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教育杂志》社编辑部编 日期：2016-08-03 21:25:24
1.丛书所选为民国社会调查名篇，从社会学价值、人文内涵、作者影响力等多方考量其价值，是兼具参考性和可读性的民国历史人文系列小读本。2.所选多为著名社会学家或社会学研究机构调查的精华成果，可以从此角度深刻理解当时如李景汉、潘光旦、严景耀、陈鹤琴、顾颉刚、陈达、田汝康、鸟居龙藏等著名学人坚定而真诚的救国济民的抱负与情怀，及认识和改造社会的方式方法、态度风貌等。3.帮助读者从民国著名学人笔下具体而微且各有特色的调查和叙述之中，去触摸民国鲜活生动的社会场景，认识民国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感受今日中国已然逝去的社会风貌。4.丛书所精选的篇目，以社会叙事法、综合统计法、案例法等多种社会学研究方法呈现，或客观记录，或委婉叙述，文字通俗流利，语言生动可感，读来别有意趣或理趣。
本书简介：
本书为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社关于读经问题向全国著名专家的征求意见调查报告。书中详细罗列72位当时经学、历史学、教育学等领域知名学者钱基博、江亢虎、蔡元培、胡朴安、陈鹤琴、傅东华、蒋复璁、陈望道、柳亚子等，是否赞成读经及把读经列入中小学必修科目的意见。这个调查，对今天的教育仍具有参考指导意义；同时书中专家意见，也可以让人全面认识民国学界及知识分子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及态度等。
作者简介：
夏明方，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灾荒史、环境史以及社会经济史。代表作有《中国荒政全书》《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等。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思想史、中西关系史。代表作有《中国文化通史·民国卷》《清史编年》《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等。
目录：
唐文治先生的意见
姚永朴先生的意见
陈朝爵先生的意见
古直陈运乾陈鼎忠方孝岳四位先生的意见
王节先生的意见
何键先生的意见
杨寿昌先生的意见
忆钦先生的意见
雷通群先生的意见
钱基博先生的意见
顾实先生的意见
郑师许先生的意见
江亢虎先生的意见
李蒸先生的意见
任鸿隽先生的意见唐文治先生的意见姚永朴先生的意见陈朝爵先生的意见古直陈运乾陈鼎忠方孝岳四位先生的意见王节先生的意见何键先生的意见杨寿昌先生的意见忆钦先生的意见雷通群先生的意见钱基博先生的意见顾实先生的意见郑师许先生的意见江亢虎先生的意见李蒸先生的意见任鸿隽先生的意见陈立夫先生的意见郑鹤声先生的意见朱君毅先生的意见蔡元培先生的意见李书华先生的意见胡朴安先生的意见王新命先生的意见何清儒先生的意见杨卫玉先生的意见陈鹤琴先生的意见李权时先生的意见缪镇藩先生的意见刘英士先生的意见吴自强先生的意见崔载阳先生的意见郑西谷先生的意见黄翼先生的意见章益先生的意见范寿康先生的意见谢循初先生的意见陈钟凡先生的意见赵廷为先生的意见陈礼江先生的意见方天游先生的意见朱秉国先生的意见陈柱尊先生的意见陈高佣先生的意见傅东华先生的意见杜佐周先生的意见高觉敷先生的意见姜琦先生的意见程时煃先生的意见高践四先生的意见蒋复璁先生的意见刘百闵先生的意见吴研因先生的意见倪尘因先生的意见陈望道先生的意见谢六逸先生的意见孙寒冰先生的意见王治心先生的意见江问渔先生的意见周宪文先生的意见翁文灏先生的意见尚仲衣先生的意见王西征先生的意见陶希圣先生的意见刘南陔先生的意见林砺儒先生的意见吴家镇先生的意见周予同先生的意见柳亚子先生的意见曾作忠先生的意见叶青先生的意见武昌中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诸先生的意见 编后余谈文摘一编者弁言|夏明方 黄兴涛 在距今110多年前的1902年，著名思想家梁启超以其振聋发聩的神来之笔，对二千年来陈陈相因、一丘之貉的王朝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指其“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进而倡导以由芸芸众生构成的人群为主体的新史学，从此为中国史学“辟一新天地”。无独有偶，也就是在这一年，在其发表的《新中国未来记》这部幻想小说中，他又借着一位虚构的人物，即六十年后来自山东曲阜孔夫子的旁支裔孙，时任全国教育会会长的文学大博士孔觉民之口，将其自己对于“国情调查”的主张宣之于众。在他看来，当日的中国维新改革已成当务之急，但是由于国家幅员广大，交通不便，“动如异域”，“政府亦向无统计报告之事”，以致“国民于一国实情始终瞢焉”，对“改革之条理细目如何，某地方某利宜兴，某地方某弊宜革，无论何人，不能一一言之详尽也”。他希望自己理想中的政党组织，能够设立专门的调查委员会，“以十年之力，遍游各省，上自都会，下至村落，无不周历，调查国情，随时报告，共资研究”。他所设想的调查内容包括地理、户口、政弊、国计（指政府财政）、民俗、民财、民业（包括工艺在内）、物产（含矿产等）、商务、军政、教育以及会党（专指秘密结社）等。在梁先生看来，为改造中国，除了从“扩张党势”“教育国民”“振兴工商”“练习政务”“养成义勇”“博备外交”等六个方面入手之外，还应推行“编纂法典”和“调查国情”这两项“不世大业”。梁启超还给后者，也就是国情调查，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那就是“今鉴”。这种类型的“今鉴”，看起来是调查者对现实社会的即时记录与现场描绘，而与所谓的历史叙述别为两途，但从其主旨与内容来看，倒是很符合梁所主张的新史学的四大精神，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开启了近代以来重新认识中国的新路径。梁启超的设想，在民国时期终于汇成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调查运动”，时人称之为一场“真正的革命”。尽管到了1964年，也就是梁启超想象中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的60年，这些曾在再造中国的历程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今鉴”（梁曾设想有60大厚册，在全国各个图书馆都有珍藏），就像那位虚构的孔老先生在追溯“国史”时所说的，因为时过境迁，似乎“没甚用处”，以致无人对此加以研究。但他们的心血并没有白费，尤其是21世纪以来，在福建教育出版社与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这一批调查文献，终于掸掉覆盖于其身的厚重积尘，而以《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的名义全景式地再现于后世。时移世易，沧桑迭变，但是透过这些文献，我们一方面依然能够感受得到那一众先贤，如社会学家李景汉、严景耀、潘光旦、陈达，教育学家陈鹤琴，历史学家顾颉刚，经济学家刘大钧，民族学者陶云逵、田汝康、江应梁，民俗学家钟敬文，心理学家张耀翔，乃至文学家冰心，等等，其坚定而真诚的救国济民的抱负与情怀;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可以从这一大批著名学人之笔下具体而微且各有特色的调查和叙述之中，去触摸那一时代鲜活、生动的社会场景，去认识那些形形色色、似曾相识的社会群体，去感受今日中国赖以孕育却已然消逝的历史世界。于是，昨日之“今鉴”，今日之“故纸”，则不仅仅为当代中国人文社科各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留下了一座极为丰富的史料宝库，也是透视那一时代之政俗民情、人间百态的特殊窗口，具有不可磨灭的人文价值和历史内涵。故此，我们在以往分类汇编、集成出版的基础上，策划这套“民国万象”丛书系列，从数以千计的调查文献中挑选出一些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的经典作品，如潘光旦《中国之家庭问题》、王无为《上海淫业问题》、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教育杂志社《全国专家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李景汉等北京妙峰山调查系列、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等，独立成册，希望以另外的形态，为一般的民国历史文化爱好者及某些独特领域的研究者提供另一种独特的人文阅读体验和价值参考。尤其是在一个其自身的历史与传统被狂飙突进的现代化、城市化冲刷殆尽的当下中国，这些距今六七十年之前的、经由诸多大家审慎瞥视而意欲改造的世间万象，反而会给我们无尽的怀旧之情提供一丝丝难得的慰藉。往事并不如烟，历历如在目前。是为序。夏明方 黄兴涛2016.6.16于北京 文摘二|本书前言 读经问题，在国内一般人看来，都早已不成问题。因为一部分人以为经书是二千年前的旧书，到现在已用不着再读，读经就是开倒车，还成什么问题。同时在另一部分人看来，经书是我国先哲的心传，不朽的杰作，值得我们多读，叫青年人人去读一点圣经贤传，还成什么问题。读经一事，双方既都认为不成问题，各执一说，不肯相下，于是乃真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其实所谓读经，假使当做一种专门研究，让一班专家去下苦工夫，本不成问题。现在所以成为问题，就是因为有人主张中小学生都应读经的这一点。本杂志既忝为全国教育专家的喉舌，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似乎不能不采用集思广益的方法，请求全国专家对于这个问题，分别发表一点高见，使得本杂志的数万读者能够得着一种很可贵的参考，来帮助他们去理解这个问题。本杂志编者自己对于这个问题，本无成见；而且凡是带有学术性质的杂志，除提倡学术研究外，根本上本亦不应有成见。我们唯一的成见，就是从旁鼓吹学术的研究，以谋民族的复兴。至于应该研究什么，那是要请求全国专家指导的。我们做编辑的人只能负一点“记室”的责任。而且本杂志并不是政论性质的刊物，更不宜代某一个人或某一种主张做一个宣传的机关。我们因怕有人误会我们的提出读经问题的讨论，就是等于读经的提倡，所以不能不先行声明一下。现代我国所以有提倡读经的运动，当然有相当的原因，就是源于现代我国思想的混乱和国难的严重。关于思想混乱的情形，编者以为最近张岳军先生在武昌亲向编者所说的一段话最是透辟。张先生说：“照我的观察，中国人的思想，几千年来都是在儒家的势力支配之下。原来自从汉武帝表章六经、罢黜百家以后，我国思想就已定于一尊。虽则从历史上看来，儒家本身从很早的时候就已有了派别：孟子和荀子的思想便显然不同；汉儒重训诂，宋儒明义理，其方法亦大异。宋儒中间又有朱陆异同，明代王学又与朱学异趣。有清一代，康雍乾三代都竭力表章宋学，而学者却趋重汉学，同属儒家，已不一致。然于儒家思想支配人心一点，毫无妨碍；或者可说正因有这些不同的争辩，反使儒家思想更能深入人心。至于汉初的黄老之学，迄魏晋而未衰；六朝隋唐，佛学极盛；皆是与儒家分庭抗礼。然而整个社会还是有形无形的受着儒家思想的支配。所以我们可以断言，那时中国是有一种中心思想的，就是儒家思想。”“自从海禁大开，和西洋思想接触以来，这个中心思想便渐渐被摇动了。甚至保守色彩极浓的张之洞也不能不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妥协调停。直到民八，有一个新文化运动起来。这个运动在破坏方面确奏大功；而在建设方面却是毫无成绩。固有的中心思想是被捣毁了，而新的中心思想却未曾建立起来。弄得大家都徬徨歧路。同时外来的思想又是很混乱的冲了进来，左边从布尔雪维克起，右边到法西斯止，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同时大家又不肯埋头的去下一番研究的工夫。于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益发教人茫然无所适从了。我国现代青年的烦闷，就是这样形成。”编者以为张先生这一番谈话非常扼要，所以把他引用于此。同时我国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又受了一个重大的打击，民族生命几有朝不保夕之势，悲观的人甚至发出“中国必亡”的论调。于是有一部分忧国的人以为我们要挽救国运，纠正思想，只有恢复民族的自信心，而读经就成为恢复自信心的一种方法。但是提倡读经是否就是挽救国运和纠正思想的正当方法呢？这确是一个问题，值得大家讨论。我们以为无论任何问题，若是主张的尽管主张，反对的尽管反对，决得不到相当的结论。若果双方能够开诚相见，互相辩论，使双方的理由得以和天下人共见，那末明眼的读者一定可以得到一种很好的参考，来决定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这是本杂志出版这个专号的初意。我们现在很荣幸能够得到国内各方面七十多位专家的指教，承他们在百忙之中，把他们的高见写出来寄给我们，贡献给本杂志的读者。同时我们在各种不同的意见中，仍旧可以看到一个相同的目标，就是“复兴民族”。我们的愚见以为国民的思想，如果大体上能够一致，那是再好没有；否则只要目标不错，以中国之大，亦正不妨殊途而同归。我们在现代似乎不宜再和从前一样，还要闹“门户之见”。这是编者个人一点小感想，不知诸位专家和读者以为怎样？……——编者 文摘三|蔡元培、陈鹤琴、蒋复璁先生的意见 蔡元培读经问题，是现在有些人主张：自小学起，凡学生都应在十三经中选出一部或一部以上作为读本的问题。为大学国文系的学生讲一点《诗经》，为史学系的学生讲一点《书经》与《春秋》，为哲学系的学生讲一点《论语》、《孟子》、《易传》与《礼记》，是可以赞成的。为中学生选几篇经传的文章，编入文言文读本，也是可以赞成的。若要小学生也读一点经，我觉得不妥当，认为无益而有损。在主张读经的人，一定为经中有很好的格言，可以终身应用，所以要读熟他。但是有用的格言，我们可以用别种方式发挥他，不一定要用原文，例如《论语》说恕字，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说是“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我亦欲无加诸人”；在《礼记·中庸篇》说是：“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诸人”；在《大学篇》说是“絜矩之道；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在《孟子》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又说：“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这当然都是颠扑不破的格言，但太抽象了，儿童不容易领会。我们若用“并坐不横肱”等具体事件，或用“狐以盘饷鹤，鹤以瓶饷狐”等寓言证明这种理论，反能引起兴趣。又如《论语》说：“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也说得斩钉截铁的样子；但是同儿童说明，甚难了解；我们若是借黄花冈七十二烈士或其他先烈的传记来证明，就比较的有意思了。所以我认为呆读经文，没有多大益处。在司马迁《史记》里面，引《书经》的话，已经用翻译法，为什么我们这种时代还要小孩子读经书原文呢？经书里面有许多不合于现代事实的话，在古人们处他们的时代，不能怪他；若用以教现代的儿童，就不相宜了。例于尊君卑臣，尊男卑女一类的话。又每一部经中总有后代人不容易了解的话，《论语》是最平易近人的，然而“凤鸟不至”，“子见南子”，“色斯举矣”等章，古今成年人都解释不明白，要叫小孩子们硬读，不怕窒碍他们的脑力么？《易经》全部都是吉凶悔吝等信仰卜筮的话，一展卷就说“潜龙”“飞龙”。《诗经》是“国风好色”，“小雅怨诽”，在成人或可体会那不淫不乱的界限，怎样同儿童讲明呢？一开卷就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牡丹亭》曲本里的杜丽娘，就因此而引起伤春病，虽是寓言，却实有可以注意的地方。所以我认为小学生读经，是有害的；中学生读整部的经，也是有害的。 陈鹤琴小学生应当读经吗？在开始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先要问一句，为什么要读经？如果是为研究古代文学起见，那么这许多经书，大学专科里才有读的必要。如果读经的问题，专为人格的培养的话，那么，先问这些经书的文字和包含的意义，如何可以使儿童领会。现在我且把这个先决问题分开来谈谈。经书含义宏深，文字古奥，即以四子书而论，非对于古文具有根柢、略具训诂知识的，已属不能卒读。如果一面读经，一面再教古文，不但时间不允许，恐怕生吞活剥，对于真正的经义仍旧是一知半解。现在有人主张不必问小学生能否了解，只须教他们读经就是。大概是说学生把经书熟读在肚里，将来自然就会应用。这种“反刍式的教育”，我实在不敢苟同。试问小学毕业生有多少人能够升学，有几个人能得有反刍的机会呢？所以我以为如果要教小学生领略经书的精义，第一步要把经书的文字和编制，先加选择和改造。经书的文字古奥，叙事说理，多偏于政治道德方面，幼年儿童不易明白，只好选择其适合儿童心理之记述，改编作故事或戏剧的体裁，教他们阅读，教他们表演，他们自然就能明白了解，兴趣浓厚。西洋各国对于教授儿童新旧约圣经，就用这种方法。我想学校里如果要教授经书，应当用这种方法，使晦涩的古文经书，变成明白浅显、饶有兴趣的现代儿童读物。那读经一课，在学校里面才可以有利无弊。 蒋复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信仰，一个时代的生活，这就是时代的精神，很自然的形成，决不能勉强更改的，更决不能使这前进的时代拉退多少年，归还原路，在理论上是不许可，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的学校制度，虽不能说好，但这个制度一时总还不能更动——因为还没有找得再比这一个好一点的。课目也是如此，所教的多是我们所要知道的，不必要的，已经淘汰的，当然是我们所不需要的。科举早已废了，经义不再取士了，《论语》也没有一条条明显的写着，可以治国、平天下，国家的典章制度，人民的起居生活，统统都变了，经书对于人们已经没有影响，不读经书，那是自然的趋势，无法挽回。假使要现在的学生仍旧像从前那样自《四书》而《五经》，死读死背，不求甚解，如何可能，所以像从前那样读经，吾想为大可不必。不过在中学的国文钟点内，加授经书，吾认为是可以的。因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总有几部不朽的名作，使人们赞美，讽诵不厌的。这些不朽的名作，不管文字的结构，内容的意义，只管与读者的时代所用所想不同，然而与这些名作丝毫无碍，读者自能了解著者的思想得作者的文体，那是时代的关系。在那个时代有那样的作品就是不朽，譬如周代的文字如何的简单而有音节谐和的《诗经》，叙事有次的《左传》，那就是伟大的名作，那多是可以读的国文。不过我们的不朽名作，不一定就是经书，经书以外如庄墨荀韩诸子的文章，李杜的诗，多可以称名作，可以选读。经书如《易经》、《仪礼》、《周礼》也确可以不必教学生读的。所以我们应当将古书从新估量一下，究竟应当读点什么？不是读经的问题，乃是民族名著选读的问题。至于民族名著必应当读的理由，我可以很简单的举出两点：（一）大凡一个有历史文化的国家底人民，对于他们的名人名作总晓得一点，如英国人民没有不晓得莎士比亚，德国人民没有不晓得歌德，虽不能说都能够了解，总可以知道一点，最低限度也知道是怎样一个人，这就是国民教育的功效，吾们可差远了。就这一点上讲，学校读点自古以来的名作是应该的。（二）现在的小学，全用语体，儿童识字，训练多有层次，文言如古书当然不宜加入，以免教读两困。中学国文本重文言，并且高中毕业后有升入大学专习中国文学及历史的，在中学不给他们预备点底子，到大学去毫无头绪，那里还谈得到研究。所以在中学里读点古书，吾认为是应该的。总之现在我们固然不应当开倒车，也不可以随风倒，随波逐流，不知所之。我们应当认清时代，把握住这个时代，使这个时代有所表现，使我们这民族永远是占着每一时代重要的一页。我们应当知道我们是世界一伟大的民族，我们有不朽的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