘的遥远山区。汉朝在公元３世纪败亡，但中国广袤的土地已经为汉族人口占领，并且汉人也从此控制了历史记载。甚至有关这段时期的考古发现，在区域多元化方面，也显得比本时期开端时更为稀少。
第二部分：面向西方
公元2世纪，第一批相当规模的佛教徒从印度与中亚地区来到中国，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中国面向西方，面向印度和中亚。佛教僧侣的到来，与有组织的道教的兴起几乎同时。而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和地区都有众多的信徒。佛教传入后，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19世纪之前的中国人尤其是受佛教影响者，承认他国文明的优越性。印度是佛祖的诞生地，也是佛教的中心圣地。中国的僧人从陆路和海路到印度取经，在那里长期居住并攻读梵文和佛教经文。在这段时期里，许多重要的佛教经典被译成中文，中文里的梵文外来语至今仍在使用。
法显（活跃于350～414年）是第一位记录其取经之旅的僧人。当他在5世纪初到达印度时，（11）在北印度受到当地主人的欢迎：“奇哉！边国之人乃能求法至此。”在他们看来，中国确实是遥远的边地国度。14年以后，当法显决定返回中国时，他的一位同伴被印度折服，宣布要留在佛教的宗土，因为这里的学术高超，僧律严明。他发誓说：“自今已去至得佛，愿不生边地。”在这之前和之后，中国人都很少称自己的祖国为边地。
中国俗家百姓也深受印度的影响，这表现在流行时尚、音乐以及艺术等诸多方面。我们今天仍然能通过佛教石窟欣赏那些美轮美奂的佛教艺术。佛教的确立需要大量的金钱，它们往往求助于商人团体的资助。商人和传教的僧侣共同行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不同的丝绸之路上，这使得宗教和贸易携起手来。中国人把丝绸卖给印度人，以换取印度的珠宝和佛教遗物。
印度的影响一直到唐朝（618～907年）的辉煌年代仍未减弱。长安的许多佛教寺庙提供许多日常的服务，包括办丧事、庆贺佛教节日，并开设当铺、客栈、浴室以及医院和药铺。远在西北边陲（今甘肃省）的敦煌石窟中的一幅壁画显示，当时中原地区一座寺庙的资产种类是何等的丰富。一份10世纪的敦煌文献展示了佛教教士们仍然试图说服中国人放弃传统的祖先崇拜，以获得佛教的救赎。这个民间故事的主人公目连，是一位自小绰号为罗卜的和尚，他身赴地狱寻找死去的母亲。被想象成为地下监狱的中国传统的地狱，也逐渐扩展出了一些特殊的部分，用来特别针对那些侵占寺庙土地等触犯佛教教义的罪行。
在对印度文明表示钦佩的同时，大多数中国人都无法掩饰对未开化的游牧民族的恐惧，后者在9～10世纪对中国领土开始不断地侵袭，并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
第三部分：面向北方
从10世纪开始，中原的定位转向北方。在大多数时间里，中国或者其大部分地区处于北方民族的统治之下，其中尤以蒙古人最为著名。其余的时间里则一直处于中国同这些民族对抗的状态，并竭尽全力要把他们阻截在中国的领土之外。（12）尽管游牧民族行军神速，并擅以武力取胜，但他们也必须学会统治以农耕经济和案牍文章为特征的南方帝国。大多数中国人鄙视这些与动物为伍的、没有文字文明的游牧民族。
然而，这些游牧民族有其自身的理由模仿汉族人，他们对接受和舍弃汉族的东西颇有选择。一个学了太多汉人习俗而变得看上去完全汉化的人，如果换了一个新的统治者，也可能回归到他们自己的语言、服饰和婚姻习惯中去。尽管传统的偏见总是只看到外族人的汉化，但显然文化的借用可以是双向的。
在这个时期，三个不同的北方民族统治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控制北方大片草原的契丹辽国，在960年（北宋建隆元年）宋朝建立并统一南北以后，还继续统治着中国北方的小部分地区，包括今天北京城的周边地区。1125年（北宋宣和七年），东北的女真族先是征服了契丹，然后把整个中国北方置于它的统治之下，称为金朝。宋朝被迫退到淮河以南，以南宋的名义统治了一个半世纪。鉴于中国处于分裂状态，北方为非汉族部族占领，而南方仍在汉族统治之下，本书第七章讨论宋朝，第八章则叙述传统史学通常忽视的辽金征服王朝。
1234年（北宋端平元年）蒙古人占领中国北方，1276年（南宋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又打败南宋而占领中国南方。这是外族第一次征服中国的南北方。虽然一些汉族官员继续忠于亡宋，但其他人则开始在蒙古政权中为官。
1368年（明洪武元年），明朝的开创者击败了蒙古人，迫使他们北撤。但蒙古的政权没有解散，并依然力图统治中国。蒙古人进攻的威胁在明朝历史上一直是明朝廷挥之不去的阴影。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蒙古人对中国领地的成功侵袭，都只是更坚定了汉人对外族的怀疑。
不难理解明朝为何要在边界上设置重重障碍，在北方重建长城。长城实际上是一系列由石头和泥土堆成的墙状堡垒，并非一座连贯的城墙。由于朝廷无法在东部沿海也建造相似的屏障，于是便禁止船只私有和一切民间贸易。此外还通过很多规定，使一切与外国人的接触变得极其困难。朝廷可以试图控制官员的行动，但无法巡视整个海岸线。朝廷对走私和海盗束手无策，根本无法阻止外国物品进入中国，如日本的白银和新大陆的烟草等经济作物。
16世纪耶稣会传教士从意大利来到中国时，他们发现中国是个严防边关的帝国。最早到达的天主教教师沙勿略（1506～1552年），就一直未被允许登岸入境，最后死在广州外面的一个岛上。耶稣会士利马窦（1552～1610年）总算在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进入帝国。他被迫待在广州附近，直到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才进了北京，但继续被一批怀有疑心的官员监视着。意大利人自然也把中国描绘成一个闭关的帝国。
早期欧洲传教士并不知道，这些防范外国人的措施都是新近形成的。如同随后的访问者一样，他们误以为他们的遭遇是古来如此的，而他们的这种认识，也同中国一贯轻视外族作用的历史传统有关。
本书的目的是要揭示在利马窦和他的欧洲同伴到来之前，中国是多么的不同，多么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