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日期：2021-12-17 04:07:51
本书主要内容是关于2000年考古发掘的夜郎时期墓葬的考古研究，这批墓葬的时代约相当于西汉时代。西汉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从王国进入帝国的时代，是“汉文化”形成、发展、扩及全国并远播域外的时代，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早期发展的时代。
本报告分六编详细介绍发掘获取的田野资料，以及相关的基础研究结果。按照可乐考古以往分类惯例，报告将墓葬中的汉式墓葬称为甲类墓，将地方民族墓葬称为乙类墓。
2000年秋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赫章县可乐乡发掘111座战国至西汉时期墓葬，其中3座为汉式墓葬，108座为地方民族墓葬。地方民族墓葬中不同形式的套头葬等奇特葬俗，在中国其他地区从未发现过，世界其他国家也不见报道。墓中出土一批地方特色突出的文物。这次发掘被评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本报告分六编详细介绍发掘获取的田野资料，以及相关的基础研究结果。按照可乐考古以往分类惯例，报告将墓葬中的汉式墓葬称为甲类墓，将地方民族墓葬称为乙类墓。
第一编为地理环境和发掘、整理概况介绍。
可乐是贵州西北部乌蒙山脉东麓一个普通的山间坝子。在坝子周围方圆约5平方公里范围，已发现战国至汉代墓葬群14处、遗址2处，是贵州同期考古遗存最为集中的地点。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进行过9次以上考古发掘。2000年在可乐罗德成地和锅落包墓地的发掘，发现多种形式的套头葬和其他特殊葬俗，出土陶、铜、铁、玉、骨、木、漆、皮、纺织品等不同质地文物600多件。2004年开始整理编写考古报告，充分考虑了与原有报告的延续性，在综合介绍分析的基础上，还逐墓逐件介绍了所有出土遗存的基本资料，确保所有资料的详尽、完整。对出土物还进行了17项检测分析。
第二编综合介绍甲类墓资料和相关研究。
甲类墓发掘主要为与乙类墓进行必要对比，非本次发掘重点。三墓均为修筑规整的竖穴土坑墓，随葬物以陶器为主，有少量铁制兵器、工具、农具。铜器很少，还有少量五铢币。根据出土的五铢币等资料，认为墓葬年代属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前期阶段。墓主人可能为汉王朝开发西南夷时从中原奉调迁人的兵士和应募迁来的平民。
第三编综合介绍乙类墓资料和相关研究。
乙类墓最重要的发现是不同形式的套头葬。这种葬俗20世纪70年代末已发现，以其独有特征而命名。其基本形式是用大型金属容器套在死者头顶上埋葬，使用容器以鼓形铜釜为主，还发现使用过不同造型的铜釜、铜鼓和铁釜。套头葬多数仅使用一件器物套于死者头顶，但也有同时用铜釜或铁釜套足、用铜洗垫足、用铜洗盖脸盖臂、在墓坑周边垒筑石块等不同形式的套头葬。除套头葬外，还发现用铜洗垫头等数种特殊葬俗。
乙类墓中约一半墓葬出土随葬物，但多寡不均，其中约三分之一墓葬仅随葬一件器物。随葬物中陶器很少，多为明器，腹部饰有乳丁的折腹罐是典型器物，制陶泥料中添加大量植物炭屑，形成质地很轻的夹炭陶尤其具有特点。
铜器中套头葬所用铜釜有的铸造十分精美。HKM274铜釜肩部铸造两只威武的立虎，显示出特殊的寓意。鼓形铜釜均用红铜制成，工艺及蕴含的文化意义都值得重视。
铜兵器数量多，种类为戈和剑。镂空牌形茎首铜剑和铜柄铁剑是最具特色的代表性兵器。戈内饰人物图案的铜戈具有强烈的原始宗教意义。一期和二期墓葬出土较多巴蜀式铜剑，提供了研究两地文化交流、地理交通等问题的资料。
铁器数量虽不多，但在墓葬中所占比例甚高。铁器类别和造型均属中原特点，明显由中原传人，传人时间最早可至战国中期。在当时西南夷中，是较早出现铁器的地区。
装饰品中铜发钗特点突出，证实了史籍记载的“锥髻”发型的确为当地民族的一个特征。玉、骨耳块以及铜手镯使用较多，往往不对称佩戴，显现了墓主人生前对美的追求和多样化的审美观。
在不同质地随葬物的分类介绍中，对制作工艺以及器物反映出的一些文化现象等内容有所侧重，使读者能更多了解当时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根据墓葬出土器物的排比、相互打破关系等研究，将所有出土随葬物的墓葬划分为三期，分别相当于战国早期至中期、战国晚期、战国末期至西汉前期。墓主人分别属于当地民族中具有宗教和社会特殊地位的成员、具有武士身份的成员以及一般身份成员，虽然他们之间存在地位和财富状况的差异，但基本身份都应同为自由民。
第四编分类介绍出土物的检测分析。
这是从另一个角度对墓葬资料进行的综合研究。所有检测分析共涉及17项，为忠实反映检测结果，分项列题作专门说明。除说明检测的目的、方法和主要结果，便于读者把握要领外，同时原文载录原检测部门提供的检测报告。
第五编分别以墓葬为单位，逐墓介绍两类墓葬的基本资料。
以墓葬为单位对出土资料的分述，有利于报告的详尽和完整性，便于不同研究者查找出土资料的各种细节。分述侧重于墓葬结构、出土现状与随葬器物的图像展现。编末并列有所有墓葬的登记表以及所有出土文物分类统计。
第六编为结语。
对可乐古地望、墓葬族属、不同墓地的关系、与省内其他同期考古遗存的比较、遗存反映的社会形态及文化定性等问题提出初步分析。这些分析只是报告编撰者的初步研究，不过多展开，不作为最后结论。
由于可乐乙类墓丰富的遗存和突出的特点，在贵州古代夜郎历史研究中引起特别的关注，报告对文化定性问题作了专门讨论，着重强调按照考古学文化定名原则，可乐墓葬遗存虽已揭示出一定的规律性特征，但对该部族最上层人物的墓葬尚缺乏了解，针对这类遗存空间分布上开展的工作也很不够，所以，确定为一种考古文化的条件还不够充分。而在所属民族的可靠证据方面更还是空白，所以尤不可轻率将这些遗存指认为所谓夜郎文化，造成今后研究中不必要的混乱。
值得专门说明，编撰者有感于考古报告难以让专业之外读者群接近的事实，在一、二、三、六各编最末段，特别安排“发掘者说”一章，用较简洁、通俗的语言，略述该编基本内容，并引导需要的读者从报告中进一步寻查到详细的资料。这是本报告为尽可能满足专业外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所进行的一项尝试，与其他考古报告相比，体例有所变更。目的在于使考古发掘资料最终成为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公众可以直接阅读和利用的资源，促使考古成果的社会效应逐渐达到最大化，更好履行考古职业的社会职责。这种尝试还有待在今后实践中得到验证。
以往关于本次发掘的相关报道，如有不尽相同的资料和描述，应以本报告为准。
报告最后，附录原刊载于《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上的可乐1977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