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倪慧如,邹宁远 日期：2014-02-08 13:17:01
“我们没有死光，实在是奇迹！”
20世纪30年代，当中国在日本法西斯肆虐下挣扎时，居然有中国人志愿前往西班牙抵抗德意法西斯，他们散发“四海一家”的情怀，像一面镜子照着我们，谁说中国人真的只扫自家门前雪？
历史唤起我们的记忆，早在1868—1878年古巴独立战争，就有上千名华人参加；1917年俄国大革命，华工参加红军人数高达数万人。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华人的参与并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延续。
从1936年到1939年，来自53个国家的4万多名志愿军先后来到西班牙，与当地反法西斯军民并肩作战。在这支国际大军中，也有中国人的参与，但是，他们的身份和故事却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半个世纪后的一次偶然机会，一对旅美华裔夫妇发现了西班牙内战时中国人的身影，在历史的尘埃中，如彗星闪过。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去西班牙？为什么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查不到资料？这对科学家夫妇决定追寻先人足迹，发掘这些勇士的事迹，填补历史不该留下的空白。历尽十余年，八方求索，终于完成这本第一部关于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的著作。
作者简介：
倪慧如、邹宁远，成长在台湾，后赴美国留学，在自然科学领域耕耘。异国的土地提供了他们了解中国近代史的空间，在世界青年进步风潮的启发下，选择了自己生活的道路。相信“四海一家”不是梦。
倪慧如（英文名NancyTsou），邹宁远（英文名LenTsou），一对旅美华裔科学家夫妇。
目录：
【代序】写在记忆的荒漠上/刘禾
【自序】谁说中国人真的只扫自家门前雪？
【前言】第一次知道有中国人参加西班牙内战
【楔子】震撼世界良心的内战
【第一部】寻找历史的春天
[1]纽约—西班牙—哈佛旧报—中国城—东欧之行—华盛顿——西雅图—旧金山—柏林—布拉格—荷兰—日内瓦—巴黎
[2]去台湾—再往荷兰—在北京—联络莫斯科—前往保加利亚
[3]又访北京——去成都——再访北京——拥抱西班牙
【第二部】英雄的故事
[1]中国志愿军
谢唯进（林济时）—张瑞书与刘景田—张纪—陈文饶—陈阿根—李丰宁—张树生—阎家治—杨春荣—张长官—刘华丰
[2]亚洲志愿军
华裔印尼籍人：毕道文
其他亚洲志愿军
[3]参加西班牙内战及中国抗日战争的外籍医生与护士【代序】 写在记忆的荒漠上/刘禾
【自序】 谁说中国人真的只扫自家门前雪？
【前言】 第一次知道有中国人参加西班牙内战
【楔子】 震撼世界良心的内战
【第一部】 寻找历史的春天
[1]纽约—西班牙—哈佛旧报—中国城—东欧之行—华盛顿——西雅图—旧金山—柏林—布拉格—荷兰—日内瓦—巴黎
[2]去台湾—再往荷兰—在北京—联络莫斯科—前往保加利亚
[3]又访北京——去成都——再访北京——拥抱西班牙【第二部】 英雄的故事
[1]中国志愿军
谢唯进（林济时）—张瑞书与刘景田—张纪—陈文饶—陈阿根—李丰宁—张树生—阎家治—杨春荣—张长官—刘华丰
[2]亚洲志愿军
华裔印尼籍人：毕道文
其他亚洲志愿军
[3]参加西班牙内战及中国抗日战争的外籍医生与护士
迪尔哈根之歌——德国的白乐夫医生
索非亚的中国情——保加利亚的甘扬道医生
简介与名单【第三部】 咏叹的诗文
欢送演说辞/多洛雷斯·伊巴露丽
《自由西班牙》序言/加缪
国际军团到马德里来了/聂鲁达
明天的种子/朗斯顿·休斯
诗/约翰·康福德
生之意志/斯蒂芬·斯彭德
献给在西班牙阵亡的美国人/海明威
但是林肯兵团那些志愿军是怎么回事？/约翰·塞尔斯
林肯兵团：对美国历史一点批评/纳瓦罗
《保卫马德里》歌曲/麦新词、吕骥曲
在回忆中重温往事/乔治·奥威尔
【余音】 橄榄桂冠的召唤
背着枪走进马德里大街
用鲜血护卫西班牙民主
四万多个志愿军只剩下几百人
转往中国参加抗日战争
理想之花散发着幽香
【后记】 接受我们访问的国际志愿军，相继病老去世 显示部分信息刘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这是一本很不寻常的书，它其实在我们记忆的荒漠上竖起了一块纪念碑，将一些人们从未听过的名字——那些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志愿者和继而奔赴抗日战场的外国人——永久地铭刻在后人的心中。写在记忆的荒漠上（刘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纽约第六大道上的国际摄影中心，地处曼哈顿腹地，与时代广场为邻。不久前，这里举办了一次引起巨大反响的展览，叫做“来自墨西哥的手提箱——卡帕在西班牙内战的摄影负片重现人间”。罗伯特?卡帕（RobertCapa）是举世闻名的匈牙利摄影师，他的名字与西班牙内战、布列松（HenriCartier-Bresson）以及马格兰摄影通讯社（MagnumPhotos）密不可分，尤其是他在1936—1937年期间拍摄的那些战地影像，曾为纪实摄影谱写了一曲不可磨灭的篇章。为了配合这个展览，2011年春，国际摄影中心策展人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ChristopherPhillips）与哥伦比亚大学联合举办了一场学术研讨会，题为“中国与西班牙1936—1939：罗伯特?卡帕与全球人民阵线”。会议的前一天下午，菲利普斯为与会者安排了一次特别活动，他把我们带入国际摄影中心的大楼，让大家参观档案室内部的卡帕摄影收藏。
那天下午，最让我感到震撼的，倒不是卡帕在西班牙拍摄的那些原版照片和底片，而是摄影中心档案室里保存的另一批摄影作品。我由此了解到，卡帕离开西班牙之后，他随同伊文思的摄影小组辗转来到中国。当时的南京已经沦陷，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卡帕虽人在武汉，但心中想的是去延安，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百般阻挠，他的愿望并未实现，不得不在武汉滞留了一段时间。他在武汉期间拍摄了一批令人难忘的纪实照片，生动地记录了1938年国共两党合作、台儿庄战役以及武汉保卫战的很多历史画面，这是一批珍贵的历史图片。
第一次见到邹宁远和倪慧如夫妇，就是在参观卡帕图片档案的那天下午。在此之前，我偶尔读过一篇有关他们的书评，由是对两位作者产生了敬意和好奇：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两位台湾出身的旅美华裔科学家，历尽十年，八方求索，最后完成一部与科学无关的书稿？书名叫《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1936—1939）》。说起来，这是一本很不寻常的书，它其实在我们记忆的荒漠上竖起了一块纪念碑，将一些人们从未听过的名字——那些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志愿者和继而奔赴抗日战场的外国人——永久地铭刻在后人的心中。
西班牙国际纵队里居然也有中国的志愿者？这件事闻所未闻。
读到了台北人间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第一版《当世界年轻的时候》（繁体字版，原书名《橄榄桂冠的召唤》）之后，我才了解到，原来国际纵队里曾经活跃着一批华人志愿者。这些人义无反顾地投入了20世纪30年代那场惨烈无比的反法西斯战争，其中几位幸存者后来回到中国，旋又奔赴延安，参加抗日。也是从这书里，我才知道，像卡帕、伊文思以及白求恩那样从西班牙战场转战到武汉或延安的外国志愿者，其实不在少数，这些国际主义人士——尤其是欧洲、印度、印尼的医生——对中国的抗日战争都有贡献，但除了白求恩和伊文思，其他的名字我从未听说过。惭愧之余，我心中也升起一些疑问：为什么事隔八十年之后，才有人把这些故事发掘出来，整理出版，将那些英烈的名字载入史册？这里让人诧异和不安的是，为什么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不是中国自己的历史学家，而是两位与史学界毫无瓜葛的旅美华人，是不是我们的历史记忆出了大问题？
经过摄影评论家鲍昆先生以及各方人士的努力，现在《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一书的简体字版终于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使国内读者有机会对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有所了解。更重要的是，当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四处猖獗的时候，当欧美各国的法西斯主义再次抬头的时候，我认为，这本书具有警醒人心的意义。
倪慧如和邹宁远这两位作者为了探寻国际纵队里的华人志愿者的踪迹，曾多次自费旅行到荷兰、法国、捷克、德国和欧洲的其他国家，他们也来到中国，走访这些人中的幸存者、遗孀和朋友。两位作者一共考察了十三位有名有姓的华人志愿者的生平故事，非常遗憾的是，还有几十位奔赴西班牙战场的华人志士，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甚至蛛丝马迹。不过，即使仅仅读这十三个人的故事，也足已让我们对这批国际主义战士生出无限的敬仰。这些中国志愿者来自世界各地，他们中有从中国出发的，也有从法国、荷兰出发的，还有从美国出发的，来到西班牙之后，被分配在不同的国际纵队，与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志愿者并肩战斗。一个名叫陈文饶的广东人，从纽约来到西班牙，加入林肯兵团。这个快乐的小伙子在战场上受过伤，他战死在西班牙的时候，年纪还不满二十五岁。四川人谢唯进——化名林济时——西班牙内战爆发时，身在瑞士，他当时已在英法德几国留学和工作了十七年。谢唯进把年幼的儿子托付给身边的朋友，从瑞士来到西班牙战场，进入了奥地利军团机关枪连，担任士官。战败后，谢唯进被关进法国的集中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返回重庆，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从事秘密地下工作。其实，像有陈文饶和谢唯进这种经历的人，在西班牙的国际纵队中并不少，他们都是一些可歌可泣的人物。
在内战的西班牙，加入国际纵队的志愿者共有四万多名。他们来自五十三个国家，言语不通，肤色不同，但是为了支持西班牙人民的正义斗争，为反法西斯事业走到了一起，一起流血，一起牺牲。这些志愿者的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在历史中熠熠生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令人惋惜的是，“二战”和冷战造成的阴影，竟使西班牙内战的重大意义始终未能突显出来，也对我们了解国际纵队的志愿者和法西斯的历史造成一定的影响。举一个例子，在美国，凡是进过国际纵队林肯军团的幸存者，后来都被视为共产党赤色分子。虽然“珍珠港事件”迫使美国向德意日法西斯宣战，但在“二战”期间，从林肯军团退役的老兵在美军服役时，始终受到排挤和监督，许多人在50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候还遭到政治迫害，影响终身。《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一书中提到了一个小细节：60年代有一位西班牙青年，由于他卷入秘密地下组织，反抗佛朗哥统治，身份被暴露以后，一度逃往海外，来到美国。这个青年到了美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当年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国际纵队的成员，几个星期后，他找到一位名叫约翰的前林肯纵队的志愿者。见面时，他发现约翰眼里充满了压抑和恐惧，这与他在西班牙从事地下秘密工作时经常看到的情形一模一样，不由得感到十分震惊。不仅如此，见面后约翰对他的反应相当冷漠，不断地追问为什么要来找他，后来经过了几个晚上的长谈，两人之间的误解才得以消除。
人类历史上战争频发，内战无数，但只有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才如此震惊了全世界，来自五大洲的进步青年、工人、医生、作家和知识分子纷纷奔赴前线，去援助在法西斯暴力摧毁之下的西班牙共和国。海明威、奥威尔、卡帕、诗人奥登以及白求恩都在其中，他们是一些我们熟悉的名字，但还有更多的名字我们并不熟悉。多数的志愿者平生第一次拿起枪，在苏联教官的指导下，与装备优良的国际法西斯联盟进行抵抗。可以说，发生在西班牙的那场战争既是一个国家的内战，也是一场全球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因为在当时，威胁西班牙共和国生存的力量不光是西班牙的佛朗哥叛军，而且还有扶植佛朗哥右翼势力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些法西斯政权出动了近十万官兵，使用最先进的战争机器，在西班牙预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他们在这里首次使用了飞机轰炸坦克的战术，发明了对不设防城市的反人道的大规模轰炸——这种地毯式的摧毁性的空袭是人类战争史上的第一次。
毕加索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创作的大型画作《格尔尼卡》，就是对纳粹战争机器的一个强烈的抗议。格尔尼卡——这个西班牙的巴斯克小城——在纳粹德国的地毯式的空袭之下，遭到了彻底的摧毁。1937年，毕加索受到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委托，为巴黎世界博览会的西班牙区创作一个巨幅壁画，《格尔尼卡》应运而生。令人感慨的是，在长达近四十年的佛朗哥独裁统治期间，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一直流亡海外，直到1981年才返回西班牙，在马德里的索菲亚王后国家艺术中心博物馆安家。多年前，我来到这个博物馆的《格尔尼卡》展厅，在那里徘徊良久，看到了毕加索当年为准备这件作品时画的五十多幅素描小稿，又一次深切体会到西班牙内战给人们留下的伤痛记忆。
西班牙摆脱君权统治，首次建立西班牙共和国，是很晚的事，发生在阿方索十三世退位的1931年。在当时，西班牙共产党和社会党赢得了国会的多数席位，新政府实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但在1933年国会改选时，右翼保皇派掌握了议会的多数席位，新上任的政府对工人罢工展开了血腥镇压，死伤下狱的工人民众达几万人。然而在1936年再
次改选时，情况又发生巨变，共和党左派、社会党以及共产党组成的联合阵线在西班牙议会选举中大获成功；左翼政权上台后，特赦了所有的政治犯，加速土地改革，推广全民义务教育，企图实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这些改革动摇的是旧日的权贵，教会势力、右翼长枪会和遗老遗少的特权，引起了特权阶级的恐慌，最后导致佛朗哥将军在1936年7月发动了法西斯政变。
西班牙内战的前前后后真是一言难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日子里，民主和自由的呼声主要发自于左翼阵营，在很多国家，右翼法西斯是压制民主和自由的力量，这和“二战”后由于冷战所形成的世界格局完全不同。当佛朗哥为推翻由民主选举产生的西班牙共和国，联合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镇压本国人民的时候，欧美国家不仅一味姑息佛朗哥，并且对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军事干预袖手旁观，同时，英法签署“不干预协定”。美国政府的中立，客观上只对西班牙共和国一方实行武器禁运，而美国的石油企业、汽车公司和军火商却为佛朗哥运送了大量的汽油、卡车和弹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班牙共和国的民众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仅仅得到苏联、墨西哥和国际纵队志愿者的帮助，以及各国人民和知识分子的道义支持。
德意两国参战西班牙犹如拉响了警笛，很多人对法西斯的对外扩张产生警觉，预感到世界大战可能会再次来临。加拿大的胸腔医生白求恩当时敏锐地注意到：“法西斯从德国和日本开始，现在已经到达西班牙，他们无所不在。如果不在西班牙把他们阻挡下来，世界就会变成一个屠宰场。”1936年，白求恩毅然放弃在加拿大行医的优厚待遇，不远万里赶到马德里，为国际纵队组织流动输血队；几年后，他又不远万里转战到中国，率领加拿大和美国医疗队参加这里的抗日，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从小就会背诵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一文，但毛泽东为什么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我其实没有真正懂得，今天才有所领悟。《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一书的作者还告诉我们，像白求恩一样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后来又转赴中国抗日的外国志愿者，还包括印尼华裔医生毕道文、德国医生白乐夫、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印度医生爱德华等二十多位医生和护士，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会让读者看后唏嘘不已。
我相信，读者可能更有兴趣了解有关国际纵队里的中国志愿者的故事。这些人从哪里来，后来上哪儿去了？他们当中有些人的经历非常奇特，比如像大字不识的刘景田和他的工友张瑞书，他们两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欧洲协约国从山东招聘到法国，加入了将近二十万人的华工队伍，为协约国最后赢得“一战”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后绝大部分华工被遣送回国，少数人留在欧洲，刘景田和张瑞书成为法国雷诺汽车厂的工人和工会组织者。西班牙内战刚一爆发，他们就报名上了前线。
另一批华人志愿者是有长期留学和在海外工作经历的知识分子和工程师，在这里，我不能不提一下湖南人张纪。张纪从上海复旦中学毕业，1918年赴美留学，他先去了伯克利加州大学，随后转入明尼苏达大学读矿冶工程，大学毕业后在奥立佛矿场公司找到一份工程师的位置，一心想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1929年10月，华尔街的股票市场突然崩盘，引发全球经济大萧条，同时也将张纪的美国梦打个粉碎。《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一书的作者发出如下感慨：“本来他是一个往上爬的中产阶级，然而工厂一张薄薄的解雇单，使他一夜之间跌落成无产阶级，像千百万失业者一样，他尝到了饥饿寒冷的滋味。”几年后，张纪毅然决定参加西班牙的国际纵队——当时很多美国人不顾政府的警告，冒着诸多风险跑到西班牙参加林肯纵队，这些人在大萧条的经历和张纪很类似。
读完这本书，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激，也对两位作者产生了更多的好奇。在纽约那次“中国与西班牙”的会议碰面之后，我再次听到他们的消息是在2011年的夏天，准确地说，是在6月22日。那天，我忽然收到倪慧如的电邮，她写道：“宁远昨日启程，已抵达希腊。过两天，他们要与其他船只会合，组成‘国际自由船队’向加沙挺进。我自己留在美国。船上的人面对真实的危险，但他们下决心挑战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我当时在北京，发现邹宁远参加的那次行动在国外媒体上有大量的报道，但国内并没有传播。三十四名有良知的美国人——包括著名作家爱丽丝?沃克尔（AliceWalker）以及一位八十六岁高龄、“二战”时进过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不顾美国政府和希腊政府的阻挠，与二十个国家——西班牙、加拿大、瑞士、爱尔兰等——的十一个船只联合行动，试图突破以色列政府对加沙巴勒斯坦人民的封锁。邹宁远所在那条美国船名叫“无畏的希望”（讽刺地借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话），上面载着上千封美国人民写给巴勒斯坦人民的信。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为宁远的人身安全捏了一把汗，因为前一年冲击加沙封锁线的那次“国际船队”的行动中，就有九人在以色列特种兵的暴力下丧生。后来得知，希腊当局在美国政府的授意下，在海上劫持了“无畏的希望”，不仅扣押了船只，还对船长提出了法律诉讼。那次行动没有获得成功，但幸而也无人丧生。
我不由猜想，倘若倪慧如和邹宁远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无疑是最早报名参加国际纵队的华人志愿者。
◎精彩摘录
献给在西班牙阵亡的美国人
海明威
倪慧如译
今夜死者冰冷地睡在西班牙。白雪吹过橄榄树，从树根筛落，飘积到立有墓碑的土堆上。橄榄树低矮的枝干已被砍断，以掩庇坦克，寒风中橄榄树显得十分单薄。那年二月他们战死时，天寒地冻，死者冰冷地睡在哈拉马河上的小坡，从此他们不再察觉四季的转变。
自从林肯兵团在哈拉马山岗上坚持四个半月以来，迄今已经两年了，第一位阵亡的美国战士早已化成西班牙的泥土。
今夜死者冰冷地睡在西班牙，整个冬季他们将冰冷地长眠，与大地一起沉睡，但是当春天来临，雨水将再度唤醒大地，和风将从南方温柔地吹拂过山丘，黑树将冒出绿叶重现生机，哈拉马河边的苹果树将鲜花怒放。今春，死者将感到大地复苏。
如今死者已成为西班牙大地的一部分，西班牙大地从此不再衰亡，每年冬天大地似乎死亡，然而翌春大地再度复苏，我们的死者将与西班牙大地永生。
正如同大地不会灭亡，被解放的、自由的人们也绝不会向奴役回头。农夫们在我们死者躺下的土地上耕耘，他们从战时就了解死者为什么牺牲，他们将永远怀念这些死者。
我们的死者活在西班牙农夫、工人的心中，也活在所有相信西班牙共和国并为它而战的善良人们的心中。只要我们的死者永远活在西班牙大地，他们将与大地永存，没有任何暴政能最终战胜西班牙。
法西斯也许会在大地上蔓延，用国外获夺的武器开路，他们也许会靠叛徒和懦夫前进，摧毁城市乡村，企图奴役人民，但是谁也不能够永久地奴役任何人民。
西班牙人民将再度站起来，就像以前他们站起来反对暴政一样。
死者勿需站起来，他们已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是永不可被征服的，它比任何暴政制度还要长命，大地将永垂不朽。
没有人比在西班牙阵亡的人还要光荣地入土，这些光荣入土的人士，已经完成人类的不朽。
在回忆中重温往事
乔治?奥威尔
谭嘉译
当我们第一次取得军假时，我们已在此驻军一百一十五天了。当时我觉得这段日子实在是我生命中最被荒废的时光。我参军的目的是为了反抗法西斯主义，然而，我根本没有打仗，只是作为一种处于守势的人物生存着。除了挨饥抵冷外，什么也没做地换取我的口粮。也许这就是大多数战争中大多数军人的命运吧！但如今回想起来，我并不后悔有过这一段经历，我衷心希望我当时能较有效地为西班牙政府多做一些事。但从个人的观点来看——从我个人的成长来看——这三四个月的军旅生涯并不是那么徒然的。这时期有一点像我一生中的过渡期，既与我参军前的生活不同，也跟我以后的日子相异，我学到了一些无法从任何其它经历里学得到的东西。
主要的一点是这期间我是孤独的——在前线的人是完全孤立于外面世界的一切的，就连发生在巴塞罗那的事情也不大知晓——我和一群虽然未必贴切但大致上可称为“革命者”的人在一块儿。这是军队编制的结果，这情形在阿拉贡前线一直维持到约莫1937年6月。工人队伍的成员大多数是各工会会员。大家的政治思想都十分相近，造成了全国革命情绪高昂者汇聚在一起的结果，我无意中被安排到全西欧唯一一个这样的团体。在这个团体里，政治觉醒和反资本主义的人是常数而非异数，在这阿拉贡高原，成千上万的人，虽非全部，但大多数来自工人阶级，大家平等地生活和相处。理论上是绝对的平等，而在实践的过程中也几乎是如此，有一种真实的感觉是，人们头一回在这儿尝试着社会主义的实际经历。我的意思是，这儿的主流思想正是社会主义，许多文明社会里的正常动机——谄上欺下、拜金、怕老板等等——在此完全消迹，正常的阶级划分完全消失了。这在充满铜臭气的英国简直是不能想象的事，这儿除了农民就是我们，谁也不是谁的主人。当然这种情形不可能永久存在，这只是全世界大游戏中一个小小的短暂的情形，虽然如此，它已让每一个亲历其境的人留下了终生的影响。就是当时骂得最凶的人，事后，也了解到这段经历的奇异与可贵之处。大家处于其中，希望压倒了漠然与犬儒。“同志”二字代表真正的友谊。而不像在大多数国家里所代表的空洞名词。人们是真正地呼吸到了平等的空气，我很清楚，如今的时尚是否认社会主义与平等有任何关联。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许多文化打手和狡猾的教授在忙着论证社会主义只不过是计划性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把人的贪念略过不提。幸好社会主义还有另一种解释，社会主义吸引着那么多平凡的人去为它卖命的主要秘密就在于它的平等观念。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否则它就没有意义了。这正是为什么这几个月的军旅生涯对我是那么宝贵。在这短暂的西班牙军队生涯里，大家都活在一个小型的没有阶级的社会里。在这儿人人动机纯正，物资十分匮乏，但没有人享特权或拍马屁，有的是社会主义初期的预示，这不但没有令我失望，而且是我被它深深地吸引。这使我比以前更迫切地希望社会主义能落实。这情形也许是由于我能有幸和西班牙人生活在一起的缘故。只要有机会，他们民族里的高贵性格和常驻的无政府主义色彩会使得早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各种困难易于克服。
当然，那时的我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在逐渐改变，就像所有其他人一样，我只感到无聊、闷热、寒冷、污秽、虱子、匮乏和偶然的危险。如今看法就大不相同了，当时觉得徒劳和无聊的，如今却变得无比重要。这种经历和一生中其它事件相比是那么不同，使我无法例外地感受到它的神秘色彩而把它归属到古老的记忆里去。当时的日子并不好过，但事后回想起来却是颇具教益的。我希望能传达当时的气氛与你，我希望在本书的前几章里已给了你这种感觉，它充塞在我的回忆里和当时的寒冬，粗糙的军服，西班牙人椭圆形的面孔，打电报般的机枪声，尿臊，腐烂的面包，从肮脏的锅子里匆匆盛出来的焖豆还带着一股锡盘的味道，所有这些回忆都与当时的气氛混在一起了。
这段生活出奇鲜活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我常记起这期间的一些不值一提的琐事，我又回到了波切洛山（MontePocero）的防空洞里，我躺在当床用的山岩突出的部分。年轻的拉蒙（Ramon）鼻子顶着我的肩胛骨，正在打呼呢！我蹒跚地爬行在污秽的壕沟里，雾气像寒流般在我四周流转。我正在山腰一个凹口，挣扎着一边平衡自己，一边用力拉着一株迷迭香的根，我头顶上，一些无聊的子弹正在吱吱响着。
我正藏身在奥斯库罗山（MonteOscuro）西部低地的冷杉树丛中，和我一起的还有柯普（Kopp），爱德华兹（BobEdwards）以及三个西班牙人。在我们右方光秃的灰色山间，一列法西斯主义者正在往上爬行。靠近行列的前方传出一声军号，柯普的目光正好和我相遇，他装出学童般的动作，对着声音的来源耸着鼻子。我正站在农场肮脏的泥地上，和一堆手拿小锡盘的汉子们围着一大锅食物，胖军厨挥舞着手中的锅铲，企图赶开围绕的人群。附近一张桌子上，一个腰上系着一把巨大自动手枪的胡须汉，正在把一条面包砍成五块，我身后响起一个带伦敦口音的歌声（钱伯斯〔BillChambers〕的声音，我曾同他吵架，后来他在韦斯卡被杀）：
那儿有老鼠、老鼠
比猫还大的老鼠
在……
一颗子弹划空而过，十多个孩子马上匐伏地上，军厨躲到大锅后，人人表情惊惶，看着子弹在一百码以外落下、爆开。
在浓密的白杨树下，我在哨兵岗位上来回走着，淹水的壕沟里老鼠在游泳，比水水獭还嚣张。我们身后黄色的天空渐露曙光。一个裹斗篷的安达卢西亚哨兵正在唱歌，一两百码以外是真空地带，你可以听到法西斯的哨兵也正在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