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师永刚，何谦，东亚 日期：2014-05-19 00:33:26
来自全球26家顶级博物馆的珍贵馆藏。
一张张从未见过的历史老照片，一部从未读过的百年中国史。
为你呈现一个陌生而又新鲜的中国。本书为你收录八国联军在北京城的巷战、义和团进京、北洋新军的兴起、清末新政、日俄战争、各行各业百姓生活图景……
师永刚团队“寻图记”：2012年7月~9月，驻扎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整理资料；2010年4月10日~4月22日，泡在英国维尔康姆图书馆；2007年5月、2009年2月，造访台湾中央通讯社、国民党党史馆、中国时报诸文献机构；2005年2月~3月，日本各大学文史档案馆寻图；2002年10月，造访德国联邦档案馆……
中国人的悲喜命运，都在这部书的影像以及文字中。它们在哪里，我们的历史就在哪里。尤其在当下，此书犹如一本中国版的《光荣与梦想》，正在述说着我们尚未发现的中国的秘密。
作者简介：
师永刚：《凤凰周刊》主编，曾策划编著《宋美龄画传》、《蒋介石图传》、《邓丽君画传》、《切格瓦拉画传》等，引领当代画传阅读风潮。作者历时十多年，跑遍全球数十家博物馆、档案馆，遍寻有关中国的历史图片资料，从中精选千余张珍贵照片，编成《有图有真相：20世纪中国史》。
何谦：文史研究工作者。
东亚：文史研究专家。
图片总监：大伟
图片编辑：汪莹、蔡岩
“这条河流如此之长，穿过了如此多的地区和城市，江中来来往往的船只如此之多，运送的财富和货物如此之多，实际上比基督教世界所有河流和海洋加在一起还要多！”
最早走进中国这片土地的西方人中，马可波罗无疑是影响最大的一位。而当他留下对神奇长江的赞歌，同时，西方世界也启程了对东方的想象与探索之旅。
几个世纪以来，旅行家、传教士、考古家、商人、政治家、记者、侵略者们各自怀揣不同的诉求、理由、想象还有目光走进中国，各自书写，也各自记录。
在马可波罗、利玛窦、汤若望们的记载中，中国是恢弘、壮观、富裕的东方古国。京师城（杭州）简直是天城，它的庄严和秀丽，是世界其他城市都不可比拟的，城内处处景色秀丽，让人疑为人间天堂。
在元大都可以找到世界上所有最珍奇的东西。中国人用一种“黑色的石头”作燃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欧洲人那时还不懂得用煤）。中国人有美不胜收的瓷器、丝绸、茶叶，也喜欢换取一船船西方人的香料、珠宝。外来人士只要穿上中国士大夫的服装，就能得到官府民众不约而同的信任。在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上，中国被标在最中央的位置，这样显而易见能够博得和迎合中国人的好感与认同。顺治皇帝会对汤若望进呈的浑天星球、望远镜等西洋玩意感兴趣。汤若望也获赐二品顶带，成了最早在中国宫廷任职的西方人。
“中国”被传递到西方，被描画，被口述，毫无疑问都是溢美的辞藻。哥伦布后来碰巧发现美洲新大陆，其实是带着西班牙女皇给中国皇帝的信函，在探寻中国的航程中的神遇。1784年8月28日，对传说中东方古国的向往及通商的需求，使得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在建国伊始来到东方，靠岸广州。从此，美国媒体书刊上开始复制《马可波罗游记》式的中国描述：古老、珍奇、神秘、富庶。
在西方人自己的总结中，通过16、17、18世纪的西方航海家、旅行家，尤其是传教士的活动，大量关于中国的故事、见闻和理解传到了欧洲。这其中，耶稣会①传教士的根本作用不是传教，是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了一道重要的桥梁。17世纪后期，他们是西方了解中国的最高权威②。
于是，传教士们来了。
他们携着西方教义兴冲冲地来到古国，如明清之际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原名马尔蒂诺马尔蒂尼）所言，在他们刚刚发现“东域”（Cathay）和“中国”（China）是一回事时，也受到东西方信仰巨大差异的冲击。他的著作《中国新图志》里，有了关于“天朝上国”（CelestialEmpire）的第一次重要描述。
“天朝”在传教士们的视野里，有了概念，并且渐次清晰。耶稣会传教士从自己的天朝经验中发现，在中国作谦卑和苦行的表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中国人的眼光中，卑贱和寒酸并不意味着品行高洁①。传教士们必须使自己适应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才能在中国生活下去，甚至必须像中国人一样梳洗打扮自己，不能像其他远东地区的宗教信徒们一样死守着他们在欧洲习以为常的禁欲主义原则。
这些渴望在天朝传递信仰的西方人，是想给中国人带来一场思想上的革命。然而，在顺从中国习俗的同时，他们恰恰不得不首先学习领悟中国的哲学。
利玛窦的目光代表了他们早期较为单纯而直接的观察：中国哲学家中最为有名的一位是叫作孔子的人。这位博学的伟人诞生于基督纪元前551年，享年70余岁，他既以著作和授徒，也以自己的身教激励他的同胞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为神圣。
在中国人对祖先崇拜风俗的巨大压力下，一些传教士试图把儒教与基督教调合起来。一部分西方人主张允许中国的基督教掺入祖先崇拜的部分精神营养，但不同教派的传教士却坚决反对。也正是因此，17世纪和18世纪前期，基督徒们对天朝的“礼仪”（ChineseRites）的争议掀起了风暴。
由传教士开启的“天朝”的诠释与想象之旅，在19世纪进入另一个高潮。这期间，不止是传教士，记者、政治家、商人，更多的人蜂拥而至。他们好奇而来，惊奇而奔走、发现、记录、传达，变的是往来的故事和记述方式，而不变的是，“这始终是一个伟大又高贵的民族；他们古老的伦理思想传承至今；中国人在文化和考试教育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的文明比我们的文明更具人性；他们在许多方面都领先于我们……”
西方依旧对天朝想象不断。
经过17、18世纪传教士的铺垫，西方人对天朝的想象变得更加具体。
在伦敦19世纪的杂志《威斯敏特评论》里，关于中国的描述已经不再是几个简单的溢美词汇了：这是个有着悠久历史、辽阔疆土、众多人口的国家。从东到西和由北向南各长1.4万英里的国土上生活着由一个君主统治的三亿多人民。而且据推测，这些居民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保留时间之长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民族。
“尽管中国人不能被称为长相漂亮的人种，他们的表情还算是显得聪明和令人喜欢的。即使中国女人的面相和外型与男人特别相似，她们的面部却毫无表情。中国女人通常被人说得一无是处。她们宽大的脑门、塌塌的鼻子、细长的眼睛被看成是丑陋的特征。中国女人的体型比欧洲女人小，但是是匀称的。”
“人类的历史进程和中国的发展状况并没有呈现出雷同的现象，4000多年来，中国始终保持着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它的管理理论和基本行政机构从未发生过特别重大的变化。”
除此，摄影技术发明前的百余年间，西方人还会通过绘制版画，向自己国家的读者介绍当时依旧很神秘的天朝。版画同时凝聚现场与想象，记载了对于西方人来说颇为细节又陌生的中国。在1873年《伦敦新闻画报》上，帝京的提笼架鸟就成为令西方人感到新奇的街头一景。作为珍贵的史料，这些版画原始地记录了西方人对于土生土长北京老百姓生存状态的观察与理解，而皇庭岁月，城墙、城门的图景，同时成为研究老北京历史和城市格局变化的佐证。然而，并非被记录的即完全真实的。
神秘有时来自西方式想象的自我虚构。即便当时的西洋画师随使团参与正式谒见，也没有可能现场写生，很多画作均为事后默写。在资料极度缺乏的情况下，某些画作的信息来源也会包括一些道听途说的传闻。至于大场面，则多为画师头脑中各种东方元素的无序糅合，在关于中国都城的描绘中，有时甚至出现作为背景的热带植物、古罗马街市和古埃及神庙的影子。文学艺术也成为这一场想象之旅中的重要一站。
那时候西方人的中国观，几乎都是从文化资料的积累中得来的，而西方人自己富有想象力的有关中国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更是直接塑造了很多人对于“天朝”的第一次想象。荷兰诗人冯戴尔（Vondel）用卫匡国的《鞑靼战纪》中的史料写出一个名为《ZungChin》的剧本。法国作家朱迪斯戈提尔出版了叫做《龙的帝国》的法文小说。在西方人自己的观察里，这是第一部以中国为背景，有“似乎真实”的中国情节和中国人物的法文小说。
在波士顿的报纸上，一个欧洲人写的在中国的经历，证明了所有的“似乎真实”是由于西方人的想象方式与讲述角度，使得中国故事显得神奇：
当我向艄公询问我们停泊的渡口在什么方向时，我得到的答案是西北，他说风是东南风。“我们欧洲人就不这么说。”我想他看出了我的惊讶神情，就向我解释了罗盘针的用法。
他说：“这根针指向南方。”
在中国，我遇到了许多我认为是正确，而实际恰好相反的事情，我同意一个朋友的看法：中国人除了地理上跟我们相对外，其他许多事情也跟我们倒着来。
……这片陌生的非常陌生的土地上的一切真让我头晕目眩。
中国人会识别和西方人完全迥异的方向，让他们头晕目眩。更重要的是，那时候西方人还不知道，他们想象中的天朝，本来也正走向令人头晕目眩的方向。