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红曼 日期：2017-03-26 10:30:03
本书借助对史料的实证研究，致力于第一次分不同阶段系统地勾勒金融机构的迁移布局及其后续影响。金融机构不同于其他机构之处在于，金融行业本身的运作方式即具有流动性和远程性，所以其迁移的过程，除了“有形”的人员、设备、设施等的迁移之外，更内在的是“业务重心”的转移，也即金融机构不同于文化机构和工矿企业，有庞大的迁移与“运输”过程，更多的是自上而下对金融布局的重新调整。抗战爆发前，主要金融机构，即国家银行和商业银行集中于以北京和上海等东部地区。抗战爆发后，各类性质与规模不同的金融机构转移的路线、方向、经过、目标也各不相同。国家银行和商业银行最初主要是向租界内转移，淞沪会战后，国家银行一部分经过国民政府的布局，总体随政府向南京、武汉、重庆方向内迁，另一部分则向香港转移，还有一部分则迁往上海市租界内继续营业；商业银行则大部分留在上海，小部分迁往重庆和香港；原省内的各地方银行大部分则随省政府辗转于省内。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家银行和商业银行才集中迁往重庆，大部分商业银行也开始往大后方转移，并大力发展在大后方的金融业务。
王红曼，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先后在《抗日战争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安徽史学》、《历史教学》、《福建论坛》、《历史教学问题》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国民政府战时金融法律制度研究（1937—1945年）》、《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论》、《四联总处与战时西南地区经济》、《中国近代银行业与银行家（一）》、《中国近代金融法制史研究》；主持及参加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4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