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中原 日期：2014-03-14 09:52:40
本书是作者从事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三十多年的总结之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起，作者参与编辑《张闻天选集》、撰写《张闻天传》，为解决遇到的两大难题（《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作者“歌特”是不是张闻天？张闻天（洛甫）接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在何时何地怎样进行的？），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详细的考证。在解决问题的同时，概括出“四重证据法”。三十年来，又运用“四重证据法”进行考证，破解了党史、国史研究中遇到的五个难题：洛甫接替博古担任的职务是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1936年鲁迅致中共中央祝贺红军胜利的是“东征贺信”还是“长征贺电”？邓小平是怎样组建和指导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协助他进行1975年整顿的？华国锋有没有阻挠邓小平第三次复出？胡乔木是否参与起草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作者简介：
程中原，男，汉族。中共党员。研究员。江苏省无锡市人。１９３８年５月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严家桥。１９５２年毕业于无锡梅村师范。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５５年在无锡市周新镇小学任教。１９５５年保送进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１９５９年毕业。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７６年在涟水师范、淮安师范等校任教，先后任教导处副主任、进修部主任。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３年在淮阴师专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研究，任党委委员、教务科长、学报主编，并成为中央批准成立的张闻天选集传记组成员。１９８３年被评为副教授。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９１年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任《江海学刊》副主编、主编。１９８５年评为研究员。１９９０年获得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１９９１年起至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任第三编研室主任，兼任胡乔木传编写组副组长。１９９２年获政府特殊津贴。１９９６年起任副所长。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７年兼任《当代中国史研究》主编。２００６年退出领导岗位。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学术顾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教材编写课题组第一首席专家。著有：《张闻天传》、《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１９７６－１９８１年的中国》、《历史转折三部曲：前奏﹒决战﹒新路》、《中国的成功之路》、《论国史研究》、《中国道路的奠基和开创：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等。
目录：
1谈谈四重证据法—以考证解决中共党史上七个疑难问题为例
25“歌特”为张闻天化名考
54对于“歌特”文章的探究
61论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
68扎西会议考辨
79关于扎西会议的几个问题
85应该肯定下来的和需要继续考证的—“贺信贺电问题”之我见
95邓小平与一九七五年整顿论略
109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
168关于华国锋的评价问题
183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形成过程
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形成过程
邓小平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下午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的“主题报告”，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对于邓小平这篇重要讲话的形成过程，按照常规本来没有公开谈论的必要。但是，自８０年代末起，就有人在海外公开谈论，又是讲演，又是出书，对事实真相多有歪曲，并借此自我吹擂。《百年潮》１９９７年第４期发文公开披露了邓小平的一份珍贵手稿，对了解这篇讲话的形成过程很有价值；在某些方面也廓清了有人在海外的不经之谈。但文章也还有些不足，主要是：对邓小平主持起草这篇讲话的过程和提出的思想观点有重要遗漏，对起草这篇讲话的主要负责人胡乔木所起的作用完全漠视。鉴于这篇讲话已经公认为邓小平理论的经典之作，搞清楚邓小平这篇“主题报告”的形成过程，无论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对胡乔木生平、业绩和人格，还是对党和国家的历史，都不是一件小事。为澄清在这件事情上的混乱，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本人对这篇讲话的形成过程进行了一番调查研究，现存的历史档案，特别是讲话的原始过程稿，和其他当事人、知情人的可靠回忆，无可争辩地说明，胡乔木是邓小平这篇讲话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他自始至终参加了讲话稿的起草工作，不仅邓小平多次谈话在场，而且不止一次地亲自对讲话稿进行了修改。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我调查研究的初步报告。不当之处，请识者指正。
一、胡乔木按邓小平确定的主题写出初稿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在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就开始酝酿起草了。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中、下旬，胡乔木为修改他那篇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所做的关于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长篇发言，以应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之需，到天津、上海调研。在天津时，接到邓力群的电话，要他到上海调研后，务必在１０月２９日返回北京。因为正在日本访问的邓小平将于２９日回国，要同胡乔木谈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起草问题。１０月底，胡乔木即应约到邓小平家里谈了一次。
关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主题，邓小平亲自确定：实行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当时正处在揭批查“四人帮”第三战役的高潮中,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是
邓小平９月在东北视察时提出的。１９７８年９月１７日,邓小平在沈阳军区讲话,针对华国锋“抓纲治国”要搞好几年的方针,指出：揭批“四人帮”运动总有个底,总不能还搞三年五年吧！提出：要及时结束运动,转入正常工作。１０月３日下午，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话，商议对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祝词的修改问题，谈话中重申了这个意见。胡乔木为邓小平起草了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提出“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邓小平亲自加写了一段话，强调“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中央相信，为了四个现代化的利益，全国工人阶级一定会在这些改革中起大公无私的模范先锋作用”。１０月１１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工会九大致词，明确提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
重点转移，在当时是一个新的提法，新的战略。邓小平要求先按这个主题和思路起草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他１１月５日即要启程赴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三国访问，预定十天。等他访问回来，再详谈讲话稿事。
谈话以后，胡乔木即带领人搞讲话稿。１１月８日稿成，送邓小平处。
１１月１４日，邓小平回到北京。看过稿子以后，于１６日上午把胡乔木找到家里，谈讲话稿的修改意见。胡乔木按邓小平的意见，经过三天修改，形成讲话初稿，让秘书抄清，发给邓小平阅改。
１１月１９日完成的初稿，是根据邓小平确定的主题和提出的要求起草，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修改写成。主要内容是结合当前实际论述重点转移的战略方针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初稿开宗明义，说明讲话的主题：“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必须从明年一月起，及时地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并指明“这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转变”。
初稿从三个方面论述重点转移的历史意义：一、“这是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而“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大革命”；二、重点转移“就要迅速发展生产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改革不适应的生产关系，改革不适应的上层建筑，使社会主义不断得到巩固和前进”；三、重点转移“将大大加强党和全国广大群众的联系，提高我们党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中的威信”。
初稿进而论述“应该怎样实行这个转变”。提出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改革、处理好阶级斗争问题等重大的路线、方针、政策。
初稿写道：“第一，要解放思想。”“现在全党要实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一定要把解放思想放在第一位。”提出：“全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定要放下许多包袱，同时一定要开动机器”，“提倡和实行从实际出发”，“重新学习和讨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理论和实践结合，这样一些根本观点，恢复和发扬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第二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着重讲了三点：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得把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以及一切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来一个清理”。“最近时期的一系列事实证明，把林彪时期的和‘四人帮’时期的冤假错案一起平反很有必要”。不仅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主要是一九五九年和一九五七年两次，有些冤案错案，也要实行有错必纠。”二、“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要正确解决知识分子问题，这与实现四个现代化关系十分密切。”指出“现在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历史任务基本上是胜利完成了。”此外，还提出“农村地主富农后代问题”，主张“应该一律取消这些人的地主富农帽子”。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无产阶级的长期政策”，“一定要使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两者是一件事）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的改变而改变”，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第三是改革一系列不适应发展生产力需要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第四还是要处理好阶级斗争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既不应该夸大，也不应该缩小，夸大了会把社会主义当作资本主义来否定，缩小了会把资本主义当作社会主义来肯定。我们要严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但是都还有一些空子可钻，都还有一些人要钻空子，这就有了产生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可能。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增加以后，这种可能性一定还会增加。我们一定要经常保持清醒头脑，随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务必要使阶级敌人的一切活动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加以消灭，不要等问题成了堆再去处理。”这一部分沿用了１９７７年８月十一大继续采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提法，说“四人帮”王、张、江、姚等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派。这并非新的“发明”，只是顺着历史的惯性、沿用党中央的提法而已。
上述胡乔木起草的初稿，我们无法分清哪些是在起草之前邓同胡谈的，哪些是胡的阐述发挥，但同邓小平当时的言论对照来看，总的说来，是同邓小平的思路和观点相一致的。上述初稿中的不少提法以至语句，在邓小平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的定稿本中依然采用，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有人在海外著书，说这篇初稿“不讲解放思想，不讲民主，不讲纠正冤假错案”，完全是不顾事实的诬蔑。因为初稿中沿用了十一大说“四人帮”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派，有人认为邓小平“不高兴”，因此就“不让乔木起草这个讲话”。明眼人洞若观火：这是把自己的主观臆测强加于邓小平，用“文化大革命”无限上纲的办法给胡乔木抹黑。因为只要尊重事实、尊重历史，谁都不会产生误解，以至会认为当时写上这么一句话，问题竟严重到如此地步。
二、邓小平亲拟提纲，讲话稿重新起草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以后，形势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好的变化。不仅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意见比较一致，没有什么阴力，而且天安门事件已经平反，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也较顺利。华国锋于１１月２５日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全体会议上宣布了这些决定。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原来准备着重讲的重点转移问题不需要特别加以强调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问题原来的讲法显得不够，可以进一步结合现实存在的问题讲得更加深透；同时，在历史转折关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突现出来，需要党的领导人抓住时机，及时提出，进行分析，作出回答，指明前进方向。
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决定，他的讲话稿要重起炉灶。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日，邓小平为重新起草讲话稿约见胡乔木。胡乔木当时正忙于修改要提交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的加快农业发展和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文件，就邀于光远一同前往。以便让于光远了解意图，先行组织人着手起草。
谈话前，邓小平已经写就三页“讲话提纲”。除“对会议的评价”之外，列了七个问题。邓小平按提纲谈了他重新考虑过的在会上讲话的内容。谈话后，胡乔木即要于光远同林涧青先组织人起草。这样，这份珍贵的手稿，一直留存在于光远处。于光远夫妇于１９９７年２月找出，并在《百年潮》１９９７年第４期上披露。
这份手稿是邓小平用铅笔写在１６开白纸上的，一共三页，约５００字。内容如下：
对会议评价
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
理论的重要
实践是检点［验］真理的标准——争论的必要。
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
全党全民动脑筋。
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
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特别是近一时期。
民主选举民主管理（监督）
政治与经济的统一目前一时期主要反对空头政治
权力下放
千方百计
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
三、向后看为的向前看
不要一刀切
解决遗留问题要快，要干净利落，时间不宜长
一部分照正常生活处理
不可能都满意
要告诉党内外，迟了不利。
毛主席
文革
安定团结十分重要
要大局为重
犯错误的，给机会；总结经验，改了就好。
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
一批企业做出示范
多了人怎么办
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
扩大管理人员的权力
学会管理
选用人材
简化手续
改革制度（规章）
党委要善于领导机构要很小
干什么
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
这是一个大政策
干得好的要有物质鼓励
国内市场的重要
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
从引进项目开始
请点专家
七、新的问题
人员考核的标准
多出人员的安置
（开辟新的行业）
大约两天以后，按邓小平所写“讲话提纲”和１２月２日谈话起草了一份讲话稿。这是一份手写的抄清稿，用八开稿纸，共３０页，留下三个人的笔迹。稿子没有标题。它的结构，与邓小平的“讲话提纲”相一致，七个问题加上“对会议评价”共八部分：一、对这次会议的评价；二、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三、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四、讲讲向前看；五、克服官僚主义；六、要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社员先富起来，生活先好起来；七、加强责任制；八、要研究新情况，提出新问题，采取新措施。
在这份手写的抄清稿上，胡乔木作了二十多处删、改，分别在第５、６、８、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６、１９、２０、２１、２７页上。可以看出，是在读稿子的时候随手做的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