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平/李国庆 日期：2016-08-23 11:59:00
封为“洪棍”之后，孙中山也算是洪门山堂中领导层一级的人物了，可以直接参与决策。重要的是，孙中山因此获得了游历美洲各华埠的通行证，可以更加方便地鼓动革命、筹集钱款。此后，不管在哪，只要孙中山摆出体现自己身份的手势，洪门各级人等，无不尊重，都会客气地叫一声“孙大哥”。中华革命党蜕变为中国国民党后，原先党内的帮会分子也与时俱进，跟着孙中山走入了新的国民党。虽然他们参加革命的时间不算短了，但身上依然有着浓厚的帮会色彩，办起事情来还是习惯用帮会的老路子。这一时期，你会发现帮会成员同时兼职国民党员的不在少数，尤其是与国民党上层的联系比以往更为紧密。传统的帮会生意，有着天然缺陷，非法而缺德。国民党执政后，除了南方数省的共产党苏区、日本在东北华北惹事以外，总体政局较为稳定，国民政府至少在法律上会干预帮会的非法活动，使得帮会在赚钱上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毫无顾忌。帮会大佬跻身社会上层的欲望，也让他们有所收敛，并且他们发现投资金融、工商业也很来钱，遂开始与时俱进，改换路径。忠义救国军这支武装，背景可不一般。该军作为国民党在敌后战场的主要游击武装，既有蒋介石的精心盘算，又有杜月笙的抗日情结；既有戴笠亲自策划之功，也有帮会分子的踊跃参加，多种因素糅合在一起，才有了这支队伍。大体来讲，从1946年至1949年，帮会成员所扮演的角色可以分为三类：打手、特务、“叛徒”，相对应的活动分别是抵抗共产党进攻、破坏和平运动以及踹开国民党，不同阶段可能还会一身二任。国民党给帮会的角色定位也设立了两个标准，首先是对党国的忠诚，其次是下手要狠，肯拼命。
本书简介：
帮会与政党，生存与革命，正史与野史，晚清与民国，本书揭开青天白日下的红与黑。《民国底色》共分六章三十三节，以严谨的学术研究成果为基础，用通俗、平实的语言，讲述从近代帮会的形成和流变，到与革命党的合作与摩擦，到进入民国的“坐天下”与被打击，以及与国民党的“蜜月”十年，再到抗战时期的“新开始”，直至帮会在大陆的终结与跟随国民党进入台湾的历史。著名民国史学者周育民、陈红民诚挚推荐，为你揭开那些似乎众所周知，其实不为人所知的民国秘密！
作者简介：
中国会党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史学会、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理事。2002年6月起担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2003年起担任博士生导师，2004年受聘为关键岗位教授。2005年8月—2007年3月为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2011年2月起，兼任韩国高丽大学教授。2014年起，担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导师。专业特长及近期研究方向：清史、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中国秘密社会史、民间信仰与民间文化。发表主要论文近一百余篇，已出版学术专著和译著《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骆驼王的故事：清末民变研究》等十余种。
目录：
“黑化”的青红帮（代前言）
第一章从反清复明到共和革命
一、孙大哥是谁？
二、合并的买卖
三、从兴中会到同盟会
四、四次失败的起义
五、武昌首义：正反双方都很卖力
六、墙倒众人推，会党来帮忙
第二章尴尬的角色
一、帮会：打天下，自然坐天下
二、致公堂：大总统，我们来了
目录：
“黑化”的青红帮（代前言） 第一章从反清复明到共和革命一、孙大哥是谁？二、合并的买卖三、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四、四次失败的起义五、武昌首义：正反双方都很卖力六、墙倒众人推，会党来帮忙 第二章尴尬的角色一、帮会：打天下，自然坐天下二、致公堂：大总统，我们来了三、刺杀宋教仁，伤的是民国四、反对袁世凯的共识五、中华革命党，有点像帮会六、五四运动中的无名氏 第三章国民党中的另类党员一、“黄先生，我叫蒋志清”二、双重身份三、五圣山四、国民大革命：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五、北伐，不只是打仗六、“反革命政变”的帮手 第四章十年“蜜月期”一、前所未有的辉煌二、国民党的好朋友：杜月笙三、帮会的生意经四、对待外国人，其实就是一种态度五、“蜜月”中的纠葛 第五章抗战，是个新的开始一、帮会的抗日故事二、跟日本人混的下场三、抗战中的上海：小天地，大有作为四、忠义救国军：咱是抗日的队伍五、没有人民的“人民动员委员会” 第六章最后的利用一、帮会新的政治热情二、洪门大联谊三、最后的尝试：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四、“兄弟，帮忙挡一下”五、台湾还有些事前言“黑化”的青红帮——民间结社向黑社会的转化
（代前言）
刘平
历史的烟尘，已经离我们渐去渐远；但历史的魔力却总是那么顽强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2003年2月下旬的一天，我南下广东做客家历史的调查。当晚在台山市某个偏远乡镇，镇领导把我带到了下属另一个镇，参加欢迎一批马来西亚华侨回乡投资观光的宴会。因为自己研究民间结社的缘故，不免问起同桌客人有关海外洪门的事情。宴会后，一位同桌长者走来与我握手，我微微一惊：他的握法有来历——中指抵在我的掌心，我急忙以我的中指抵住他的掌心。他脸色有些严肃，问道：“兄弟从何处来？”
我答：“……！”
又问：“兄弟往何处去？”
我答：“……！”“黑化”的青红帮——民间结社向黑社会的转化（代前言）刘平历史的烟尘，已经离我们渐去渐远；但历史的魔力却总是那么顽强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2003年2月下旬的一天，我南下广东做客家历史的调查。当晚在台山市某个偏远乡镇，镇领导把我带到了下属另一个镇，参加欢迎一批马来西亚华侨回乡投资观光的宴会。因为自己研究民间结社的缘故，不免问起同桌客人有关海外洪门的事情。宴会后，一位同桌长者走来与我握手，我微微一惊：他的握法有来历——中指抵在我的掌心，我急忙以我的中指抵住他的掌心。他脸色有些严肃，问道：“兄弟从何处来？”我答：“……！”又问：“兄弟往何处去？”我答：“……！”“知道高溪庙吗？”“知道红花亭吗？”“知道金兰结义诗吗？”我一一回答。长者脸色释然：“你也是‘私会党’的？大陆也有‘私会党’？”我微微一笑：“我是研究‘私会党’的。”他开怀大笑：“那也是兄弟。走！上楼喝酒！”这是我这些年来研究民间结社（尤其是那些所谓“邪教”“黑社会”）遇到的最有趣味的情景之一。我在那个镇上住了几日，当晚喝酒时与他有过很多“盘问”对答，得知他是“私会党”中的“草鞋”（东南亚华人社会把三合会称为“私会党”，“草鞋”乃会中职位），他也讲述了不少早年打打杀杀的故事。至今我还保存着他送与我的一叠记录在练习册纸张上的、有东南亚华人特色的洪门盘问诗句。说到私会党，也许人们会感到陌生，但说到清帮、洪帮或青红帮，大家就不免与黑社会联系起来了。1949年以前，青红帮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所谓“青帮一条线，红帮一大片”，就是其蔓延发展的形象写照。一、源流清帮，又称“安清帮”“安清道友”等，后来因为“红帮”的出现，一般统称为青帮。关于其具体起源于何时、何人所创、名称由来，史料并无明确记载。但清帮的出现与承运漕粮有关。清承明制，每年从江南经大运河运送粮米进京，清帮就产生于运送漕粮的漕船水手中。一般认为清帮的产生与罗教在漕运水手中的流传有着密切关系。据清帮秘籍（一般称为“通漕”或“通草”）的记载，明代罗清是其始祖（一说取帮名为“清”，即纪念始祖之意），又因罗清曾拜金纯为师，故推金纯为第一代祖师。清帮秘籍的记载很多源于罗教宝卷，也说明罗教在水手中的流传与清帮的形成有密切关系。据称，对清帮出现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翁岩、钱坚、潘清三人：“（康熙帝）传旨午朝门外张挂皇榜，招募义士，护国匡漕。……翁、钱、潘三位老祖揭下皇榜……康熙皇帝旨下，命三位义士领帮匡漕，潘祖为正统，翁祖为左统，钱祖为右统。三祖受了皇帝圣旨，领运通漕，名为安清帮”；“雍正四年（1726年），船齐下水，开始运粮。翁、钱、潘三祖因人类不齐，殊难约束，经何公（漕督何立帮）奏明，恩准三祖各开山门，广收弟子，支配各船服务。再由徒传徒，人才日众。……全帮合力合心，漕运于斯为盛。昔日递运艰难，人畏其险；今则交通便利，人赖以安，故定帮名曰安清”（均据《通漕全书》卷一）。为了约束水手，加强各船帮联系，翁、钱、潘三人向其师陆逵请示，陆以二十四字作为帮内家谱，即“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行理、大通悟学”。其中，前三辈在清帮未成立前使用，从“德”字起立帮。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因帮绪流衍，清帮又有后二十四字辈分，即“万象皈依、戒律传宝、化度心回、临持广泰、普门开放、光照乾坤”。当时充当漕运水手的主要是北方失地农民。在南粮北运的过程中，粮船要经过重重关卡及运丁的盘剥。为了保护、争夺自己的利益，水手间开始以船帮为单位进行秘密结社。当时的船帮主要以地域为单位，如嘉兴白粮帮（简称嘉白帮）、安庆帮等（据称最多有一百二十八帮半，每帮十数、数十条船不等），船帮秘密结社据说最早由安庆帮开始，到嘉庆年间，安庆帮水手在原来的船帮组织之外又成立了一种秘密结社，称为“安庆道友”，亦称“安清道友会”、“安庆帮”、“庆帮”（另外一种说法，“安清道友会”是苏北安东、清河一带水手的结社）。这是一个比船帮水手组织更为健全的结社，成员已经不局限于粮船水手，运河沿线的盐枭、青皮光蛋、捻匪多有投身其中者。作为早期清帮的代表，安清道友会的组织形式逐渐扩散到各地粮帮组织，人们多称之为“安清帮”“清帮”。洪门是天地会的自称。天地会后来演化出三合会、三点会、哥老会等多种名目，因流传日广，人们称为洪帮。作为清代最重要的民间秘密结社，天地会最初发源于福建地区。关于天地会的起源与性质，学界历来争讼不断，光是有关其起源的说法就有十数种之多，后来逐渐聚集于两种说法：一是“康熙十三年（1674年）说”，创立宗旨乃是民族革命性质的“反清复明”，主要根据是洪门内部文书中的传说；第二，“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说”。认为天地会是由洪二和尚万提喜所创，创立宗旨乃是阶级斗争性质的“互助抗暴”，主要根据是清代档案。问题是，“两说”所涉年代相隔久远，性质互异，看来，争论还将继续，但并不妨碍普通人对天地会—洪门的看法——人们更愿意以天地会内部文书的种种传说推演出各种扑朔迷离的故事。相传，清军入闽，郑成功率军抵抗清军，后来因为在大陆难以立足，便进军台湾，赶走荷兰人，据以“反清复明”，并在台湾成立“汉留”组织（赓续汉族苗裔，“反清兴汉”）。顺治十八年，郑成功与部将在金台山结义，成立金台山明远堂，因异姓结拜，一拜天为父，二拜地为母，故名之为天地会。台湾抗清失败后，郑成功部将将天地会文书封入铁箱，沉入海底，若干年后，铁箱被渔民捞起，适遇“少林五祖”起兵反清失败，得到《海底》（洪门秘籍），借为反清依据。后来洪门尊始祖朱洪英（虚构人物，模拟朱洪武后代）为“文宗”（一说文宗为史可法），郑成功为“武宗”。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林爽文领导台湾天地会大起义，震惊清廷。在遭到残酷镇压后，天地会变化多种名称，向闽粤赣、云贵川不断发展，并与民间教派、尤其是四川地区的“啯噜”（产生于嘉庆川楚白莲教起义时期的盗匪武装）发生一定程度的融合，形成哥老会。同治年间，湘淮楚军镇压太平军，哥老会在军中大行其道，后来，湘淮楚各军渐次裁撤，散兵游勇流散江湖，哥老会遂一发不可收拾。清末，发源于天地会的哥老会在云贵川地区称为“袍哥”，长江中下游仍然叫做哥老会，又叫洪帮。哥老会与仍然活跃于两广的三合会、三点会都自称洪门。正史之谈助，野史之正说。翻开本书，可以窥见青天白日下一片涌动的草莽。 ——周育民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会党史研究会会长帮会植根中国社会已久，政党是近代中国的新事物。这两者的碰撞与结合，生出许多故事。《民国底色》一书，寓深刻的历史于生动的故事之中，将两者关系说得清楚，讲得明白。——陈红民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兼主任四、忠义救国军：咱是抗日的队伍蒋介石对帮会拥有武装一向比较忌讳，其实，不止帮会，只要是异己手上有枪，他都不自在。可偏偏越不想什么，就越来什么，当时世道就是如此。抗战是特殊时期，没有武装或是武装不力，只能挨打。本来，蒋介石主要是依靠国民党自己的军事力量来抵抗日本侵略，眼瞅着不行，才真正开始依赖“全民”抗战，包括组建自己能够掌握的帮会武装。国民党与帮会在抗战阶段，合作是主流，有摩擦也仅是小打小闹。帮会那时基本没什么像样的武装力量，除了一些帮会大佬在军中能谋个差事之外，一般会众只能自行其是，他们在沦陷区组织的武装都属于游击队级别。能够打出一些名堂来的，要算忠义救国军了。忠义救国军虽然出身不是很好，但经过抗战的洗礼，有了磨炼，后来甚至整编成了国民党的主力之一。忠义救国军这支武装，背景可不一般。该军作为国民党在敌后战场的主要游击武装，既有蒋介石的精心盘算，又有杜月笙的抗日情结；既有戴笠亲自策划之功，也有帮会分子的踊跃参加，多种因素糅合在一起，才有了这支队伍。戴笠搞情报工作出身，做事踏实勤勉，后来做到国民党两大情报系统之一军统的负责人，一向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不过，戴笠也看得很清楚，他曾经说过，“搞政治的必须要有武力，否则就像卖狗皮膏药，不为人所重视”。抗战开始不久，戴笠打算为军统拉起一支队伍，既为打日本，也可作为以后的政治资本。戴笠这点小心思，作为过来人的蒋介石自然看得透透的，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中日双方在上海激战正酣，为了配合正规军作战和撤退，蒋介石打算在江浙一带预先布置武装力量，就算上海失陷，也不让日本人的日子好过。因此，蒋介石决定同意戴笠的请求，组建一支敌后游击武装，由军统负责筹备和指挥，条件是一个月内凑足一万人。戴笠知道凭他自己的能力，一个月拉一万人铁定没戏，只能找人帮忙。抗战一开始，洪帮五圣山总山主向海潜就向戴笠夸过海口，手下有几十万弟兄摩拳擦掌，整装待发。但等戴笠从蒋介石那里得到许可，准备整编之时，才发现向海潜的“几十万人马”不过区区几百人，还都是疲弱之辈。戴笠只得转而联络杜月笙，求他帮忙。对于抗战，杜月笙一向比较热情，捐款出力的活做了不少，但参与军事行动倒是不多。因为他了解蒋介石的脾气，如果帮会手上有家伙，迟早会惹麻烦。今日不同以往，现在蒋介石为了对付日本人，没有那种讲究了，那么自己确实应该为此事出点力气。多交朋友、少树敌人是杜月笙一贯的为人原则，何况是有权有势的朋友。还有，杜月笙的不少门徒也是吃军统这碗饭的，恒社骨干成员陆京士和于松乔早就搭上了这层关系。戴笠知道，只要杜月笙答应，这事就基本有谱了。难得青帮和国民党有这么一次深入合作，戴笠出主意，杜月笙跟着忙前忙后，帮会弟子和工会工人积极加入，国民党拿出一些军饷和武器，很快，抗日战场出现了一支新的武装，由戴笠实际掌握军权，杜月笙则得到了一个好名声，顺带和戴笠扯上了关系。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颁给戴笠的番号是“苏浙行动委员会”，下设别动队，作为军事机关。这个别动队就是后来忠义救国军的前身。戴笠和杜月笙都是“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戴笠任书记长，负实际责任，其他委员加起来，共计十几个，宋子文、张治中、吴铁城、杨虎、张啸林都被拉进来撑门面。“苏浙行动委员会”真正有分量的是别动队，刚开始时有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一万人左右。第一支队长何行建，保定军校出身，身跨青洪两帮，也是一个特务头子。第二支队长陆京士、第三支队长朱学范，都是杜月笙的徒弟。其余两个支队长都是戴笠的人，以军统居多。特务大队更是戴笠的亲信，成员多是常年在京沪一带摸爬滚打的特工，对敌斗争经验丰富。蒋介石最初给别动队的定位是协助正规军作战，扰乱敌后，方便正规军撤退、转移。也就是，正规军和日军打，你跟着打；正规军撤了，你留下来接着打。别动队刚成立，武器还没配全，就直接投入战场。没办法，上海战斗太激烈，日军攻势强大，国军实在有些吃不消。在上海附近的浦东、南汇、奉贤几个地方，别动队集中了大部分兵力，顶住日军进攻，掩护正规军撤退。别动队虽然组建起来没有多少时间，又加武器杂七杂八，无法形成较强战斗力，但他们的战斗精神却很是顽强。等到国军撤出淞沪战场时，别动队基本被打散，回归部队的只有两千余人，其他人不是牺牲，就是失踪。别动队成立，戴笠对这支部队倾注了不少心血。鉴于别动队没有经过正规训练，他一面下令招兵买马，一面特意从中央警官学校和南京特务处调来了三百多名中下级军官，充实指挥员队伍。戴笠期望别动队能够迅速形成战斗力，这样也不枉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只不过，一场淞沪会战打下来，别动队损失惨重。戴笠没有气馁，继续倾注心血，大力收编游杂武装，配备好青浦训练班和松江特训班的学员，加以整训，很快使别动队恢复元气，并且急剧壮大。到1938年4月历口整训结束的时候，别动队教导团已经发展到一万六千余人的规模，除了原有的基干力量，大部分都是半路收编的部队。人多本是件好事，但是不管青红皂白都收进来，就有些不妥了，队伍里不乏土匪、流氓、散兵游勇，整体拉低了别动队的忠诚与道德指数，后来就有哗变、投敌、扰民的事发生，难怪人们普遍对于忠义救国军抱有负面看法。1938年5月，别动队恢复状态。对于别动队在淞沪抗战时的表现，蒋介石印象深刻，批准将别动队改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在汉口设立总指挥部，隶属军事委员会之下。忠义救国军的名字取得很是应景，既契合抗战环境，又满足帮会徒众的心理。当时该军主要活动于长江中下游，尤其是苏浙一带。国民党正规军撤出之后，忠义救国军作为敌后游击武装开展活动。他们在敌后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收编国军被打散的部队，整训扩编，壮大人马；一是积极开展游击战，针对小股日伪军，只要能找到机会就绝不会放过。在上海、江南一带，他们也经常发动小股突袭行动，不求杀敌数量，只求扰乱日军后方。忠义救国军虽然总人数不少，并且已经编制成军，但分股行动是常态，基本没有打过大规模的仗，就是说，他们属于游击队性质，上海打几枪，苏州放一炮，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牵制日军的作用。当然，他们有时候也能干票大一些的活。1939年7月，忠义救国军一部在无锡附近遭遇日伪军，他们迎难而上，顽强作战，结果一场战斗干掉了一百多名日军，这在以往是不多见的，确实不易。游击战是忠义救国军活动的一个方面，队伍里的军统分子还负责暗杀和制造恐怖袭击。他们在上海有自己的办事处，和军统机关联络，交换情报，接受任务。由于杜月笙的关系，忠义救国军干脆在上海建了一个据点，专门与上海青帮联系。在上海，国民党地下活动最盛的时候，不论是军统、忠义救国军，还是敌后统一委员会，搞刺杀，发传单，恐吓日本人，什么都干，把上海搞成了恐怖世界。这种局面，日本人肯定不满意，“76号”开始组织“反恐怖”行动。国民党地下组织的活动方式也有问题，不搞则已，一搞就是一连串，不知道适当韬光养晦，毕竟太过频繁的行动很容易暴露目标。“76号”特务第三处专门负责侦缉忠义救国军的地下活动，同时也做瓦解忠义救国军的工作。“76号”里的特务，很多人就是军统出身，他们把从前学到的招数，都用在了曾经的同事身上。他们也是一顿连续作战，相继拿下忠义救国军的几个老大，别动队时期就已经是支队长的何行建，进了一趟“76号”，出来之后就是汪伪的人了，接掌“反共救国军第二路”，得了陆军中将的军衔，他还把自己原先的队伍拉出，投了“反共救国军”。这种一个人带一群人的效应在当时还真的比较普遍，只要带兵的头儿跟了日本人，他的手下通常会追随大哥一起投敌。反过来，戴笠也没有放过何行建，他原本是让何到上海筹组淞沪指挥部的，结果被日伪拉下水，还带走一批忠义救国军好不容易拉起的队伍。结果可想而知，何行建不久就被军统给收拾了。忠义救国军的问题，主要是成分太杂，立场不坚定。一味地扩充兵马，三教九流都有，给番号，给给养，拢共没打过几次像样的仗，只要日本那边抛个媚眼，这边他们就有人屁颠颠跑过去，军装旗子一换，反过来又开始和忠义救国军作战。这种来回转悠的，忠义救国军也收过好几支。戴笠不是不清楚其中的症结，他也尝试过改变这种状态，从别动队开始，戴笠就试图减少帮会分子的影响，尽量安插经过训练的军官，把队伍整顿的像支军队的样子，成军后各种训练班也没少办，效果有一些，但不是很理想。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忠义救国军的特殊性，虽然军官大多是科班出身，可士兵成分太杂，底子太差。还有一条就是，虽然忠义救国军有序列编制，但却不受正规军待见，兵源、武器、军饷，很大一部分都要靠自己想办法解决，就不免做些胡来的事情。 谈到忠义救国军，撇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和新四军的关系。忠义救国军参与抗日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而与新四军制造摩擦之事也无法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