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元之 日期：2021-12-17 04:12:21
“大同”社会成为儒家学派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天下为公”是社会的总原则，人们各尽其力，生产成果和社会财富均归社会成员共享；博爱精神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维系着人际关系，全体社会成员团结友爱，真诚相待，互助进步，各得其所，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儒家描绘的“大同”社会景象同时也代表了自古以来普通百姓的愿望，并成为中华民族一直追求的一种理想社会。自其问世后，“大同世界”便成为炎黄子孙努力追求的梦想。后世的人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大同”思想的影响，设计师们在设计理想社会时常常不自觉地回到“大同”之道上来，如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等都受到过这一思想的深刻影响。
同在春秋战国时期，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主张“无为而治”，提出了著名的“小国寡民”思想，幻想人类重新回归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与万物融为一体。老子在《道德经》中有这样的文字记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春秋战国是一个诸侯争霸的时代，各诸侯国互相征讨，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老子对这种情形十分痛心，就设计出一种“保守、消极”的、“没有战争和欲望，人民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的“小国寡民”社会。在这样的理想社会中，人们衣食丰足，住得安适，乐其习俗；国与国之间可以互相望见，鸡犬之声可以互相听到，而人们从生到死，互相之间也不往来。
春秋战国时期，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派则注重社会规则的有序性，其设计的理想社会的典型特征就是“法治”。法家学派希望建立一个法治社会，主张“乱世当用重典”“用法典以治国”和“开重刑、分赏罚”等原则。法家的思想对秦始皇产生了深刻影响，秦国自统一六国后，就采取了“严刑峻法”的治国策略。
由于春秋战国是一个大的混战纷乱时期，所以当时的思想家们在设计“理想国”的时候都特别重视个人、家庭、社会、自然的“和谐统一”，如注重孝道的家庭伦理，“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协和万邦”的国际关系，“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理念等等。而这些思想也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久远，影响至深，到今天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到了魏晋时期，东晋文人陶渊明描述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理想国，并为世人津津乐道。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绘了这样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个世外桃源里没有战乱，没有贫穷，没有压迫，没有官场丑恶，没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人过着自食其力、康乐幸福的生活。
陶渊明生活的魏晋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纷乱时期，当时正是东晋分裂崩亡和晋末换代之际，社会动荡不安，政治腐败黑暗。目睹这些现象，陶渊明个人深感无助无力，辞官归隐故里之后，就在文学作品中构筑了这样一个理想的国度，以此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
在中国古代社会，思想家们设计的“理想国”几乎都是一种理想化的、文学化的思想描述和表达，由于专制集权统治，那些“理想国”都成了名副其实的“幻想国”，几无可能变成现实。
自1840年中国进入近代以后，思想者在设计理想的国家和社会时具备了一定的理性成分。
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天朝田亩制度》体现了人们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与追求，其中确立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希望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表现了广大农民要求平均分配土地的强烈愿望，希望实现“均贫富”、“等贵贱”的理想国家。
到了清朝末年，以康有为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了对儒家大同理想社会的再次向往。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列举了人类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和种种苦难，为了改变这些不合理的现象和解脱这些苦难，他描绘出一个“无私产、无阶级、无家族、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详细记述了要“破除九界”以达到“大同之世”的举措。
一去国界，消灭国家；二去级界，消灭等级；三去种界，同化人种；四去形界，解放妇女；五去家界，消灭家庭；六去产界，消灭私有制；七去乱界，取消各级行政区划，按经纬度分度自治，全球设大同公政府；八去类界，众生平等；九去苦界，臻于极乐。
康有为极尽赞美之词讴歌大同世界：“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在康有为设计的理想社会里，人人劳动，密切分工：“太平之世无所尚，所最尚者工而已；太平之世无所尊高，所尊高者工之创新器而已。”谭嗣同和梁启超深受康有为思想的影响，也极为赞赏大同理想社会的主张。
近代对“大同”理想社会作出注解的还有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孙中山曾指出：“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即孔子之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但孙中山并未囿于传统的大同思想，而是从其所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出发，力求探索出实现大同理想的途径，以此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理想国”。
孙中山认为，“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孙中山同时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是也。”
在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想国”中，还有“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原则。孙中山指出：“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
太平天国、康有为、孙中山的“理想国”思想构成了近代中国的三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即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康有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大同社会主义空想，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生主义空想”。这三种空想主义都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专制制度的厌憎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以及对理想的国家和社会的向往。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一些不切实际的成分，这些“理想国”也都未能变成现实。P8-10
梁漱溟是近代中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被称为“中国最后的儒者”。他出身于“世代诗礼仁宦”家庭，父亲梁济是一位颇有学问的儒家之士，梁漱溟早年深受其影响。
1918年，年仅25岁的梁漱溟已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佛教哲学。同年11月，他和父亲梁济就当时的中国以及世界的纷乱时局做了一次谈话。谈话中，梁济不禁向学识和见识都很广博的儿子问道：“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答道：“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梁济叹道：“能好就好啊！”说罢就离开了家。没想到三天之后，梁济竟然投湖自尽了。 在20世纪初那个动荡年代，梁漱溟在价值理念和思想言论里，始终都是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他一直相信“世界会好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身体力行，深入中国乡村，数十年如一日，致力于乡村教育和建设事业。由他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尝试将中西方的社会、文化优点融合起来，进行社会改造试验，探索中国救亡图存之路。
梁漱溟曾说：我是一个乐天派，对前途不必悲观，发展总是好的。梁漱溟代表了在家国兴亡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坚守与担当。他对中国与世界的预见与洞见，时至今日余音犹在。
今日中国社会已不同于梁漱溟父子所生活的时代，但对当今和未来的中国，身处转型时期的中国人，也常常在心底追问：未来会好吗？
对于未来的问题，似乎谁也不敢打包票说会怎样，谁也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
尽管从眼下来看，中国还有许多不公平、非正义的事情在发生，诸如道德败坏、环境恶化、贪污腐败、贫富分化、天灾人祸等不和谐成分一直存在，加之种种国际竞争和挑战，让人倍感压力与危机重重，总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而且每个人似乎都对社会有一大堆的不满，失望和悲观的心理也时而产生。然而，看问题的目光不能只局限在当下，对于未来的问题，要用历史的眼光。未来会不会好，总要看历史的行进趋势。
如果把历史的通道看得远一些，想想10年、20年、30年、50年、100年前的中国，与今天比照，变化和进步是显而易见的：10年前中国还有收容遣送条例；20年前中国还在争论“姓社姓资”；30年前中国还不许家庭舞会；50年前中国还在喊“万岁”；100年前中国还有凌迟……
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时，不仅西方人，就连中国人自己，也不看好中国经济发展趋势。30多年过去了，中国这列火车虽然经历了许多危机，但居然没有翻车，反而越驶越快，让车上车下的人都闪了眼。
如果把历史的通道看得更远一些，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有过辉煌的文明，也曾是世界的强国；虽然在近代遭受过一百多年的奴役屈辱，但现在已今非昔比，已渐趋富强。
无论如何，纵观人类以及中国的历史，总的趋势是在向前、向好发展的，社会是在进步的。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尽管发展道路上有过种种挫折和困难，但中国一直在进步，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的，各种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况且新中国的建国历史还很短，也正处在成长阶段。
如果再把历史的眼光投向未来，对照中国“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蓝图来看，第一、二步的温饱和小康阶段都逐步得到了实现，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这是中国人给自己设置的美好未来。从现实情形来看，这些前景也将被一步步具体化了的发展计划和举措变成现实。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预示了“未来是会好的”。
当然，撇开国家和历史的因素，从具体的个人来看，在某种程度上讲，“未来会不会好”，答案也可能就在于我们自己。梁漱溟曾说：人类不是渺小，是悲惨，悲惨在受制于他自己。人需要深深地了解自己，从而对自己有办法，才能够避免和超越渺小。
世界一直很美好，但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别人很幸福，世界很美好，糟糕的是我们自己。这不是别人的问题，也不是世界的问题，而是每个人自己的问题。梁漱溟说：“着急贪求，表见了人类的卑微；歆羡涎流，显露了人类的丑陋；忍耐不下，烦恼苦愁，见出了人类的无用。”最终的一切似乎都要怪我们自己，为了人性的欲望和需求而丧失了本善的乐观灵魂。
美好的是世界和未来，糟糕的是我们自己的心境和行为。前者永恒不变，后者则需要自我调控。
在西方哲学史上，18世纪的启蒙运动曾将科学和欲望提升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以此造就了丰富发达的物质文明和永不衰竭的进取精神。但是科学的精确性和欲望的无休止性，也同时将人类带进了“无思”的境地————生活在科学框架中的现代人在“永远向前”的欲望推动下忙忙碌碌、匆匆向前，难得“停下来思考”，生活由此趋向庸碌与虚无。 在此情况下，以反思为核心的哲学开始介入现代生活，其主张突破欲望的束缚，唤醒人类提升反思的能力，以此进入更加完善的自我灵魂与精神生活中去。 人们首先要面对和思考的东西，用哲学家康德的话说就是“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要去哪里，我要做什么，我该怎么做”的问题。经历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人们也许会对自我、对生活有初步、必要的认识，才能更好地把握和调控“糟糕的”自我。
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一个有力量的强者，这不光是指身体上的强健力量，还包括精神上的强大意识力量。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说过：“一个能思考的人，才是一个真正力量无边的人。”勤于思考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理智、理性，不断地进取创新，可以使自己的精神力量和自我调控能力日益增长。
在现实生活中，多数人都是终日劳碌奔波，行色匆匆，几乎无暇思考。很多时候，我们宁可让岁月淹没在仿佛很有价值的忙碌之中，也不情愿拿出一丁点儿时间进行思考。
长期以来，其实不是生活与未来迷失了我们，而是我们迷失了生活与未来。生活的复杂多变性要求人们不能盲目地简单地去适应生活，而要对生活时时保持清醒的观察和判断，否则会疲于奔波而迷失一生。
在对生活与人生的思考中，每个人都无法不关心未来，不能放弃对未来景象的描绘和为未来作准备的积极努力。人们都选择继续活着，继续努力着，大概都有一个简单的理由————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好，或者说今天还不是最糟糕的一天。如此一来，便还是对世界和未来寄满希望的，相信未来“还是会好的”。
萧伯纳曾说，“我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时候，要比我出生的时候好”。人类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离未来的幸福更近一点。相信人类的智慧和力量，只要每天多一点努力，就会离未来更近一点。
人生是一个且行且思、且思且行的过程，停下来思考是为了更好地前行。让我们带着思考上路，迎着清风前行，且行且思，渐行渐远……
作者
201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