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国家博物馆 日期：2021-12-17 04:13:07
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蚊即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帝仁柔少断，许多藩王————建文帝的叔叔们拥兵白重，窥视皇帝的宝座。其中，以年长势大的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1360——1424）的野心最大，他在自己的封地暗中厉兵秣马，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况下，建文帝身边的大臣齐泰、黄子澄等人说服建文帝采取削藩的手段，先后把周王、代王、齐王、湘王等人贬为庶人，最后把矛头指向燕王。
建文元年（1399）七月，燕王在得到建文帝即将对自己动手的情报后，便在北京正式起兵，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号称“靖难”之师，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夺位之战，史称“靖难之役”。
建文帝得到燕王起兵的消息后，连忙派大军北上迎击。两军大战于真定、济南等地，燕王先胜后败，数次处于危险境地，但因建文帝在出兵前屡次告诫诸将“勿使朕有杀叔父之名”，明军不敢置燕王于死地，使他得以侥幸逃脱。
建文三年（1401），燕王重整旗鼓，先后于滹沱河、夹河、真定等地大败明军。建文帝驱逐齐泰、黄子澄等人，企图平息事端。但燕王并不满足，继续率军南下，直指南京。次年六月，燕军渡过长江，进抵南京金川门。金川门守将开门迎降，南京失陷。建文帝见大势已去，与诸妃在宫中纵火自杀（一说出逃为僧。是为历史上一大谜案）。
燕王占领南京后，发布安民告示，全国传檄而定。建文旧臣有的投降，有的逃跑，有的自杀殉难，那些不肯屈服的则遭到燕王的血腥屠戮，祸及九族，名士方孝孺甚至被诛杀十族（九族以外加上门生），上演了一出历史惨剧。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浙江宁海人。建文帝时任侍讲学士，以才学闻名。方孝孺是建文帝最亲近的大臣之一，建文帝对他十分尊重。遇到什么国家大事，建文帝总是要征求他的意见。建文帝好读书，有了疑难问题，总要请方孝孺为自己讲解。临朝奏事，或行或否，经常让方孝孺在御前拟旨批答。燕王起兵之后，朝廷所有的讨燕诏檄都出自方孝孺之手。
燕王占领南京后，方孝孺拒不投降，闭门不出，并为建文帝穿丧服，昼夜啼哭。燕王久闻方孝孺的学问，试图召用他，但他不肯屈从。燕王要他拟即位诏，方孝孺宁死不从，当着燕王的面投笔于地，一边哭一边骂道： “死便死了，我是决不会拟写诏书的！”燕王按捺着火气道：“你一个人死了也就罢了，难道你不顾惜九族吗？”方孝孺以更大的声音答道：“即使是十族，我也不写！”燕王顿时大怒，恨其嘴硬，命令左右将方孝孺的嘴割破，直割到两耳，然后下到狱中，并大肆搜捕其宗族门生。每逮系一人，就把他推到方孝孺跟前，但方孝孺却连头都不回。最后，方孝孺连同他的“十族”全被杀害。
燕王在血泊之中登上了皇帝宝座，改建文四年（1402）为洪武三十五年，以次年为永乐元年。
P7-8
1997年4月，我从国家文物局调动工作至中国历史博物馆，任陈列部主任。时值俞伟超馆长主持的中国通史陈列(隋唐至明清部分)修改后重新布展。同年9月，历时九年的中国通史陈列修改工作全部结束，以崭新面貌接待观众。在修改中国通史陈列的研究探讨过程中，俞伟超馆长、杜耀西副馆长等都有在理论研究和资料积累的基础上编一套书的想法，并积极支持我和陈列部的业务人员着手去做。
这个项目得到陈列部同仁的积极参与。从1997年下半年起开始启动，研究总体体例、编撰细则以及确定每卷撰稿人，接着讨论试写的样章、样条和部分初稿。在这一阶段，王冠英先生、安家瑷女士等给予很大的帮助。1998年先后担任副馆长的孔祥星先生和朱凤瀚先生都竭力支持这一项目。
2000年，朱凤瀚先生担任馆长后，继续把该项目作为馆里的重要任务安排。朱凤瀚先生作为编委会主任和主要审稿人，对全书从总体体例到各卷具体表述都付出了极大心血。展览部(原陈列部与美工部合并)主任董琦先生负责全书各卷的统筹协调，王永红女士承担了执行编务工作。该套书的编撰工作也不再局限于一个部门，成为全馆学术与业务协作的成果。
2003年2月，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组建中国国家博物馆，这部《文物中国史》也就有幸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主编的第一套多卷本古代文物与历史著作问世。
在开始构思这套书时，主要考虑到依托中国通史陈列的各位主创人员，将这套书的定位设计为：“以《中国通史陈列》的内容为主线，侧重反映中国远古以降的物质文明史，突出介绍历代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作为《中国通史陈列》成果的深化和延伸，充分体现学术界几十年来对历史文化遗产综合研究的学术水准，兼顾知识性、通俗性，以物带史，物史结合，全面介绍我国目前的文物考古和历史学科有关最新成果。”全书以中国历史发展的顺序，从原始社会到晚清，分为八卷。
几年来，各卷的作者为了实现本书的定位，作了大量的探索，特别是先动笔的前四卷更是数易其稿。有些作者甚至试写了相当篇幅的不同风格的样稿，不惜自我否定、推翻重来，为最后全书基本统一体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了保证本书的学术质量，各卷又延聘了专家学者审稿。他们严谨的学风和细致的校阅，为本书增色不少。
在本书编撰过程中，我们一直在研讨如何处理下列问题：
首先，《文物中国史》也是一种中国通史类著作，历史框架的完整性是必须的，例如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都不应该疏漏和缺席。但是作为博物馆编撰的中国史，主要特点表现在以历史文物为切入点和铺叙基础。难点在于，即使是中国历史文物藏品最丰富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使本书还借用了许多全国范围考古重要发现的资料，但文物相对于历史，总是极为残缺的、片段的。各位作者只能在书中粗略勾勒时代背景和演变线索，然后以物质文明史为主线，利用已有的文物，尽可能举一反三，展开描述，以求呈现远为宏大和复杂的历史场景。
其次，学术界最近的研究成果和各卷的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是本书的学术基础。正像我们在讨论新版中国历史陈列大纲时所表达的，要兼顾学术观点的前沿性和稳定性。对于尚在争论的热点问题，应该清晰地表述主要的不同论点和作者的态度，供读者参考。但是本书的定位又使得上述表述局限于介绍性、结论性的文字，不过多进行考据和反映推理过程。相反，我们希望用生动活泼的、通俗易懂的笔调把学者思维所得向广大非专业读者娓娓道来。在学术与普及之间，这显然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分寸。
第三个问题是全书八卷，涉及十多位作者，前后行文的贯气与不同风格的个性如何协调。大家经过多次讨论，认为全书应该在体例和内容的基本要求方面保持整体性和一致性，而在叙事方式、语言组织等方面，针对不同时期历史与文物的差异，鼓励作者展现自己的才华，寻找最贴切的格调，在浑然一体中各有千秋、相得益彰。
最后应该特别感谢出版社的朋友们。为了此书的问世，他们也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辛苦共尝，自然值得一同庆贺。
李季
二零零三年八月六日
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