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仲明 日期:2021-12-17 04:11:59
第一节 日本文化侵华理论溯源
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日本在19世纪初年,即有佐藤信渊提出侵略中国的《宇内混同秘策》,内称统一世界是神所赋予日本的使命,“秘策”论述了如何“攻取”中国的具体方法和步骤,甚至包括各省府在“攻略”中国时的出兵顺序和作战分工。
此后,被称为幕末维新志士的吉田松阴,在明治维新前又提出了“垦吓夷,收琉球、取朝鲜、压支那、临印度”的狂妄设想。明治维新后,私塾先生、民间报人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将中国与日本进行比较,认为:其一,日本必须摆脱以中国的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亚洲文化,学习西洋并谋求加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以成为和西方国家一样的“文明”国家,即他后来提出的“脱亚人欧”;其二,日本现在有了“文明开化”的觉悟和条件,而中国没有,所以两国同属“半开化”的文明,但日本的文明在这关键的一点上还是要高于中国的文明。比较而言,“中国是一个把专制神权政府传之于万世的国家,日本则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括两个因素。如果从这个问题来讨论文明的先后,那么,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达不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日本比中国容易”。推而论之,福泽谕吉认为,日本已经是一个和西方列强一样的“文明”国家,中国及朝鲜还是“野蛮”国家,日本攻入朝鲜和中国是为了推进“文明”,因此日本发动的战争是“文明”的战争,是绝对正确的必要的。
与上述侵华主张不同者,是一种“怀柔形态”的侵华理论。樽井藤吉于1893年发表《大东合邦论》,强调“兴亚”或“振亚”,“大东合邦论”是以儒学为包装、建立在近代种族主义基础上的具有“怀柔性态”的侵华理论,强调亚洲黄种人与西洋白人的种族对立,认为亚洲黄种人是“单一种族”,因此应通过同一种族“亲和”的方式实现“合邦”,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东国”。此后,“单一种族”论发展为“同文同种论”,成为“大亚细亚主义”的理论渊源之一,其代表人物是美学理论家冈仓天心,他于1902年发表了《东亚的觉醒》,1903年发表了《东洋的理想》,提出了“亚洲是一体”的口号,指出亚洲的统一是“东洋的理想”,而只有日本才能担当起统一亚洲的责任,中国、印度及其他各国都没有这种资格和能力。
1916年,小寺谦吉出版了《大亚细亚主义论》,质在让中国承认日本对亚洲,对中国的领导地位,让“外藩”满蒙地区给日本,另外十八省的“改造”,也要在日本的指导下实施;中国必须接受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全面“提携”,而完成“支那与日本的统一”。
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体制已逐步形成,其侵华“国策”也逐渐实施。日本的文学家们也为侵华的“大东亚战争”鼓噪出力,其代表人物是保田与重郎和武者小路实笃。
保田与重郎是日本法西斯主义文学流派————“日本浪漫派”的理论家,因此他从“浪漫主义”的理念出发,鼓吹所谓“作为艺术的战争”,把侵华战争看成是日本人根本的“精神文化”。他在《蒙疆》一书中,赞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占领。看到八达岭等处飘扬的日本太阳旗,叹为“壮丽的浪漫的风景”。说什么“我所走的,是大和民族对世界上的异国异族展示我们浪漫的日本而开拓的路线。现在是军队的进军路线,不久就将成为世界性的交通干线,成为世界文化的一大变革的据点”。∞
武者小路实笃原是日本近代文学“白桦派”的代表人物。20世纪初,曾以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态度,采取反战的立场,1915年的作品有写日军屠杀台湾人的《围绕八百人的死刑》和反战剧本《一个青年的梦》,但后来,他逐渐转变为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1942年他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私感》,鼓吹叫嚣侵华战争。他在该书中,以“日本的使命”、“日本为什么强大”、“大东亚战争”等为各章标题,吹捧日本是能够抗衡英美等国的亚洲的最强的国家,日本“国体”优越,国民勤勉,是亚洲最优秀的民族。结论是:日本人强大的天生的。日本人名誉心强,性格要强,吃苦耐劳。关键时刻敢于牺牲。我认为,绝不苟且偷生的性格,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突击、肉弹(意即以肉体为枪弹,同归于尽的自杀),这些都是日本军队夺取最后胜利的原因。俗语说:断然前行,鬼神退避。日本人的这种断然前行是日本人得意中的得意。……有个词叫如虎添翼。日本人的强大,就像老虎添了翅膀。武器齐备,精神昂扬,举国一致,拥有两亿人的巨人站了起来,所以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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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是笔者从事编辑、研究工作以来接受的第一个较大的综合性课题,由衷感谢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的信任和荣维木先生的推荐。
明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军民历经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局部抗战6年,全面抗战8年),以伤亡3500万人的巨大代价最终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支援、在苏联、美国等的军事、经济援助下,沉重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取得了中国近百年来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迎来中华民族的复兴。70年后的今天,回顾抗日战争血与火的历史进程,英雄辈出,可歌可泣,鼓舞着今天的人们努力工作学习,艰苦奋斗,报效祖国。
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与抗战时期的军事、外交、经济等一样,有其普遍性和特殊性,战时的文化思想、文化教育、文学艺术,既反映了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思想、文教、文艺的不同特点,又表现了三大区域内抗日救亡的不同特征。比如,沦陷区文学,作品多、地域广(包括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及台湾等地),且每一地域文化思想形态、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差异很大,所反映的内容参差不齐;但大都反映了各个沦陷区的文学研究概况和民众心声,大都用较为隐晦的手法表达了沦陷区作家的爱国热情,如东北地区萧军、萧红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的作品;华北地区李克异、梅娘、山丁等的作品;江南地区张爱玲、沈寂的作品等。
篇幅所限,笔者只能集中地撰写抗战时期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的文化思想、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原来准备撰写的局部抗战时期的文化救亡运动、抗战时期的文物、古物南迁等内容只能舍弃。
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无论其文化思想、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内容极其丰富。笔者想尽可能把近年来抗战文化研究的优秀成果,通过书稿反映出来,但挂一漏万,很难写全。能否把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三大区域最重要的文化思想形态、文化教育概况和文学艺术演变较为清晰、完整地表现出来,确无把握。诚恳地希望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在本书付梓印刷之际,衷心感谢团结出版社唐立馨副总编辑、赵晓丽编辑、张晓杰编辑,赵真一编辑,她们先后负责本书的审阅、编辑工作,他们的敬业、严谨值得笔者学习。
李仲明
2014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