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勇 日期：2016-08-10 15:51:33
《历代正史日本传考注》：激活千年涉外史料，铺垫周边外交基石。 中国官方为周边国家书写史传，持续千余年而未曾间断，涉及的国家或民族近百，历史之悠久、影响之深远、体例之完备、内涵之丰赡，堪称世界文明史上一大奇迹。这座史料宝库，至今仍具有如下重大价值： （1）中国人为世界文明发展史书写了弥足珍贵的文字实录，填补了许多国家早期文明的“成文史”空白，充分显示中国作为地区乃至世界大国的责任担当与国际贡献。 （2）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历代政府与周边国家开展多元外交的智慧、经验与教训，足堪为建构面向未来之新型国际关系之镜鉴。 （3）中国作为东亚文化圈之源头与中心，千余年来有效促进了周边国家的和睦相处、共同繁荣，向西开辟的“丝绸之路”、向东拓展的“书籍之路”，乃“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典范。 《历代正史日本传考注》是浙江工商大学王勇教授领衔的学术团队，在历时13年锲而不舍的研究积累基础上，吸收了国内外*研究成果汇编而成，其系统性当属国内首创，其权威性也大可期待。 中国历代正史“日本传”，从最早问世的《魏志•倭人传》到最晚成书的《清史稿•日本志》，近两千年来各朝史官、学者续写不辍，谱写出世所罕见的中日交流壮丽画卷，堪称世界文明史上蔚为壮观的一大伟业。 17部正史中有关日本的记载，既呈现了中国在外交方面的经验得失，也实录了日本的文明进程，历来被视为研究历代中日关系史乃至日本历史的珍贵史料。本书将中国正史中的17篇“日本传”融汇为一个整体，以解题、注释、杂考、研究余録四种形式加以系统、动态、跨学科、深度研究，不仅能为专家学者提供研究的基础史料和学界动向，也能为一般读者加深对日本的了解提供帮助。 该书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解題 研究餘録 汉朝鮮四郡 本叢書以中國歷代正史——“二十六史”中所載録的“倭”“倭人”“倭國”“日本”“日本國”等16種17篇以日本爲核心的專條記録（以下稱《日本傳》）爲整理、考注對象，將這些記録由歷代正史中析出，加以校勘、注釋、考録。全書計分爲《漢魏兩晋南北朝卷》《隋唐卷》《宋元卷》《明代卷》《清代卷》5卷。
歷代正史中的《日本傳》考注，由“解題”“正文”“注釋”“雜考”“研究餘録”5部分構成。下面逐項予以説明。
一、解題
每部收載《日本傳》的正史均首附解題，扼要介紹全書卷數、編纂人員、成書經緯及時代背景等内容，重點説明歷代正史《日本傳》所在的卷數、所記的内容、材料來源、記叙特點、研究價值等，同時交代歷代正史的主要版本、本次校録所采用的底本及參校本等情況。
二、正文凡例 本叢書以中國歷代正史——“二十六史”中所載録的“倭”“倭人”“倭國”“日本”“日本國”等16種17篇以日本爲核心的專條記録（以下稱《日本傳》）爲整理、考注對象，將這些記録由歷代正史中析出，加以校勘、注釋、考録。全書計分爲《漢魏兩晋南北朝卷》《隋唐卷》《宋元卷》《明代卷》《清代卷》5卷。 歷代正史中的《日本傳》考注，由“解題”“正文”“注釋”“雜考”“研究餘録”5部分構成。下面逐項予以説明。 一、解題 每部收載《日本傳》的正史均首附解題，扼要介紹全書卷數、編纂人員、成書經緯及時代背景等内容，重點説明歷代正史《日本傳》所在的卷數、所記的内容、材料來源、記叙特點、研究價值等，同時交代歷代正史的主要版本、本次校録所采用的底本及參校本等情況。 二、正文 依據底本析出歷代正史中的《日本傳》專條記録文字，並加以標點。爲便於閲讀，本書將其分爲若干段落。原則上以一年爲一段，但年代劃分不清的首文、尾文及唐以前的傳紀，按内容的完整性靈活分段。每段從“01”開始，依次編號，編號前加“正文”兩字。 三、注釋 對於歷代正史《日本傳》正文中所出現的一些字、詞、職官、人名、地名等内容加以解釋説明。對於正文中需注釋的文字，於其後加序號。注釋置於正文之下。 四、雜考 注釋部分的解釋以字、詞及專有名詞爲主，其他一些與閲讀正文密切相關的重要内容，如事件背景、時間、年份及一些綜合性問題，撰成“雜考”予以闡明，置於每段正文的注釋之後。 五、研究餘録 對於與正文有一定關聯性的資料性、考據性、專題性的内容，列入“研究餘録”。研究餘録宜簡明扼要，以“【研究餘録編號】題名”的形式呈現，置於每篇《日本傳》之後。 本叢書以張元濟輯編的《四部叢刊》中所收百衲本二十四史爲底本，選擇國内外所藏較爲重要的其他版本、日本和刻本及中華書局點校本作爲校本。《清史稿》主要依據中華書局點校本，附録《新元史》底本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9年版《元史二種》。校勘以版本的對校爲主。校勘中，正文改字不在正文中標注增刪符號，在注釋中説明校改依據。 本叢書采用規範的繁體字排版，遇見新舊字形不一者，一般采用新字形；異體字有特殊含義者保留。對於手寫體中常見的“扌”旁與“木”旁、“巾”旁與“忄”旁、“衤”旁與“礻”旁等混用，一般徑據文意録定。 總序 “正史”之名始見於南朝梁阮孝緒的《正史削繁》。唐初編撰的《隋書·經籍志》將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奉爲正史圭臬：“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爲正史。”自此濫觴於《史記》、完善於《漢書》的紀傳體，成爲歷代正史的鉄則。按照《四庫全書》規定，正史類“凡未經宸斷者，則悉不濫登。蓋正史體尊，義與經配，非懸諸令典，莫敢私增”，因此歷代正史多冠以“御撰”“奉敕”“欽定”之類名號。 中國編撰史書歷史悠久，創造出符合漢語言文字特徵、糅合華夏民族世界觀與歷史觀、彰顯東方獨特的道德倫理思想的史書風格與體裁。歷史上傳承有序、經久不衰的史書體裁，擧其要者有編年體、紀傳體、典志體等。 一般認爲，紀傳體由司馬遷之《史記》開其端緒，後世史家紛紛仿效，遂成一大體統。然而追溯源頭，先秦時《戰國策》以人物傳記爲特色，《左傳》則以編年叙事爲中心，司馬遷綜合兩者，開創以編年紀帝王、以列傳叙人物的史書體裁。后世正史多遵循這一體裁,一般由本紀、列傳（世家）、表、志(書)組成。其中紀、傳爲基本要素,表、志則比較隨意。 紀傳體遂爲歷代修史主臬。三國時已有“三史”之稱，起初指《史記》《漢書》和《東觀漢記》，《後漢書》問世後，取代《東觀漢記》而躋身“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國志》，稱爲“前四史”。 歷史上還有“十史”之稱，乃是記載三國、兩晋、宋、齊、梁、陳、北魏、北齊、北周、隋朝10個王朝之史書的合稱。後來在“十史”之上增加《史記》《漢書》《後漢書》，出現了“十三代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基礎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書》《新五代史》，從《史記》到《新五代史》(不含《舊唐書》和《舊五代史》)的17部紀傳體史書被視爲正史，即通常所説的“十七史”。 明代復增以《宋史》《遼史》《金史》《元史》，合稱“二十一史”。清朝乾隆初年修成《明史》，加先前各史而總名“二十二史”。爾後增加《舊唐書》，成爲“二十三史”；再從《永樂大典》輯出《舊五代史》，經乾隆皇帝欽定，合稱“二十四史”。 當乾隆皇帝欽定“二十四史”以後，“正史”一稱就被“二十四史”所專有，取得了“正統”史書的地位。民國九年（1920），柯劭忞撰《新元史》稿成，翌年總統徐世昌下令將之列入正史，與“二十四史”合稱爲“二十五史”。也有人將民國時期趙爾巽等編的《清史稿》列爲“正史”，學界遂有“二十六史”之稱。 序 本叢書所稱“正史”，即指“二十六史”。其中列有“倭”“倭人”“倭國”“日本”“日本國”專條的共有16種17篇（以下簡稱爲“日本傳”），主要記載了日本列島的地理環境、社會狀況、政治制度、風俗習慣以及各個朝代中日通交往來的情況。兹將“日本傳”在歷代正史中的卷次、所屬志傳名稱和稱謂等列表如下： 書 名編撰者(生卒年)卷次志傳名稱謂後漢書［劉宋］范曄(398—445)一一五東夷倭三國志［晋］陳壽(233—297)三東夷倭人晋書［唐］房玄齡(558—649)九七東夷倭人宋書［梁］沈約(441—513)九七夷蠻倭國南齊書［梁］蕭子顯(498—537)五八東南夷倭國梁書［唐］姚思廉(557—637)五七東夷倭南史［唐］李延壽(不詳)七九夷貊倭國北史［唐］李延壽(不詳)九四四夷倭隋書［唐］魏徵(580—643)八一東夷俀國舊唐書［後晋］劉昫(887—946)一九九上東夷倭國舊唐書［後晋］劉昫(887—946)一九九上東夷日本國新唐書［宋］宋祁(998—1061)［宋］歐陽修(1007—1072)二二東夷日本宋史［元］脱脱(1314—1355)四九一外國日本國元史［明］宋濂(1310—1381)二八外國《元史》目録作“外國”，本文則作“外夷”。日本新元史［民國］柯劭忞(1885—1933)二五外國日本明史［清］張廷玉(1672—1755)三二二外國日本清史稿［民國］趙爾巽(1844—1927)一六四邦交日本 鑒於這些史料的重要性，中日學界已有一些相關研究成果問世。排除那些以單部正史中的日本傳爲研究對象的論著，主要有（以時間先後爲序）：石原道博著《訳注中国正史日本伝》（［日］國書刊行會，1975年），壱岐一郎編譯《中国正史の古代日本記録》（［日］葦書房，1984年），汪向榮、夏應元編《中日關係史資料彙編》（中華書局，1984年），汪向榮著《中日關係史文獻論考》（岳麓書社，1985年），王鐵鈞著《日本學研究史識——二十五史巡禮》（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鳥越憲三郎著《中国正史倭人·倭国伝全釈》（［日］中央公論新社，2004年），藤堂明保等譯注《倭国伝全訳注——中国正史に描かれた日本》（［日］講談社，2010年）等。 日本學者的著作，主要是將中國正史中的日本傳翻譯成現代日文，並對其中的個别字詞和部分内容作注解，其功在於一般普及，而非在校勘、注釋、研究；汪向榮、夏應元的合著，首先是中日關係史相關資料的彙編，資料來源於中國二十四史及《册府元龜》《古今圖書集成》等類書，還包括日本史籍中較主要的幾部文獻，繼而是對部分史料加以簡略的注釋説明；汪向榮的《中日關係史文獻論考》專門列有《中國正史中的日本傳》一篇，介紹了二十四史日本傳的史料價值和主要内容，並對有些問題作了較爲深入的探討；王鐵鈞的著作並非是對日本傳本身的研究，而是立足於正史中的日本撰述，追尋近代以前中日交往的歷史足迹，並對每一歷史時期中日關係的既存形式作出解釋，其中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 綜觀以上研究成果後不難發現：首先，目前中外學界尚無就17篇日本傳本身進行全面考釋和研究的著述，這種情況與這些日本傳所具有的史料價值是極不相符的；其次，以石原道博爲代表的日本學者，從日本史的角度研究這些史料，對史料反映的日本歷史社會狀況之研究，確有諸多可借鋻之點，但從中國乃至東亞的視角來看，不免存在一些偏狹之處。因此，兼顧中日雙方文獻，對這些史料進行客觀研究，既是中國學者肩負的歷史使命，同時也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這17篇傳記是研究古代中日關係史和古代日本史的珍貴史料，其内容有詳有簡，史料價值上也有一定差異。其中有一些傳記，如《三國志·倭人傳》《隋書·倭國傳》《明史·日本傳》等，史料豐富，体量較大，價值頗高；也有一些傳記，如《南齊書·倭國傳》《北史·倭國傳》《南史·倭國傳》等，大抵重複前史已有的内容，有些地方甚至加以竄改增刪，學術價值就相應較低。 從整體上來看，《舊唐書》以後正史日本傳中的記載，大多以我國和日本之間的通交往來爲中心展開，除了《宋史·日本傳》以外，有關日本列島上的情況，一般涉及不多。而這以前的正史中，除了《宋書》以外，有關日本的記載，多著重於“倭”地，即日本列島上的地理環境、風土人情、物産制度等的介紹。 上表所列《舊唐書》以前9種正史的倭國傳中，《三國志·倭人傳》《宋書·倭國傳》《隋書·俀國傳》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三種，因爲其中較多地保存了一些有價值的獨特史料而受到研究者的重視。其他6種史書均是在不同程度上摘録、重複、祖述前史的内容，缺乏新史料與時代氣息。 《三國志·倭人傳》在中國典籍中最早詳盡地記述了日本列島上的情況，對公元3世紀前後，即彌生時代末期日本列島上的自然環境、生産技術、政治制度、風俗人情等都有較爲全面的記載，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保留了日本缺史時代獨一無二的珍貴資料。 《宋書·倭國傳》中有關倭國的記事也值得重視。《宋書·倭國傳》與之前幾部正史中倭國傳的寫法不同，不是重複、抄襲《三國志·倭人傳》中的内容，而是用絶大部分篇幅記述了劉宋時期中日兩國通交往來的史實，爲我們研究大和王朝對外交流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隋書·俀國傳》的特點是史料比較豐富，没有用大量的篇幅復述前史所列内容，主要采用斷代史的記述方法記載了當時日本列島上的官制、服飾、兵器、法制、婚葬禮俗等的情況和隋日間使節往來的史實。尤其值得重視的是，《隋書·俀國傳》記載的中日使節往來歷史，有些可從8世紀初成書的《日本書紀》得到印證，佐證中國正史編撰態度嚴謹、資料大多可信。 兩唐書、《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稿》日本傳的特點是聚焦於各自時代，尤其在記載斷代的中日關係史方面内容詳實，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特價值。 到了唐代，中外關係之盛，是過去所不能比擬的。日本向唐朝派遣使節次數之多、人數之眾，都可以説是空前的。唐代中日兩國間往來頻繁，有關日本列島知識的來源，也遠較過去爲勝。 《舊唐書》煌煌200卷，天福六年（941）二月，五代後晋高祖下令開始撰修，至少帝開運二年（945）六月竣工。《新唐書》成書于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是在北宋統一中國後重新編修的，宋祁和歐陽修是主要修撰者，宋祁主要負責列傳部分的修撰，歐陽修主要負責紀、志、表的修撰。 兩唐書日本傳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中日兩國遣使往來的記載上，側重於册封體制下的友鄰外交與文化交流，這和以前的正史日本傳有所不同。《舊唐書·倭國傳》和《舊唐書·日本傳》中共記載了6次日本遣唐使和一次唐朝遣日使；《新唐書·日本傳》中記載了10次日本遣唐使和一次唐朝遣日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唐書·日本傳》中第一次系統地記載了日本天皇的系譜。 《宋史·日本傳》的史料價值也頗爲引人注目，其内容包括日本的行政區劃、天皇系譜、入宋僧侣的活動和宋日民間貿易的情況等。由於利用了入宋僧奝然帶來的新史料，從整體上説，其史料的準確性、可靠性都是比較高的。 《元史》《新元史》中的日本傳都著重記載了中日之間的兩次戰爭，即至元十一年（1274）的“文永之役”和至元十八年（1281）的“弘安之役”（中國學界一般稱爲“元軍東征”，日本學界也稱作“蒙古來襲”）的經過。在内容上，《新元史》要比《元史》更詳細、充實。 《明史》是清初修撰的，成書歷時半個多世紀，所收資料也較爲豐富。《明史·日本傳》的内容主要涉及三個方面：明朝與日本的朝貢貿易（日本史籍稱爲“勘合貿易”）、倭寇之患、明朝出兵援朝抗倭。 《清史稿》中有關日本的記載列入邦交志中，主要圍繞清代以來的中日政治、外交關係，記載了《中日修好條規》和中日《通商章程》的訂立、臺灣事件、甲午海戰、《馬關條約》的簽訂等近代中日關係史上的大事件。 縱觀中國正史中的日本傳，兩唐書處於承前啓後的地位，可以説是古代中國人日本研究的一個階段性總結。舊有的對日本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帶有神仙之鄉、寶物之島的神秘色彩，偏重於對奇風異俗的獵奇性記載。 有唐一代，中日往來頻繁，通過使者、僧侣、留學生、商人的往來，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交流機會增多，過去的模糊認識和神秘色彩漸漸消失，透過傳説的迷霧，日本的形象開始變得清晰起來。兩唐書日本傳的記載注重中日遣使往來的史實，雖然還没有擺脫傳統的把日本看作藩屬國的東夷觀，但是唐代中日交往始終是在和平友好的氣氛下展開的，對中日關係的記載，字裏行間也洋溢著友好的態度和贊美之情，如《舊唐書·日本傳》中就曾稱讚日本遣唐使粟田真人“好讀經史，解屬文，容止温雅”。 五代以後，雖然中日之間没有正式的政府使節往來，但僧侣、商賈的往來與日俱增，五代吴越國等致書日本請開商路、宋朝把奝然等入宋僧認定爲朝貢使，這段時期雙方的往來亦官亦民，某种程度上延續了隋唐時代的關係。 元明時期，因元軍東征、倭寇跳梁，中日關係出現重大轉折。反映在正史中，日本被視作敵國、邊患、盜寇。日本觀的豹變，也使正史記載的内容焕然一新，不僅對前史的内容重新詮釋，更重要的是史官關注於當代的日本，使用了大量新資料。 自1871年簽訂《中日修好條規》，在西方列強勢力壓境的背景下，中日之間開始建構近代的新型國際關係，《清史稿》的記載反映了這一時代的風貌。 中國史書對周邊的特定國家，千餘年來持續追蹤記録，時間跨度之大、涉及方面之多、觀察對象之詳，在世界歷史上堪稱奇迹。這是一部綿延不絕的史詩，要讀取其中的全部信息，既需要中國歷史文化的素養，也需要日本歷史文化的知識；既需要文獻考據的專業手段，也需要比較文化的研究方法。 本書各卷著者，大多獲得古典文獻學博士學位，且具有長期赴日留學或工作的經歷。大約20年前，我們借鑒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會”的經驗，會合志同道合者組建“中國正史日本傳讀書會”，每周一次會讀史料，先分頭做正文字詞校注，繼而共同研討疑難問題而成“雜考”，再按個人特長撰寫“研究餘録”。“中國正史日本傳讀書會”的成員，由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的教師牽頭，歷届博士生、碩士生積極參與，來訪的日本學者及校内中文系、歷史系的師生時來客串。在此基礎上，研究所的骨幹分工專題研究多年，彙編成内部交流用的早期成果。 2005年我們申報的“中國正史中的日本傳校注和研究”，獲批爲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重點科研項目，成果編成《中國正史日本傳新注》三卷；2008年完成三卷本《中國正史日本傳新注》修訂稿；此後得到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的資助，繼續增補、修訂、完善；2015年本書獲得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資助項目立項，經一年多時間的艱辛作業，釐定爲如今的五卷本。雖然歷時十數寒暑，仍有諸多不盡人意處，但至少交出一份問心無愧的答卷。 這套五卷本叢書，旨在提供一個由中國學者自主完成的可靠校注本，其次對中日兩國學者的先期成果進行梳理、取舍、揚棄，終極目標力圖在“新、全、精”三個方面較已出版的同類著作有所突破。 首先是“新”，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觀點新。書中有許多觀點皆爲首次向學界公佈。比如，《魏志·倭人傳》中有“夏后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以往注家多將“斷髮”釋作“剃髮”“剪短頭髮”等，本書作者以爲“斷髮”與“披髮”“祝髮”“翦髮”“翦髮”同義，皆指截斷束髮之帶，呈散髮免冠之狀。再如，《後漢書·倭傳》有“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爲二十余國”之説，關於其中東鯷人的居住地，中日學界普遍認爲是指今臺灣、琉球（沖繩）一帶的海島，本書作者通過大量的史料分析，斷定是指日本列島上的某個部落國家群。 （2）内容新。所有的注釋、雜考和研究餘録，皆是在盡可能吸收中日學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撰寫而成。本書以百衲本爲底本（《清史稿》除外），不僅參照凡能收集到的其它版本（包括日本的和刻本），而且在輯佚方面用力甚勤，尤其從日本古籍中鈎沉埋没已久的遺文，一些内容不爲中國讀者所知。 （3）史料新。例如，書中考察的唐代日本人的“井真成墓誌銘”、百濟人的“彌軍墓誌”等，均爲考古發現的新史料，本書予以重點關注。此外，在考注中使用了日本近年發現的木簡、漆書、碑銘等。 其次是“全”，包括以下三點： （1）覆蓋内容全。二十六史中，凡單獨列有日本傳者，不論篇幅長短、質量高低，悉數納入研究範圍。 （2）涉及面廣。研究内容涉及日本傳的多個方面，既有對日本傳本身的詮釋，也有對相關問題的研究；既有對相關人物、事件的考察，也有對時代背景及歷史脈絡的交待。 （3）史料豐富。書中附有諸多資料彙編，圍繞某個人物或事件等，從中國、日本乃至朝鮮文獻中摘録相關史料，有些屬於珍稀史料，還不爲我國學界所熟知，爲今後深入研究某個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 最後是“精”。本叢書對二十六史日本傳進行全面考察，尤其注重對字詞的精確注釋和考證，以及對某些重要問題的深入分析和研究。比如，《魏志·倭人傳》説末廬國（松浦半島）人“好捕魚鰒”，僅就其中的“鰒”字，本書就用了1700餘字加以考釋。再如，《魏志·倭人傳》有“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韓國，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差錯”之語，其中有兩處出現“詣”字，關於此字，用《漢語大詞典》的三個釋項來解釋均不確切，本書作者在深入分析後認爲，“詣”字除了《漢語大詞典》的三個釋項外，還有兩層意思，即“謁見”與“遞送”。 學術研究的發展日新月異，尤其是新資料的發現不斷引出新問題，更誘發新思考，最終催生新觀點。在十餘年的漫長作業過程中，我們雖然時時關注學術界動態，第一時間采擇新資料，但囿於學科壁壘、限於專業藩籬，對歷史、文學、宗教、民俗等各領域的新資料不可能網羅無遺，尤其是考古學方面的新成就未能全面吸收，留下諸多遺憾，權作今後的努力目標。最後，感謝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對學術研究的鼎力支持，還要感謝參加過“中國正史日本傳讀書會”的所有國内外師生！ 浙江省哲社重點研究基地 首席專家 浙江工商大學東亞研究院 院長 王 勇 2015年元月吉日 历代正史有许多点校本，各类研究专题也不少，然而单就其中的日本传进行全面校注、考证，本书在国内是第一家。本书将17片正史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整理研究，其价值显然超过断代、单本的校注，是一项跨学科的巨大工程，对深入研究中国史、日本史、中日交流史具有重大意义。——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廖可斌 王勇教授浸染古典文献学多年，又是日本古代史的著名专家；本书的参与者，全部是古典文献学的博士，且有长期在日本留学和工作的经历，国学基础和国际视野的有机结合，使这套书系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亮点。——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涌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