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荣华等 日期：2018-11-13 09:12:14
《甲子纪》一书是一本珍贵的历史文献。对一座重要建筑的历史、人物、修缮、管理和保护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梳理，同时收集了大量一手的文稿和资料图纸，这在我印象中还是很少见的。此前国内曾有学者殷双喜先生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研究》（河北美术出版社）、艺术理论家谢小凡先生从业主角度写的《展览美术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近来又有建筑师向欣然先生的《黄鹤楼设计纪事》（武汉出版社），都属于这一类型。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对我们这一行业那些重要个案的总结、分析、反思，甚至批判将有助于行业的进步和提升。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建于1951-1954年，在我国现代建筑发展史上，这是一个不太为人注意的年代。但随着岁月的沉淀，人们却从这一时期里发掘到许多宝贵的财富和资源。这是一个恢复的时期，百废待兴的时期，而在建筑创作上还属于相对宽松的时期。那一时期的建筑师们基本延续了他们在新政权成立以前执业时的主张和风格，像我们熟知的柳士英、董大酉、杨廷宝、夏昌世、洪青、张镩、张家德、徐中、华揽洪、冯纪忠、徐尚志等前辈，在当时都设计了一些作品。除当时所急需的居住建筑和工业建筑之外，在公共建筑的设计上，出现了各种风格多样化的新局面。像夏昌世先生在华南的一些作品，杨廷宝先生的和平宾馆，冯纪忠先生的武汉医学院附属医院，都是十分简洁的现代建筑手法。而华揽洪先生的北京儿童医院，徐中先生的北京外贸部办公楼都是在现代手法中加入了不少传统的特征，而张镩的友谊宾馆、张家德先生的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则是完全的传统形式。但这种局面很快因众多的运动和批判而被改变，以致后来要在1959年召开上海建筑艺术座谈会让建筑师们进行讨论。这些多样并存的局面已经成为新政权早期设计作品的重要特色，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显露其创作上的生命力并引起史学家和业界的注意。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早建成的一批礼堂建筑中*突出的一个。在当时主政西南的老一辈领导人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的直接关心下得以建成。对这一段历史，《甲子纪》作了较详细的记述。除了方案的选取和发展过程外，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领导人的远见，他们的思考以及当时的价值观和美学观，对人民大礼堂的方案选用和建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此也让人联想到周恩来同志对北京一些重点工程的亲自过问和指导。如人民大会堂工程中的重要决策，从以人为主、物为人用，艺术上的兼包并蓄、皆为我用的原则，到大会堂天花的水天一色等，至今被传为领导深入实际、言传身教、听取各方意见、告诫留有余地的典范。这些重要指示同样也成为建筑行业，尤其是设计行业发展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我国体制的特点，对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以至于具体重要公共建筑的决策，在各时期的各级领导和主管部门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的许多正确意见推动了城市和建筑的进步，是这些物质和精神产品取得成功的重要佐证。但也有意见和决策正确，执行却变了样的，还有些可能会造成失误，从而成为历史的教训。尤其是当前城市化进展十分迅猛的形势下，城市和建筑受“政绩”的绑架，加上价值观和美学观的扭曲，被附加许多额外的内容。因此在总结建筑设计发展历史时，这应该是不可缺少、不能回避的内容，应留存史料作为见证，而不能把板子全都打到规划师和建筑师身上。
《甲子纪》-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把人民大礼堂设计、施工、管理、扩建、保护的全过程都加以细致整理的同时，还向我们揭示了这一建筑物60年背后的众多人物。除前面提到的领导人、总工程师张家德外，包括历届主管领导，还有张家德的助手蔡绍怀、工程处的技术队伍、网架施工的何宗焯、坚持规划的黄光宇、陈荣华（后来又主持了大礼堂的完善和改扩建），陈才佣，专家梁鼎森和林泰勇、油漆工唐文辉等一大批人物。因此，重庆市人民大礼堂是众多智慧的结晶。过去我们在进行有关建筑物的介绍和报道时常常见物不见人，列举了一堆高、大、全……，而全然看不到后面辛勤工作的人。即使介绍了其中的某个主要人物，也往往是无所不能的“高、大、全”，没有考虑建筑创作和建设完全是互相支持和协作的集体行为，是团队的合力发挥过程。有了这些活生生的人物，就使工程的回忆更生动，更有说服力，更符合建设实际，也更加实事求是。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在2013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第1批至第七批、共507项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中为数不多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建公共建筑中的一项。而在2004年8月，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向国际建协提交的“20世纪中国建筑遗产”的22项清单中，就已将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列入，它已经成为重庆城市重要的文化遗产和标志。大礼堂在60年中经历了五次大修，数十次小修。由于正确认识了建筑遗产保护的价值和意义，在维护、完善和扩建的过程中，参考国际通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和做法，严格遵守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克服了种种干扰，包括商业开发的压力，积累了许多经验，使大礼堂的保护和利用成为近现代建筑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典型案例。联想到我国当前在近现代建筑遗产更新过程中，动辄大拆大改，许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近现代建筑遗产遭到损毁和破坏，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这也从另一方面揭示了对于20世纪的近现代建筑遗产还缺少实施保护的法律保障，缺乏合理利用的科学界定，更缺少保护和利用的正确意识和成功经验。作为山城的历史见证和历史记忆的人民大礼堂，其60年经历也启发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从保护体系、保护技术、执法和传播，以致教育普及等方面的社会各界通力合作，使近现代建筑遗产能够永远保持着可持续的生命力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